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他提出了什么问题。这句话是很正确的。哲学发展史表明，哲学家的努力如果企图预设一个框架，建构一个庞大体系，那是愚蠢的，最后会被时代送进历史垃圾箱，成为庸俗、陈腐的玩意儿。与此相反，哲学家无视框架、体系之类的东西，而孜孜以求的似乎只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奇谈怪论”，却给人以启迪，耐人寻味与思索，它将会随着时代的推移，愈益显出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问题体现了哲学智慧，问题是哲学发展的驱动力，问题开启了理性思维探索之门，问题使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推进；没有问题，人就失去认识的活力，泯灭了理性思维。这就是问题的哲学的生命力所在。

一、问题与哲学智慧

科学给人以知识，哲学给人以智慧。哲学是“智慧”之学（或称“爱智慧”）。但对于什么是哲学智慧，为什么哲学能给人以智慧，答案往往是功利性的或者是肤浅的。笔者认为，所谓哲学是“智慧”之学，即是问题之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人的智慧最集中最主要的体现。苏格拉底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智慧之星，并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什么了不起的哲学体系或哲学理论，而是由于他开辟了哲学的新天地，开创了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对话时代。“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无知”，所以要在与人交往中进行对话，不断地向对方提出问题，从问题中引导人们去思考，启发人们开动脑筋、寻求答案；从问题中开发人的聪明才智，探索社会问题与人性的奥秘。故苏格拉底式问题的对话，一直为后人所传颂与赞赏。

智慧不是空洞赞美之词，而是有其实际内容的。笔者认为，首先，智慧表现为人的一种创新能力。无论是科学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无论是理性思维形式，还是直观领悟形式，都是从问题开始的。有了问题，人们去思考、探索，才会有破旧立新之举。当人类有了自我意识，面对客观世界，很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宇宙万物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形成五彩缤纷的世界？万物消灭后又归于何处？这些问题开启了人类哲学思维。先是产生了各种神话，后来在神话基础上产生各种宇宙“本原”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自然哲学的起源。尽管自然哲学家对宇宙本原的说法不同，甚至形成相互对立的理论，但都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与深化，关于人的主体与世界的客体关系问题凸显出来：主体与客体何者是第一性？人的主体能否认识客体？如此等等。对此，哲学家不同的回答，形成各种哲学理论与哲学学派。哲学之所以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是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提出问题与探索问题中，哲学家的理论与学说不断创新。没有问题，创新无从谈起。

其次，智慧表现为人能够筹划与建构未来的崇高理想。我们常说有智慧的人站得高、望得远，他不同于庸人、庸才之辈，这是因为他具有预见与筹划未来理想的聪明才智。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指出，人与动物虽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因为人的生活根本特征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给予当下的事实，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这就是说有智慧的人，能以理性思维形式，对世界、人生和生命，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他要超越当下现实，对未来可能性提出追问；他要超出有限的事实，对无限的理想世界提出追问，这样凝结成一种人所特有的聪明才智——关于人的未来的崇高理想。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问题的哲学中的“问题”，一定要同我们日常说的问题、具体科学中的问题区别开来。当然作为问题，无论哪一类问题，都是人们才智的一种表现，都是开启人的理性思维的一种方式。但平常说的问题，具体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主要是指事实的问题，经验对象的问题，即形而下的问题；而作为哲学的问题却是超越具体事实，超越经验对象，即形而上的问题。因此哲学的问题比具体科学的问题，显得更为抽象和富有思辨性。另外，科学的问题，一般来说要具有某种科学知识才可能提出或发现；反之，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种科学的基本知识，他很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掌握某门科学知识越多、越丰富，提出的问题就可能越多、越广、越深。如此说来，我们可以把具体科学的问题，称为知识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提出或发现哲学的问题，不能光靠知识，更不能说一个人知识越多，发现哲学问题就越多、越深刻。这是因为作为哲学的问题，既要面对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既要靠理论理性思维，又要靠直觉领悟。按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哲学既要“出世”，又要“入世”；哲学的方法既要用正方法，又要用负方法。这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可说与不可说的结合。

