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拜占廷帝国经历了君士坦丁（Constantine）王朝（324－363年）、塞奥多西（Theodosius）王朝（379－457年）、利奥（Leo）王朝（457－518年）和查士丁尼（Justinian）王朝（518-582年）四个王朝的统治。它们与古罗马帝国“拟制血亲继承制”有不同，全都实行血亲世袭皇权继承制度。尽管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在解决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但当时皇帝们应对着的却是共同的时代难题：即如何摆脱“公元3世纪大危机”持续的影响，他们努力寻求使拜占廷帝国走出危机，确保王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出路。这个时期的皇帝素质有区别，治国能力有高下，在解决共同面对的时代难题时，不同的皇帝因各自的性格与品质不同采取的政策不同，取得的政绩也不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有着天壤之别。在这些王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王朝和查士丁尼王朝，而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也因为他们各自取得的政绩从众多皇帝中脱颖而出，被后人视为最杰出的君主。
1、君士坦丁时代
“君士坦丁时代”揭开了拜占廷史的开端。由于王朝的创立者君士坦丁一世开始推行皇位血亲世袭和皇帝专制统治，特别是他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决定了拜占廷帝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后人将这个历史时期冠以他的名字。换言之，君士坦丁一世推行的内政外交国策影响拜占廷帝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也是学习和研究拜占廷历史的重点。
君士坦丁一世所处的时代环境属于动**不安的晚期罗马帝国。“公元3世纪大危机”曾使整个罗马帝国遭到沉重打击，不仅造成整个罗马社会经济全面崩溃，繁荣的古代商品经济彻底瓦解，城市破败，商业凋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村赤贫，而且，帝国政治剧烈动**，军阀混战、争权夺地、武装割据、自立为帝。严重动**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使得社会各个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宗教盛行，迷信活动遍及国中，怪异思想极端混乱。这场无法自救的大危机完全打乱了使帝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正常秩序，综合国力迅速下滑，军队分解，边关吃紧，无力抵抗来自境外的日耳曼诸民族入侵。因此，如何摆脱危机，尽快阻止帝国迅速衰亡的趋势，逐步走出危机造成的困境，这是当时历任皇帝面临的时代难题。
以君士坦丁一世为代表的皇帝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力图解决时代难题，恢复帝国秩序，稳定王朝统治。
第一、针对晚期罗马帝国军阀割据的现状，以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306-337年在位）为代表的皇帝们首先致力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早在3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年在位）为解决中央政府指挥不灵的问题，就施行了“四帝共治制”，任命马克西米安（Maximiannus，286-305年在位）为帝国西部副皇帝，也称“奥古斯都”，两位皇帝再各自统辖一位“凯撒”，即伽勒俐（Galerius）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他们分管伊里利亚（Illyricum）、高卢（Gaul）、西班牙（Hispania）、不列颠群岛（Britannia）。所谓罗马帝国东部包括伊利伊里利亚省（Prefecture of Illyricum）和今非洲苏尔特（Khalij Surt）湾以东直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实际控制区包括巴尔干（Balkan）半岛西北部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Albania）、希腊（Greece）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部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Asia Minor）、叙利亚（Syria）、巴勒斯坦（Palestine）、埃及（Egypt）地区。庞大的罗马帝国本来就是通过军事征服和暴力统治建立起来的，根本无法将大西洋直到两河流域以西广大地区统一起来，更无法消除该区域内复杂的多样性，因此，这一制度无非是承认帝国军事寡头横行的现实，事实上反而强化了帝国的政治分裂，只是通过控制各路军阀子弟为人质勉强维持所谓的政治统一，戴克里先这位太上皇一去世，各地军阀便都自立为帝，相互厮杀起来。
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就是各路军阀中的一个，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于305年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便控制了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只是由于这个地区寒冷贫瘠，资源匮乏，难以形成气候。君士坦提乌斯于306年病逝，时年33岁的君士坦丁正作为人质被软禁在戴克里先的宫中，他巧妙地从东方大区脱身，返回不列颠，并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就在江湖的他深知帝国政治的险恶，对当时帝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也谙熟于心，因而着手进行统一帝国的斗争。当时，罗马帝国军阀混战，几个正副皇帝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君士坦丁运筹帷幄曲意周旋，巧妙地利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先是获得伽勒俐的支持，得到凯撒（Caesar，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Augustus）。为了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Licinianus，306-324年在位）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辛迪乌斯（Maxentius），他多方玩弄权谋，甚至利用亲妹妹的婚嫁把李锡尼拉拢住。312年，他们联手彻底击败后者，他稳坐西部唯一皇帝的宝座，成为这场较量最大的赢家。在统一了帝国西部地区后，他便开始进行统一整个帝国的斗争，此时的李锡尼对他而言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成为巨大的障碍，故弃之如敝屣。为了消灭这个最后的政治对手，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其长子的协助下于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Anatolia）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Chrisopolis）击败李锡尼，迫使其投降，后不顾亲戚关系，将其处死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这样，君士坦丁就通过精明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消灭了所有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此后，他采取措施取消强化中央集权对所有军政官员的直接控制，不仅划分出上百个省区防止地方势力坐大，而且将行政和军事权力分开，令其相互掣肘，消除了军阀割据的条件，从制度上确保皇帝的最高权威。