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三项全能的标准，司马迁树立起“法天则地”的黄帝。他不仅要以黄帝作为当朝天子的楷模，而且意欲“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将黄帝推广成为永久传承的榜样。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司马迁采用了将黄帝祖宗化的办法。读《五帝本纪》之末“太史公曰”可知，司马迁这样做是因为受到《帝系姓》的启发。

顾颉刚先生曾经将《帝系姓》所述世系仔细排列成表，使人一目了然，但也因此发现了《帝系姓》的片面。他指出：

看此表，可知《帝系》独详于高阳一系，高阳系中又独详于楚之一系。意者此篇是楚之谱牒乎？抑作者据楚之谱牒而缘饰之以成书乎？“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的一个观念，即由此篇来。在此表中，楚与虞之世系特久，虞十世，楚十世外（舜为颛顼族，楚为高阳族，虞与楚合，故颛顼与高阳合）。叙述母系者，以楚系为最详，其他惟尧、舜、禹及稷、契、启、挚等著名人物耳。……《帝系》篇不及炎帝，亦不及少皞。[67]

《帝系姓》的片面有二：其一，独详于华夏以外的楚系；其二，不及炎帝和少皞。针对其一，司马迁将《史记》所列本纪、世家大多归为黄帝后裔，使得黄帝名下世系不再独详一系。经此推广，黄帝成为诸王与诸侯众家的祖先，其重点不再在楚，转而在于华夏。于是，在华夏的传统中黄帝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祖宗崇拜遂与中原的社会政治结合一致。至于其二，则正合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宗旨，因为在他的历史系统中本来就没有炎帝和少皞的位置。炎帝虽然早于黄帝，却是被黄帝打败的英雄，司马迁要树立的是开天辟地的帝王，炎帝就只能被排除在五帝之外了。

祖宗化的办法在司马迁笔下得到充分发挥，他在《帝系姓》的基础上，将以黄帝为祖先的观念整理成为富有条理的世系，以此体现他的历史系统。而这样的世系，是既有纲领又有要目的。

司马迁世系布局的纲领，体现于《五帝本纪》。黄帝在五帝之中占据最为突出的地位，不仅由于时代上最古老，而且因为其他四帝都是他的子孙。颛顼是黄帝之孙，其父昌意是黄帝正妃西陵之女嫘祖的次子；帝喾是黄帝曾孙，其祖父玄嚣是嫘祖的长子；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而舜的六世祖为颛顼，他是黄帝的八世孙。[68]按照这样的编排，所谓五帝的血统，全都出自于黄帝的嫡系子孙。

司马迁世系布局的要目，体现于《三代世表》。所谓三代，虽然指夏、殷、周而言，但是表中并不仅仅排列三代世系，而是往上追溯至黄帝，往下延续及西周共和以前封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十一诸侯。在《三代世表》中，司马迁创造了一种强调血统的语言格式，表述为“某属+某生”。比如，夏的血统，被表述为“夏属，黄帝生昌意”。其意为，夏属于黄帝之子昌意后代中的一支。通过这样的语言格式，司马迁将上古到先秦的诸王与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特别是他们同属于黄帝后裔的特点，鲜明地凸显出来。

正是以《五帝本纪》为纲领，以《三代世表》为要目，司马迁为世人编织了一张硕大的网络。缔结这张体现历史体系网络的纽带则是血脉。继《三代世表》之后，司马迁又在《史记》中编撰了第14卷《十二诸侯年表》、第15卷《六国年表》、第16卷《秦楚之际月表》、第17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18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9卷《惠景间侯者年表》、第20卷《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21卷《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22卷《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九表。除第16卷与第22卷之外，各卷都是以血脉为纽带编织的网络，它们可以看作《三代世表》的延续与补充。东汉的学问家应劭对此有精到的概括：

有本则纪，有家则代，有年则表，有名则传。[69]

