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娜

让娜将蔬菜倒进炖锅,看着它们在沸水中舒展开。

五十年间,让娜和皮埃尔养成了形影不离的生活习惯。她内心满溢的悲观常促使自己先醒过来,她生来便敏感而忧伤,所有幸福快乐的时刻在她眼里都会蒙上一层朦胧的荫翳。有时,毫无原因,她会突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让娜已经习惯这样了,就像人们习惯了周遭的背景音一般。

她轻手轻脚溜下床,喝上一杯早茶,接着走进第二间房里缝补衣物,一直到皮埃尔睡醒。他们一起吃早饭,一起收拾洗漱,一起出门,然后分头工作。晚上,她下班晚一些,皮埃尔去面包店,她就负责买蔬菜。他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或者晚间电视节目。

三个月以来,让娜学着一点一点改掉从前的习惯。“他们”变成了“她”,同样的背景,同样的时刻,但一切都沦为了空洞,甚至到最后悲伤都消失无踪了,就好像终其一生,她活着,只是为了预演所爱之人的那场葬礼。她活着,成了一具空壳。

有人敲门,布迪纳狂吠起来。邮递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

“佩兰太太吗?麻烦签收一下。”

布迪纳狂热地在邮递员的脚面嗅来嗅去,让娜说了声抱歉。这只狗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学猪叫,并且能模仿得惟妙惟肖。

让娜没有拆开信封,她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跟之前两封信一样。有人才打了电话,她也没有接。负责掌管银行账户的是皮埃尔。最近几个月,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这一点让娜很了解,因为丈夫未对她隐瞒过。

让娜和皮埃尔属于中产阶级,薪水足以在1969年的巴黎十七区支付起一套四室的房子,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谈不上奢侈,也算不上拮据。他们一年出去度一次假,也时常给慈善机构捐款。不过退休之后,他们的生活节奏也变慢了许多:度假多了,但鱼和肉吃得少了,皮埃尔记账理财也更加频繁了。他离世以后,让娜只能领到一笔家属抚恤金,这更是让财政状况亮起了红灯。银行顾问尽管同情这对老夫妇,但还是建议他们卖掉房子。让娜从来没考虑过这个提议,因为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房子,这是他们俩的房子。皮埃尔还生活在这里,活在墙壁长年累月浸染的烟草味里,活在某个春日他漆成绿色的厨房门里,活在透过窗户让娜可以轻易分辨的那道微微弯曲的侧影里。

她把信封放进玄关的柜子,让布迪纳跳上自己的膝盖。打开电视,随便转到某个节目,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寂静要好。电视屏幕发出荧光,一个年轻男人正在带客户看房子,然后是记者采访的声音,大声播报旺季租房的价格的声音。最后一行大大的广告标语跳出来:合租——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迪欧

每周四,我都会被清洁车的轰隆声准时吵醒,这周也不例外。六点了,我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去,枕头是在“不二价”商场里顺来的。那儿什么都没有,我进门时两手空空,再出来时口袋塞得几乎装不下了。但我不贪心,偷的都是便宜的东西。这也是被逼的,我第一天晚上枕着包睡,睡得脖子酸痛,头只能往左不能往右,也直不起来,只能侧着身子走,表演一段“瘸腿天鹅湖”。我对睡觉的地方不挑剔,哪里都睡得着。最糟的无非是在地铁站过夜,倒不是因为方砖硌人,而是因为害怕有人打劫。有一次,三个小混混儿抓住我,想抢我的手机,我都以为自己快完蛋了。所以说,能待在车里当然是最好的。

我习惯早上起来上会儿网,手机里只有一条热拉尔的消息,我没看。除此之外就没人找我了,他们都把我给忘了。

蓝色百叶窗大房子里的人还没醒,我喜欢想象他们的生活。高中老师总说我爱神游,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思想者”。其实我不是在神游,我是在逃离,现实就是我的监狱。

我想象着,蓝色百叶窗后面铺着机织地毯,人们的脚在上面走来走去,地毯很软,不像我窝里的破烂玩意儿。房子里点着香薰和蜡烛。背景音乐是那种很古典的,肖邦之类的。门上插着钥匙,入口摆着鞋子。矮桌上有热咖啡,咖啡还在冒热气呢。女主人就坐在沙发上,穿着睡袍,第五次读起罗曼·加里的小说。男主人边洗澡边哼歌。儿子还在睡觉,身上盖着一条厚厚的绒毯,枕头也不是偷来的。他们还养了一只宠物猫,猫正趴在小主人的肚子上呼呼大睡。天哪!这完全是圣诞贺岁电视片里的场景了。

我努力地找个理由逼自己起床穿好衣服。每天晚上,我脱衣服然后躺下,身上盖着走的时候艾哈迈德给我的旧大衣。每半个月我会去红十字会的共助洗衣房洗衣服,用水壶里的水刷牙,午休时间跑到面包店的水槽边上洗漱。我一周洗两次澡,在市政厅的澡堂子,免费的,还能趁机刮一刮胡子。我爱干净,也讨厌自己变得臭烘烘。目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每天洗上一个热水澡,就这个,再加上一个值得挂念的人。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一道阳光照进来,差点把我晃瞎。有人一拳打在车顶上,我很快明白是警察来了。摇车窗的手柄早就没了,我只得打开车门。

