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本篇另一个要点就是发挥了“情者文之经”说,把诗文声律的产生、运作同人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器写人声”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这意思是说,音律的开始,本于人的声音含有宫商角徵羽的区别,源于人的生理的血气,古代的圣王就是根据它来创作音乐的。由此我们知道,是乐器摹仿人声,不是人声摹仿乐器。在这里,刘勰从根本上说明了音乐的产生在于人,在于人的血气,宫商之类的声音是人和人血气的产物。因此音乐的产生不是外在的物器之类的声音的组合,是“器写人声”,而“声非学器”。人是第一位的,一切乐音都是发乎人的血气,离开人的生理的功能,所有的乐音都无从追寻,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音乐的产生的根源,是很得体的理论。

乐音是这样产生的。那么诗文中的声律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刘勰说:“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神明”就是人的精神,包括思想感情。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是构成文章、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关键,而言语的音律,是协调人的口吻的,当然也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后文在讲操琴失调,人们知道改正过来,而敷写文章违背音律,为什么不知道改正过来呢?首先是有一个“声萌我心”的问题,即声音萌生在我心里。这就是吸收了扬雄《法言》中理论,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由此可见,诗文语言及其声律都是与人和人的思想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诗文声律虽然有所谓正音与讹音的区别,产生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如各地方言的不同等,但说到底是诗文语言及其声律产生于人心,与人的思想感情有关。

更进一步,刘勰就提出了“外听”与“内听”的区别。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但仅限于声律本身是否易于掌握而言,只说“外听”是指乐器之音,“内听”是指诗文之声律,没有深入到声律与情感的层面来加以解说。实际上,刘勰之所以强调“内听”是很难的,甚至有的作家陷入“文家之吃”的地步,这是有其更深的道理的。这一点刘永济体会最为深刻,他说:“舍人‘内听’之说最精。盖言为心声,言之疾徐高下,一准乎心。文以代言,文之抑扬顿挫,一依乎情。然而心纷者言失其条,情浮者文乖其节,此中机杼至微,消息至密,而理未易明。故论者往往归之天籁之自然,不知临文之际,苟作者襟怀澄澈,神定气宁,则情发肺腑,声流唇吻,自如符节之相合。”[15]刘永济在举了李渔、周济论韵部之字音,各有特质,各自符合表现不同的感情之后,又说:“作者用得其宜,则声与情符,情以声显。文章感物之力,亦因而更大。然其本要在乎澄神养气,不可外求,故曰‘内听’。”[16]刘永济把“内听”之说,跟声律与人的情感表现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声与情符”、“情以声显”,深得刘勰理论的精髓,很有价值。

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前文提到各地的方言不同,诗文作者的个性不同,对于声律规则的掌握,或不可能达到十分精确,或各有偏好,因此对声律的运用应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这就是刘勰所提到的“声得盐梅”。“声得盐梅”是以烹调中盐梅的关系,来比喻声律的安排。人的口味是不同的。有人喜咸,有人喜酸。“声得盐梅”也不是一个死的硬性的规定,是有灵活性的。这一点,刘勰的观点与他同时的钟嵘的观点是大体一致的。钟嵘对于诗文中的声律,不主张搞得过于精密。他在《诗品序》中批评了王长元、谢朓、沈约三人,说“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17]钟嵘根据他的诗应“真美”的原则,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18]这里所说的“蜂腰鹤膝”,是指沈约提出的“八病”中的两病。据《文镜秘府论`·西卷》载,八病是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指诗中过于苛刻、精密的要求,很少有人能做到的。钟嵘对诗文声律的要求不过是“清浊通流”,即声律抑扬通顺流畅而已,这与刘勰的“声得盐梅”的意思是相似的。

然而,刘勰生活在文坛领袖沈约的阴影下,他的《声律》篇的观点有时过严,有时又较宽松,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讲诗文声律之用,只需“声得盐梅”就可以了,不可过分要求;可另一方面又在篇中批评起屈原的《离骚》的声律不严密,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在当时用楚音实属正常,不能批评其“讹韵实繁”,后面由此借题发挥,又批评陆机文章的用韵,认为不合《诗经》之韵,也是偏颇之论,这都是不符合他自己所说的“声得盐梅”的说法的。我们读他的《声律》篇,从对待汉语声律的态度看,他的“声得盐梅”的折中的理论立场是我们可以认同和接受的。他的“声得盐梅”才是真正有价值之论。

(2010年1月改)

[1]启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见《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页。

[2]启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见《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页。

[3]葛洪:《西京杂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4]启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见《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1页。

[5]陆机:《文赋》,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8页。

[6]沈约:《宋书》列传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7页。

[7]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9页。

[8]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4~165页。

[9]《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7~368页。

[10]姚思廉:《梁书》列传第四十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8页。

[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文心雕龙》文字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1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

[1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

[14]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1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

[16]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

[17]钟嵘:《诗品序》,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3页。

[18]钟嵘:《诗品序》,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