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有许多不同的解说,归纳起来大概有十几种说法,但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十种。
第一种,“风意骨辞”说。认为“风”是指文意的特点,“骨”是指文辞的特点。持此说者甚多,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也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这是比较权威的一说。此说的拥护者甚多。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有些论者死死抓住黄侃“风即文意,骨即文辞”这八个字不放,不顾黄侃先生的解说全文,认为黄先生把“风”和“文意”等同起来,把“骨”和“文辞”等同起来,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实际上,把黄侃的解说简单归结为那八个字,是不够客观的。黄侃的解说中还有“风缘情显,辞缘骨立”,“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等等[1],结合这些解说我们可以看到黄侃并没有把“风”与“文意”,“骨”与“文辞”简单地等同起来。黄侃所认为的“风”属于“文意”方面的问题,“骨”属于“文辞”方面的问题的看法,是从原作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有合理的方面的。
第二种,“情志事义”说。认为“‘风’是情志,‘骨’是‘事义’,两者都是文学内容的范畴”,更具体说,“‘风’是作家发自深心的、集中充沛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表现。”“骨”指“事义”,“就是表现文章主题思想的一切材料观点逻辑的内容。”[2]这种解说,在“风”的解释上并无多少新意,但把“骨”解释为“事义”就显得很新鲜。这种说法源于较早的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刘先生和此说的论者主要根据的是《文心雕龙·附会》篇的一段话。
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他们认为这段话是对于文章体制最完整、最全面的比喻,这里明明说“事义为骨髓”,所以《风骨》篇的“骨”是指“事义”是确定无疑的。此说论者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找到了“确证”,是推不翻的。但是问题在于主要不从《风骨》篇内找正面的证明,转而从别的篇找旁证,这样做是不是得当?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种,“风格”说。认为“风骨”是一种特殊的“风格”。此说也出现得比较早。据罗常培记录《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刘师培在《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的讲题中说:“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凡偏于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刘师培的意思是,“风骨”与“隐秀”是两种对立的风格,一偏于刚,一偏于柔。罗根泽说:“盖风格虽非字句,而所以表现风格的仍是字句,所以欲求风格之好,须赖‘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风骨是文字以内的风格,至文字而外,或者说是溢于文字的风格,刘勰特别提倡隐秀。”[3]持“风格”说的还有马茂元、吴调公和詹瑛。[4]后来还有这样的说法:《体性》篇是风格的通论,《风骨》篇是风格论的专论。或者认为“风骨”只是对《体性》篇的个别句子的进一步发挥。如王运熙说:“风是指文章中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是指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风骨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5]又刘禹昌说:“继《体性》篇归纳为八种艺术风格之后,又提出这种在他心目中认为最理想的标准艺术风格……大致相当于后世批评家所说的‘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6]这意思是说,在《体性》八体之外,还有“壮美”这一种风格。这一解说,的确是一种新解,有相当的道理,也很有意义。但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统观刘勰全书的结构,刘勰讲“风骨”似乎不是要补充《体性》论的不足。如果脱离开《风骨》篇原文来评价上述观点,未尝没有道理,但《体性》篇已把有关风格的各方面的问题讲得很全面,连风格的“八体”也作了区分,刘勰似没有必要用另一篇来补充它。《风骨》篇是独立的一篇,有其独特性,而且不但“壮美”、“阳刚”的风格要求有“风骨”,“优美”、“阴柔”的风格也要求有“风骨”,“风骨”似乎是对诗文的一种普遍的要求。
第四种,“刚柔之气”说。认为“风骨”就是“气”。此说最早见于清代,黄叔琳在《风骨》篇论“气”的一段加顶批曰:“气即风骨之本”,纪昀似不同意黄氏批语,另加批曰:“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此评未是。”近人徐复观同意并发挥了这一解说,他说:“所谓风骨,乃是气在文章中两种不同的作用;及由两种不同的作用所形成的文章中两种不同的艺术形相,亦即是所谓文体。”又说:“《风骨篇》之所谓风骨,依然指的是作者的两种不同的生理的生命力——气,贯注于作品之上,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形相。所以就两种不同的生理的生命力的自身而言,便可以说‘气即风骨’。就文章两种不同的形相而言,也可以说‘气是风骨之本’,所以我说纪昀的两句评语皆可成立。”[7]
徐复观的说法似有误,他引的两句评语,不是纪昀一人的评语,是黄氏和纪氏两人的评语。但徐复观要表达的意思是,人的气有刚与柔的不同分别,刚气贯注于作品之中,其表现就是“骨”;柔气贯注于作品中,其表现就是“风”。的确,“气”是《风骨》篇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从“气”这个角度切入来疏解“风骨”,可以说别开生面,使我们对“风骨”问题的理解深化了一步,特别是“气是风骨之本”的说法,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是,“气即风骨”的提法,在气与风骨之间划了一个等号,似乎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这二者相等的话,刘勰已有《养气》篇,集中论述了气的问题,《风骨》篇岂不是重复了吗?或许会说,这是层次的不同,那么人们就要问我们究竟在哪个层次上把风骨和气相提并论呢?