纪、代、表、传分明，纲举而目张，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完成，这就是本文第一节中谈论过的司马迁的历史体系。

为了让人们相信《三代世表》中的血缘关系，司马迁还在相应的本纪和世家中继续强调列朝诸王与诸侯均为黄帝后裔的观念。这种强调血脉的语言，均出现在本纪和世家之首，具体表现为追溯先世的词句，从而形成《史记》体例的固定格式。这样的体例也显示出森严的等级，因为透过相应的内容可以看到列朝诸王、诸侯与黄帝的血缘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别。并且，按照亲疏之别，可以将《史记》中的诸王与诸侯大体划分为三个层次。

处于第一层次者，是所谓在血缘关系上最接近黄帝的颛顼、帝喾、尧、舜四帝，以及夏、殷、周的先祖禹、契、后稷。禹是颛顼之孙，为黄帝玄孙；契与后稷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都是帝喾之子，也为黄帝玄孙。[70]这正是应劭所说的“有本则纪”。

其外第二层次，列有众多诸侯，他们的血缘都与第一层次中的帝王相连，因此也与黄帝血脉相通。如，楚人的祖先出自颛顼，陈胡公满是舜的后裔，杞东楼公是禹的后裔；又如，宋微子开是殷朝帝乙之首子、纣之庶兄，与契血脉相连；还如，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叔，鲁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卫康叔封都是周武王之弟，晋国祖先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郑桓公友是周厉王少子、周宣王庶弟，这些诸侯都与后稷血脉相连。[71]上述均应了应劭所说的“有家则代”。

再外第三层次，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多数被列为《史记》的世家，但是与黄帝的血缘关系比较含混。这个层次中有不少是所谓与周同姓的诸侯，如燕召公奭与周同姓姬氏；又如魏之先为毕公高之后，而毕公高与周同姓，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再如韩之先与周同姓姬氏，其苗裔事晋而封于韩原。[72]然而，这些诸侯或者道不明始祖，或者难以厘清世系的脉络，虽然有所谓与周同姓的说法，但是血缘显然甚为疏远，他们与黄帝的关系是勉强关联上的。除了以父系为纽带与黄帝接上关系者，还出现了以黄帝为母族的情况。例如，《史记》卷5《秦本纪》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73]

秦人的祖先虽然号称为颛顼的苗裔，但对于大业而言，黄帝系统是其外家。由此再去推导，黄帝系统还应该是赵人的外家，因为“赵氏之先与秦共祖”。[74]

按照如此牵强附会的逻辑，华夏各姓氏就大多可以在司马迁编织的血脉网络上找到相应的位置，甚至处于边缘地带的异族也都可以挂到这张网络上。例如，《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记载：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75]

越人“文身断发”，风俗与华夏迥异，却被视为少康的后代，得以奉守夏禹之祀。同样被安排为夏后氏苗裔的还有匈奴，《史记》卷110《匈奴传》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76]

匈奴的血缘也能与夏人沟通，这真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唐代学者司马贞却拥护这样的说法，他在该条之下做索隐，居然还为此找到若干依据：

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77]

从司马迁到司马贞关于匈奴血缘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在民族关系的处理方面却具有积极的意义。

分析上述血脉网络，不难发现三个特点：其一，按照司马迁的模式，诸王与诸侯乃至庶民百姓，或者能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可以通过与某个支系挂钩而攀接到网络上面。例如，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田氏，原非周初所封诸侯，其祖先田完本系陈氏，陈氏为舜之后裔，而舜为黄帝八世孙，因此田氏也就成为黄帝的后裔。[78]其二，按照司马迁的逻辑，这张血脉网络具有蔓延的性质。例如，越王勾践得以奉守禹之祀，那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也都成了夏的后代，因为“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79]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司马迁的布局，为后世陆续进入大中华区域内的各族留下了入围的空间。在作为《黄帝本纪》结尾的第三部分中，记录了黄帝身后的世系，声称：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关于这十四位得姓者，已经难辨清楚；至于另有十一位未得姓者，就更加无从考证。[80]既然难辨清楚或者无从考证，就留下了填空的余地。