“新罗马”正式启用后，拜占廷帝国（又称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始终坚持君士坦丁一世开创的政治统一原则，并为此展开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教化政策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这一政策的推行不仅使拜占廷帝国从此开始逐渐演变为基督教帝国，而且促使基督教转变为国家教会，从此在欧洲地中海世界稳定扩展，并最终成为欧洲的核心信仰。事实上，这一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演变过程始于君士坦丁一世。作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君士坦丁皇帝深刻了解基督教发展的现实，充分认识到势力不断增强的基督教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最佳工具。当君士坦丁在约克郡（York）被其父部下拥立为皇帝时，他即开始利用基督教应对面临的险恶形势，因为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实力最为弱小，一则其所辖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开发得晚而相对落后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为了改变不利局面，他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精明策略，在军事上扩充实力，另一方面，他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徒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斥责因为信仰不同而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象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总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绝望，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基督教作为一神教不仅简化了宗教崇拜的仪式使之更符合动**生活中民众的实际情况，而且将原本更为直接的“神恩”转变为更为虚空的上帝恩典，从而为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心灵提供了美好“希望”（千年王国），适应了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阶级成份复杂的世界性宗教。
基督教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就已初步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宗教，它不仅具有完成的信仰和教义，深奥的神学体系，而且具有严密的教会组织，不断增多的广大信徒，并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形成了最初的教阶制度。这个重要的宗教组织在帝国东部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它四个（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和拜占廷）都在帝国东部地区。许多处于社会下层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民众纷纷接受基督教信仰。其中，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构成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认识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他吸取了前任皇帝镇压基督徒失败的教训，在其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徒的政策，使高卢地区在遍及帝国的宗教大迫害中独享安宁，逐渐赢得民众的支持，在群雄并起的割据形势中日益壮大。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的政策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为其作战的哥特将士的凝聚力。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其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和瓦解敌军，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其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他选择李锡尼为盟友，推行支持基督教的政策。次年，双方在米兰共同颁发《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明确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鼓舞士气，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振奋士兵的精神。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公开打出带有十字架标志的拉伯兰（labarum）军旗，进而使其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使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而后，君士坦丁借口李锡尼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发动进攻，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合理地利用基督教，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的工具。他利用基督教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维护帝国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他充分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君士坦丁授予基督教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他还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理论，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他在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起高大的皇帝雕像，其右手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
