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编撰《史记》，首卷为《五帝本纪》，五帝之首是黄帝。司马迁这样做的理由，在该卷之末“太史公曰”中有所解释：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4]

司马迁虽然承认五帝的事迹或者“难言”，或者“不传”，或者内容“缺有间”，但是仍然坚持认为“其所表见皆不虚”，因此“择其言尤雅者”为五帝撰写了本纪。

在中华传统文献中，《史记》是影响最深远的经典之一。但是，作为该书开篇的《五帝本纪》，由于所述对象时代久远，其史料是否可信，在司马迁之后成为长期争论的问题。尤其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对《五帝本纪》提出质疑，其中黄帝更是受重点批判乃至被否定的对象。

不过，黄帝的影响甚为广泛，早就超出史学讨论的范畴。如今的黄帝，已经从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之中超脱出来，升华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形象，是深入海内外人心的文化符号。因此，继续讨论黄帝形象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人文初祖形象，是由黄帝的历史人物形象放大与推广而成的；而作为历史人物的黄帝形象，则脱胎于上古传说。所以，讨论与黄帝相关的问题，又不得不回到原点，再议以往对于《五帝本纪》的批判。

深受西方史学熏陶的史学大师陆懋德先生是否定《五帝本纪》的代表，他认为：

司马迁既非黄帝时人，而其作《史记》所述之黄帝事迹，又未说明材料出处，而并不见于上古记载，则其来源不明。最多亦只是杂钞周秦人传说，自不能谓为原料。此因所谓原料者，本有同时代的人所留遗之义。《史记》于黄帝事迹，既未说明所用的是何人材料，吾人又焉知其所用者为同时代，或非同时代。[5]

陆懋德先生还认为：

吾人试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为例如下：此篇是真本，作者是司马迁，作成于汉时，写定于汉京，已无问题。但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观察，而是得之传闻，且其传闻是取之于《五帝德》《帝系姓》及《尧典》《舜典》等书。前二章已言史料须用同时代的记载。今考《五帝德》《帝系姓》，今在《大戴礼》内，是汉初作品；而《尧典》《舜典》，今在《尚书》内，是周末作品，皆非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如此，则《五帝本纪》之价值自见。价值如此，则此篇之不足为信史，不问可知。[6]

陆懋德先生指出，《五帝本纪》的材料得之于“传闻”，而这些“传闻”都不出自“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他从文献产生与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史源学的原理加以分析，认定《五帝本纪》“不足为信史”。

陆懋德先生似乎从根本上颠覆了《五帝本纪》，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他忽略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由于西汉距离上古已经久远，口头的“传闻”很可能会变得模糊或者发生扭曲。由于五帝时代处于文明的早期阶段，是否有当时的文献流传下来已很难说；即使有相关的文献流传下来，也必然是非直接的，数量很有限的，而且往往是遗存在其他后世文献中的。所以，作为司马迁本人，肯定不能直接“观察”到五帝时代的情景。他撰写《五帝本纪》时，只能从“传闻”之中提取史料，或者转述他所能见到的间接的文献记载。而他听到的传闻与见到的文献也必然是模糊的，甚至是扭曲的。至于五帝之首的黄帝，相关史料必然甚为稀缺，即使有所流传，也往往遗存在后世文献中。但是，缺乏文献，不等于没有历史。陆懋德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

实际上，人类没有文献的历史远比具有文献的历史漫长得多。不能因为缺乏文献就不去考察上古历史，陆懋德先生就曾这样主张过，他在批判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指出：

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然此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故也。[7]

陆懋德先生还指出：

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Pre-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顾君之书虽未求得结论，而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而其地位已感其动摇，则此书势力之大亦可惊矣。[8]

陆懋德先生在称赞顾颉刚先生治史方法极精确的同时，对他的上古史理论做了严厉的批判。这番批判是中肯的，但却使陆懋德先生自己关于《五帝本纪》的言论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既然尧、舜、禹“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那么黄帝、颛顼、帝喾也就应该“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既然五帝都应该“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为何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本纪》就一定“不足为信史”呢？

对于传闻模糊和文献稀缺造成的困难，司马迁还是充分认识到的，但是他并未知难而退。为了探求真知，司马迁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到达黄帝及尧、舜等活动过的区域做广泛的考察，并且亲自采访各地的长老。为了“心知其意”，他曾经遍览《五帝德》《帝系姓》《尧典》《舜典》等文献。最后，司马迁将他所能听到的传闻和他所能见到的文献相比照，终于得出二者“近是”的结论。《五帝本纪》正是经过司马迁如此“好学深思”之后才完成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没有现代发达的科技手段，却能够寻找到在口头上还流传着五帝故事的相关地区与相关长老，这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再得的机遇，所以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真的要否定《五帝本纪》的价值，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五帝本纪》的内容，才能够找到它的要害或不足之处，而不应借史源学的原理一言以蔽之。