总之，在司马迁编织的血脉网络上，黄帝高踞在顶端，他既是颛顼、帝喾、尧、舜四帝的祖先，又是夏、商、周三代诸王以及众诸侯的祖先；不仅如此，他还被推广成为后世所有帝王及诸侯的祖先，乃至庶民百姓的祖先。以血脉作为维系华夏一统的办法并非司马迁的原创，其发明至迟应该归于春秋战国间的《帝系姓》；将这样的观念整编成为有条理的世系，从而提升、放大和推广黄帝的历史形象，这才是司马迁的历史贡献。上引顾颉刚指出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的一个观念，即由此篇（指《帝系姓》）来”，这是讲到黄帝问题的根源上了。毋庸置疑，将黄帝视为祖先的观念，应该源于战国之前，决非如孙隆基先生所说的那样，“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不过，司马迁的血脉网络并不能够网罗一切，也有难以与之挂钩的诸侯。《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81]

吕尚本姓姜氏，他的祖先为禹之佐臣，后来受封于吕。可见，早期的姜姓部落并不属于夏人的血脉，只是后来才加入以夏人为首的部落联盟的。在该条史料之下，司马贞做索隐引谯周曰：

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吕尚其后也。[82]

吕尚编不进司马迁的血脉网络，原因在于姜氏是炎帝的后裔，而炎帝时代比黄帝时代更早。姜姓齐国在春秋时期地位重要，在《史记》的世家中排名第二，却与司马迁的血脉网络格格不入。这确实令人遗憾，好在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

由于存在例外和牵强的现象，司马迁将黄帝供奉为华夏祖先的做法并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后世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质疑，甚至表示反对。

西汉元成年间博士褚少孙努力整理司马迁的著述，为弥补《史记》的缺失做过贡献。褚少孙就曾因黄帝始祖之说遇到质疑，为此他以问答的形式将自己的看法附在《三代世表》之后。在答疑之中，褚少孙试图以天命之说维护舜及夏、商、周三代与黄帝之间的血缘承续关系，他在发表大段的议论之后强调：

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然后，褚少孙又引述蜀王、霍光事例，欲为“黄帝后世王天下之久远”寻求解释：

《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

褚少孙所做的辩解显然难以自圆，因此受到司马贞的严正批驳：

褚先生盖腐儒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证何事？而言之不经，芜秽正史。[83]

褚少孙试图以天命论为黄帝始祖之说辩护，自然难以令人信服。不过，司马贞以“腐儒”斥之似乎并不妥当，因为黄帝始祖之说本身就存有许多漏洞，责任应该由《帝系姓》的作者和司马迁承担。

站在与褚少孙对立的立场上，东汉思想家王充客观地指出了黄帝始祖之说的自相矛盾：

《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秉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84]

王充认为造成“误是非之言”的原因是司马迁“兼纪不别”，这是合乎逻辑的。至于他批评“浴于川”和“出于野”为“违尊贵之节”，则是以后世礼仪看待上古风俗，就难免失于偏颇了。

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为《汉书》，它是经由东汉的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合作完成的。《汉书》的作者对于司马迁追溯祖宗的做法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具体运用于为汉家天子寻根上，这是司马迁当初没有做过的。《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文末有“赞曰”：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自然之应，得天统矣。[85]

刘邦祖籍沛县丰邑，父母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平民。然而，《汉书》的作者却兜了很大的一个圈子，总算将汉室的祖先攀附到唐尧名下，归位于黄帝后裔。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表明刘家得天下乃“自然之应”。