“警察。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我想回答“我出剪刀”[8],但不确定能不能把他逗笑。

他们两个人还算和善,让我把车开走。我两个月内违章了十二次。我之前还经常给车挪一下位置,现在看来是白费力气,根本没用。

“你不能在这儿停车。”

我跟他们解释说我没干坏事,只是想找个安静地儿待着。我每天早上都要赶9号线上班,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但不管用,他俩诚心想找我麻烦。

“你为什么要停在这条街上?”年轻点的那个警察问我。

我耸耸肩。他们继续询问,威胁说要没收这辆车,但我已经不再听他们说话了。因为他们身后的台阶那边,蓝色的百叶窗正缓缓拉开。

伊丽丝

这是我看的第十二套房子,比前面的十一处都要简陋,但也一样抢手。房产中介用不着多费什么唇舌,市场供不应求,他们的工作也变得多余了起来。我们二十多个租客,在楼梯间里挤来挤去,争着想把名字写到门口“住户”那一栏里去。房子的租金高得不太友善,就算这样,有个年轻女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一个大胡子男人高声抱怨起来,其他人,包括我,都一声不吭,害怕中介不租了。我偷偷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竞争者,试图通过衣着和神态判断出他们的工资水平。他们中赚得比我多的有几个?保守估计了一下,我认为至少有十九个。

我到巴黎之后变得一贫如洗,短租的房间确实要比酒店便宜,不过这样久住下去也不是办法。

中介把所有文件胡乱塞进包里,关上大门:“这些材料我们会仔细看的,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我下了楼梯,心里没抱什么希望,清楚这家中介是不会再联系我了。我不是全职工,没人愿意当我的担保人,而且我的租房预算也很有限。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促使自己来看房的动机是什么。我找到房子的概率比找到泽维尔·杜邦[9]的概率还小。

我在杂货店门口停下脚步,想着晚上要吃什么。一如既往地,今天也只有电视机屏幕陪我吃晚饭。

经过邻居家时,门开了。尽管我已经很小心,尽量不发出声响,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男人的听觉实在过于灵敏,呼吸也沉重得像拉风箱。

“你是?”

“我是前两天刚搬进来的,今早我们已经见过了。”

“你有什么喝的吗?”

“我家冰箱里应该还剩一点儿橙汁。”

他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你当我是什么,基佬吗?”

钥匙一定是落到提包的哪个角落里去了,我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我的邻居不肯就此放弃,我听到他走上前来的脚步声。

“烟呢?你有没有烟抽?”

“不好意思,我不抽烟。”

“行吧,你这婆娘可真会假正经!”他喊着,朝着楼梯间走过来。

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婆娘”这个词八百年前就没人用了,今天再说可是要判死刑的。不过他大概连高中都没上过,应该听不太懂。

这人还在一个劲儿地挖苦我时,我终于摸到了救命的钥匙。我把它掏出来、开锁,在男人赶到之前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这下不用跟他正面对峙了,我恢复了一点儿勇气,于是冲着紧闭的房门,抬头挺胸地回击他:“滚回你的山洞去吧,你这个克罗马农人[10]!”

让娜

“我算了一下账,发现情况不太乐观。”

让娜手持喷壶,洒出的水润湿了土块。尽管天气糟糕,玫瑰仍旧不断结出新的花骨朵。秋天快到了,她从来不喜欢秋天,因为这个季节意味着好日将尽,意味着万物凋敝。但今年,让娜破天荒没有对十月的到来表示感伤。她麻木不堪地度过了整个七月和八月,没有什么想挽留夏天的意愿。皮埃尔死后,季节的更替在她眼里已经失去意义了。

“我知道你肯定会笑话我,觉得我在开玩笑,实际上我非常严肃认真。我在记账。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花了四个小时十二分钟算了一下,结果是这样的:即便把支出削减到最少,这个月还差两百欧。”

让娜从包里抽出一条手帕,擦拭着皮埃尔的墓碑,缓慢而妥帖地拂去刻字上的微尘:“致恩师”“致亲爱的叔父”“致我永远的爱”。最后,一如往常一般,抚摸着墓碑上他的照片,先是额头,然后是眼睛、嘴唇,让娜回忆起爱人的皮肤在指腹下的触感。柔情也好,伤痛也好,在此刻,两种感情都达到了顶峰。短暂几秒与他相伴,就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残酷幻灭。

“虽然你会幸灾乐祸,不过我承认你说得有道理,我们应该多存点钱的。好吧,这么看来你确实比我有远见。”

让娜深知人生有限,因此总是着眼于当下,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皮埃尔建议多存点钱养老,让娜就表现得像听到了什么惊人的言论一样。

为这一点皮埃尔总是忧心忡忡:“如果我比你先死呢?你工资又不高,退休金更是少得可怜,到时候你怎么办?”