第五种,“情感思想”说。认为“风”是情的因素,“骨”是理的因素,“风骨”是情感思想的表现。提出此说的是宗白华教授。他说:“我认为‘骨’是和词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它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一篇有骨有风的文章就是好文章。这同歌唱艺术中讲究‘咬字行腔’一样。咬字是骨,即结言端直;行腔是风,即意气骏爽,动人情感。”[8]
宗白华对“风骨”的解说,也很有新意。他从情与理的视角来说明风骨的不同及其联系,确能自圆其说。对风的解释更符合刘勰的原意,也更具有启发性。但对“骨”的解释,宗白华把“结言端直”(“一句话要明白正确”)直接与“逻辑性”相联系,也似乎有些勉强。
第六种,“感染力”说。认为“风”是作品的“感染力”,马茂元说:“风能动物,犹文章之能感动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便是文学作品的感染力。”风骨的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而有力”。[9]持此说者不止此一人。这种说法就作品“风骨”所引起的艺术功效来说是有道理的。但致命的弱点是离开刘勰《风骨》篇的论述,对“风骨”本身缺少详尽的说明,只是从“风”的字义上着眼进行解释,是很不够的。
第七种,“精神风貌美”说。认为“风骨”是“精神风貌美”,张少康说:“我们认为,把风骨理解为文学作品中的精神风貌美,风侧重于指作家主观的感情、气质特征在作品中的体现;骨侧重于指作品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量,而不同的思想家、文学家所说的风骨又随着他本人的思想而有所差别,这是比较符合刘勰全书的原意的,也和当时各个艺术领域中所论的风骨可以协调一致,同时也能比较妥善地解释《风骨》篇的原文。”[10]此说从《文心雕龙》全书立论,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认为“风骨”是刘勰追求的一种美,也很有学术眼光。只是“精神风貌”的提法似比较笼统,还可进一步斟酌。
第八种,“内容形式”说。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
第九种,“形式内容”说。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
以上两说最缺少说服力,其论者只是从现代的文学理论的内容与形式的概念出发,不顾刘勰的原意,一味“以今套古”,不像其他说法那样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本可不举出这两说,但为了说明学界对刘勰《风骨》篇解释的混乱,还是举出,以备读者参考。
第十种,认为要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中来看“风骨”处在理论体系中什么地位,弄清楚一系列概念的内涵和关系,从整体来把握局部,这样才可使对“风骨”的解说接近刘勰著作的实际。这个看法当然是很好的,但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的看法有差异,甚至有很大的差异,结果对“风骨”的解说还是“各说各话”,难于达成一致意见。如寇效信和牟世金两位先生,都认为应该从刘勰的理论体系切入来理解风骨,但由于二人对刘勰的理论体系看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还不能完全一致。前者认为“‘风’是作家骏爽的志气在文章中的表现,是文章的感染力的根源,比拟于物,犹如风;‘骨’是文章语言端直有力,骨鲠遒劲,比拟于物,犹如骨。”后者则认为“风、骨、采的关系相当于志、言、文的关系”,“‘风’是对情志的要求,‘骨’是对‘言辞’的要求,‘采’是对‘文采’的要求。”[11]
除了以上“十说”外,还有其他种种说法,恕我不再一一罗列了。
为什么对刘勰的“风骨”论的解说会出现这么多的分歧意见呢?除了人们已经指出的“风骨”是一个抽象的比喻,可以作出多种解释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解说者的方法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我感到目前在解说“风骨”论上,起码存在着以下五种方法的分歧。
第一,解说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论是主要以本篇为立论的根据呢,还是主要从《风骨》篇以外的其他篇章寻找旁证,并以旁证代替“主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把“骨”解说为“事义”的论者,就主要不是从本篇找到的证据,而是从《附会》篇的“事义为骨鲠”这一句话得出的结论。应该看到,《文心雕龙》全书用到“文骨”、“骨鲠”、“风骨”、“骨髓”等词语的共有三十多处,差不多每一处都有特殊的语境,语境不同,词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不是从《风骨》篇特定的语境出发来解说“风骨”,而是主要靠别的篇章寻找旁证,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根据《附会》篇“事义为骨鲠”,就把《风骨》篇的“骨”解说为“事义”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根据《体性》篇的“辞为肤根,志实骨髓”,而把《风骨》篇的“骨”解说为“志”呢?