《汉书》的作者虽然仿效《史记》而强调血统，但是对于独尊黄帝为华夏始祖的做法却不赞成。与《史记》的体例不同，《汉书》不是通史，而是专述西汉一代的断代史书，本无讨论上古人物的必要。然而，《汉书》的作者偏要对西汉以前人物加以评价。《汉书》卷20《古今人表》就一直追溯到上古，网罗了众多人物，并将他们区分成圣人、仁人、智人及愚人，排列为上上至下下九等。在《古今人表》之中，黄帝虽然被排在上上之列，但是他的地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黄帝并非唯一的圣人，在他之前还有太昊帝宓羲氏和炎帝神农氏[86]。可见，《史记》与《汉书》对于上古时代的理解并不相同。司马迁能够“毅然”划清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从而确立中国通史的上限；《汉书》的作者却割舍不掉宓羲氏等传说人物，对于上古的看法就只能陷入混沌状态。

东汉科学家张衡也是坚决反对司马迁“独载五帝”的。在《后汉书》卷59《张衡传》“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条下，李贤等注曰：

《衡集》其略曰：“《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87]

张衡同样割舍不掉宓戏氏与神农氏等传说人物，由此也可以反衬出司马迁的决断是多么有眼光与勇气。

不过，王充、张衡与班彪家族都是学术精英，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汉学界的观念，他们的意见对于司马迁“独载五帝”的做法造成了强大冲击，其影响颇为深远。所以，直到唐朝中期，司马贞还对司马迁割弃黄帝以前人物感到不平，终于按捺不住，而为《史记》作补，撰成《三皇本纪》。[88]

在众多的批评之中，清代学者崔述的考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他从根本上反对血统之说，而不再拘执于独尊与并录之争。他在《唐虞考信录》卷一中指出，五帝之间并非倚赖血缘相继承：

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借于先业也。若尧不借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宓）羲、（神）农、黄帝又何所借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于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89]

五帝嫡传既然不可能，黄帝为华夏芸芸众生的单传始祖之说自然难以成立。崔述的这番考据，如今已成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他所处的清代，却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崔述的考据为现代疑古派着了先鞭，顾颉刚正是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司马迁将黄帝供奉为华夏独尊的祖先确实是牵强的做法，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应该承认，司马迁努力弘扬黄帝是极有远见的举动。独尊黄帝的说法后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一元一体理论，与此相对，“并录”之说则趋向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雏形。虽然相对而言后者较为合理，但是前者在凝聚民族关系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司马迁的历史体系终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宗，尽管屡受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但是其影响历久而不衰。后世治史者大多数还是遵奉《史记》为圭臬的，其中对于司马迁的精神领悟至深者是北齐史家魏收。魏收撰写的《魏书》，是一部专门记述拓跋魏诸朝历史的著作，在传统的中华正史中属于断代史书。然而，《魏书》与《史记》具有相同之处：《史记》虽然以西汉王朝的历史为重点，但是记述了西汉以前自上古至秦的史实；《魏书》虽然以拓跋魏诸朝历史为重点，但是记述了北魏以前自嘎仙洞至拓跋代国的史实。既然与《史记》有相同的特点，《魏书》也就可以看成为一部通史；所区别者，它不是华夏的通史，而是拓跋氏的通史。

《魏书》的通史性质，不仅贯穿于若干纪传与书志对于往古的追溯上，而且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序纪》中。与《史记》以《黄帝本纪》为开篇一致，《序纪》竟然也是以黄帝张本的。请看：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90]

这段不足二百的文字，将拓跋氏的祖先与五帝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一，拓跋氏的初祖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少子，亦即黄帝之孙；其二，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经加入尧的部落联盟，并为驱逐女魃出过力；其三，始均还受过帝舜的嘉奖，被命为田祖；其四，“拓跋”二字意译为“后土”，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通。归纳这四点的中心思想，就是表明拓跋氏系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并在早期一直与五帝诸部落有所联系。这样，就为拓跋氏与黄帝直接挂钩提供了依据。