她毫不留情地反驳:“别杞人忧天了。提醒一下,我比你还大三个月呢。”

让娜把手帕叠起来,走到几步外的长椅边坐下,布迪纳就蹲在脚边。风吹动垂柳,让娜觉得在墓园栽这样一棵树,大概是经过了许多考量的。

“我没想过有一天,你不在了。”她喃喃着。

让娜坐了很久,说了一切能说的,直至话题聊尽,无话可讲。这其实是丈夫的说话习惯,把所有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列出来。而自己在皮埃尔讲话的时候走神过多少次,让娜已经数不清了。让娜小时候父母教育她,非必要不开口。所以现在,在七十四岁的时候,她面对着一块石碑,讲昨晚看的节目里说糖吃多了有什么危害。她甚至可以挨个背出电话簿上的数字,只为找个借口多留一会儿。让娜最怀念的就是和皮埃尔聊天,跟他倾吐自己的想法,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没有谁比皮埃尔更了解她、更懂她。他能预判她的反应,猜准她的心情。当电影里出现某个打动人心的情节——通常是新生儿诞生,让娜便可以用余光看到,皮埃尔转头观察她。他会用手摸摸她的腿,告诉她:我都明白的,我在这里。皮埃尔是这样一个人,叫让娜怎么舍得失去?

天色渐晚,她从长椅上起身,紧走几步来到丈夫身旁,把手覆盖在照片上。

“亲爱的,我明天再来。钱的事总有办法的。”

走到楼下让娜检查了信箱,发现有一封新的信。回到家,她把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打印稿,白纸黑字的印刷体。

1980年冬

皮埃尔没能缓解让娜心中的悲伤。她那年三十七岁,成了一个孤儿。母亲与癌症斗争两年,还是离世了;父亲走得更早——六十多岁的时候因心脏病去世。葬礼上,让娜和妹妹路易丝手拉着手,就像她们还是小孩儿时那样。对于让娜来说,生活还在继续,她仍旧每天早上去工作室上班,晚上回家和皮埃尔待在一起,但笑容却永远从她脸上消失了。皮埃尔穷尽所能,只为让她转换心情。他带妻子去剧院,去看电影,去度假,但她依旧消沉。一天,皮埃尔突发奇想,打算送让娜一个礼物,这礼物有四只爪子,耳朵耷拉着。礼物立马赢得了她的欢心,小狗也很黏自己的新主人。让娜决定给它起名为“腊肠”。几周以来,笑容第一次爬上了她的脸庞。

让娜感到双腿无力,心跳如鼓,跌坐在沙发上,又读了两遍。这封信件没有署名,信封上只贴着一张便签,用铅字印刷着她的名字和住址。

信的内容准确得令人称奇,让娜不禁有些担忧,谁会给她寄这样一封信?毕竟,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人都已经退出了她的生活。

这封天外来信让她情难自禁,不得不在沙发上躺着休息了一会儿。读信的片刻,昨日重现,她真切地看见皮埃尔从门口走进来,怀里抱着那只小狗。他加班回来晚了,让娜很担心。父母的死让她变得脆弱,仿佛珍视的一切随时都可能从眼前消失。皮埃尔一言未发,似乎理解她患得患失的心情。他弯腰将小狗“腊肠”放到地上。它摇着尾巴,爪子在地板上刨来刨去,四处乱嗅。“腊肠”的可爱打破了她的缄默和消沉。皮埃尔说:“有个客户最近要离开一阵子,家里的小狗需要人照顾,我就把它要来了。你手里还剩什么吃的?来喂喂它吧。”这是自父母去世以来,让娜少有的幸福时刻之一。

迪欧

我注册了一个Tinder账号,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过绝对不用交友网站,毕竟爱情这玩意儿不太可信,但其实在心里,我还是希望有人可以证明我错了。

我躺在车里,望着顶棚发呆,又开始想事情:我们为什么存在?人反正会死,那又为什么要活着呢?我为什么不出生在另一个家庭?关冰箱门的时候,里面的灯会跟着灭吗?平时我已经够孤独了,但我今天感受到的孤独更厉害一些。

娜塔莉在店里成天都听“怀旧电台”[11],这广播也确实怀旧,放的都是死人唱的歌,唱着活着真好。今天下午的广播提到了交友网站,接了好多听众的电话,都是说自己找到了真爱的。八成就是因为这个,今晚又一次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才注册了这个账号。

我上传了仅有的一张照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在里面我背对镜头,看着夕阳。照片是玛农拍的,那时候我们才到塞尼奥斯,两个人从公交车上跳下来,朝着海滩狂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

