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说

朱夫子答梁文叔书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便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过第二节工夫，又只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此朱子晚年见道语也。学者须占定第一义做工夫，方是有本领学问，此后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长安道，不患不到京师。然性善、尧舜人人具有，学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为一点灵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将本来面目尽成埋没，骤而语之以尧舜，不觉惊天动地，却从何处下手来？学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灵光初放处讨分晓。果认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是克了。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处用也。孟子他日又说个“道二：仁与不仁”，不为尧舜，则为桀纣，中间更无一髪可容混处者。学者上之不敢为尧舜，下之不屑为桀纣，却于两下中择个中庸自便之途，以为至当，岂知此身早已落桀纣一途矣。故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学者惟有中立病难医。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无长进者皆是。看来全是一团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药。学者从成覸、颜渊、公明仪说话激发不起，且急推向桀纣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认否？若供认时，便是瞑眩时。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正为此等人说法。倘下之苟不为桀纣，上又安得不为尧舜？（《第一义说》）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里。”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则人心果时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处？因读《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时便是放，所谓“旷安宅而不居”也。故阳明先生曰：“程子所谓腔子，亦即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学虽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自家体认出来。”夫既从自家体认而出，则非由名相凑泊可知。凡仁与义，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即以名相为天理，谓其不属自家故也。试问学者何处是自家一路？须切己反观，推究到至隐至微处，方有著落。此中无一切名相，亦并无声臭可窥，只是个维玄维默而已。虽维玄维默，而实无一物不体备其中，所谓天也。故理曰天理，才著人分，便落他家。一属他家，便无归宿。仔细检点，或以思维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虚空放。只此心动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从此而横流，其究甚大。盖此心既离自家，便有无所不至者。心斋云：“凡有所向，有所见，皆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无极而太极，即自家真底蕴处。学者只向自家寻底蕴，常做个体认工夫，放亦只放在这里，求亦只求在这里，岂不至易？岂不至简？故“求放心”三字，是学人单提口诀，下士得之为入道之门，上根得之即达天之路。（《求放心说》）

人生终日扰扰也，一著归根复命处，乃在向晦时，即天地万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学问宗旨只是主静也。此处工夫最难下手，姑为学者设方便法，且教之静坐。日用之间，除应事接物外，苟有余刻，且静坐。坐间本无一切事，即以无事付之。即无一切事，亦无一切心。无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则放下，沾滞则扫除，只与之常惺惺可也。此时伎俩，不合眼，不掩耳，不跌跏，不数息，不参话头，只在寻常日用中。有时倦则起，有时感则应。行住坐卧，都作坐观。食息起居，都作静会。昔人所谓“勿忘勿助间，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善学云者，只此是求放心亲切工夫。从此入门，即从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会得时，立地圣域；不会得时，终身只是狂驰了，更无别法可入。不会静坐，且学坐而已。学坐不成，更论恁学？“坐如尸，坐时习”。学者且从整齐严肃入，渐进于自然。《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静坐说》）

学者静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读书之功，自然遇事能应。若静中不得力，所读之书又只是章句而已，则且教之就事上磨练去。自寻常衣食以外，感应酬酢，莫非事也。其间千变万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权度之待物然。权度虽在我，而轻重长短之形仍听之于物，我无与焉，所以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故事无大小，皆有理存。劈头判个是与非，见得是处断然如此，虽鬼神不避，见得非处断然不如此，虽千驷万钟不回。又于其中条分缕析，铢铢两两，辨个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从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动有成绩。又凡事有先著，当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有要著，一著胜人千万著。失此不著，满盘败局。又有先后著，如低棋以后著为先著，多是见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终成决裂也。盖见得是非后，人当计成败，如此方是有用学问。世有学人，居恒谈道理井井，才与言世务便疏，试之以事，或一筹莫展。这疏与拙，正是此心受病处，非关才具。谚云：“经一跌，长一识。”且须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处，因痛与之克治去，从此再不犯跌，庶有长进。学者遇事不能应，只有练心法，更无练事法。练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无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静工夫得力处。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无事。”（《应事说》）