与陆懋德先生不同，清末民初的政论家梁启超是直接针对《五帝本纪》的文字加以批判的。他言辞激烈地指出：

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9]，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10]

梁启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他在文中引述的“生而神明”等词句，是司马迁对于黄帝智商的称颂之语。这番话显得空洞不实，似乎给人以“不踏实”的感觉。但是，《五帝本纪》中《黄帝本纪》的大部分内容却并非如此，所以梁启超所谓“绝对靠不住”的话未免流于绝对；而且，梁启超的抹杀面也过于宽泛，远不止于黄帝一位。对此下节再做详论。

其实，作为古史辨理论的倡导者，顾颉刚先生对于司马迁当时面临的难处倒是颇能理解的，所以他的观点不像陆懋德和梁启超那样激烈。他写道：

《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11]

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五帝本纪》的编排体例显示了司马迁的“历史系统”，这个系统在人物的“断限”上是立有“标准”的。这个“标准”的上限以黄帝为界，在黄帝之前有神农氏、伏羲、无怀氏和泰帝等，他们都属于传说人物；而在黄帝之后者，均归入司马迁的“历史系统”。所以，上述这番话正好是顾颉刚先生对于自己所说的“黄帝竟成为历史”之语的诠释。

然而，顾颉刚先生虽然理解司马迁的历史系统，赞成以“黄帝为断限”的“标准”，但是对于与黄帝相关的记载却颇为怀疑。因此，在盛赞司马迁“排斥许多古帝王”的决断之后，他紧接着就指出：

他（指司马迁）虽然承认有黄帝，而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所以他说：“予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似乎可以在他自己书中排出一个综合的年表来，然而他决绝地说：“稷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同上》）他因为把各种年表比较的结果没有一种相同，觉得与其任意选取一种，不如干脆缺着，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12]

体会这番话语，第一句正是整段的中心思想。顾颉刚先生认为，司马迁心中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承认黄帝，另一方面他又不相信与黄帝相关的记载。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要指出司马迁心中的所谓矛盾，其实宗旨在于表达他自己在黄帝问题上的困惑。

不过，顾颉刚先生虽然声称司马迁对有关黄帝的记载“都不信”，但又不得不在所谓司马迁不相信的“黄帝的记载”之前加上“好些”二字，而没有采用“全部”这样的词作为司马迁不相信“黄帝的记载”之定语。而且，顾颉刚先生也无法否认司马迁“承认有黄帝”这样的大前提，因为以《黄帝本纪》为首篇的《五帝本纪》分明地摆在《史记》的最前列。所以，我们不管怎样依照顾颉刚先生的思路去领会，也难以想象出司马迁自己对于有关黄帝的记载“都不信”。

顾颉刚先生声称司马迁对“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的理由，主要出自于他对《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言的理解。顾颉刚先生指出，司马迁在该序言中表示，因为西周共和以前难以排定年数，所以《三代世表》在相关方面只能“但记世数”。由此顾颉刚先生认为，年代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好些黄帝的记载”的可信度。

《三代世表》只能“但记世数”，这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对于这种情况，司马迁并非不了解，也非不承认，他在《三代世表》序言之中表述得很清楚：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13]

司马迁认识到，由于五帝、三代的时代太遥远，所以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相关文献时就会出现缺失或矛盾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或者“略”而“无年月”，或者“多阙”而“不可录”，或者“咸不同”而“乖异”。如此客观的分析，正说明司马迁在编排史料时态度的审慎，正如顾颉刚先生赞扬的那样，“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然而，即使在这般困难的情况下，司马迁还是编定了《三代世表》。这恰恰说明他对于共和以前的“历史系统”是坚信不疑的，绝不能就此证明他对于“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

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话去理解，司马迁面对的有关黄帝的史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连司马迁都不相信的“好些黄帝的记载”；另一类则属于所谓“好些黄帝的记载”之外，应该是司马迁都相信的内容。而相信与否的标准，则是能否排出确切的年代。《三代世表》不能排出确切的年代，因此属于司马迁都不相信的内容。不过，我们看到，与《三代世表》一样，《五帝本纪》也是无法排出确切年代的，倘若据此理由而将《五帝本纪》也列入连司马迁自己都不相信的内容，那么所谓“好些黄帝的记载”就应该改为“全部黄帝的记载”，而司马迁“承认有黄帝”的大前提也就应该被否定掉了。于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便会推导出司马迁为自己并不相信的黄帝撰写了本纪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不仅令他人难以接受，顾颉刚先生自己也会感到矛盾，因为他分明对于司马迁建立的历史系统是盛赞的。

