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目的不是整死吴昌时，目的是通过小鬼抓阎王，彻底铲除潜伏在明政府里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倒官集团”。

周光汴、范志完、吴昌时被处死之后，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发出指令，要拿曾经让他无比信任的周延儒开刀。

锦衣卫的逮捕小组带着崇祯皇帝的圣旨赶往宜兴，要把周延儒秘密逮捕，押解北京，接受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代表组成的三法司审判。

周延儒在北京官场经营多年，官职不在，关系还在。消息灵通人士，派人先锦衣卫逮捕小组一步达到宜兴，找到周延儒。

崇祯皇帝砍掉他那么多爪牙，又要与他算总账，周延儒预感大事不好。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转移资产，销毁犯罪证据。他回乡之后，建了一栋3层楼，专门摆放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古玩字画。当然，这些东西，不可能是他用工资买的。当那么大的官，手里掌握那么多优质资源，有任何需要都会有人主动满足，没有需要制造需要也要他满足。

只有让他满意，别人才会满足。

周延儒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这些价值不菲的珍宝，即将成为索他性命的牛头马面。为了避免被多年辛苦所捞之物连累，他咬牙含泪将珍藏无数珍宝的小楼点燃。

珍宝上去很美，燃烧时散发出五彩斑斓的烈焰，更美。拥有价值连城的珍宝，有时候是为了增值，有时候是为了燃烧。当然，被烧的珍宝无罪。

两年内，周延儒两进北京。上一次，周延儒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被八抬大轿抬进北京；这一次，他以国家重犯的身份，被囚车拉进北京。看来在官场中，命运对任何人，都另有安排。

周延儒以国家重犯的身份，被逮捕入京，却没有关进监狱，而是关押在崇文门外头条胡同的关帝庙，第二天转移到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四面有锦衣卫兵丁看守。

崇祯皇帝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关押周延儒，理由是他曾经是内阁首辅，不同于普通犯人。事实上，他是不相信看犯人的人。

崇祯皇帝指示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代表组成的三法司，必须在3天之内，厘清周延儒在职期间所有的犯罪行为，并给出合理的审判。

其实，周延儒的案子，在皇帝已经定性的前提下督办，联合法庭只判不审。不过，3个部门的代表，由于对崇祯皇帝的需要理解不同，在三法司量刑会议上，却达成两种不同的审判结果。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认为，周延儒罪不至死，应从宽发落。理由是，他本质不坏，虽然罪行不轻，但在职期间，也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工作。按照法律中“议贵”的条文，也应如此。

大理寺卿凌义渠认为，周延儒官至内阁首辅，一人之下，百官之首，位高权重，稍有私心，就会给朝廷、人民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更何况他把手里的行政大权，视为发财、结党、报复的工具，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按照惩前毖后的原则，必须对周延儒处以极刑。

刑部尚书张忻和李邦华的意见差不多。他认为，周延儒工作严谨，能力出众，是不可多得的高级管理人才。他复出以来，一向兢兢业业，为政府做出不可否认的贡献。只不过他意志薄弱，经不住各种**，滥用匪人，庇护私交，赏罚混淆，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他的罪行严重，但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应该对他予以宽大处理。

3家司法机构的3个代表，1人主张从严，2人主张从宽。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判处周延儒发配边疆，充军终身，并形成判决报告，呈报崇祯皇帝批示。

崇祯皇帝一心想要周延儒的命，于是他驳回三法司的判决，亲自为周延儒定罪量刑：

“周延儒在职期间，滥用职权，巧立名目，欺上瞒下，里外勾结，纵恶容私，卖官贩爵，封疆已误。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对其的审判做出明确指示，你们如此判决，岂不是掩盖他十恶不赦的罪行吗？姑且念他曾为首辅一品大臣，令锦衣卫会同法司官，监督他在寓所自裁，允许他的棺殓运回老家埋葬。”

1644年1月18日，深夜，北京城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内。

聪明机敏、才智过人、善写一手好文章、曾两次官至内阁首辅、身家过亿、55岁的周延儒，俯首跪在地上，听一位太监宣读圣旨。

当太监念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时，故意稍作停顿。心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周延儒，以为崇祯皇帝念及在一起搭班子工作那么多年，对他法外开恩，留他一条活命，便感激得不停地磕头谢恩。

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周延儒如此狼狈，太监冷笑一声，加重语气说了一句“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听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剩下的什么也听不清了。

即使烧了3层珍宝楼，周延儒家里还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土地。即使不再做官，那些财富足以让他过着别人难以企及的优质生活。只要不判处他死罪，凭他的关系和财力，肯定能重新获得自由。55岁的他，实在是不想死啊！

周延儒在庙内来回踱步，绕了一圈又一圈，一直拖到19日凌晨，被太监们逼得没办法，才上吊自杀。

周延儒深谙养生之道，经常服用各种营养品、保健品。在他气绝之后，身上一点儿死人迹象都看不到。

对周延儒恨之入骨的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担心周延儒不死，命人将铁钉钉入他的脑门后，才回宫复命。

至此，由阿巴泰入关抢掠引发的明政府官场闹剧，这才告一段落。

阿巴泰带领10万满蒙精兵，历时8个月，抢掠明政府3府18州，获得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于1643年6月25日，带着剩下的5万清军，衣衫褴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回到沈阳。

干什么都要付出代价，阿巴泰入关抢掠也一样。尽管明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坚持不抵抗政策，但清军毕竟不是观光旅游，在各地遭到群众和爱国军人不同程度的打击，有5万人没有回到沈阳。

出关后，阿巴泰命人把这次入关的战况、战果及预计达到沈阳时间，向皇太极做了汇报。

1643年7月21日，阿巴泰和5万残兵，押运着他们的战利品，回到沈阳。

皇太极命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等人，出城30里迎接。

沈阳城的满人，向来视抢掠归来时刻为重大节日。因为抢掠的人归来，连私匿带分红，收入不菲，能使家里的生活水平立即提高一个档次。

然而，出去10万，回来5万，沈阳城里自然是悲喜两重天。

尽管损失惨重，皇太极面对如山般的金银、粮食，30多万人口，不但没有责罚阿巴泰，还奖励他10000两银子。

有了这么多财富，皇太极就有了和崇祯皇帝再次掰手腕的资本。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对未来充满梦想、对后事没做任何安排的皇太极，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位17年、52岁的他，不经意间，突然放下他苦心经营的一切，撒手人寰。

皇太极突然去世，必然引发清朝官上中权力的再次分配。官场上每次权力再分配，必然伴随着各个利益集团的生死较量。

欲知清朝官场几大利益集团如何较量，请看本书第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