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赋》就是解释赋。赋在古代有多少种意义呢?据我的考察起码有四种意义。第一种,春秋时期,外交场合应赋诗迎送,这是一种礼仪,也就是《明诗》篇中所说的“春秋观志,讽诵旧章”。这里的赋,就是诵读的意思。第二种,所谓“登高能赋”,如《毛诗传》所说的“升高能赋”,唐代孔颖达《正义》所言“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这里的赋是指人们登高做诗。第三种,就是《毛诗序》中“诗之六义”中的“赋”,一般认为是指诗的一种修辞手段。第四种,则是战国宋玉所写的《风赋》《钓赋》,荀子所写《礼赋》《智赋》,这是一种文学新文体。刘勰本篇所论的是作为新文体的赋。

关于“赋”的兴起与发展,刘勰认为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源头 《诗经》的“诗之六义”的“赋”。就是说“赋”开始时是一种与比、兴相并列的艺术修辞方法,即前面介绍的第三义,其特点是:“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就是刘勰对赋的意义的理解。《毛诗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刘勰这里为什么要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来解释赋呢?在他看来,赋这种艺术描写手段在运用中,由于特别注重铺陈,已具有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新文体的可能性,所以刘勰说“总起归涂,实相枝干”,意思是说,赋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是由诗的一支发展而来的。班固也说赋是“古诗之流”。刘勰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刘勰认定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概括得很好。纪昀评论说“‘铺采摛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2]

(2)萌芽和兴起 春秋到战国时代。具体的篇章有郑庄公的《大隧》和士蒍的《狐裘》。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两人闹矛盾,其母亲姜氏偏袒共叔段。共叔段谋反,姜氏为内应。郑庄公置母亲姜氏于城颖,发誓说,不到黄泉,不相见也。后来郑庄公后悔,不知怎么办。颖考叔给他出主意:“君何患焉,若撅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郑庄公就照办,他进入隧道,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从隧道走出,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母子感情如初。这是郑庄公和其母亲自己做的诗。此外刘勰篇中还提到晋国大夫士蒍所赋的《狐裘》:“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意思是,晋献公和他的两个公子互不相让,我到底怎么办?这是士蒍自己做的诗。这是赋的萌芽。但此时的赋“明而未融”,就像清晨初升的太阳,虽然明亮,但尚未普照,说明还不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是屈原的《离骚》。按照刘勰的说法,赋体到了《离骚》才“始广声貌”,扩大了对事物的声音和形貌的描写。但《离骚》专有《辨骚》篇加以论述,似不是《诠赋》篇谈论的主要对象了。

(3)命名与赋体成立。荀子写了《礼赋》《智赋》,宋玉写了《风赋》和《钓赋》,这样赋作为一种文体有了名号,并与诗划清了界限,原本是“六义”附庸的赋,发展为一种文体,而且显示出“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归余于总乱”的特点。就是说,汉赋常用主人与客人对话开头,引起别的话,对事物的声音和形貌,用文字的文采完全铺陈出来。最后以“总乱”收尾。汉赋中又有大赋与小赋的区分,大赋写京都、宫殿、苑囿、狩猎等比较宏阔的场面;小赋则描写草木禽兽、花鸟鱼虫等较小事物,所谓“触兴致情”。以上这些都是刘勰所介绍的关于赋的起源和流变的一般知识。

(4)刘勰对汉代的赋作何评价?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目前学界对刘勰对汉赋的评价有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刘勰对汉赋评价太低,完全拿评价《诗经》的标准来评价汉赋,说汉赋“膏腴害骨,无贵风轨”。汉赋追求铺陈,字句艳丽,被刘勰说成“楚艳汉侈”。但“‘楚艳汉侈’正是楚辞汉赋的优点,正是《诗经》不可企及的地方”,正是艺术摆脱政教而独立发展的一种趋势。[3]

刘勰的这种批评对不对呢?我们先要看刘勰究竟如何来评价汉赋。对汉赋的评价除了《诠赋》篇外,还涉及《宗经》《情采》《夸饰》《比兴》《物色》等各篇。实事求是地说,刘勰对赋和赋作家的评价有褒有贬,似乎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例如,《诠赋》共评价了战国到魏晋共十八家,从刘勰评定时所用词句看,分成三种情况:褒扬,贬抑,不褒不贬。详见下表。

续表

从以上所评十八家看,刘勰真正加以贬抑的只有宋玉一家,即说他“夸谈”、“**丽”。不褒不贬的、客观描述的有三家,即荀况、司马相如和王褒。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引起后代争议的司马相如竟然在不褒不贬之列。其余十四家,刘勰都按其创作风格予以肯定的评价和赞赏的评价。这就说明了只要我们具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刘勰对于战国、特别是汉赋在具体评价到个人时,还是肯定居多。

然而刘勰对于赋,特别是汉赋的评语不限于此,当他对汉赋作出整体评价的时候,他对汉赋的不满、贬抑、反对、斥责之词就十分尖锐,请看以下五条。

然逐末之俦,篾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诠赋》)

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盛: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暌刺也。(《夸饰》)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情采》)

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用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比兴》)

以上五段话,从整体上如此批评楚汉以来的辞赋,有的话说得很重,如“膏腴害骨,无贵风轨”;“楚艳汉侈,流弊不还”;“诡滥愈盛”;“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习小而弃大”等,这与他在《诠赋》篇对逐个辞赋家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不是相互矛盾吗?刘勰为什么对于楚汉以来的辞赋会有如此矛盾的评价呢?楚汉以来的赋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引来刘勰如此似乎不能自圆其说地批评呢?这里就汉赋、特别是汉大赋的情况做扼要的考察,然后才能说明刘勰种种评论的是与非。

