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认为,文学本于“道”。那么,这“道”是什么呢?刘勰在篇中有“自然之道”和“道之文”的说法。怎样来看待刘勰关于“道”和“道之文”的说法,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刘勰的“道”,就是儒家的以礼教为核心的“道”。因为“文之枢纽”有五篇,其中头三篇是《原道》《征圣》和《宗经》,这三篇在一个思想线索上,既然《征圣》和《宗经》是倡导儒家思想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测第一篇《原道》中的“道”自然也就是儒家礼教之道了。刘勰的确在一系列篇章中推重儒家圣人及其经典,所以学界不少人据此认定《原道》篇中的“道”,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本篇也重点谈到孔子的作用,但细究文本,刘勰并没有把孔子作为文章的源头,而是把自然万物作为文章的源头。文章开头那些赞美大自然的话,特别引人注目。而且把“道”理解为儒家之道,这种理解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它主要不是从本篇的理论切入,而是由别的篇来推测此篇,它的根据不是“自证”,而是“旁证”,在有“自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采用力量不足的旁证呢?这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刘勰作为一个精通佛典的人,在儒家逐渐式微的背景下,是否完全忠实于儒家一家,也是可以研究的。另外,《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以及后面的《正纬》《辨骚》同属于“文之枢纽”,应该联系起来考察,弄清楚这五篇的关系,那么我们对刘勰的“道”是什么也许就会有更清楚的理解。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我将在后面加以辨析。

第二种,认为刘勰的“道”是道家之道,认为是道家的“先天地生”为“天下母”的“道”。刘勰把“道”与抽象的神秘的“神理”相联系,是先验的东西,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因此刘勰的“道”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例如,钟子翱、黄安祯的《刘勰论写作之道》就持这种看法。刘勰的《文心雕龙》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养料是一个事实。刘勰的著作中确有道家思想,但把《原道》的“道”完全断定为道家之“道”,缺乏足够的论据。而且将这种看法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相提并论,似有把刘勰的思想“现代化”之嫌。

第三种,刘勰的“道”是兼有儒、道两家的道,即认为刘勰以儒家思想为主,也不排斥道家的影响,魏晋玄学就往往以道家思想来说“易”,所以刘勰的“道”兼有双重的意思,广义的是“自然之道”,狭义的是“儒家之道”。这其中又有“内儒外道”、“内道外儒”和“儒体道用”的说法。其中也有学者认为刘勰受当时王弼、郭象的“明教本于自然”的影响,并从这一点切入,说明吸收了儒、道两家观念的玄学是刘勰《原道》篇的思想基础。这一派人看到了刘勰思想的复杂性,看到了《文心雕龙》思想资源的多样性,“道”的多义性,是值得称道的。但其说法比较笼统,似应进一步厘清。

第四种,刘勰的“道”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本身。持此说的有国学大师黄侃等。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在解释刘勰的“自然之道”时,提出如下观点。

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1]

黄侃所言从本篇“道”与“文”的关系立论出发,不拐弯抹角,他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另一位学者,刘永济教授,在《文心雕龙校释》“原道篇第一”解释“道之文”时也说:

此篇分三段。初段明文心愿道,盖出自然……舍人论文,首重自然。二字含义,贵能剖析,与近人所谓“自然主义”,未可混同。此所谓自然者,即道之异名。道无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鱼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杂,皆自然之文也。[2]

刘永济此论也较合理。他从“道”与“文”的密切关系来解释“道”为自然,“文”为自然经纬错综的状况,天地山川、云霞草木、花开鸟鸣,包括人物生活,都是经纬错综而丰赡美丽的,都是“文”,即包括人的整个自然都是“文”,那么“道之文”,就是自然之文,而道也就是“自然”本身,这是比较符合刘勰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