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左右，荷兰作家和记者博雷（Henri Borel）在其书中写道：“当我第一次从六国饭店出发，在东交民巷漫步时，我想我一定是身处在某个欧洲或者美国的小镇，而中国人只是游客而已”，而道路两旁的“大洋行、照相馆、家具店、钢琴店、巨大的银行建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还有圣弥额尔天主堂、小别墅墙外的警卫室、士兵守卫的各国公使馆”等，都让他应接不暇[108]。

1914年，北洋政府绘制《北京四郊详图》时，将“王府大街”截成三段，而其南段改称王府井大街。1934年，据《北平商会会员录》的记载，王府井大街“正式参加商会的中外商号共一百三十六家。外商开办的有：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以经营钟表、钻石、金银器皿为主的亨达利洋行；以经营绸呢绒、鞋帽为主的新华洋行、力古洋行；以经营高级衣料、衬衣、妇女用品、装饰品为主的吴鲁生洋行、福隆洋行；以经营机器、电机、化学药品和批发电料、理发器具为主的慎昌洋行、西门子洋行；经营拍卖业务的品德洋行、恒顺洋行；以及垄断华北地区‘洋油’贸易的德士古洋行、美孚洋行等”[109]。

北京并不是通商口岸，金融贸易也不如上海活跃。但是，晚清民国时期，外国人的存在，为东交民巷使馆区及附近的王府井大街增添了欧美金融贸易及现代经济色彩。更重要的是，“这些外国经济势力控制了北京的金融事业和大部分进口贸易”[110]，东交民巷和王府井大街由此成为北京的金融贸易中心。

一、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

晚清民国时期，除了各国使馆以外，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形形色色的外国银行了。

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是最早进入北京的外国银行，于1886年在北京设立分号[111]。1900年之后，在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多了起来，主要有与汇丰银行同为英国资本的麦加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等。其中，为了攫取更多的特权，有些银行名义上是“中外合资”，实际上中国资本所占的比例很小，各项决定权都掌握在外人手上。中法实业银行，在法国注册，总行设在巴黎，北洋政府只是认购三分之一资本，该银行就被赋予了发行纸币之权[112]。如下表所示，当时外国银行主要分布在东交民巷及其附近地区。

表2.4 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外国银行表[113]

在华的外国银行，特别是像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这样的大银行，除设有存取款等银行一般业务外，其主要业务还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保管关税、盐税，代付中国政府的外债和赔款。根据1912年中国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关系尤深之各银行，即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应作为上海存管海关税项之处”[114]。后由于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及1926年道胜银行宣告破产清理等原因，东方汇理、横滨正金等银行亦成为关税和盐税的存管银行。 这样，数额庞大的关税、盐税现金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外国银行。同时，在代付中国政府给欧美、日本各国的外债和赔款时，这些银行还可以从外汇兑换中获利。

图2.2 20世纪20年代北京银行、市场、工厂分布图[115]

第二，为中国政府的各项实业、工程或其他紧急事项提供贷款。民国时期，中国政府财政紧张，往往向外国银行团贷款以发展实业或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如铁路贷款、矿业贷款等。一些外国银行投资创办了相关公司，专门负责对华投资及贷款。如汇丰银行联合怡和洋行等出资开办“中英银公司”（Anglo-Chinese Trading Co.），本部在伦敦，先后在北京和上海设代表处，以更好地经营对华铁路贷款及铁路建设事业。此外，“中英银公司”还资助从事对华路况投资的“福公司”（Pekin Syndicate，Ltd.），间接投资矿业[116]。此外，遇到灾荒等紧急情况，临时需要大笔款项，中国政府亦会寻求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贷款援助。比如，1917年，直隶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遭受洪灾，大约300万人流离失所，为了赈灾，北洋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300万元[117]。

第三，办理外汇业务。就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来说，“外国汇兑，各银行专营之者甚少，其重心咸在东交民巷各外银行，各外银行之中，又以汇丰银行为首，盖汇丰银行资格最老，居远东金融之首席……每日该行根据上海行市电报，开出各汇牌价，各银行皆据之以为买卖汇票之标准。同时，并公布大条银货期现两种价格及英美、英法、英比、英日各种汇价，以资参考。其外汇种类，一曰英汇，二曰美汇，三曰法汇，四曰东汇”[118]。银行所控制的外汇业务量越大，它从中赚取的利润越多，其地位也就越发稳固。只外汇业务一项来说，外国银行便具有中国银行不可匹敌的优势。

第四，发行钞票。虽然中国政府除少数银行外从未承认其他外国银行有发行钞票的权利，但许多外国银行仍然凭借其治外法权地位在华发行钞票。以规模较小的华比银行为例，1910年，在华纸币发行额为911402法郎；1912年，为1241753法郎；1921年，为1546976法郎；1927年，为14026746法郎；1935年，为1799366法郎[119]。费维恺估计，“1916年中国流通的外国钞票的总值，几乎与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钞票数相等”。

因为具有特权地位，在北京外交使团和列强的支持下，外国银行掌握大量的“关余”“盐余”和贷款，几乎完全操控了国际汇兑并且发行钞票，结果清末民初“中国金融市场就为外国银行所垄断了”[120]。而这些银行的成功，保证了其本国在华商人能够在资金方面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支持，进而促进了本国对华贸易的繁荣。美国商人、新闻从业者卡尔·克劳在感慨美国在华的银行机构仍“无足轻重”时说，“直到美国银行强大到足以与其他国家的银行平起平坐，美国贸易才开始繁荣”[12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外国银行虽然“丧失了某些特权”，中国银行后来居上了，但是，“外国银行在对外贸易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22]。