应事、接物，相为表里。学者于天下不能遗一事，便于天下不能遗一人。自落地一声，此身已属之父母。及其稍长，便有兄弟与之比肩。长而有室，又有妻子与之室家。至于食毛践土，君臣之义，无所不在。惟朋友联合于稠人广众之中，似属疏阔，而人生实赖以有觉。合之称五伦，人道之经纶，管于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于亲，未有不忠于事君，与友于兄弟者，信于朋友者，宜于室家者。夫妻一伦，尤属化原。古来大圣大贤又多从此处发轫来，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盖居室之间，其事最微妙而易忽，其恶为**僻。学者从此关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学问文章。不然，只是伪也。自有五伦，而举天下之人皆经纬联络其中，一尽一切尽，一亏一切亏。第一要时时体认出天地万物一体气象，即遇恶人之见、横逆之来，果能作如是观否？彼固一体中人耳。才有丝毫隔绝，便是断灭性种。至于知之之明与处之之当，皆一体中自作用，非关权术。人第欲以术胜之，未有不堕其彀中者。然此际煞合理会。陆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无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处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会个人情事变，仍不是工夫。学者知之。（《处人说》）

今为学者下一顶门针，即“向外驰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侪试以之自反，无不悚然汗浃者。凡人自有生以后，耳濡目染，动与一切外物作缘，以是营营逐逐，将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来旧矣。学者既有志于道，且将从来一切向外精神尽与之反复身来，此后方有下手工夫可说。须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即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无奈积习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归路。即一面回头，一面仍住旧时缘，终不知在我为何物。又自以为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为躯壳也。又自以为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为口耳也。又自以为我矣，曰吾求之性与命矣，不知其为名物象数也。求之于躯壳，外矣。求之于耳目，愈外矣。求之于名物象数，外之外矣。所为向外一路驰求也。所向是外，无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饮食焉外，一动静语默焉外，时而存养焉外，时而省察焉外，时而迁善改过焉外，此又与于不学之甚者也。是故读书则以事科举，仕宦则以肥身家，勋业则以望公卿，气节则以徼声誉，文章则以谀听闻，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学者须发真实为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干辨在我家当，身是吾身，非关躯壳，心是我心，非关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关名物象数。正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听之，不可得而闻。非惟人不可得而见闻，虽我亦不可得而见闻也。于此体认亲切，自起居食息以往，无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万物，无非我有，绝不是功名富贵、气节文章所谓自得也。总之道体本无内外，而学者自以所向分内外。所向在内，愈寻求，愈归宿，亦愈发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寻求，愈决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学者幸早辨诸。（《向外驰求说》）

朱夫子尝言：“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五年，必有进步可观。”今当取以为法。然除却静坐工夫，亦无以为读书地，则其实亦非有两程候也。学者诚于静坐得力时，徐取古人书读之，便觉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于我，而其为读书之益，有不可胜言者矣。昔贤诗云：“万径千蹊吾道害，四书六籍圣贤心。”学者欲窥圣贤之心，尊吾道之正，舍《四书》、六籍，无由而入矣。盖圣贤之心，即吾心也。善读书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圣贤之心，即千言万语，无有是处。阳明先生不喜人读书，令学者直证本心，正为不善读书者舍吾心而求圣贤之心，一似沿门持钵，无益贫儿，非谓读书果可废也。先生又谓博学只是学此理，审问只是问此理，慎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笃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即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难明，而必假途于学问思辨，则又将何以学之、问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诏我矣。读书一事，非其导师乎？即世有不善读书者，舍吾心而求圣贤之心，一似沿门持钵，【苟持钵】而有得也，亦何惜不为贫儿？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即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彼求之闻见者犹然，况有进于此者乎？惟为举业而读书，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废也？吾更恶夫业举子而不读书者。（《读书说》）

圣贤教人，只指点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观《中庸》一书可见。盖提起上截，则其下者不劳而自理。才说下截事，如堂下人断曲直，莫适为主，谁其信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气质。就中一点真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离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块，学者开口说变化气质，却从何处讨主脑来？《通书》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中便是变化气质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却又无可著力处。从无可著力处用得工夫，正是性体流露时。此时刚柔善恶果立在何处？少间便是个中节之和，这方是变化气质工夫。若已落在刚柔善恶上，欲自刚而克柔，自柔而克刚，自恶而之于善，已善而终不之于恶，便落堂下人伎俩矣。或问：“孟子说善养浩然之气，如何？”曰：“才提起浩然之气，便属性命边事。若孟施舍、北宫黝、告子之徒，只是养个蠢然之气，正是气质用事处，所以与孟子差别。”（《气质说》）