二、问题与哲学发展

以问题为思路，把握哲学发展与前进的脉络，揭示哲学的内在精神与价值，是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它的产生要以一定社会经济作为前提。就是说，只有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即有了“闲暇阶级”时，哲学才会产生。但从人自身的意识、思维的发展来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惊异”（wonderful），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后来许多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

人为什么会产生“惊异”？这是因为人对于某事某物还处于“必然王国”，也就是说还处于“问题”状态：这是什么？为什么是如此？等等。从而促使人去探索“惊异”问题。事实上不仅哲学源于“惊异”，而且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惊异”。“惊异”的过程，是人们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推进的过程。

当人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就能够区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说明人类已经摆脱动物性，人真正成为人。这时，只有这时，人才会产生“惊异”。所以“惊异”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世界的“必然王国”感到“惊异”，产生问题——世界是什么？世界为什么如此奇妙？它从何而来？是来自某种具体物质形态，还是产生于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如此等等。其次是对主体自身“必然王国”，感到“惊异”，产生问题——人是从何而来？人性是什么？人死亡后是怎样的？人的灵魂是不是不灭的？如此等等。

大体上说，哲学的童年时代的“惊异”问题，主要侧重于客体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哲学家以宇宙本原为其探讨与争论的主题，即所谓宇宙本体论问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是古代哲学学说的主要代表。

从近代开始，哲学上的“惊异”问题，主要转向主体的认识论问题。哲学家的讨论大都围绕下面的问题展开：认识（知识）从何而来？构成普通必然性知识的条件是什么？用康德的话来说：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学）何以可能？谁认为（经验论）认识（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出普通必然性知识。但从经验中归纳得来的知识是否对一切空间与时间都适用？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它激励后来许多哲学家、科学家去探索、寻求答案。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也直接促进了自然科学中概率论研究的兴起。其实“休谟问题”正好说明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并非万能。与经验论相反，认为知识来源于理性思维。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提出天赋观念论：普通必然的认识（知识）是一种天赋观念，例如数学的公理、逻辑上的定理等。以康德为代表的针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提出“先天”（priori）说：形成普通必然的认识（知识）必须具有先天形式（先天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先天范畴），与感觉经验的质料相结合。此外，在本体界、实践理性领域，他归纳出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于什么？后来他又把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它集中反映了近代哲学家对主体自我研究的重视。

从人们对客体的“惊异”问题，转向对主体的“惊异”问题，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与进步。我们说它必然，是因为哲学家在认识客体“惊异”问题时，之所以产生分歧，出现各种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哲学家主体自身决定的，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由哲学家的认识观点、认识水平、认识角度以及哲学家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例如，关于主体认识形式（阶段）——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强调或坚持其中一个片面去看待客体“惊异”问题，就会得出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我们说它进步是因为：第一，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主体“惊异”问题的研究比对客体“惊异”问题的探究更为困难，后者认识对象在我们之外，前者认识对象在我们自身之中，“不识庐山真面日，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二，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主体的“惊异”问题比客体的“惊异”问题更为复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认识与探讨客体“惊异”问题很容易，事实上，人类对客体世界的“必然王国”的认识仅仅是开始，还有无数的奥秘有待我们去揭开；而是说，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人是最复杂的，不仅从生理学、解剖学、神经学、医学上说其结构很复杂，而且从心理、情感、欲望、思想、意识和精神上说也是十分复杂的。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可以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但对于人的思想、精神上的问题，这种方法往往会失败。