不过，令史家为难的是，在中原早期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拓跋氏的相应记载。为了消除疑问，《序纪》做了三点解释：其一，拓跋氏“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其早期情况自然不会见于中原早期文献；其二，拓跋氏的历史是“人相传授”的，言外之意，拓跋氏与黄帝的关系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在本部之内不见得没有说头；其三，从三代到秦汉诸朝，匈奴等族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并没有参与，所以就“载籍无闻”。尤其是第三点解释，不仅看似合理，而且还有向中州表示友好的意味，令人在感情上乐于接受。

上述三点解释看似合理合情，却经不住推敲。由于没有扎实的史料依据，《序纪》之中追记拓跋氏祖先的内容很难让人感到踏实可靠。作为编辑拓跋历史的史家，魏收也未尝不会察觉拓跋早期历史中充斥了牵强附会的成分。但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意图，他却偏要努力将拓跋氏填入司马迁血脉网络之中早已预留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在《序纪》之中已经写得很明白，就在昌意的名下。

昌意为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黄帝本纪》的记载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至于昌意生了多少个儿子，昌意少子为谁，却没有确切的记录，这就只好听任魏收的编撰了。于是，通过所谓昌意少子的传说，魏收就将拓跋氏的初祖设定成了黄帝的后代。魏收能够做这样的设定，好像蛮有道理：首先，《史记》之中有众多先例可循，不少姓氏可以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攀接到与黄帝血脉相连的网络上面，拓跋氏何以不能径直挂到昌意少子的名下？其次，拓跋氏虽然为北方射猎部落，但是越王得以奉守禹之祀，匈奴亦可当作夏后氏之苗裔，拓跋氏何以不能成为黄帝的后代？

虽然在《魏书》中有与《五帝本纪》相照应的《序纪》，但是魏收并未编写与《史记·三代世表》相应的世表。不过，在《魏书》卷113《官氏志》下特设有《姓氏志》，它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世表的作用。于是，魏收就以《序纪》为纲领，以《姓氏志》为要目，也像司马迁那样，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血脉网络。这张网络普遍地联系着北朝的部族，它的核心则是拓跋氏。

《序纪》是魏收编织的血脉网络的纲领，它贯穿着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发展的线索。关于这条线索，在始均之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起点是成帝毛，此时拓跋氏尚在大鲜卑山一带从事“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是献帝邻，此时拓跋氏“始居匈奴之故地”；第三个阶段的起点是神元帝力微，此时拓跋氏已“迁于定襄之盛乐”。[91]上述三个阶段的出现，表明拓跋氏经历了三次大的部落迁徙事件。而拓跋氏的历次迁徙，又都与其部落组织的大规模整顿同步，具体内容则反映在《姓氏志》中。

《姓氏志》是魏收编织的血脉网络的要目，它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部落联盟内外姓氏演变的情况。在以成帝毛为起点的第一阶段，拓跋氏诸部分化成为九十九姓。这是部落组织繁衍的时期。[92]在以献帝邻为起点的第二阶段，拓跋氏进入匈奴故地，于是“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以此适应辽阔大草原的新鲜环境；随后，每支国人又“兼并他国”，从而形成“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的状态。这是拓跋本部发展的时期。[93]在以神元帝力微为起点的第三阶段，拓跋氏以盛乐为中心组建成为强大的部落联盟。该联盟广泛地接纳草原游牧部落，形成“余部诸姓内入”的兴旺局面。这是拓跋氏诸部族的发达时期。[94]此后，以拓跋氏为核心的诸部族虽然历经兴衰曲折，但是其部落联盟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北魏建国之前。

北魏建国之际，开国皇帝道武帝采用离散诸部措施，陆续将游牧部落民收纳，并且整编成为其封建统治下的编民。这些编民中的大多数被安顿在国都平城附近，实行“分土定居”。[95]孝文帝迁都之际，平城附近的多数编民随同拓跋氏政权进入新都洛阳附近。虽然屡经迁徙，但是由于经历过封建化的整编，原部落民姓氏的归属已经相对稳定，这就为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奠定了基础。