中国的文学到了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楚辞,是一大变化。楚辞把基本上是四言体的质朴的诗歌,改变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杂言体的辞赋体。但是从《诗经》到楚辞,尽管已经是一种新的文体,在“睹物兴情”这点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刘勰积极评价屈原的《离骚》,认为《离骚》“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但是从楚辞到汉赋又是一大变化。代表汉赋的主要有《七发赋》《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羽猎赋》《两都赋》《二京赋》一类的作品,其作者主要也就是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班固、张衡、扬雄等。从楚辞到汉赋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呢?按一些文学史的说法,“是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成分减少,咏物叙事的成分加强”[4]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刘勰所说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确是赋的特点。但汉代的赋家,常常在“铺采摛文”上用力气下功夫,而在“体物写志”上面所下的功夫就很有限。结果赋家的赋作经常是丽辞满篇,情少物多。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两篇赋,实为一篇。篇中借“子虚”“乌有先生”和“无是公”三人的对话,用许多华丽的词句描写天子、诸侯游猎所到的苑囿的美丽景色,以及他们迷恋游猎的、不理政事的情况,最后加以简单的讽谏——还是要节俭啊。司马迁在写到司马相如的时候,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5]其中的所谓“讽谏”都是最后点一点,大量的笔墨是在描写苑囿的美色和围猎的种种盛况。又如班固的《西京赋》和《东京赋》也就用司马相如描写的苑囿的笔调来对当时西京(今西安)作为皇都的地理位置,附近的山川、河流,京都的建筑,街道的繁华,物产的丰富,宫廷建设的华美,宫中摆设的精致,等等,极尽能事加以铺陈、夸张,令人无限神往那神仙般居住的地方,炫耀皇帝都城表面的美丽、庄严。所以就那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汉大赋而言,的确是文字**丽而内容空虚,物的刻板的描写远远超越了情的抒发。所以扬雄追悔当年写赋是“雕虫”,是女工制造“雾縠”。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汉赋的评价是:“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辞过美,则与情相悖。”这种对汉赋的严厉批评,与刘勰的批评遥相呼应。当然,我们不能把汉赋一棍子打死。汉赋的文学语言的修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偶辞丽句,此前的文学是缺乏的。特别在孔子的“文质”观束缚下,人们都认为“质”是好的,一味地“文”就不好。汉赋能够铺成那样阔大的事物,又能用那么多的对偶句,这是空前的。南北朝的骈体文不能不说受其影响,而唐代律诗的成功与汉赋也不无关系。

那么,汉赋为什么是这种面貌的呢?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汉赋的体貌状况与汉代的社会状况是一致的,与汉赋作家同当时统治者的关系也密切相关。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盛时期,特别是“文景之治”,中国的国力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一个高峰。“西汉前期对匈奴和亲,避免大战争,再加上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繁荣了。但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朝廷有六个大马苑,养马三十万匹。民间富人家家养马,骑母马出门自觉惭愧。管里门的小卒得吃好饭肥肉……上层统治者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以至一般官吏,奢侈安乐,不受法令限制;下层统治者民间豪强,不借官位,专凭暴力,在地方上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实行清静无为政治的结果,使整个统治阶级过着极其富饶的生活。”[6]到汉武帝时期,疆土扩大很多,对外交往扩大,四方来朝,国威如日中天,光芒四射。长安的宫殿,汉高祖时有长乐宫、未央宫;汉武帝时又建甘泉宫、建章宫和上林苑,这些宫殿、苑囿雄伟壮丽,极盛一时。汉赋作家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对于时代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感受。这些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不但为当时的赋家提供了铺陈的题材,而且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但也很难有刻骨铭心的、艰难的、痛苦的、不幸的等一类的体验,写不出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赋的内容的空虚也就不可避免,而更多在文学语言上经营也就是自然的了。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总是与作家主体的情感状态密切相关。当时的赋作家,无论是司马相如,还是别的作者,大多数是依附于统治者的门下,成为统治者的附庸,有时候还要博取统治者的喜欢,所以下层民间的痛苦生活,他们的艰难,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抗争,并没有进入到这些赋家的视野,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对“赋”的评价偏低、甚至有严厉的批评。刘勰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批评汉赋“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诡滥愈盛”,揭露“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讲他们笔下“习小而弃大”,应该是大体不差的。特别是当我们充分考虑到刘勰的“宗经”、“征圣”的思想时,更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批评的确是表达了他对汉赋的不满。但为什么刘勰在评价一个个具体的作家的时候,又说了那么多好话呢?特别是对荀况以来十家赋家称为“辞赋之英杰”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刘勰的思维方式中去理解。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出了“擘肌分理,务为折中”。刘勰的“折中”观念具有相对主义的性质。他常常从某一个角度把一个事物说得很好;但从另一角度出发,又把同一事物说得很不好。所以在刘勰的语汇中,“环”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有“环周”、“环流”、“环络”等。巧丽与**丽、奇正与雅正等都是可以“环流”的、变化的、发展的。问题是刘勰从哪个角度看。因此,在刘勰这里,并没有绝对坏的东西,也没有绝对好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于文字的运用来说,那些辞赋家的确是“英杰”,但相对于宗经的道理来讲,那么他们所作就是“讹滥”了。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刘勰对赋的肯定与否定,那么我们也就不觉得刘勰对赋的评价是矛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