填完了基本信息,系统自动给我推荐了许多女孩儿的照片。一开始我觉得挺搞笑的,有人传了自己大笑的照片,也有做运动的;有人笑得很腼腆,有人故作忧郁;有人和宠物猫一起入镜,有人上传的全是和闺蜜一起的照片。我来了兴趣,顺手给一些照片点了赞。有些人我一看就乐,比如这位“玛丽”,每一张照片的姿势和表情都一模一样。真吓人,就像一键抠图,只是换了一下背景和衣服而已。再比如这个“珍妮65”,醉得都倒在沙发上了,还要继续喝,跟“波趣和沙发”[12]的广告一样。其他的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感觉像在刷什么服装网站,要买一顶很潮的鸭舌帽一样。可能因为我长得不帅,也知道外貌不代表一切;也可能因为我还没忘记玛农,总之我开始感觉到不自在起来。想到屏幕那头还有很多寂寞的人,我也觉得更加寂寞了。我正要退出界面时,一条消息冒了出来:配对成功。有个我点赞了的女孩儿也回赞了我。

出于好奇,我打开了聊天窗。她的网名叫“贝拉”,资料显示十九岁,头像是一双踩在沙滩上的脚丫子。消息提示我俩可以聊天了,我紧张地寻思起来。我之前从来没这样和人聊过,如果我俩没缘分,那第一句话随便说什么也不要紧,但万一这姑娘就是我的真爱呢?

她招呼打得比我快:“嗨,大家都叫我贝拉宝贝,但你可以叫我出去约会。”

我想笑,又打起了退堂鼓,但她没给我思考的时间:“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这句话是在推特上抄的,我觉得很好笑。不过发出来感觉还挺无聊的。你真名就叫'火影忍者'吗,还是说只是网名?”

“这是个漫画人物。”

“我知道……看来我确实没什么幽默感。”

我忍不住笑了,作为讲冷笑话的专家,我的幽默感旁人也很难理解。我戴上兜帽,打字回复她:“我叫迪欧。”

伊丽丝

我准时在八点钟到达了博利厄太太家,推门,高声示意自己到了,就像培训的时候负责人叮嘱的那样:“你好,我是伊丽丝!”

博利厄太太的声音从客厅传来:“是你啊,小**?”

她显然心情不错。

我一周去她家四次,一次陪她两小时,博利厄太太的神志时常不清醒。我为她准备午饭、做家务,有时也带她去散步。下午会有另一个护工换班,一直照顾老人到晚上她女儿回来。博利厄太太不会认人,事情由此也变得简单了:我们在她嘴里都叫“小**”。

接着我到哈马迪先生家,他的双腿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知觉。然后我又造访纳迪娅家,她比我略大一点儿,患有多发性硬化症[13]。

“这工作挺累人的吧?”她看着我熨烫裙子,这样询问。

“我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挺辛苦的。你干这个多久了?”

我摁下熨斗开关,她的问题融化在了机器喷出的蒸汽里。我不会撒谎,从来都不会。如果实情揭晓,她还会继续探究的。纳迪娅十岁的儿子正趴在沙发上看书,我趁机转移话题:“你在看什么书啊?”

“《红与黑》。”他头也懒得抬一下。

我听出小孩儿话里的讽刺意味,于是决定逗逗他。

“等看完这本,我建议你再去读读普鲁斯特,他的小说比较通俗。但如果要读《丁丁历险记》[14]的话,你还需要多费点功夫。”

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眼神夹杂着一种介于怀疑和不屑之间的感情。男孩儿合上书页,起身离开了客厅,我趁机扫了一眼小说封面,还真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他母亲耸耸肩:“幸好我是亲眼看着他出生的,要不然我还以为是谁把孩子调包了呢。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在看《五伙伴历险记》[15]。”

“我在他这个年纪,只想着打扮芭比娃娃,让她和她男朋友约会呢。”

纳迪娅大笑。借助拐杖,她将重心移到腿上,也离开了客厅。

我从她家出来时,天气依旧炎热。她住在十七区,离我租的房子有将近一小时的步程。道路异常拥挤,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们多少带着点开心的意味。法国大概有一千万独居人口,我打量着周遭的人群,想知道哪些属于孤独的那一类。有人步伐匆匆,是急于回家与亲友团聚吗?有的拖着步子,是因为不想回去独自面对一盏孤灯吗?我刚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陪着这些孤独的人,不得不说真是讽刺。我在人行道上呆立了一会儿,等到红灯变绿,便继续拖着步子,往住所走去。

让娜

让娜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踏入过第二间房了,也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没做针线活儿。她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就像离开某地很久之后故地重游一样,感觉熟悉又陌生。她端详着缝纫机、锁边机、还未加工的粉笔描过的方形人造棉料子,抚摸着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木头针线桌,以及架子上交错叠放的织物,用手掌转动线轴。这里是她的堡垒、她的秘密基地。如果在几个月前,别人问她哪间房绝对不能租出去,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间。但现在,她改变了主意。