在多神教和基督教信仰并存的时代，君士坦丁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无论对基督教正统派，或基督教异端阿利乌派（Arians），还是对多神教派，都给以宽容和支持，但前提是要拥护和效忠皇帝。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皇帝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宗教会议（Council of Nicaea），统一教义和神学。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正因为如此，基督教至今还把这次会议作为“第一次大公会议”。他还采取多项措施力图使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在推行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甚至在他宣称皈依基督教之后迟迟没有受洗，这位被后世基督徒尊崇为“第一位基督教的皇帝”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以便保持其超乎所有派别之上的最高仲裁者的特殊地位。
君士坦丁时代其他皇帝中除了朱利安皇帝外都继承和大力推行帝国社会基督教化的政策，特别是在塞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该王朝针对欧洲地中海世界从古代向中古社会转变期间，多神教和基督教派别林立的现实，强化对基督教的支持力度，采取比较坚决的措施清除多神教残余。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于388年胜利平息马克西姆（Maximus）叛乱后，亲自参加在米兰召开的元老院会议，说服元老们以多数票否定了以大神朱庇特（Jupiter）为主神的多神教崇拜，促使帝国各地贵族和元老脱去祭司的长袍，换上基督教教父的外衣。该王朝于395年颁布的法令正式确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多神教徒的反抗。在塞奥多西的公开支持下，各地基督教教士毫不犹豫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能手，主教们一改斯文仁慈的面孔，亲自率领狂热的教徒冲击多神教神庙，砍伐献祭给古代神祗的月桂树，虐待甚至杀死顽固不化的多神教信徒。东部各省普遍发生了基督教与多神教信徒间的流血冲突，帝国政府出动军队帮助基督教取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还继续坚持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即控制了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权、任免高级教士权、教义解释权、宗教事务争端的仲裁权等。不难看出，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的基督教化政策有助于欧洲地中海世界秩序的恢复，有利于拜占廷帝国的形成，也有利于了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统治。而令制定和推行该政策的拜占廷帝国皇帝们没有想到的是，基督教也因此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会，从此开始从地中海渗透到整个欧洲各地，从君主宫廷到穷乡僻壤，逐渐建立起庞大而紧密的教会网络，从典礼仪式到意识形态，日益主宰了整个欧洲的精神文化生活。当我们今天观察欧美基督教信仰和遍布全球超过半数人口的基督徒活动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基督教化政策。
第三，君士坦丁时代还面临范围广泛的古代民族移民运动，当时的皇帝们审时度势，变罗马帝国武力排斥抵御“蛮族”入侵为灵活利用日耳曼人，推行了成功的“蛮族”政策。所谓“蛮族”，不过是罗马公民对周边原始落后民族的蔑称。现代研究认为，古代民族移民运动是个极为复杂难解的课题，特别是涉及移民运动原因的探讨，更是见仁见智。但是，蛮族入侵成为晚期罗马帝国面临的严重外患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4世纪末，日耳曼（Germans）各部落在匈奴人（Huns）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廷军队几乎无法阻挡其涌入帝国的浪潮，被迫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君士坦丁一世接受哥特人（Goths）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大量使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哥特人进入拜占廷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哥特人为拜占廷国家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因此，拜占廷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廷人交纳赋税，从而缓解了拜占廷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哥特人为拜占廷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整个部落组成的兵团形式参与拜占廷军队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廷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据记载，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有40000哥特士兵，其中一些人还担任罗马军队重要职务。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人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廷贵族卫队，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哥特人补充到拜占廷军队中并将家眷驻扎在边境地带不仅有助于拜占廷国家抵御外敌，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游牧民族对拜占廷帝国领土的进攻，而且为士气不振的拜占廷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兵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显然在无力抵抗日耳曼民族迁徙带来的压力情况下，合理安置充分利用这些新生力量就不失为早期拜占廷皇帝们的明智之举。
塞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政府继续沿袭君士坦丁皇帝的政策，采取安抚利用“蛮族”的政策，一方面允许多瑙河（Danube）以北的哥特人进入色雷斯（Thrace）地区定居，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哥特人加入帝国军队，重用哥特将领。当时，多次侵入帝国的斯基泰人（Scythians）、萨克森人（Saxons）、摩尔人（Moors）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凶猛彪悍，好战尚武，特别是哥特人熟悉罗马军队的战法，因此，拜占廷帝国对于这些难以征服的蛮族只能采取怀柔利用政策，因为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是有利可图的政策。帝国政府分化瓦解了哥特人新首领阿拉里克（Alaric），允许其组织部落联盟，收编哥特人散兵游勇，并在马其顿（Macedonia）和色雷斯地区为臣服的哥特人划定定居区，自行安排农牧业生产。皇帝塞奥多西还仿效君士坦丁一世，吸收数万哥特人进入拜占廷军队，组成“同盟者”军团。395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395－410年）的率领下发动民族起义，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向南进攻，侵入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拜占廷朝野极为震惊，立即展开外交斡旋，说服阿拉里克改变进攻计划，挥军南下希腊阿提卡（Attic）和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而后转向西方的意大利。剩余的哥特人在400年首都君士坦丁堡民众发动的反哥特人起义中遭到屠杀，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廷国家的军事势力从此被清除，哥特贵族对拜占廷帝国政治军事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5世纪威胁拜占廷国家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领袖塞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Great，471－493年）也是在拜占廷人的劝说下前往意大利，灭亡了奥多亚克（Odoacer，476－493年）领导下的西哥特（Visigoths）王国。君士坦丁时代的拜占廷帝国因此解决了蛮族入侵的问题，而没有象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最终灭亡。一些学者认为，拜占廷帝国所处的东地中海沿海地区与西欧相比，具有某种交通上的便利，有助于日耳曼人的移民运动，因此早期拜占廷帝国政府不仅可以对外来移民采取利用政策，也可以采取“祸水西引”的措施，从而具有规避民族迁徙浪潮冲击的优势，避免了西欧地区的罗马帝国残余势力在“蛮族”入侵浪潮下覆灭的命运。这种认识，有一定合理的因素。
