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与上面两位老先生的解释基本相似,但又有所不同。我认为从本篇的立论和与创作论诸篇的联系看,从刘勰生活时代仍然流行的自然崇拜看,刘勰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也不是道家的“无为”之道。

任何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根源于一定的历史语境,都是针对一定的现实问题而发的话语,而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无的放矢的、随意的、无根的理论创造。

第一,刘勰的自然本体文学观,基本上是来源于远古先人的自然崇拜观,而在“自然崇拜”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区别。他们都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神秘之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说明“道”的根底在自然本身,这实际上是明确地给“道”加上了“自然”的规定性,这一点十分重要。老子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老子·道德经》)这是说这个为“天地母”的神秘东西就是“道”,“道”作为万物的本源是不断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庄子则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这就是说天地、四时、万物都有自身的运转规律,但它是神妙的,不会自己开口的;至人、圣人当然也应恭敬自然、顺应自然,不妄自造作,应与神秘的自然保持默契。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天”是“自然”,“逝”去的时间是自然,“川”也是自然,这里孔子是对自然的有规律运动不妄加议论,只是表示敬畏,表示无奈的默认。这可以看成是孔子对“自然之道”的理解。孔子和老子、庄子所说的“道”是有相似之处的。作为儒家又一经典的《周易·系辞上》写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一阴一阳的运动变化那就是“道”。变化、运动、神妙和不可解,这就是“自然崇拜之道”的特征。不难看出儒、道两家在“自然崇拜”问题上是基本相同的,这是更古老的先人的天道自然崇拜论在先秦学者那里的回响。我认为刘勰基本上就是在上述意义上用“道”这个概念的,并把它作为文学的本源来加以阐发。

第二,刘勰的天道自然文学观,是受到了玄学和佛学思想的影响。刘勰在他的《原道》的开篇,没有按汉代的文论去絮絮叨叨讲“诗言志”、“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美刺”、“主文而谲谏”等儒家教化理论,而是从自然本体(“天文”、“地文”、“人文”)的丰富、韵致和美丽讲起,并充满赞美之情,这绝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受当时玄学和佛学的影响。玄学是魏晋六朝的显学,刘勰就生活于玄学清谈的氛围中,所读所听的都是玄学的争论。玄学很复杂,作为清谈的对象是很玄远的、抽象的,但最后的落脚点也是“顺应自然”,甚至认为名教本于自然。自然的秩序才是根本。一般认为,佛学是在东汉时传入中国,于六朝时达到了一个鼎盛。刘勰从小跟随定林寺僧祐整理佛经,精通佛经,自己还有佛学方面的著作,晚年辞官回定林寺出家,因此佛学对他思想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佛学的基本观念是“众生”说和以因果报应为核心的“轮回”说。“众生”说,把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都包括在内,人有人性、神性,生物有物性、神性,人、动物、植物之间都是平等的,人并非高于自然。刘勰接受这种玄学、佛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与儒家教化理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第三,从“文之枢纽”五篇的关系看,《原道》篇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也是要从自然宇宙这样一个更宽阔的视野来理解“人文”。诚如黄侃所言,“原道”与后来的“文以载道”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朴素的,认为“人文”本于自然,人们从自然世界的美中受到启发,有了感受,或产生感情,这样才转化为“人文”。后者则把文章规定为儒家道统的载体,教化的工具,被封建礼教死死地束缚住了。

既然刘勰的“道”是“天道自然”,那么为什么又左一个“征圣”,右一个“宗经”呢?为什么强调“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呢?这里就不能不谈到“文之枢纽”五篇的关系。对于这五篇文章的关系,学界有刘永济的“正本清源”说(认为《原道》《征圣》《宗经》是正本,《正纬》《辨骚》是清源);庄雅洲的“真善美”说(认为《原道》是讲真,《征圣》是讲善,《宗经》是讲美);王更生的“三原”说(认为《原道》是共原,《征圣》《宗经》是自原,《正纬》《辨骚》是变原)等[3]。我的看法又有些不同,这里似乎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图来理解:

我的意思是,“文之枢纽”五篇分为“文原”与“文变”两个层次。前三篇是讲“文原”问题,即文章从何而来。刘勰的重点在《原道》篇,即认为从根本上说,文起源于原始的天道自然,自然(包括人物生活的自然)是最美的,人文不过是对自然之美的体验与感悟。但是这种自然之美在谁那里得到最好的体现呢?回答是圣人,所以要“征圣”,你看文字是谁创造的?还不是先圣;最早最美的篇章是谁写的?也是先圣。那么这种天道自然之美又体现在哪些文章里呢?那就是“经书”,所以要“宗经”。经书里面的确把自然神秘之美表现得很有魅力。例如,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知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多么有意义、有价值、有韵味,可以说都是明道之文。文要源于道,源于一个稳定的道,够不够呢?不够,文还要变化,这就要“正纬”和“辨骚”。“纬书”是混合神学附会经义的书,所谓“纬书诡异”,配合经书讲一些神鬼的故事,想象丰富,千变万化;《离骚》对于《诗经》而言,是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其特点则是瑰丽的、奇特的、变幻无穷的;纬书和《离骚》可以给文章提供变化的资源。文章应该有稳定性(“文原”)和变化性(“文变”)。文章之至道就是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统一。

第四,从刘勰《原道》篇的文本整体看,他也是从对“道”,即古老的天道自然这种朴素的理解出发,提出“道之文”,认为“文”(包括“人文”)是从古老的“天道自然”衍化出来的,这是《原道》篇的主旨。“天道自然”是要返归到我们更古老的先人对周围自然世界的理解上,这与原始人的原始思维有关。原始思维是人类早期的一种神秘思维,对于这种思维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原始思维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互渗律”,物我互渗,人神互渗,正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4]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刘勰所讲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呢?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刘勰本篇对于“道心”与“神理”互文关系的理解。如黄侃所说,他在篇中数次把“道”与“自然”联系起来。首先,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语,把心、言、文归结为“自然之道”。其次,在赞美了大自然的美后说,“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再次,在叙述了伏羲氏制作了“易卦”,孔子文饰卦下之言后,又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最后,就是篇中他对自然现象用最美的语言加以歌颂,构成了本篇的主要色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此前的儒家文论家从未用此种语言赞颂过自然的美。从这里看,黄侃、刘永济把《原道》篇的“道”理解为“自然之道”是有其合理性的,是从本文的实际出发的。但这两位先生忽略了本篇一个很重要的词——“神理”。刘勰说:“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龙献图”、“龟献书”在刘勰看来是真实的自然。这里有人可能要问,篇中所提的“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这也是自然吗?回答说:是。在我们的先人的自然的观念中,这也是自然。古代的人们对自然并没有今天人们的科学认识,常常把一些传说的东西想象成真实的,当成自然存在。因为先人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对自身的能力是缺少信心的,所以把语言文字的最早创造归功于龙献图、龟献书,是不足怪的,这是先人古老的天道自然崇拜论在起作用。自然崇拜论的实质,就是把世界上一切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自然的本然存在。把平淡的还给自然,把神奇的也还给自然,把一切荒诞的都还给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王充《论衡·自然》中说:“河出图,洛出书……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笔墨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我认为用王充讲的“天道自然”,来理解刘勰的“道”最为合理。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刘勰并不是从认识论的视野来看待天道自然的,而是从古代的朴素的存在论来看天道自然的。人进入自然,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自然不仅仅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体验的、感悟的和想象的对象。自然是神奇而神秘的、不可预测的。所以刘勰给他的“自然之道”加上一个“神理”的规定,即他的道不完全是单纯的自然,外在的自然,而是神性的、神奇的、神秘的自然。所以刘勰理解的“道”不完全是现代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大自然”是客观的,而刘勰的所理解的“自然之道”是主客互渗的自然,是古老人类理解的那种“天道自然”。这种“天道自然”并不是只存留在原始人类的头脑中,它作为历史的残留物,一直流传下来。为什么刘勰会相信这种“天道自然”呢?这跟刘勰所生活的时代的自然崇拜是密切相关的。大家知道,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开始的时候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类经常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产生恐惧心理,因而相信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有神灵主宰,树木花草、江河湖海都具有神性。六朝时期,这种自然崇拜信仰仍然很盛。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江有江神,湖有湖神,海有海神……如《搜神记》卷四说:“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又《南史》卷五二《列传第四十二·梁宗室下》,说梁武帝时期,因为暴雨,江堤遭到严重破坏,荆州刺史萧憺亲自率领将吏,冒雨参加修堤,但暴雨不止,情况十分危急,于是萧憺开始绝食,并说用白马祭祀江神,把酒倒到江里,用自己的生命为百姓请命,他的话说完,大水退去,江堤也保住了。这类记载很多。直到现在人们有时也仍然用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去看周围的世界。