让娜披上雨衣,走了出去。

她口袋里揣着之前写好的房屋出租广告。她起草的时候十分投入,近来她的字迹变得歪歪扭扭,像遭受了风暴的摧残。这是关节病的后遗症之一,遇上下雨天,疼痛还会更加严重。她以前经常抱怨,说自己身体素质下降了、变得衰弱了,首先是视力,那时她还不到四十五岁。一天早上起来,眼前忽然一片模糊,可是头一天晚上睡觉前,她还能看清楚皮埃尔的脸。让娜吓坏了,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为视力是不可能短时间下降得这么厉害的。到了急诊室,医生宽慰她:这个年纪视力突然急剧衰退也很正常。让娜一直觉得戴眼镜是对人的一种异化,但现在也只得将镜片架上鼻梁。她的眼睛已无法独立完成视物的工作了。

在那之后,无力的感觉有增无减。她安了几颗假牙,通过吃药降低胆固醇和血压,还装了一副髋关节假体,时不时佩戴矫正支架用以缓解关节疼痛。十年前,让娜的右侧胸部查出了一个肿瘤,这让小疼小病的烦心事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痊愈之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逐渐重拾了之前的事务。让娜曾发誓说再也不要纠结身体点滴的衰退痕迹,但现在她坦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切。因为这是生活重回正轨、回归风平浪静的证据。这次大抵也会如此,在一段时间的波动后,重新归于平静。但是此刻,让娜没有把心思分给关节炎和高血压。她的眼里,只剩皮埃尔走后留下的一片茫茫空白。所有微小的血管、细胞,身上的一丝一毫,都团结起来,严阵以待:悲怆随时可能发动突袭。让娜觉得心空空的,被蛀出了一个大洞。

让娜一直是果蔬店的忠实顾客,所以老板很快就答应帮她把租房广告贴上收银台。烟店掌柜同样送了一个人情,但也提醒她,很少会有人感兴趣来询问。杂货店老板让她把告示贴到柜台上,面包店的伙计则拒绝了她的请求,推辞说小广告已经贴满了。老人也没有强求,道谢过后便离开了。正当要踏进隔壁理发店的大门时,她忽然察觉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迪欧

七点零三分,我掐着时间冲进店里,娜塔莉殷勤地迎接了我:“又迟到了一次!”

我没答话。娜塔莉大概在学校的德育课上也总是迟到,不然也不会这么没人情味儿。比她这人还要讨厌的,就只有医生做检查捅进嗓子眼的压舌板了。如果她知道我为什么迟到,说不定就能消停一会儿。昨晚我到了蒙特勒伊,才发现我的车没了。之前我听到过警笛的声音,就把车挪了个位,但一时大意,轧了斑马线。我给警局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车在他们那儿,可以开一张证明让我去取车。我到了警局他们又想让我交罚款,违章停车的钱、缺的汽车检查和保险费,还有轮胎磨损了更换也要钱,全都算到一块儿,就好像我家是开银行的。我说那我得去拿信用卡,然后转头就溜了。昨天晚上我又是在地铁里睡的,只眯了一两个小时吧,主要是不太睡得惯了。今早我去了警局的认领处,拿落在车里的东西。我跟一个条子说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他压根听不进去。最后,我手头只剩一部手机、一个钱包和穿的这身衣服了。

我穿上学徒制服,在冷藏室找到了菲利普,他是教我做甜点的师傅。今天早上我们要做千层酥。菲利普话不多,回答问题都是咕哝一声,或者比个手势。但只要一聊到甜点,他就两眼放光,话多得停不下来。在菲利普眼里,甜点是有生命的。我有一次撞见他在跟甜点说悄悄话,他解释说用心用爱做出来的甜点是最好的。他这个人有些倔,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喜欢他的。

菲利普知道我不怎么会做千层酥,老是把裱花搞砸。因为我画不了直线,就好像脑子里有两个尺子,两套标准,再怎么专注也没用。初二的时候,老师说我写字像蚂蚁爬,让我把字多抄几遍,课间不准休息。我每周三甚至都要去看心理医生,利蒂希娅医生人很好,但我搬走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我的字确实很丑,甚至自己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但不要紧,毕竟人们现在很少用手写字了。即使是在烘焙培训中心,我们也都可以用电脑打字。

我用巧克力给蛋糕淋面的时候,菲利普一直盯着我,没有人说话,比我更专注的,只有“专注牌”[16]浓缩番茄汁。

“这些人怎么这么烦啊!”

娜塔莉走过来,嘴里骂骂咧咧的。我们都没问怎么了,她自己就说了:有个女的想在柜台上贴个广告。

“我们这儿是面包店还是广告栏啊?我开店是为了卖面包,不是为了当导游或者贴小广告的。她要是想把房子租出去,就应该去找房产中介!我才不……”

我还没等她抱怨完,就扔下裱花袋冲了出去。那位老太太正从橱窗前经过,我追上她,拍了拍她的肩膀。

伊丽丝

快要六点了,我的手机振动起来。搬到这儿以来,我每周六都要出门,但今天是个例外。除了上班和看房子,我外出的场所就仅限于杂货店、面包店和洗衣店。我蜷缩在沙发里,看一部关于章鱼的纪录片,感叹自己的生活还不如一只软体动物精彩。这时收到的短信算是我一天的高光部分,足以和中午酸奶里意外多出来的草莓果粒相媲美。

“生日快乐伊丽丝,三十三岁也要身体健康!”