第四，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推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他们继续强化皇帝专制制度，建立和完善由皇帝控制、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通过将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力分离的方法削弱地方权力，皇帝严格控制对军、政高级官员的任免。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刻意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增加中央官吏的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各个职能部门管理。他还委派1200名钦差大臣巡视各地，他们成为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的工具，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皇帝。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里利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划分为行省，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为了强化皇权，君士坦丁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建立了血亲世袭的王朝制度，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君士坦丁行政改革的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其后的皇帝们所坚持，特别是在塞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篡了著名的《塞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成为6世纪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的蓝本。
君士坦丁时代大力强化中央集权，其采取的最强有力的措施之一是修建东都“新罗马”。这是君士坦丁一世皇帝专制政策的又一重大举措。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廷，该城占据着独特的经济地理和军事战略优势位置。它座落在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赫力斯滂（Hellespont，Dardanelle，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海北向黑海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它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Egnantia）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Black Sea）经由爱琴海（Aegean Sea）进入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兴建新都，远离古代民主残余影响深厚的罗马旧都，君士坦丁煞费苦心。他不仅继承了戴克里先皇帝偏居帝国东部的传统，而且刻意按照罗马旧城打造新都，以显示其新都的正统性。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他不仅看中了拜占廷古城特殊的军事战略优势位置，而且圈定了古城及其周围的七个高地为新都的范围，以此效仿古都“七丘之城”的传统。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样式精心设计，全面建设。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拆除，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索（Ephesus）和希腊各地运往拜占廷城，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优质原木、爱琴海各岛屿出产的彩色大理石源源不断运抵黄金角海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已无战事的40000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经过五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古城拜占廷**然无存，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新罗马的中心是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是全城的制高点。由此向西建设了大量优美的建筑，包括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剧场、公共和私人浴池、沿街柱廊、谷仓、引水渠、法院、教堂、宫殿和数千所私人豪宅。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有君士坦丁城墙。这里后来又加修了塞奥多西城墙。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一世亲自开启新都，举城欢庆40日。从此，人们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一世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住宅，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高于罗马旧元老院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还鼓励和命令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达到数十万人，最多时，人口达百万。这里是全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很快，作为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就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和文人学者，凸现出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这里推动的尚古之风迅速扩展到全国，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尉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和其弟子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和拜占廷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各所学校中接受教育。君士坦丁大帝修建新都的初衷也许是出于当时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但是此举产生的长远影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因为，新都的开启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从此以后，这个千年帝国的中心始终围绕在新都周围，以至于近现代学者把东罗马帝国也称作拜占廷帝国。
