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喜欢交际的学者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61年出版英文版之前，1957年时，他就先将自己论述张爱玲文学地位的文章给了台北《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由他翻译并发表。夏志清让张爱玲第一次进入中国文学史，并高度评价了她的文学成就。另外，夏济安也是张爱玲的忠实粉丝，讲课时经常向学生力荐张爱玲小说，其主编的《文学杂志》也刊登过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在兄弟俩的全力推动下，华文文坛开始重新认识张爱玲。因此张爱玲与夏氏兄弟关系一直很好，特别对夏志清更是信任有加。

1964年张爱玲去迈阿密牛津分校前，曾在纽约市短暂居住，夏志清领着华裔美籍作家於梨华去探望。夏志清自然是老交情了，於梨华是上海老乡，因此三人碰面谈兴十足。夏志清还向张爱玲推荐了附近的“全家福”上海馆子。几日后，三人一起到百老汇九十一街的“全家福”吃早点。不久后，於梨华便在与张爱玲通信中，问她是否想回台湾，张爱玲说：

“台湾有许多好处都是我不需要的，如风景、服务、人情之类。我需要的如privacy，独门独户，买东西方便，没有用人，在这里生活极简单的人都可以有……从出了学校到现在，除逃难的时期外，一直过惯了这种生活，再紧缩点也还行。寂寞是心境关系，在台湾如找我的人多些，也只有多得罪人……”

1969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又在波士顿召开，於梨华与张爱玲也参加了年会。夏志清主持一个专题小组，庄信正提交了一篇论文。张爱玲必然要捧夏志清的场。庄信正则在1966年的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中与张爱玲有一面之缘，当时也是夏志清推荐张爱玲参加的。这次四人又碰了面，算老友聚会了。吃午饭时，於梨华邀请张爱玲去纽约州立大学演讲。1965年起，於梨华便在该大学讲授中文文学课程。张爱玲自然要支持老乡的课，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演讲那天，纽约正巧前一天下了大雪，飞机晚点。於梨华生怕飞机落不下来，错过演讲时间。她在闸口焦急地等，直到张爱玲的身影进入眼帘，於梨华一颗悬在嗓子的心才落回原处。她在《来也匆匆》里这样描述张爱玲：

“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装，长颈上系了紫红丝巾。可不是胡乱搭在那里，而是巧妙地协调衣服的色泽及颈子的细长。头发则微波式，及肩，由漆黑发夹随意绾住，托出长圆脸盘。眼珠有点突，没戴眼镜，想必有隐形镜片，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我不认为她好看，但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

於梨华开着车一路飞驰，进教室时还是晚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坚持在洗手间整理一番才进教室。於梨华先向学生致了歉，随即介绍演讲者。张爱玲的演讲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或许是太急促了，於梨华喘息间演讲已过半；提问时她又怕学生问些“脑洞大开”的问题，让本就不善言辞的张爱玲尴尬，不过还好，期间虽然有点小冷场，张爱玲回答倒是十分简明清晰，面容镇定自若。这让於梨华长舒一口气。

演讲结束时，距张爱玲回波士顿的六点半航班还早，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专门为她准备了茶点。但张爱玲不喜欢这样的场合。文人凑到一起，三言两语不和便犟起嘴来，会让她无所适从。因此委婉而坚定地推辞了。於梨华则坚持要请她吃晚饭。张爱玲提议说：“晚饭现在还吃不下的，不如喝杯饮料吧。”

在学校的小咖啡室里，张爱玲要了一份香草冰淇淋苏打。等待的时候，张爱玲露出一副企盼的神情。

饮料送来后，她露齿一笑，神情如孩童初获玩具一般，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从她举止行动看，她实在是有稚童般的无邪，及稚童般的完全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但同时，她却又能创造像《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般叫人百看不厌，每看要击案叫绝的小说。

同年7月，庄信正要离开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前往洛杉矶任职。语言系主持陈世骧叫他找个能胜任的来，庄信正转托夏志清向陈世骧推荐张爱玲。陈世骧与张爱玲数年前也见过面，再加上夏志清的介绍，便爽快地答应了。张爱玲接受邀请来校，庄信正为她办理了各类入校手续，并帮她在柏克莱找了一间公寓。