我母亲怕麻烦,每条生日祝福都是复制上一年的,改一下岁数便发给我。我打字回复“非常感谢,飞吻”,同时也回复了电信公司的消息。这是我今天收到的两条短信,没有其他人知道我的新手机号。

纪录片里的章鱼怀孕了,我的大脑也慢慢被回忆侵占。三年前,我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杰雷米忽然来接我下班。我很惊讶,因为他本来说要去伦敦出差两天的。那时我们在一起三个月,却幸福得像走过了白头。初次见面,我们就注定有缘,要携手共度一生。杰雷米蒙住我的眼睛,把我带到了车上。再睁开眼时,我们已经到了他家,我所有的亲友都在那里,都在大喊“生日快乐”。我的父母、弟弟、姨母、表亲,还有我的同事,甚至我永远的三人帮——玛丽、盖尔、梅乐都在场。所有重要的人都到齐了,全都是杰雷米邀请来为我庆祝生日的。大家唱歌跳舞。母亲送了我一条手链,手链是外婆留给她的。杰雷米的眼神充满爱意,他一直注视着我,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手机收到一条新的消息,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脸湿湿的,一定是因为章鱼难产死了。我以为母亲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或者是什么流量套餐广告,但消息提醒显示,发件人是我的房东。

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整个租房流程都是在手机应用上完成的。只用了一周时间,我在线上交了房租,之后在信箱里拿到了钥匙。我们很少联系,我只发过邮件给他。根据留下的署名来看,我的房东叫吉勒。

“您好!我要收回我的房子,您房租是给到了这周末,您可以下周一搬走。祝您生活愉快。”

我看了好几遍这条消息,仍旧看不太懂。我之前就问过房东,房子可不可以租住一段时间,他说可以,这样就不用每周收拾换新接待下一位房客了。我直起身来,编辑要回复的话。我现在身无分文,生活水平还不如一只章鱼的:“吉勒,您好!收到您的消息我很吃惊,您之前说过我可以长租一段时间。我现在快要找到房子了,不过还得花上一些时间,可以再给我一点儿时间吗?”

我愣愣地盯着屏幕,不知道他会改变主意还是会坚持把我赶去睡大街。过了一个小时他才回复道:“您好!我要收回我的房子,您房租是给到了这周末,您可以下周一搬走。祝您生活愉快。”

一模一样的回答,我觉得他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尚存一丝希望:“谢谢回复,不过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比如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会提前把房租付清的。”

这次我立马就收到了回信:“您好!我要收回我的房子,您房租是给到了这周末,您可以下周一搬走。祝您生活愉快。”

出于自尊,我尝试了最后挽留一次:“或者您可以让我多留一两周,方便我找一下其他房子。我真的很需要……”

我等了几分钟,屏幕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您好!我要收回我的房子,您房租是给到了这周末,您可以下周一搬走。祝您生活愉快。”

我愣住了几秒,终于明白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两天之后,我就要无家可归了。我的手指不受理智控制,自动打下了一行字:“好的,吉勒,出尔反尔的东西,祝您生活愉快。”

有好一会儿,我都感觉十分无力,所有的气力都被脑子调去想该怎么办。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在巴黎也没有熟人,除了梅乐,再说我也不想让她知道我在这里。回家就更不现实。我想起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也会落得个无亲无故、流落街头的下场。

我站起身,套上牛仔夹克和运动鞋,走下了楼梯。今天是我的生日,没有蜡烛,但我很想能有个蛋糕。

让娜

面前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的烘焙制服,头戴一顶厨师帽,他语速很快,还带着一股不知名地方的口音,图卢兹还是巴约讷?让娜也分不清楚,她比较了解法国西南地区的口音,因为经常和皮埃尔去那里度假。让娜用手势打断了对方:“慢点儿说,小伙子,你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清。”

“我听说您要出租房屋是吗?我正好在找房子,我想问问您租金是多少?”

这个情况有点儿出乎让娜意料。她写招租广告的时候没有考虑过租金,因为觉得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租客,因此她也就没有细想。让娜想了片刻,算了一下每个月记账的亏空,租金能抵上收支差额应该就行了。

“两百欧。”

“这房子我租了!”

让娜注视着年轻人的脸,他目光温和,和紧皱的眉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来由地令人产生信任之情。但皮埃尔告诫过让娜,不要轻易相信外人。上一次有陌生人敲门,让娜就表现得十分谨慎。以防万一,她抱上了一本砖头厚的书自卫。

面包店的大门吱嘎作响,一位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纸袋。她走几步就停下来,在包里翻找着什么东西。

“小伙子,你多大了?”让娜询问道。

“十八。”

“你在这儿工作吗?”

“是的,我在这家面包店当学徒。”

“我需要有人替你担保。你最近三个月的工资单还在吗?还有你现在的房东能给你写一封担保信吗?”