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君士坦丁时代也是恢复经济、发展农业、奖励工商的盛世，尽管相关的史料比较零散，但是从现代考古学的新发现可以推测，这个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推行经济改革政策产生的良好后果。自“公元3世纪大危机”以后，地中海古代经济生活迅速瓦解，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贵金属货币逐渐消失，许多城市的商业活动都倒退到以物易物的状况。当时最显著的经济特征是人口锐减，灌溉系统崩坏，耕地荒芜。晚期罗马帝国的内战使帝国陷入混乱，恶劣的政治环境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上层军事将领和政客们乘机聚敛财富的行为和国家官吏的普遍贪污腐败不仅侵蚀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体，而且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正是在普遍的危机中，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支持新型隶农生产形式的发展，推动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多种农业经济形态的活动，当地长期存在的诸如永佃制和代耕制等形式的自由小农租种土地的制度使得隶农和自由小农的人数迅速增加。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拜占廷帝国度过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帝国工商业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国际商业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最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是君士坦丁一世发行了标准的贵金属货币，建立了稳定的金本位货币系统，诚如拜占廷学家所说：“君士坦丁大帝发行了一种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该体系以金币索里德为基础，标准索里德每枚重4.48克，每镑黄金等于72枚索里德。与之相应的是重2.24克的银币塞里夸，相当于1索里德的1/24，这是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比值为1：12。这一货币体系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力。在长达整整1000年间，君士坦丁的索里德（希腊语称为ν?μισμα，后称υπ?ρπυρον）奠定了拜占廷货币体系的基础，并在几个世纪里享有国际贸易“硬通货”的美誉。”[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M]. Oxford, 1956, 1968, p.38.]我们不敢说这个时期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但是一种货币能够稳定地使用数个世纪，其体系维系了千年之久，恐怕在人类中古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廷帝国在剧烈动**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一世、塞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os I）为代表的拜占廷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廷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廷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廷社会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随着这个时代利奥王朝统治的结束，君士坦丁时代也进入了尾声。
2、查士丁尼时代
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是早期拜占廷历史上重要的皇帝之一，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人物，在近一个世纪期间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后代学者将其所在的历史时期称为“查士丁尼时代”。与君士坦丁时代相比，查士丁尼时代面临的问题略有不同，当时虽然拜占廷帝国暂时摆脱了危机的困扰，但是以查士丁尼一世为代表的皇帝们仍然需要找到适合拜占廷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模式，查士丁尼力图在罗马帝国旧体制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难题。
查士丁尼是生于乱世，出身低下，其父是巴尔干半岛达尔达尼亚（Dardania）行省贝德里亚纳（Beriadeni）的农民。也有人推测他具有斯拉夫人血统。青年时代因家境贫苦随其舅父从军，最初在拱卫皇宫的禁卫军中服役。从军期间，他充分利用身处君士坦丁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的机会，刻苦读书，广泛涉猎，并积极参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活动，即对宫廷内的争权夺利非常了解，同时对下层民情也深有体察。518年7月，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被部下拥立为帝，他任命其外甥查士丁尼一世为凯撒（副皇帝），辅佐他治理帝国。查士丁尼在任凯撒的9年和任皇帝的38年里推行“清除内患，化解外争”的政策，任人唯贤，唯才是用，克勤克俭，尽心竭力建立“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的新秩序，为实现重建昔日罗马大帝国的理想拼命工作，取得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政绩。