将《序纪》与《姓氏志》相对照，就能纲举目张，看清楚魏收编织的这张庞大网络，它已将北朝各游牧部落尽量纳入。同时也就不难发现，像司马迁笔下的诸王与诸侯那样，魏收笔下的北朝部落姓氏也是依照其与拓跋氏关系的亲疏划分为三个层次的。第一层次共有十姓，它们是因献帝邻“七分国人”而分裂形成的姓氏，包括献帝邻代表的拓跋帝室，献帝兄纥骨氏、普氏和拔拔氏，献帝弟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和系俟亥氏，献帝叔父之胤乙旃氏，以及疏属车焜氏。[96]在十姓之间，坚持所谓“百世不通婚”的状态，严格地遵守父系血统的界限，维护着拓跋氏的嫡系传统，以显示其最为高贵的身份。在太和年间之前，只有这十姓贵族才能参与“国之丧葬祠礼”。第二层次共有七十五姓，是神元帝力微之际“余部诸姓内入者”。它们最初与拓跋氏并无血缘关系，是陆续加入部落联盟的外姓。[97]第三层次包括三十五姓，它们按照东方、南方、次南、西方与北方等方位分布在拓跋部落联盟的周围，与拓跋氏保持所谓“岁时朝贡”式的关系。[98]

上述三个层次是递进地形成的，是由拓跋氏的发展过程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先后对应着上述拓跋氏发展史上的繁衍、发展和发达三个时期。由这三个层次的姓氏结成了等级分明的网络格局，其下层为四方诸部，中层是内入诸姓，上层即帝室十姓。这样的层次划分，虽然比较粗糙，却反映了拓跋部落联盟分化与重组的历史状况。

拓跋氏部落联盟不断地分化与重组的影响是弥久的。因此，直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定姓族之际仍然要强调层次分明的观念，使得区分姓氏的高低成为姓氏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姓氏志》中，记载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下达的布置定姓族工作的诏书。按照诏书的规定，姓氏的尊卑是井然有序的。其中最尊贵的，当然就是帝室十姓。在帝室十姓之下，有所谓“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八姓；自此八姓以下，再依具体标准划分为姓和族。

孝文帝姓氏改革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在北人姓族与华夏姓族之间进行比照。上述太和十九年诏书宣称：

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据《资治通鉴》中的相应记载，该诏书中的所谓四姓指汉族的高门四姓，为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乃是北方门阀士族中的最高门第。[99]诏书中将北人高层的八姓与汉族最高门第的四姓列为同等级别，从表面上看一视同仁地突出了北族与华夏的高等门第，实质上则将它们全都置于帝室十姓之下。这样一来，帝室十姓，尤其是其核心拓跋氏，就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包括部落姓氏与华夏姓氏在内的北朝各族的顶巅。族权与政权结合起来，北魏皇帝成为傲视一切的权威。

孝文帝姓氏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包括拓跋氏在内的部落姓氏改成为汉姓。历来围绕拓跋氏改汉姓问题的讨论颇多，虽然见仁见智，但是认为这项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要看到，与评定姓族的高下相比，随后开展的将部落姓氏改为汉姓的运动是一项更加深刻地触动民族心理的浩大工程。在推行该项改革期间，必然会遇到来自诸多方面尤其是原部落民的强烈抗拒。对此，作为姓氏改革的推行者，孝文帝是充分地预感到了的，所以他将定姓族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细致。太和十九年诏书中宣称：

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账，送门下以闻。[100]

孝文帝的布置是周到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目的是要达到“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而其中的至为关键处，则是“送门下以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定姓族的终审权被孝文帝牢牢抓在手中，既保障了定姓族运动的成功，又为其后改汉姓运动奠定了基础。

