1900年之前，北京的欧美人士数量较少，“外国人可以在使馆、俱乐部、银行和商店范围内活动而不与中国人接触”，再加上“没有官方或个人值得认识的中国人主动光临外国人（洋鬼子）的房子，更不必说使馆了”[1]，在京欧美人士的社会交往几乎仅限于他们内部，基本上与中国人的社区隔绝。因此，在荷兰外交官欧登科的回忆里，19世纪90年代“与中国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曾纪泽（Marquess Tseng）曾是清政府驻伦敦公使，回国后，他致力于将中、外国人连接在一起。除了曾纪泽外，几乎没有中国人能想象在家里接待外国人，虽然有时总理衙门的官员同意在家里接受外国外交官的拜访”[2]。而英国记者吉尔乐（Vanlentine Chirol）也强调了北京中、外人士之间社交障碍的不可逾越性与在京外国人的隔绝感：“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有为了贸易而集结在一起的大型商业社区，与欧洲租界有紧密的联系。但在首都却并非如此，在首都，西洋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稀有且正式的中国官员和少数外国人（绝大部分是外交官）之间的互动。西洋人全都居住在内城的一个小角落里……英国公使馆是一个适宜让人休息的地方，但是这种‘隐居’加剧了隔绝感。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内、外城之间的城门关闭，人们甚至与电报局——唯一的一缕与外界直接交流之光——隔绝了。在漫长的冬季，天津的港口结冰了，信件和旅行者通往欧洲的唯一途径就是乘马或马车南下到扬子江流域，而后水路到上海——这是一段漫长且令人疲倦的旅程。俄国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此时尚未有分线能够抵达满洲，而其在太平洋区域唯一的终点就是海参崴。除非礼节性地在女王生日时到访英国使馆，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不会跨进使馆的大门。使馆馆员同样很少拜访中国官厅，只是公使定期会去‘总理外国事务衙门’。”[3]

1900年之后，北京中外人士的交流规模短期内变化不大，双方还在试探着增加接触，但总的趋势是往增加交流的方向发展。

1912年左右，博雷尔（Henri Borel）曾问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在北京是否适应，外交官回答，“我们感觉生活在这儿跟生活在欧洲没什么差别。我们在这儿有同样来自欧洲的朋友……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中国的东西……如果不是中国仆人，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就在欧洲”[4]。后来成为意大利公使的华蕾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北京各公使馆数量庞大的人员，或文职或武官，使在京的外交生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不管是巴黎、罗马还是伦敦，在其他地方，当一个外交官走出使馆的大门，他会发现他自己身处异国，并且满眼望去，都是那个国家的居民。但是在北京，外交官被他本国人包围，同时，和其他与其相像的其他国人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在自己的‘外交山寨’内生活，与中国人完全隔绝。对于妇女和小孩，如果从卫生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绝大多数的外交官都隔绝于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并对之缺乏同情。”[5]

北京的外交官社交圈，相对于上海或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类似圈子来说，特别注重级别。长居上海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到北京办事时，因为名片的尺寸印得比公使的还要大，美国公使馆三等秘书对其喊道：“你想干什么？难道世界上的麻烦还不够多，难道你不到这儿来引起新的国际复杂局势，我们的外交官就不必艰苦地工作？”卡尔·克劳这才知道，在北京范围狭小的外交圈子里，“你的级别是否高于其他一些人在世界上关系重大，而你的名片的尺寸比良好的举止具有更大的社交的重要性”，并且“按照推测具有民主精神的美国人是这群人中最挑剔的”[6]。北京外交圈对“级别”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名片尺寸上，还表现在席次安排上。卡尔·克劳说，北京外交团“在席次安排问题上，连男仆也是专家”，“男仆会让每一个人正确地入座”[7]。华蕾厌倦了这种固定不变的席次安排，“由于我们的圈子很小，而且我们的相对重要性已经被礼仪固定下来，经常发生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晚宴，坐在你旁边的总是那几个人，我们中有的人光明正大地表示，我们宁愿留在家里”[8]。

根据上述几位欧美人士的回忆，似乎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人士隔绝于中国人的情况仍未有多大改变，其社交网络也仍然沿袭着单一、固定的模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此时的各种条件已与此前大为不同。

第一，《辛丑条约》签订后，在京欧美人士的数量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时的人口构成已不再单纯以外交官和海关总税务司的工作人员为主，从事金融、工商、医药、教育等行业的欧美人士数量大大增加，还有不少欧美人士受雇于中国政府机关。同时，随着欧美侨民数量的增多，他们的居住地已不限于东交民巷使馆区，而是延伸到使馆区周边的中国人社区里。而且，使馆区内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除了中国仆人、受雇于“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的中国籍警察和被庇护的各色政客，六国饭店里也随处可见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和打扮时髦的夫人在享用英国茶和西式点心，或参加外国人举办的舞会和晚宴。

第二，通晓汉语的欧美人士较之前增多。晚清时期，在京的欧美人士中，会说汉语的只有一些传教士、公使馆里的中文秘书以及见习翻译学生。英国公使馆首先在北京实行“见习翻译学生制度”，每一届15～20名，学习期为两年，期满后通过考试确定职位，派驻到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担任领事或领事助理。后来成为驻京英国公使的朱尔典和先后担任厦门、南京英国总领事的许立德都是见习翻译学生出身。后来美国等国家的公使馆也纷纷仿效英国公使馆的做法[9]。1910年，华北协和华语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成立，不仅为外交官、传教士，也为商人、普通的汉语爱好者以及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提供了系统学习汉语的途径。《丰腴年代》的作者美国人乔治·凯特一到北京，就进入该校学习。还有的欧美人士，通过请汉语老师到其住所辅导，来提高汉语水平。举例来说，华蕾早上有一节汉语课，安排在每天早饭后。[10]而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1927年“开始每天上汉语口语课，持续了将近一年”，至1928年仲夏，他的中国话“已相当流利”，“中国朋友成倍增长，对老北平之美的热爱，也逐日加深”[11]。

第三，随着精通外语、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或在教会学校、新式学堂里学习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北京的欧美侨民可顺利交往的中国人增多了。民国建立以后，中国人看待外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渐渐不再像以前一样封闭了。以前是“全体人民，至少是所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避免和欧洲人往来，尽可能不进行任何接触”[12]。而民国以来，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或工商业人士，开始寻求与欧美人士的沟通与合作。

在京欧美人士的社交已不能再用“隔绝”“单一”等词概括了。事实上，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网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并且等级界限也变得模糊了。1919年，北京外国人社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交聚会”，“大约有200人参加”，其中包括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和他的夫人，顾维钧夫人装扮成了杨贵妃的样子来参加这次舞会[13]。

英国人博雷尔作为一个旅游者，曾在其书中写到，“一个繁忙的晚上，（六国饭店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美国人，他给自己营造的氛围好像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后来，我发现他站在游乐场酒吧的吧台后面，他顶多是个酒吧老板。在另一个喝下午茶的场合，一个男人来跟我搭讪，他虽然穿戴得很好，但是看起来仍然很可疑。第二天，我又看见他，只不过这次他是作为赌台管理员出现”[14]。

民国时期，北京欧美社区的社交网络并非均匀地分布、发散，而是形成了围绕多个或大或小的中心而重叠的社交网络。这些中心可以是使馆，也可以是社团，甚至是某个重要人物。但在北京欧美社区中，重要人物也往往以使馆或社团为依托。下文将着重考察以使馆和社团为中心的社交网。因为北京欧美女子社交活动的兴起、兴盛，与以男子为主体的社交活动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单独列出一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