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大多都有自己独立且颇为壮观的大楼，用于办公的同时也为自己银行的职员提供住宿。其中，1910年由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Ltd.）设计建造、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东方汇理银行大楼最让人过目不忘：走廊将主楼和配楼连通，主楼一楼是宽敞的银行办公大厅，二楼是经理的私人办公区，三楼则用于休闲娱乐，配楼是员工宿舍[123]。

北京外国银行的银行家们也是一群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们代表银行直接与北京外交使团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不仅需要金融、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善于与人沟通。比如，1891—1924年间任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的熙礼尔（Edward Guy Hillier），虽然1896年双目失明，仍“经手了汇丰银行从1895年到民国成立后借给中国政府的款项”。1913年，他又“代表英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签订善后借款”[124]。因此，熙礼尔被“公认为是通晓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财政、经济行事方式的第一专家”[125]。

有意思的是，北京的各外国银行虽然所属国籍不同，但它们的节假日是一致的，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节日，它们都统一放假。以1926年来说，北京外国银行的假期表如下。

“新年节”放假2天，“春节”5天，“耶稣复活节”4天，“圣灵降临节”1天，“端午节”1天，“夏节”2天，“美国独立日”1天，“法国独立日”1天，“秋假”3天，“中秋节”1天，“双十节”1天，“耶稣圣诞节”3天。此外，北京春秋两季赛马期，外国银行亦均停业。[126]

二、大小洋行聚集

欧美商人来到北京后，将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的王府井大街等区域，打造成了北京的经济、贸易中心。

1874年左右，丹麦人基尔鲁夫（Kierulff）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旁边开办了一个专卖外国商品的小商店，这是北京开设的第一家外国商店。那时，“中国人非常反对在北京开设外国商店，因北京不是通商口岸，不允许进行外国贸易。使馆人员要求开一个能买到他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中国人后来让步了”，而且，接踵而来的中国王公贵族让基尔鲁夫发了财[127]。

到了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其附近为外国侨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外国洋行繁盛起来，如经营呢绒西服洋货鞋帽的万隆洋行、增茂洋行，贩卖酒与罐头的大丰洋行、维利勾那洋行，出售马鞍及乘马所用各种皮制零件的骏利洋行等[128]。

根据1931年北平社会局的调查，当时在北京由外国人经营的商行，已发展到78家[129]。而这些外国洋行，特别是大洋行，不仅为外国人提供服务，还将商品卖给中国顾客，甚至在许多领域，垄断了北京及其周边的市场。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国怡和洋行，专门销售英国的重工业产品；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洋行，同英国的亚细亚洋行一起，垄断了北京的石油产品市场；此外，“设于甘雨胡同的英商邓禄普洋行，垄断了轮胎、胶鞋、皮带等橡胶制品的市场；设于东长安街的美商美丰洋行和煤渣胡同的公懋洋行，专门推销他们的福特牌和别克牌汽车；设于东交民巷的法商大丰洋行，以高昂的价格推销法国的名酒和食品罐头；设于灯市口的德商西门子洋行，垄断了各种电机和电器用品的市场；设于前门大街的日商信昌洋行，是北京倾销仁丹的总发行所。北京市场上驰名的卜内门碱面、胜家牌缝纫机、僧帽牌自行车，西姆牌钟表以及西药、蜡烛、火柴、燃料、器皿等也大都由外国洋行垄断销售”[130]。

一般来说，因其本国工商业优势不同，不同国家的洋行，主打不同的商品，北平社会局的调查将之概括为：“普通服用之物，以英货为最多；钟表化妆品及女子服饰用具，以法货为最多；钢与机器及颜料，以德货为最多；汽车汽油，以美货为最多；纸张玻璃及糖与面粉，以日货为最多，而面粉又多系美国出品，由日商转售。”[131]

图2.3 1919年10月31日英文《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上，慎晶洋行的“油毛毡”广告

图2.4 1916年9月21日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的一个广告版面，刊登了合隆洋行、美丰洋行、怡和洋行、克喴洋行、利华药房等的广告，还有一则“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要求汽车在使馆区内减速慢行的通知

表2.5 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洋行[132]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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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的外国大洋行大多属于分号、支行性质，“其营业以定货为重，现货无几”[133]。除此之外，东交民巷使馆区、王府井大街及其附近区域还分布着许多由欧美侨民个体经营的小洋行。比如，原设在王府井大街、后迁往台基厂的巴利商行（Maison de Paris），由在平汉铁路工作的法国人巴加利尼（E.M.Pasqualini）开办，专门采运香水、香皂、冷霜、美容液等法国化妆用品以及玩具、服饰、针线杂货，有时还雇用“跑外者”向各店批发[134]。也有一大批华商参与外国商品的经营，只要“熟悉某地某公司某厂某货情形，或于某国有可委托之人，随时直接向西洋订货。所有订货方法，或由邮包，或由外国银行，均货款两交，颇称便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欧美洋行并非仅仅经营外国商品，还利用北京民间有大量的文物、古玩、工艺品之便，以十分便宜的价格收购并出口、转卖国外。因此，“英、美、德、日、法等国洋行的商人，成为北京两百多家古玩店和古绣庄的主要主顾”[135]。比如，“美商先宁之收集古玩、美商费特尔公司之收买地毯、美商文达之兼收玩具”[136]等。

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之后，日本洋行及商品霸占了北平的市场。欧美商人或回国或迁往天津等地，北京的欧美洋行出现萎缩。1945年之后，美国商人卷土重来，北平的洋市场成为美国商品的天下。时至今日，东交民巷外国银行汇集的景象虽已不再，但王府井大街仍不乏欧美商品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