还有,我们可不可以根据《宗经》篇的话:“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而把《风骨》篇的“骨”解说为“经”呢?我们可不可以根据《诔碑》篇的“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而把《风骨》篇的“骨”解说为“训典”呢?……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旁证来立论,我们对一个特定的概念的解释就会从一种意义滑到另一种意义,这样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对《风骨》篇的“风”和“骨”的确定的解释。我的看法是,旁证有时是可以用的,但一定要辨明语境,在语境相同或相似时,我们才能使用这种方法。对一个问题的解说,还是要以“主证”为主,“旁证”为辅,对《风骨》篇中的“风骨”的解说,必须以本篇所提供的根据作为解说的主要凭借。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的另一个方法问题是,解说《风骨》篇的“风骨”概念,是仅抓住本篇的某一句或某几句作为论说的根据,还是要统观全篇的逻辑结构,贯通起来把握?从理论上说,当然是后一种方法更科学,但在实际解说中,有的论者就不知不觉只抓住其中的个别句子大做文章,而把本篇中别的论述放在一边。如有的论者抓“务盈守气”这一句;有的论者就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这一句;有的论者就抓“结言端直”和“意气骏爽”这一句……这样,《风骨》篇的“风骨”的含义也就同样从一种滑向另一种。如何运用统观《风骨》全篇的逻辑结构,做出全面的而非片面的把握,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把《风骨》篇看成是提出新的概念和范畴的独立的篇章,还是把《风骨》篇看成是《体性》篇的补充或进一步发挥,这也是一种方法的选择。的确,《体性》篇在前,《风骨》篇紧随其后,这里是不是有内在的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把“风骨”解说为一种风格的论者,就是认为《风骨》论不过是一篇风格的专论而已。但这里也有不少可疑之点,如既然刘勰把“风骨”看成是一种风格,那为什么在篇中更多的是把“风”和“骨”分开来论述呢?难道作为风格的“风骨”是由两种东西拼凑起来的吗?刘勰其他篇都是一篇一题,为何单单风格问题是两篇一题呢?看来,把《风骨》篇看成是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的独立篇章是更合理的。
第四,是从魏晋以来流行的人物品评来研究《风骨》,把刘勰的“风骨”论看成是从人物品评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还是着重寻找刘勰“风骨”论的“渊源”?这也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选择。有的论者主张“移植”论,认为刘勰的文学“风骨”论只是人物品评中术语的借用,因此可以通过对人物品评问题的研究,来解说刘勰“风骨”的含义;有的论者则认为刘勰的文学“风骨”论是他的独创,与当时流行的人物品评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关系并不大,倒是应该从更远的渊源上来追索刘勰文学“风骨”论的成因,如从《毛诗序》的“诗之六义”来考察“风骨”的原始意义,并从这里展开对文学“风骨”论的解说。我个人认为两种都有其合理性,但后者的合理性大于前者的合理性。
第五,是从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来探讨“风骨”论,还是把《风骨》篇孤立起来研究?当然,大家都认为前者更可取,但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是怎样的呢?这就又有分歧,如前所说,对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掌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理解不同,对“风骨”的解说亦会不同。我认为,尽管对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把握存有困难,但仍然是值得为之努力探求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刘勰文学“风骨”论的解说的分歧,追根到底是由论者所选择的不同的方法所造成的。方法的正确选择才是解开刘勰的“风骨”之谜的根本。但困难的还在于,并不是在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而是要在上述五对方法的分歧中,进行综合的选择,而且所选择的几种方法,能够构成一个互相匹配的、完整的系统。这也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