我们不可能在有效的篇幅里简略介绍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全部行为，只能按照影响大小，将其政绩顺序排列，介绍一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查士丁尼主持对《罗马民法大全》的编纂。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为稳定拜占廷帝国动**不安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上台后，他针对当时成文法律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令组成由著名法学家特里波尼安为首的10人法律编纂委员会，正式启动法典编纂工作。当时，拜占廷法律存在前代立法版本混乱、立法概念和规定相互矛盾的现象，特别是以往的法典内容过于庞杂，部头太大，使用极不方便。针对这类问题，新法典删除过时和矛盾的内容，按照“人”、“物”等立法主题重新编纂法典。529年，10卷本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问世，该法律一经颁布，立即取代其他旧法，成为拜占廷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533年，由17名法学家组成的新委员会又完成了50卷本的《法学汇编》（Digestum）。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查士丁尼下令编辑了4卷本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确的法学概念简明系统地总结了《法学汇编》的全部内容，并补充了大量前述两部法典未能表明的法学定理和定义。565年，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他又命令法学家将自己在534年以后颁布的法令编辑成《查士丁尼新法》（Novellae Leges）。这样，《罗马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的编辑工作就顺利完成，它为查士丁尼的改革和整顿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尺度，为理顺社会各种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因此它不仅成为拜占廷帝国此后历代皇帝编纂法典的依据和蓝本，而且成为欧洲各国的法律范本。不仅如此，由于这部法典明确地确定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为阐明私有制商品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对近现代世界法律史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罗马民法大全》通过总结和整理古代立法对现实的改革作出理论上的规范，反映着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原则和思想理念。该法首先强调皇权和国家政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宣扬皇帝专制思想，提出“君权神授”和“君权神化”的理论，并明确规定出皇帝拥有的各项权力，包括立法权、控制国家的最高主权，以及皇帝对国家其他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权力。其次，该法提出公法优先于私法的原则，它对两者作出明确划分，即“公法是有关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个人权益的法律”，将私有制的法律内涵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样，公法的所有权就表现为国家对捐税劳役的合理征收使用，而私法权利则表现在对人、物、人权、物权和民事诉讼方面，私法的自由则是免税权。第三，该法肯定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它不仅拥有主管道德和义务的权力，而且拥有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权力，教会法具有民法的效力，教会法庭甚至具有高于世俗法庭的地位。第四，该法继续承认奴隶制，但是，规定教、俗各界应释放奴隶，改善奴隶的地位，承认奴隶具有人的地位。根据这部法典，奴隶不再像古代罗马法律规定的那样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不具有法人地位的“人”，他们触犯法律将由其主人承担法律责任。第五，该法确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力图以法律形式稳定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如工匠的后代只能世代作工，农夫的儿女必须永远务农，隶农则世代固着在土地上，农村的邻里之间负有相互帮助、共同完成国家税收的义务等等。第六，该法还对婚姻、财产继承等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作了法律规定。
其次应该论及的是查士丁尼继续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改革举措，这一政策是其重建古罗马帝国理想的核心和政治目标。皇帝专制制度是拜占廷帝国核心的政治制度，皇帝拥有血亲世袭皇权，他总揽国家所有权力并担当帝国最高立法者和执法者。这种由君士坦丁一世强化的制度在早期拜占廷历史上面临两种势力的威胁，其一是代表大土地贵族和旧王朝贵族势力的复辟力量，其二是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这两种势力在532年的君士坦丁堡大起义中争相登台，充当了起义的主要角色，并几乎推翻了查士丁尼的统治，但是最终遭到王朝军队毁灭性的镇压。这次起义爆发于532年，由君士坦丁堡蓝、绿两色“吉莫”（Demes, 意为赛区）党人首先发难，而后迅速扩散到各个阶层，形成大规模民众骚乱。民众高呼“尼卡”（希腊语意为“胜利”）的口号，杀死宫廷宠臣，袭击政府机关，释放监狱囚徒，焚烧市政大厅，引发全城大火。但是，起义最终遭到镇压，贝利撒留（Belisarius）率领伊苏里亚（Isaurians）雇佣兵对被诱骗到大赛场的30000多人起义骨干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在随后进行的清算中，查士丁尼无情地剪除任何异己势力，包括被起义民众临时推举为皇帝的伊帕迪奥斯（Hypatius）及其家人，许多支持或参与起义、甚至态度犹豫不决的异己贵族也被株连，一时间，君士坦丁堡成为查士丁尼清除异己分子和民众民主活动的行刑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消除了皇权的敌人和威胁王朝统治的隐患。与此同时，他强制推行皇帝崇拜礼仪，要求所有晋见皇帝者对他和皇后行“吻靴”跪拜大礼。毫无疑问，查士丁尼打击贵族的政策有效地消除了敌对势力的威胁，减弱了侵蚀中央集权的分离因素，在同时代作家普罗柯比笔下，查士丁尼打击贵族的政策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行政体制方面，查士丁尼为加强皇权采取的另一项改革是逐步取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政制度，将数量众多的小行省联合扩大为大省区，并将地方军、政权力重新结合，特别是在东部的亚洲领土上率先推行军、政权力合二为一的政策。他还在意大利的拉文纳（Ravenna）和非洲的迦太基（Carthage）试行总督制，使这些边远地区的最高长官能够总揽当地各方面的权力，及时应付紧急情况。这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专制政策的措施确实保证了查士丁尼王朝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皇帝”的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为了进一步彰显皇帝的权威，查士丁尼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他在“尼卡起义”中遭到严重损毁的城市中心区大兴土木，聘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伊塞多利（Isidore）和安赦米奥斯（Anthemius）进行规划设计，亲自监督施工。历时五年的工程结束后，君士坦丁堡再放光辉，据普罗柯比的记载，新建的建筑物包括元老院、纪念碑、圆柱、青铜雕像、30多所教堂、济贫院、收容院、修道院、女忏悔所、避难所、宫殿、广场、大皇宫、公共浴场、花园、饮水渠、蓄水池、柱廊大道、码头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圣索非亚（St. Sophia）教堂，其大厅高达50余米，中心穹顶直径30余米，不仅是拜占廷建筑风格的代表作，而且是欧洲地中海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堪称中古时代的一大奇观。