孝文帝的姓氏改革，特别是改汉姓运动，已经将部落的新旧姓族梳理得十分清晰，客观上为魏收撰写《姓氏志》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且，生活在孝文帝时代之后不久的魏收，也自然能够感受到拓跋氏统下各部族改汉姓运动的强烈脉冲，所以这场运动必定会成为他编撰《姓氏志》时重点反映的内容。于是，在各部族姓氏之下标注汉姓也就成为《姓氏志》的显著特征。

现在回过头来就可以看出，与司马迁的网络相同，魏收编织的网络也充分利用了血缘关系。显然，在其中处于第一层次的帝室十姓，都是拓跋氏的血脉分支。但是，在魏收网络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中所列的部落，则与拓跋氏没有明显的血缘关系。不过，在《姓氏志》中，不仅逐一列出一百二十个部落姓氏的旧姓，而且标明了各自新改的汉姓。这样一来，众多部落姓氏之间似乎都由血脉潜在地沟通起来了，因为大多数的汉姓都已被列为黄帝的后裔。于是，通过汉姓的标示，原来并无血缘关系的诸种部落竟然被血脉纽带系牢在一起，并且都被挂到魏收的网络上面。而且，通过汉姓的标示，魏收的网络又可以全部挂到司马迁的网络之上。换而言之，魏收的网络就与司马迁的网络合并成为一张更大的网络，这张更大的网络遂将北朝各族，包括新改成汉姓的部落姓氏与华夏旧有的诸姓氏，统统归纳成为一体。于是，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或者叔侄，全都成为黄帝的后裔。

魏收生活在东魏北齐之际，此时部落贵族势力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却敢于公然编织意味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网络，那是因为这张网络体现着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意味着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改革竟然是由拓跋氏统治者主动发起的。更加耐人寻味的事情是，孝文帝竟然带头将拓跋之姓改为元，从而公开标榜自己的祖先是华夏祖先黄帝的后裔。[101]

不过，千万不要误解，其实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并非数典忘祖，而是在努力贯彻北魏太祖道武帝的意图。道武帝在登基之时就曾经赞许朝廷群臣所谓“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记载：

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102]

由“宜为土德”等语可以知道，《序纪》中所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的说法，并非魏收撰写《魏书》之际的发明，而是北魏初期就已经杜撰的。有道武帝作为榜样，孝文帝的态度便十分坚定，不但自己改姓元，而且敢于将全体部落姓氏都改成为汉姓，统统认作黄帝的后裔。

在《资治通鉴》相应的记载中称，道武帝自谓黄帝后裔，是听从崔宏建议的缘故。[103]崔宏属于汉族高门士族，提出这样的建议很合乎他维护华夏传统的立场。[104]不过，并非华夏族的道武帝，却对于崔宏的立场倾向如此鲜明的建议并不觉得反感，那未尝不是他曾经受过慕容、氐、羌等部族编造祖宗故事之启迪的缘故。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记载：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105]

有熊氏为黄帝所在氏族，可见慕容氏是比拓跋氏更早地自称黄帝后裔的部族。《晋书》卷112《苻洪载记》记载：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106]

有扈氏是被夏后启灭亡的部落，[107]却被氐族苻洪部落供奉成为祖先。《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记载：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08]

舜少子的封地是否在西戎，那是很难以求证的说法，然而由于地望似乎相合，有虞氏便被羌人选中为祖先。由以上三条史料可知，虽然慕容、氐、羌等部族的姓氏原本自成体系，但是当它们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却偏要编造故事，将其祖先安排到华夏的某个姓氏之下。这些部族的首领竟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冒认祖先的原因，就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让华夏民众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他们建立的政权，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晋书》是唐朝房玄龄等编撰的正史，晚于《魏书》问世，但上述三篇载记的史料应该源于晋末十六国之际。其中所述三家部族关于祖先的说法并非唐朝史家的编造，而应该是十六国时期人士杜撰的。道武帝在淝水之战前曾经流落中原，对于在北魏之前进入中原的氐、羌等部族早期的故事或许略有所闻；特别是，他早年与慕容部尤为亲近，对于慕容部自称黄帝后裔之事也应该有所了解。[109]看来，道武帝颇能理解这三支部族追溯祖先故事的用意，所以他在北魏建国之初就能不囿于民族的偏见，而听从汉族士大夫崔宏的建议，立即高调地认可黄帝为其祖先。