不错，在《五帝本纪》卷末司马迁确实禁不住大发感慨“《书》缺有间矣”，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接着又说“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表明，尽管文献的内容和年代有所缺失，都没有动摇司马迁为黄帝撰述本纪的坚定意志。意志的坚定与处事的谨慎并不矛盾，在甄别具体的史料上司马迁的态度是严格的。为了谨慎起见，他对史料的时代采取“共和以前但记世数”的处理办法，对史料的内容则抱定“传疑”的态度。所谓“传疑”，就是保留史料的原貌，对其疑惑之处绝不轻易做出判断或者篡改，更不笼统地否定。这就并非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于“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其实，时间越是久远，年代就越是难以准确，史料的内容也越是难以精细。所以，就上古史而言，以能否排出确切的年代作为依据去甄别相应的史实并不一定妥当。近代以来，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不因其年代的模糊而遭受否定，这是一样的道理。

要之，顾颉刚先生声称司马迁对“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的目的，其实是要表明他自己对“好些黄帝的记载”的质疑。不过，顾颉刚先生的质疑是在间接地分析《三代世表》序言之后提出来的，而“好些黄帝的记载”却是集中在《五帝本纪》中阐述的。讨论黄帝的问题，只有回到品读《五帝本纪》上来，其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虽然对黄帝的历史存在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五帝本纪》并不像梁启超那样绝对地否定。他对其中的记载是抱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分析的，对此第三节中将要谈到。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顾颉刚先生对于与黄帝相关的记载心存质疑，却还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黄帝撰写本纪这件事情的深远意义。顾颉刚先生指出，司马迁通过“自己所立的标准”，建立了“历史系统”，并且划定了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的界限，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他认为，在传说人物的取舍方面班固就不如司马迁，因此感叹地写道：

司马迁生于战国百家寓言之后，帝王能舍伏羲、神农、燧人、有巢，名人能舍许由、务光、列御寇，确不容易，辨伪史中当列一席。使班固为《史记》，则《古今人表》中许多神话人物悉当收入矣。[14]

撇开众多的传说人物，从上古混沌的史料中整理出头绪，进而建立起清晰的历史系统，无疑是司马迁对中国历史学所做的伟大贡献。通过盛赞司马迁的词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顾颉刚先生高屋建瓴的史识。

不过，司马迁的卓越之功更在于，将《五帝本纪》定为《史记》开篇，将《黄帝本纪》列为《五帝本纪》之首[15]，从而将黄帝树立为他的“历史系统”中的第一人。司马迁的做法，是有意而为的决定，绝非出于偶然的选择。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言之中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又在《史记》末篇《太史公自序》之尾，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16]作为结束之语，以此反复地照应开篇之首的《黄帝本纪》。如此做法正表明，对于确立黄帝的独尊地位，司马迁抱着十分强烈的意识。唯其如此，黄帝才能从众多传说人物之中脱颖而出；唯其如此，黄帝才会作为客观个体而被历史学家塑造；唯其如此，黄帝才有被后世社会弘扬成为人文初祖的价值；唯其如此，司马迁的成就才超越了历史学的范畴，受到社会广泛而持久的推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

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7]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是宏伟的，司马迁用毕生精力撰成《史记》，从而实现了远大的理想。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之尾中称：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8]

司马迁切盼将《史记》传于后世圣人君子，他的愿望实现了。继司马迁之后，历朝史家辈出，历代史传不穷。从数以千百计的史传之中，最终凝聚出系列的中华正统史书，连同《史记》一起，在唐代总称为十三史，在宋代总称为十七史，在明代总称为二十一史，在清代先后总称为二十二史、二十四史，民国以后总称为二十五史，乃至于二十六史。从时代上看，在二十六史之中，除《史记》为通史以外，其余二十五部均为断代史，但是纪传体式的体例却是一脉相承的，内容是连续不断的。这样一来，《黄帝本纪》就不仅仅是《史记》的第一本纪，而且成为二十六部中华正统史书整体的第一本纪了。在《黄帝本纪》之后的纪传，无论如何层累叠加，也都改变不了《黄帝本纪》的首要位置，而只会使其更加崇高。于是，作为司马迁“历史系统”中第一人物的黄帝，也就成了中华传统正史中不可动摇的第一人物。

不管司马迁自己曾否预见到，也不管司马迁之后的历史学家是否认可，更不管后世的学者如何辩论，其社会效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