第三个应该提到的是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改革政策，其成效主要体现在调整税收制度和发展国内外商业贸易两个方面。拜占廷帝国税收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税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拜占廷国家的税收属于“土地人头税”，即在税收中包括耕地、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等诸种因素，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对税户进行资产和劳力核算，确定税收额度。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核算的结果，登记各省区的纳税额度。由于拜占廷帝国地方官吏的腐败，上述核算过程被作了许多手脚，纳税额度参杂了极大的水分。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包税制”严重破坏了拜占廷帝国税制，查士丁尼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指示各地税务官员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和最有效的办法促使纳税人完成政府规定的税收，还将普通税从原有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和货币混合税。与此同时，他针对逃避国家税收的现象，加大了对等级税的征收，对日益兴起的大土地贵族势力进行打击，重点征收贵族土地税。查士丁尼取消了贵族地主享有的免税权，要求大地主根据各自土地的多寡和劳动力的人数按时按量完成税收。他还借口大地主在税收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对最有势力的地主采取没收地产、强迫捐献和依法惩处的措施。他对教会地产的限制也同样严厉。他坚决清理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全国税户，重新核准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精简各级官府，裁减官员，严厉整肃税收机构和官僚队伍。他通过法律要求国家官吏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保证税收，尽一切可能增加国库收入，特别要按时收缴国家已规定税额的税收。大批钦差大臣被派往各行省，检查税收情况，各地的主教也被委以监督税收的职责。凡被发现犯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官员均受到查处，撤职监禁，财产充公，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税收得力的官员则受到奖励和加官晋爵。
查士丁尼经济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商业贸易。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著名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拜占廷帝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查士丁尼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拜占廷帝国能在对东方的商业活动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当时，来自远东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等贵重商品并不是直接到达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等拜占廷帝国各口岸城市，中途需经过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控制的陆路和阿拉伯人（Arabs）控制的海路，巨额利润要经过多次瓜分，特别是在拜占廷和波斯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垄断东方货物几乎成了波斯人手中的一张王牌。因此，查士丁尼决心打通新的商路，发展海上势力，建立东西方之间直接的商业往来，打破波斯人的垄断。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拜占廷商人积极投身到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中。为了保护拜占廷帝国的商业利益，他发动战争，与波斯人展开了争夺红海贸易的激烈斗争。正是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拜占廷人从中国引进育蚕技术，促使拜占廷帝国从此发展起自己的丝织业，在科林斯（Cointh）、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续站，而欧洲也从此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与丝织业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手工业，贵金属加工、兵器生产、珠宝首饰制作等都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拜占廷民族产业。
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是为其建立统一帝国的总目标服务的。早期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神学争论，即４世纪发生的所谓阿利乌派学说之争，５世纪的聂斯脱利教义（Nestorianism）之争和6世纪中期激化的“一性论（Monophysites）之争”。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如何解释基督具有的神、人两性进行的，查士丁尼时代主要面临的是一性论的争论。一性论神学主张基督在所谓道成肉身后，其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这种神学思想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拜占廷帝国东部地区广泛流行。当时，“一性论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是查士丁尼一世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认为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统一帝国只能有一种宗教信仰，他要通过对宗教事务的干预恢复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强化“至尊权”。553年，查士丁尼召集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此后他和塞奥多拉（Theodra）在皇宫中举行500名教士和信徒参加的大会，讨论一性论神学。事实上，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加强皇帝的至尊权。查士丁尼公开宣布自己是正统国教的保护人，大力支持基督教教会，兴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并授予教会多方面的特权。他一方面强令所有异教徒改信国教，另一方面以高压手段打击不愿屈服的宗教信徒。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被视为古典思想中心和传播异教学说基地的雅典（Athens）哲学院。同时，他下令所有持非正统教义的信徒限期三个月皈依国教，否则，剥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并以重税和劳役实行经济上的迫害。548年塞奥多拉病故后，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基督教大会，决定严厉迫害“一性论派”信徒和所有反对其宗教政策的人士。这些宗教迫害措施激起东部各省的起义。显然，查士丁尼从政治角度处理宗教问题，以高压和武力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或调解各教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调和各教派之间的矛盾，最终都未能解决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宗教分歧。