在追溯祖先的故事方面，氐族苻氏不够大胆，选择了不甚令人注意的有扈氏为其祖先；鲜卑族慕容氏最为大胆，径直以有熊氏为其祖先，但是理由含混；羌族姚氏力图将其祖先与五帝之中的两位挂钩，还提出了所谓的依据。这三个部族的事例成了拓跋氏认祖的先导。道武帝倡导的追溯祖先的说法，正是在对比这些部族说法的优劣之后提出的。所以，拓跋氏的作为最大胆，居然将祖先径直安排为黄帝的直系孙辈；而且，还在编造其依据上下足功夫，于是就有了“拓跋”与“后土”对译等说法。

关于北魏编织早期历史的过程，姚大力先生曾有精湛的研究。在厘清其脉络的基础上，他对于道武帝的用意提出看法：

皇始、天兴年间对拓跋先世史的重构深受汉文化观念的影响。初入平城的道武帝居然能接受如此形态的一部远古史，证明他那业已酝酿就何等坚定的统治北中国的意志。[110]

北魏建国之初就能着手重构其先世史，系外因与内因共同促成。慕容、氐、羌等部族的认祖，是各自与汉族求同的表象；崔宏的提议，具有华夏士族积极接纳北族的意义；道武帝的坚定意志，则反映出拓跋氏的强烈倾向：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拓跋先世的历史烙上了深深的汉文化印记。这部重构的先世史，被道武帝的后人孝文帝领悟和发扬，于是就有了太和年间的定姓族和改汉姓运动。此后经过不断磨合与宣扬，以黄帝为祖先的说法在拓跋氏朝廷终于获得普遍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活在东魏北齐的史家魏收，才敢在所著《魏书》的开篇第一句就抬出华夏的祖先黄帝。

返回来考察司马迁的《黄帝本纪》所载世系，便不得不承认，北魏王朝将拓跋氏的祖先挂到昌意名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一，昌意是嫘祖之子，而嫘祖为黄帝正妃，则拓跋氏为黄帝嫡系，而非庶出；其二，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则与颛顼辈分相当，世系地位也极高；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高辛才获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喾，但对于拓跋初祖而言已经处于族子的辈分。在辈分和地位两个方面，昌意少子都占据了制高点，不但北朝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华夏姓氏中也极少有超越者。由此看来，拓跋氏远认昌意少子为其初祖，正是为了表示，虽然他们居处偏僻的地区，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却是至亲至近的，其氏姓最为优越。这的确是超越前人的设计，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焉能不乐于接受和发扬之呢？

拓跋氏远攀黄帝之胤的效果，可以从《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记载看出：

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111]

不难看出，虽然孝文帝受到薛宗起的无礼冲撞，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宜嗔宜喜的。嗔的是，薛宗起刨根问底，居然敢挖苦皇族，谓之“胡”；喜的是，薛宗起能够在朝廷公开承认拓跋氏为黄帝之胤；更为可喜的是，河东茂族薛氏的社会地位最终竟要由拓跋皇帝认可。由此可见，编造拓跋氏的祖先源自黄帝的故事，最受益者竟然是拓跋氏。孝文帝热衷于姓氏的汉化，表面上似乎在向华夏族这边靠拢，实质上是将华夏族与部落姓族一起置于拓跋氏之下。这样做的宗旨当然是着眼于北魏政权的巩固，不过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

要之，拓跋氏早期的历史并非魏收编造；魏收的贡献在于，遵循司马迁的体例，将北魏建国以降不断修订而成的先世史辑入《魏书》。通过这样的编辑，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过这样的总结，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