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认为刘勰的“感物吟志”论,比“诗言志”论前进了一大步,这是不错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论归结为“文源”论,强调刘勰的唯物主义,认为他把诗的源泉定位在“外物”上,而“外物”也就是“社会生活”,这样刘勰的“感物吟志”说就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轨”了。这种看法是把现代的唯物主义的文学源泉论“强加”给刘勰。实际上刘勰的主要贡献不在寻找到“诗源”,不是强调诗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刘勰的重要贡献在他以“感物吟志”这样的简明的语言概括了中国诗歌生成论,把诗歌生成看成是密切相关的多环节的完整系统。主体的“情”和客体的“物”,通过“感”这种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这个艺术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后生成作为诗歌本体的“志”。主体的“情”与客体的“物”是诗歌产生的条件,“感”与“吟”作为不同的中介则是诗歌产生的关键,而“志”则是条件和关键充分发挥的结晶。这样,刘勰的“感物吟志”说就成为一个整体,清晰地揭示了诗歌生成的普遍规律。

刘勰的思想常是矛盾的。他既十分注重对古代儒家“雅正”传统的继承,但对魏晋以来的“巧丽”的“新声”也抱肯定的态度,注意总结现实创作的经验教训。在诗歌问题上,他同样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矛盾中。他对古典诗歌的意义的总结,一诗三训,诗者,承也,志也,持也,似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古典的面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但问题一旦转到诗歌生成论,他就提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把诗的“承”、“持”的意义又似乎放到一边,强调“情”,强调“感”,强调“自然”,其论述勃勃有生气,他的思想转向魏晋“新声”经验这一面就凸现出来了,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后者修正前者。我感到,我们不仅在研究刘勰的诗学思想时,而且在研究《文心雕龙》一系列篇章时,似乎都需要注意刘勰思想的矛盾状态。

(原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8~69页。

[2]从西方的文化角度来考察,西方人把文学艺术归结为“知识”的范畴,创作就是获取一种新的“知识”。所以从古希腊开始,他们的思想家就把文学艺术界定为“摹仿”,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性”、“再现性”,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这种思想统治了西方一千多年,到了19世纪末20年代初,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和其后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流行,文学艺术才开始出现摆脱“知识”范畴的趋势。

[3]朱光潜:“‘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能是一种知识形式。在这个反映的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但是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为认识的对象,就其为对象来说,它可以叫作‘物’(姑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简称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是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自然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美学所研究的也只是这个社会的物的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性质和价值,发生什么作用;至于自然物(社会现象在未成为艺术形象时,可以看作自然物)则是科学的对象。”(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3页)

[4]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学生书店1976年版,第303页、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