问题就是矛盾。人生活在四种关系或矛盾之中：人与物的关系（矛盾），人与人的关系（矛盾），人与自我的关系（矛盾），人与“无”（非经验世界）的关系（矛盾）。概括地讲，哲学就是要探讨这四种关系（矛盾），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哲学家探讨这四种矛盾（问题）的重点以及所表述的方式不同。哲学家们在探讨、回答这些矛盾（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了哲学向前发展。就是说人们在探究这些矛盾的“必然王国”中，不断地向“自由王国”推进。如果有人要问：哲学本质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回答：哲学是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推进的学问。

三、问题与哲学传授

哲学传授使人树立问题意识，也就是树立批判意识与创新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史是一部批判和创新的历史。每一个历史时期总会出现、形成一种哲学理论的权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权威又总会被后继者所批判与否定，出现一种新的理论权威，如此循环往复，使哲学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而批判、创新意识是与问题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批判、创新从问题开始，当人们有了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就意味着人们具有新的思维、新的视角，进而深入地去思考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新的见解。反之，如果没有问题，没有质疑，实际上思维是处于停滞状态，这样，所谓批判创新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我们的哲学教学与哲学传授，不要只是讲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不要只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讲解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例如，哲学史上每一个时期哲学家提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他们又如何去分析与回答这些问题；再如，现实生活提出了哪些哲学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与回答这些问题，如此等等。

哲学传授、哲学问题既然如此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捕捉与发现哲学问题。如果你说了一大堆问题如何重要，但不会发现问题，不能提出问题，或者不能抓住主要问题，这有何用？这里笔者不想泛泛地去谈论，而是仅以“今日哲学”为例，具体探究一下如何捕捉、发现哲学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三个思路）去探讨与研究“今日哲学”问题。

首先，从哲学时代性去探讨与捕捉“今日哲学”问题。哲学离不开时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电脑网络化时代。第一，科技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历着一次重大革命。但是科技发展，也带来了负效应，现代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激烈竞争，使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第二，人们在物欲主义的支配下，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向自然广度深度“进军”，肆无忌惮地向自然掠夺，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失去自身生存基础的危险。第三，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发达国家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今日哲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正确理解与解决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人类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代西方哲学界对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哲学家对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主体主义的批判，以及转向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从“批判”角度反映了这个哲学热点问题。

其次，从现实生活实践来探讨与捕捉“今日哲学”问题。哲学扎根于现实，来自现实，但哲学又高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经过改革开放，我国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与世界“接轨”，逐步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思想解放，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我国正处在大变革年代和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旧的规章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新的规章制度所代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旧制度到新制度、从旧的生产关系到新的生产关系，一句话，从旧到新的转变，震撼和改变着人的思想观念。政治哲学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如何看待与重新建构经济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与权力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纪律与自由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等等。同时，市场经济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引起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如何重新建构与确立新的人际关系、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价值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正因为此，价值哲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今日哲学”的另一个热点。

最后，从哲学自身发展来探讨与捕捉“今日哲学”问题。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或自然科学的发展，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冬眠”以后，现在又凸显出来，成为“今日哲学”的热门话题。例如，关于“存在”（希腊文to on，德文Sein，英文being）问题：如何理解“存在”？古希腊哲学家说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关于“存在”的历史演变？西方哲学关于“存在”的原意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存在”有何区别？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与兴趣，并就此展开热烈讨论。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们对问题看法的变化，例如，关于“时间”的问题就是如此。德国广播电视台在“今日哲学”专题节目中，专门组织了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和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等人参加的“时间问题”的讨论。该节目主持人U.伯姆指出：“时间问题无论如何表述，都是西方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几千年（而回答也是不同的），但现在又出现了新情况：在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中，这样的看法开始被接受，即只有在谈论有别于时间的其他东西时，谈论‘时间’才是可能的。悖论的表述就是：我们建构的‘时间的再发现’存在于这样的发现，即时间是不可能被发现的。”[1]同时，专题节目还对时间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时间与媒体的联系问题，时间、人权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分别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对话与讨论。

[1] [德]U.伯姆：《思想的盛宴——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6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