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圣钦明

承明元年（476年）文明太后冯氏第二次临朝听政[2]，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为止，北魏社会呈现为“二圣钦明”的政治局面。

所谓二圣，是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合称。“二圣钦明”见于《魏书》卷54《高闾传》中，高闾在一篇表文中赞颂太和年间的盛世局面道：

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稽考旧章。[3]

对于二圣的赞颂，屡屡见于相关的文献。例如，《魏书》卷60《程骏传》记载，沙门法秀谋逆被镇压之后程骏上《庆国颂》十六章，颂词曰：“宪章刑律，五秩犹轻。于穆二圣，仁等春生。”[4]又如，《魏书》卷62《李彪传》记载，李彪上呈孝文帝的表文中有所谓“二圣躬行俭素”“二圣哀矜罪辜”“二圣清简风俗”，三度出现盛情称颂二圣之语。[5]

二圣钦明的局面是得到当时社会认可的。在北魏国都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郊云冈石窟群中出现的二佛并坐佛龛，就是对于世俗政治中“二圣钦明”格局的映照。殷宪先生认为：“这种二佛并坐的佛龛都应当是太和年间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共同主政时期的作品。”[6]所谓二佛并坐，就是在一个圆拱龛中并坐两尊佛像。二佛并坐佛龛，在《妙法莲华经》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但是在其他石窟群中却属罕见，只是在云冈石窟群中为数较多。[7]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上层的二佛并坐造像之下有一段题记，文字中分明有“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等语。这段题记书写的时间是“太和七年岁在癸亥八月卅日（公元483年10月17日）”[8]，正属于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期间。种种迹象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二佛并坐佛龛具有象征“二圣钦明”局面的意味。

不过，“二圣钦明”仅为北魏政坛的表象，这种强烈渲染的真正意义在于突出文明太后这一圣，而非孝文帝那一圣。诚如殷宪先生指出的那样：“说太后与皇帝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太后的地位。”[9]在刻意强调的“二圣钦明”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并不和谐的真相。《魏书》卷58《杨播附弟杨椿传》记载，杨椿归老之时告诫子孙道：

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孝文帝）左右。吾与（弟）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瞋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当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非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是以不敢言。”于后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10]

在杨椿的言语之中，明显地暴露出二圣之间的猜嫌。而《魏书》卷13《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以下简称为《冯氏传》）则将二圣之间的隔阂表述得更加露骨：

自（文明）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11]

由此看来，所谓“二圣钦明”的表象，其实掩盖着文明太后一圣专政的真相。

按照临朝听政的制度，文明太后可以出现在朝廷，面临众臣晓示懿旨。然而，身为妇女仍有诸多不便，在理政方面难以亲力亲为，所以她采取了依赖宠信之臣的方式。于是，宠臣就成为文明太后控制政局的代理人。在文明太后的宠臣之中，地位显赫者先是王叡，后有李沖。二者相比，王叡更得宠信，自承明元年起到太和五年（481年）止，他与文明太后勾结成为一前一后的双簧专制形式，执掌北魏政坛中枢，叱咤风云六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