张爱玲主要负责中共术语研究，可她素来对政治不敏感，对当时中国大陆政治趋势了解也不够深入，一切要从头做起，可学起来也算快。不过此时中国大陆政治术语已成型。因此张爱玲研究的成果较少，这让陈世骧很失望。另外，张爱玲在研究中心上班时，也是在别人下班后她才来。别人上了班，自己已回到家中了。工作了很长时间，许多同事连面都没见过。至于不相干的人，更是连撞见的机会都没有。

失望归失望，毕竟是夏志清和庄信正介绍的，另外陈世骧与高克毅还是老校友，必是要关照的。虽然张爱玲几乎不怎么去拜访，但陈世骧也不在乎。因此在张爱玲眼里陈世骧是个宽厚的长者形象，这让她感到很温暖。另外陈世骧和夫人还是爱热闹的人，平日里家中就客人不断。一日，陈教授在家宴请张爱玲，还特意叫了几个晚辈同学来陪。席间张爱玲也不言语，倒是陈世骧热情地说着话，张爱玲回话时声音也小，有时若自言自语般。陈世骧也不放在心上，且努力地帮忙打圆场。

2.将苍凉与孤独藏于心底

张爱玲不喜欢交际，能采访专访到她更是几乎没有可能了。殷允芃是为数不多专访到张爱玲的人。20世纪六十年代，作为美国费城《询问报》记者，她访问了一系列在美华人代表，1968年夏准备专访张爱玲并得到采访允许。这天傍晚，天下着细雨，街上一盏盏亮黄的路灯也显得迷蒙起来。殷允芃略忐忑地敲响公寓的门，片刻，门“吱呀”一声开了，一缕温暖的黄色灯光从门里投射出来，罩在身上。

张爱玲笑眯眯地请她进去。坐在沙发上，殷允芃目不转睛地盯着张爱玲，她高高瘦瘦的，说话间面庞还不经意飞过一丝羞怯。不过有时她也会闪出敏锐的目光，让你莫名地震一下，这又让人见到她的思维灵动的一面。

房间里陈设很简单，一个小架子上满满的书，还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旧金山的夜景。张爱玲说：“相比之下纽约要更好，和中国上海相仿。旧金山荒芜的郊外会让人生无来由地生出哀伤来，在熙闹的城市里才能体察自己还存在。”殷允芃恭敬地点点头。

对于人生的看法，张爱玲说：

“人怕是离不了悲剧的命运的，生命就是在苦里熬，活下去只是为了满足吧，即使是‘乐不抵苦’。”

殷允芃问：“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为心中的满足感么？”

对此，张爱玲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会全心全意浸在里面，像一个十月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以前在上海，写完一篇小说后我会告诉炎樱，这篇是最好的。她不懂中文，听我说着，总觉得很奇怪——怎么这篇总是最好的啊。”

两人在接下来的畅谈里，便围绕文学展开了。谈到《怨女》及不同时期的小说风格时张爱玲总结道：“作家必须要变，恰如一个人不能静止不动地待在原地。”

关于小说技巧张爱玲指出：

“小说不应失去故事性，读者要有兴趣看，自然而然便停下来思考了，深入浅出才是好作品。之前诸如《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由于过着大家族的集体生活，重在描写人的举止和话语；而当下社会，却没有这样的大家族了，探寻心理变化才能通达读者。”

谈了很长时间，张爱玲突然站起来，在屋子来来去去翻出一些甜点、花生米和葡萄酒。还煮了咖啡，却没拿加糖的汤匙。那些都在行李箱里，怕住一阵子又搬家了还要收拾。张爱玲说：

“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时，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会在乎的。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出来，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自己和别人一样。”

谈到台湾时张爱玲说：

“台湾的孩子认为在美国生活会很苦，他们在家里被父母照顾惯了，自然怕独立。而我是一直孤独的，反而觉得在那儿都无所谓了。”

谈及生死，张爱玲说：

“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都要活下去，没人愿意死去，在生和死之间的选择，当然要去选择生。”

对张爱玲的采访一直持续到深夜。在殷允芃眼里，张爱玲的性情也越来越清晰了，她耐心而谦和，坦诚和善，与之前性情孤傲的印象完全相反。另外殷允芃还写道：

“她说：‘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说完她习惯性地微扬着头，斜斜地看上去，额上映出单纯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