他犹豫了,随后点点头。让娜从包里掏出一张招租广告递给他。

“上面有我的号码,你要是找齐了所有资料,就给我打电话。”

年轻人谢过她,便打算要回去,不过又转头望着让娜,目光诚恳:“太太,我真的很需要一间房歇脚。虽然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但就算再远,远到我每天上班要穿城都没关系。我没钱整租,只要一间房就够了。我赚得也不多,但我是认真的,求您给我一个机会。”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在出租房子吗?”

让娜和年轻人循声回头,是那个才从店里出来的棕色头发女人,她正微笑着看着让娜。女人身着一件牛仔夹克,短发,眼影也有点花了,她的眼珠是绿色的。

让娜回答:“是的,我有一个空房间要出租,现在在找房客。”

“我就是她要找的房客!”年轻小伙子急不可耐地补充道。

“现在还没确定。”让娜又加了一句。

年轻女人问房子在哪个街区。

让娜伸手指了指,五十米开外的地方,一栋建筑的四楼。

两个候选人同时叫出声来。

“太太,我也对您的房子很感兴趣。”女人说道,“真的。我急需一个住处,薪水也足够付租金,我为人诚实可靠,租给我您不会后悔的。”

让娜犹豫了片刻,小伙子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而棕色头发女人则满眼期待地看着她。让娜左右为难,既想做到公正,又很同情女人的处境。于是她也给了后者一张广告,说文件齐了之后可以联系她。

“之后我会仔细看你们的资料的。”

年轻小伙子啐了一声:“太不要脸了吧,明明我先来的。”

棕色头发女人满脸的抱歉:“对不起,但我真的很需要一个住处。”

“算了,我吃亏都吃习惯了。”

他转身钻进了面包店,另一个又说了几声“不好意思”后也离开了。让娜于是转回之前拜访过的店铺,把贴的招租广告都撕了下来。

迪欧

郁闷死了。我本来打算做个假证明,老太太那边,很明显是愿意租给我的。但那娘们儿一来就全搅黄了。她工资高,我现在肯定没什么机会。看老太太的样子,她还挺信任我的,住在她家里应该挺舒服的。更妙的是,这房子就在面包店旁边,不过我从来就没摊上过什么好事。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乱撒气说了重话,一切都完了。他们老说我脾气大,因为这一点我还专门去看过心理医生。其中有一个觉得我过度亢奋,还有些人说这是“环境使然”。可真把我逗乐了,他们宁愿说“环境使然”也不说真话,就好像真话说出来比事实还要伤人一样。

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时才六七岁,大家都叫他勒鲁医生。他让我画画,自己忙着玩手机。我看的第二个医生叫沃朗,人挺好的,也是真的想帮我,但我什么都不乐意跟他说。我也还记得本杰隆医生,那家伙大概是全世界最悲观的人。整个治疗期间,他不停地说这个世界病了,人类快完了,生活没有意义,反正我们最后都会死的。最后我走出咨询室时,整个人的心情可以用阿黛尔的一首歌来形容:《苦海翻沉》[17]。接下来给我做心理咨询的换成了梅尔尼医生,他喜欢边问问题边抽烟,也从来不梳头。他是个滑稽的人,虽然时常变脸让我猜不透,可能上一秒还笑眯眯的,下一秒就板起了脸。有一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把脚往桌子上放。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坐吗?”他问我。

“不知道。”

“因为我屁眼上有个痔疮。”

还有一天,我临时打电话给他,说有事去不了。那天我感冒了,嗓子哑得话都说不出来。他心情也不好,跟我说这可轮不到我做主,除非我愿意遵守安排,要不然就别打电话找他。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忽然冲电话那头叫起来,但只发出几声干号。他听着我喊,我说我受够了他的态度,我不是傻子,他得对我放尊重点。然后梅尔尼耐心地解释了一通,让我说话不像公鸭叫了再联系他。后来这男的退休了,要不然我可能还会继续找他看病。我最后一个心理医生是法布尔。他走进会客室,然后就坐在椅子上,一只眼睛看我,一只眼睛闭起来,接着就不动了,直到会面结束。我总是要提前准备会面的时候说什么,不然就没人讲话。有几次我对他做鬼脸、竖中指,但他一动不动。只有咨询结束,他才会活过来。我从来没花过这么多钱,却只为了看一个人睡觉。

手机在牛仔裤口袋里振动起来,我躲进厕所隔间,因为菲利普不喜欢我干活儿的时候玩手机。消息是贝拉发的,我们第一次聊天过后就互相给了手机号,然后我就把Tinder卸载了。她想和我交换照片,但我说还是再等等吧。不过贝拉依然给我发了一张,这让我有点意外。她长得不错,头发长长的,身材也很好。如果她跟我见面的话,一定会被吓跑。

“嗨,宝贝,我想你啦。我现在在上英语课,老师讲得好无聊。”