刘勰进一步把他所理解的“天道自然”之“道”所衍化而成的“文”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道”衍化为自然之文,即自然美。

作为自然之道都有广义的“文”。刘勰说:天玄地黄,天圆地方,日月似重叠的碧玉,展现出宏丽的景象,山川焕然如锦绣,显现出大地的形貌,这就是“道”之文采。(“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刘勰所说的“道”是指天地、山川等自然本体。而且他认为自然本体就有“文”,这里所说的“文”,即文采。你看那山川、那草木、那晨昏、那鸟兽,都错落有致,都变化有趣,这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美。“道之文”也就是自然美。刘勰确实是感受到自然美的,他用了许多美丽的文辞描绘说:动物、植物都是美的。龙凤以鳞羽呈现瑞祥,虎豹以毛色闪现出雄姿,云霞雕饰出的色彩,超过画工笔下的微妙,草木开花,不经织女的巧手也神奇异常,这些都不是外来的装饰,完全是出于自然本身。(“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天地、动植物,是自然美。那么人呢?刘勰接过《易传》的话说,人为“三才”之一,为“五行之秀”,为“天地之心”,人首先也是一种自然美。所以他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由此不难看出,刘勰把人看成是自然美之一种,但又比自然美更高,这是他对“人文”的第一层看法。这层理解,也可以说是对“文”的广义的理解,它是“与天地并生”的,只要是自然,都有“文”。

第二层次,“道”衍化为“人文”,即人工美。

刘勰在说明自然美之后,提出“文字始炳”以来的“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问题。那么这个“写”的问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是刘勰的回答。也就是说,从自然美到艺术美,要经过“心”与“言”这两个中介。首先是“心”的感动,看到山川自然,看到雪花飞舞,看到花开叶落,听到流水潺潺,听到大风呜呜,听到松涛声声,人也要感动的。这就是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对文学创作来说,“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情的问题,所谓“情者文之经”,强调的就是“情”的作用。没有情感的波涛也就没有文学。其次,是要把“情”外化出来,这就要通过“言”,没有“言”,也就没有文学。刘勰在《神思》篇里,谈到“言不尽意”的问题,认为人们在开始动笔之际,似乎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可最后说出来的则很少很少。动情不易,言说也难。所以,“心”与“言”这两个中介是重要的。有的论者认为刘勰把“自然美”与“人文美”混为一谈,这是不够公允的。实际上,刘勰充分看到了自然之“文”与“人文”的区别。“人文”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是指人作为一种自然,同别的自然事物一样,也有文采美;狭义的是指,人所制作出来的文章(包括文学),即人工美。人工美是经过人工加工的美。这种区别,相当于王国维在谈“古雅”之美时的“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的区别。这是刘勰理解“文”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层次,“道”衍化为“情文”,即艺术美。

刘勰没有把他的理解停留在人工美这个层次上。他看到对事物的表面的描写,只是人工美,这种美不一定能达到美的极致,或者说不一定能达到艺术的极致。于是他又提出第三层次的“道心神理”之美,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美。他在这里,突出地提出“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命题。“道心”、“神理”可以看成是《原道》的关键词。那么什么是“道心”、“神理”?有的论者看到“神理”两个字,特别是“神”这个字,就觉得很玄,似乎有问题,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其实,“神”这个词到了六朝时期,原有的“神灵”、“神明”的涵义已被消解,“神”就是事物的千变万化。如当时韩康伯的《系辞注》在解释“阴阳不测之谓神”时,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这里“神理”和“道心”是互文见义的。实际上,刘勰在《原道》全篇所强调的“道”是自然本体及其变化,既然“道”是自然本体及其变化,那么“道心”就是“道”的内核,即自然变化的轨迹。“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写作要深入到“道心”与“神理”中。在这里“道心”与“神理”并举,是合二为一的东西,都是指事物变化的神秘莫测的、内在深层的律动。这是刘勰理解“人文”的第三个层面。

如果我们把刘勰对“人文”或艺术美的理解化为简明的公式的话,是否可以列成如下模式。

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概括出他的以天道自然为本体的文学观。文学起源于天道自然及其律动,它激发人的情志,于是人就用“言”来表现,这样就有了作为艺术美的文学。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文学与自然具有同构关系,这是刘勰在本篇给我们提供的真理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刘勰的思想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无论就文学的本源,文学的情感把握,文学的语言表现,以及这几个环节的关系,他的理解都十分接近创作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