或有言“学问之功，在慎所习”者，予曰：“何谓也？”曰：“人生而有习矣，一语言焉习，一嗜欲焉习，一起居焉习，一酬酢焉习。有习境，因有习闻。有习闻，因有习见。有习见，因有习心。有习心，因有习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为习焉。习可不慎乎？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犹生长于齐楚，不能不齐楚也。习可不慎乎！”曰：“审如是，又谁为专习之权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复性，不在慎习。”或曰：“何谓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浑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动，乃迁于习焉。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盖教人尊性也。然学以复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复也？复性者，复其权而已矣。请即以习证。习于善则善，未有不知其为善者。习于恶则恶，未有不知其为恶者。此知善而知恶者谁乎？此性权也。故《易》曰：‘复以自知。’既已知其为善矣，且得不为善乎？既已知其为恶矣，且得不去恶乎？知其为善而为之，为之也必尽，则亦无善可习矣。无善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善可习也。知其为恶而去之，去之也必尽，则亦无恶可习矣，无恶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恶可习也。此之谓浑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复性之能事毕矣。”“然则习亦可废乎？”曰：“何可废也！为之语言以习之，则知其语言以慎之。为之嗜欲以习之，则知其嗜欲以慎之。为之起居以习之，则知其起居以慎之。为之酬酢以习之，则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则即习即性矣。凡境即是性境，凡闻即是性闻，凡见即是性见，无心非性，无性非习，大抵不离独知者近是。知之为言也，独而无偶，先天下而立定一尊，而后起者禀焉。是之谓性权。”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习之功，其在必慎其独乎！”首肯之而去。（《习说》。《第一义》至此九篇，乃一时作所。）

自圣学不明，学者每从形器起见，看得一身生死事极大，将天地万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机，早已断灭种子了。故其工夫颛究到无生一路，只留个觉性不坏，再做后来人，依旧只是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终终始始，无有穷尽，只此是生死之说，原来生死只是寻常事。程伯子曰：“人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谓生死之说，正当放在天地间大小一例看】也。于此有知，方是穷理尽性至命之学。藉令区区执百年之内之生死而知之，则知生之尽，只是知个贪生之生，知死之尽，只是知个怕死之死而已。然则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闻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远求百年，即一念之间，一起一灭，无非生死心造孽。既无起灭，自无生死。又曰：尽语默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语默去就非小。学者时时有生死关头难过，从此理会透，天地万物便是这里，方是闻道。（《生死说》）

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此所以为中庸之道也。乃虞廷言心，则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无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别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则不精，不精无以为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岐之有？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夫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发之旨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则性亦有二与？”为之说者，本之人心道心而误焉者也。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若既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将使学者任气质而遗义理，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说信矣。又或遗气质而求义理，则无善无不善之说信矣。又或衡气质义理而并重，则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信矣。三者之说信，而性善之旨复晦，此孟氏之所忧也。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也，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极图说》，实本之《中庸》，至“主静立人极”一语，尤为“慎独”两字传神。其后龟山门下一派罗、李二先生相传口诀，专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朱子亲授业于延平，固尝闻此。而程子则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又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从而信之，初学为之少变，遂以之解《大》、《中》，谓慎独之外另有穷理工夫，以合于格致诚正之说。仍以慎独为动，属省察边事，前此另有一项静存工夫。近日阳明先生始目之为支离，专提“致良知”三字为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独之时”，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约礼工夫，致知是诚意工夫，明善是诚身工夫”，可谓心学独窥一源。至他日答门人慎独是致知工夫，而以中为本体，无可著力，此却疑是权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从事于道生者。工夫用到无可著力处，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尝致纤毫之力”。此非真用力于独体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诸儒之见，或同或异，多系转相偏矫，因病立方，尽是权教。至于反身力践之间，未尝不同归一路，不谬于慎独之旨。后之学者无从向语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处是根本一著，从此得手，方窥进步，有欲罢不能者。学不知本，即动言本体，终无著落。学者但知即物穷理为支离，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渊渊静深之地而从事思虑纷起之后，泛应曲当之间，正是寻枝摘叶之大者，其为支离之病，亦一而已。将持此为学，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天命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