每次看她发的短信,我都觉得心里痒痒的。最近我老是会想到她,一天想个好几次吧。我之前发过誓,说再不会谈恋爱了,因为失恋了要走出去真挺痛苦的。我还告诉过她,我不喜欢“宝贝”这个称呼,因为我妈就这么喊我。我草草回了两句,语气不冷漠也不热情。手机揣回兜里,我摸到了之前的租房广告,决定发条短信,但手脚得麻利点,菲利普要来催了,我的信心也快没了。

“太太,之前发火的事我很抱歉。虽然我长得不太像好人,但我是个很善良的小男孩儿。我保证一定会按时交房租,绝不拖欠。我听音乐一定戴耳机,抽烟一定到室外。我还能给您做小蛋糕,这是我的拿手活儿。不过说实话,房东的担保信我确实拿不到,因为我现在睡在地铁站里,没有房东可以给我开证明。迪欧·鲁维耶敬上。”

伊丽丝

我所有的家当都装在一个旅行箱里,箱子是杰雷米送的。十二月份,一个周五的晚上,就在我三十岁生日过后不久,我们得知我父亲生病了,全家都备受打击。那天杰雷米来接我下班,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窝在沙发上,吃包薯片,看点不费脑子的连续剧。但一见到他,我的疲惫又即刻消散了。杰雷米在拉罗谢尔,而我家在波尔多,有空的时候我们俩都会尽量设法见面,但其他时候只能在相思中煎熬。那天他没有送我回家,而是绕了远路,也不回答我们要去哪儿。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从来都不会准备什么惊喜,所以那次我就没有多话,快乐地任凭杰雷米载我兜风。

直到车驶进机场的时候我才大声抗议起来:“我什么行李都没带啊!”

他从后备厢里搬出一只绿色行李箱,是专门为这次旅行买的。

“我都装好了,什么都不缺。”

我们在威尼斯度了一周的假,那是与现实暂时脱轨的一个梦幻假期。仅仅两天,我便忘记了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忘记了父亲虚弱的病体。我和杰雷米一起散步、**、吃饭,我们拍照、参观、吃饭,然后大笑、**、吃饭,我们不停地谈天、吃饭。

回程的飞机上,我正用杰雷米的手机打游戏,他忽然递过来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把钥匙。

“我想让你搬来和我一起住。”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好爱他。

半年后,我离开了波尔多。至少,我陪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在第四层停下来喘口气。纳迪娅公寓的电梯坏了,而我还拖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我许了一个愿:希望能在练出健硕斜方肌之前爬上九楼。

我爬到五楼时,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先生蹦蹦跳跳地超了过去。他对我打了个招呼,呼吸平稳,不带大喘气的。

爬到六楼,我想还是把箱子扔下好。

七楼,我想把肺留在这里也不是不行。

爬到八楼,我开始祈祷。肺像着了火,亲爱的肺啊,原谅我这样虐待你吧,我们不是也原谅了那些烟民吗?肺啊,直接发给我们几包烟多好。阿门。

九楼,我终于敲开了纳迪娅家的门,喘得跟拉风箱一般,脸上却挂着胜利者的微笑,那种登顶乞力马扎罗山般的笑容。

纳迪娅在厨房忙着炖肉,空气里有一股李子干和杏仁酱的香味。我忽然想起了老朋友盖尔,她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回忆到这里,我连忙将它强压下去。

纳迪娅瞄了一眼我的行李箱:“您是要搬来我家住吗?”

“对啊,我没告诉您吗?”

她笑起来,笑得跌坐在轮椅里。

“今天身体不太行,我的腿没力气,一点儿都走不了。”她对我说。

“明天就会好的。”

我才说完,就立刻意识到了这句话的空泛。所谓安慰大概就是这样,除了掩饰说话者的无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用处。父亲去世时,我耳边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生活”。

“说正经的,您为什么要提着一只箱子?”纳迪娅追问道。

血涌上脸庞,我讪笑两下,每次撒谎我都改不了这个习惯。我逃命似的走到储物柜那边,开始背来之前就已经想好的答案,就像三年级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背诗一样。我说下班之后要直接去找一个朋友,箱子里装的就是要还给她的衣服。

在心里,我倒真希望自己说的就是实情。我爬了九层楼到纳迪娅家,在这里做两个小时家务,但仍旧不知道今晚能去哪里过夜。

下到五楼,我停住脚步,查看了一下手机上的租房应用。我给十多个房东发过消息,但没有一个人回复我。

我在四楼又停下,看了一下其他招租的房子,又发了一些消息。之前的老先生又一蹦一跳地下楼来。

三楼,我看了看酒店的价格,又查了一遍银行账户余额,我还有下一层楼的时间可以作决定。

到了二楼,我搜到一家价格实惠的宾馆,但顾客评价说卫生条件很差,设施也很简陋。有一条评论是:“这家星级酒店唯一的星,是脏得顾客眼冒金星。”但以目前的情况,我也没资格挑三拣四,于是我预订了一间房。

下到一楼,我发了一条短信:“太太您好,我还是想重申一下,我对您的房子很感兴趣。如果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绝对不会打断您和那位小伙子谈话的,他看起来也很需要一个落脚处。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明白,您还是更倾向于选择他的。伊丽丝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