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追溯了三皇五帝远古时期的乐曲,重点描述了汉代的乐府,最后是魏晋时期文人所作的乐府诗。在描述乐府的发展过程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他把乐府分为“雅声”与“溺音”,并着重讨论了这两者的消长问题。按刘勰的观察,乐府诗曲发展的大体规律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雅声不断地衰微,而溺音则不断地流行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像当前的文艺现实那样,纯文艺不断地衰落,而流行的俗文艺则不断地发展起来。刘勰所说的“雅”与“溺”的问题,与现在我们面临的“雅”与“俗”的问题是很相似的。那么,为什么“雅声”战胜不了“溺音”呢?刘勰谈这个问题时,遇到了一个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的问题,从感情上说,他当然是主张“雅声”的,他说“**辞在曲,正响焉生”,他认为“雅声”就是“中和之响”,“务塞**滥”不但是先王衡量乐曲的标准,也是刘勰衡量乐府的标准,他的感情的保守性是很清楚的。但理智上他又不能不看到: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感情色彩的解读,可以解读成这样:世俗者听到**辞艳句,心情就激动向往,他们还不是喜欢追逐新奇刺激吗?而对温和庄重的雅润的乐曲,则一边听一边打哈欠,眼睛无光,瞪得像鱼眼一样;对新奇刺激的东西,听了觉得舒服至极,喜欢得拍着大腿跳起来。从此,诗歌与声调的**滥也就越来越发展了。这种解读,译出了刘勰的感情。但是没有完全解读出刘勰的理智。所以这句话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法:世俗的乐曲听了令人心情飞跃痛快,大家也就争写那些新鲜奇异的曲子;温和庄重的雅润曲子诚然也不错,但它们往往不够动人,人家听了只有伸懒腰打哈欠,瞪着像鱼眼那样无神的眼睛;新鲜奇异的曲调肯切动人,怎么能不使人欢呼雀跃呢?从此乐府按郑国的新声发展,也是像上台阶那样自然了。这后一种解读译出了刘勰的理智。刘勰处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就像孔子当年一方面看到“礼崩乐坏”;可另一方面还要讲“仁义道德”。

在本文的“赞”中他就说得比较客观了:

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意思是说,雅润的韶乐难于继承,新奇的郑国乐曲是易于发展的(因为人们喜欢它)。这岂但是乐曲的发展,从这里也可认识到礼的发展状况啊!

刘勰的理智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把“雅声”与“溺音”的消长关系原因,从一个方面说得比较透彻。我们如果不是从刘勰的感情的选择来理解他,而是从理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话,那么他的论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用他的观点来看其后的文学史,就会看到中国文学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是所谓的“溺音”超越“雅声”的结果。如果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守住《诗经》的传统,即守住“雅声”,排斥“溺音”,我们也就不会有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了,没有这些所谓的“溺音”的发展,我们的文学史还能说是光辉灿烂的吗?对于今天的“雅”、“俗”问题的讨论,甚至对于所谓人文主义问题的讨论,我们不是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吗?文化保守主义也是没有前途的。今天的适应时代和普通百姓口味的“俗”文学,被那么多文人学者不屑一顾的东西,也许从后人的眼光看来就是“雅”文学了。

[1]《礼记·乐记》,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