事实上，围绕“一性论”进行的神学争论不仅是基督教正统和非正统教派间的斗争，而且反映拜占廷帝国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亦即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东部各行省不满于帝国中央政府沉重的剥削，亚洲各被统治民族也对西部贵族的长期政治歧视和压迫心怀仇恨，他们利用宗教问题与朝廷对抗，而查士丁尼的基督教政策强化了这些复杂的矛盾，埋下了这些地区日后脱离帝国统治的祸根。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这个时期的对外扩张战争，而查士丁尼文治武功最显明的成就表现在对外战争中，在收复失地、恢复帝国领土、重振昔日罗马帝国雄风的追求中，查士丁尼是突出的代表，他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完成了“光复帝国”的“伟大事业”。查士丁尼对外战争主要包括“汪达尔（Vandals）战争”、“哥特战争”和“波斯战争”，而贝利撒留这位拜占廷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战争指挥者帮助查士丁尼实现了梦想，为拜占廷帝国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疆域立下赫赫功绩。正是在这些战争中，拜占廷军事技术和战争艺术得到长足发展。查士丁尼为全力进行西地中海战争，首先进行抵抗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于531年委派贝利撒留率领边防军在东部边界的达拉斯（Daras）城击溃入侵的波斯军队。而后，查士丁尼全面整顿边防，撤换参战不力的贵族军官，征兵充塞补充边防力量，还向当地豪门地主征集备战资金，使东部边防力量得到增强。此后，贝利撒留乘波斯残余部队南撤到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之机，亲率精锐骑兵万余迅速追击，最终挫败了波斯国王侯斯罗埃斯（Chosroes，531-579年在位）夺取西亚的计划。532年，两国订立和约。
而后，查士丁尼利用汪达尔新国王盖利摩尔（Gelimer）推翻老国王希尔德里切（Hilderic）之机发动西地中海战争，任命贝利撒留为最高军事指挥，于533年统领18000将士和百余条战舰渡海直取当时控制西地中海的汪达尔王国。此前，拜占廷军队曾两度远征汪达尔王国，均以失败告终，被迫承认其对北非的占领。查士丁尼登基后，将汪达尔人视为眼中钉，他特别不能允许拜占廷帝国在西地中海的利益受到汪达尔人的破坏和剥夺，不能坐失富庶的北非地区。因为北非的谷物、油料和酒在历史上曾对罗马帝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拜占廷帝国时代，北非丰富的农牧业产品对东地中海地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拜占廷帝国带来大量的商业利润，而且构成拜占廷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查士丁尼决心以武力征服汪达尔人，消灭汪达尔王国，迫使其或承认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或成为帝国的行省。贝利撒留于534年从汪达尔人防务薄弱的卡布特瓦达（Kaputbada）登路，袭击汪达尔人的右翼，而后多次击溃汪达尔军队主力，使其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最终在伊彭城（Ippon）迫使盖利摩尔投降。被俘的汪达尔人后来被编为拜占廷军队中的汪达尔人兵团，最终在拜占廷人对外战争中消耗殆尽，这个古代民族也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汪达尔战争胜利后，查士丁尼于535年发动哥特战争，再度派遣贝利撒留率军出征意大利。当时，东哥特王国控制亚平宁半岛数十年，成为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主要障碍。查士丁尼借口为被杀害的亲拜占廷帝国的东哥特王后复仇，下令贝利撒留领军向西渡海作战。贝利撒留审时度势，诱骗东哥特军队投降。但是，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为他带来荣誉，相反却加深了查士丁尼对他的猜疑，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受到皇帝的冷落。这样，查士丁尼重新将地中海变成拜占廷帝国的内海，罗马帝国昔日的疆域似乎重新恢复。查士丁尼的对外战争使拜占廷帝国的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地中海沿海地区和海上各大岛被拜占廷帝国所控制，地中海似乎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拜占廷帝国似乎真正成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大帝国，西起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两河流域中上游，北自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Crimea）半岛，南抵尼罗河（Nile River）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Maghreb），幅员广阔。
如何评价查士丁尼一世一直是拜占廷研究的热点问题。应该说，农民出身的查士丁尼生前基本上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取得了令其后人羡慕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纂的法典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推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都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一度再现了罗马帝国辉煌时代的疆域，而他在位期间的种种成功改革奠定了其后多个王朝继续改革的基础。作为一个从社会底层爬上皇帝宝座的君主，查士丁尼的一生还是成功的，他留给后世的诸多遗产也证明他是早期拜占廷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确实，并非所有的拜占廷皇帝都能够取得青史留名的业绩。就个人品格而言，当时人认为查士丁尼一生克勤克俭、勤政为民、事必躬亲、不尚享乐，尤其是他一生挚爱塞奥多拉，从无寻花问柳之事，比之君士坦丁一世的变态婚恋不知清廉多少倍。但是，查士丁尼生前取得的成就在其身后未能持久，对于其中的原因，后人评价多多。比较公认的意见认为，他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耗尽了帝国的资源，而他将帝国战略中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是错误的选择，加之以暴力对待信仰的宗教政策都加剧了其昙花一现大帝国的脆弱性。我们在评价查士丁尼一世成败得失时更应该具有历史感，应该注重分析他在应对时代难题时的表现和成效，就此而言他是成功的。至于他身后的帝国是否能够长久，似乎不在他的权限范围，而更应要求其后的皇帝。查士丁尼于565年去世，早期拜占廷帝国重温罗马大帝国的“荣耀”很快便烟消云散，古罗马帝国的旧梦很快便成为后人的回忆。对于查士丁尼之后半个世纪内拜占廷帝国迅速滑落的原因需要做多因素的考虑，除了从君士坦丁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历代皇帝试图恢复古罗马帝国努力的最终失败外，还应该注意那些自然灾害特别是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大瘟疫的影响，正是在此后一个世纪反复多次爆发的鼠疫沉重打击下，拜占廷帝国陷入了空前严重的衰退。如果说，查士丁尼积极的内外政策加速了地中海世界的人员和物资流动，无意间造成了疾病的流行的话，那么其严重后果也是当时统治者始料不及的。我们对历史人物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