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至1945年末，张爱玲与胡兰成那段婚姻渐渐从热烈走向颓态，这期间也是她创作的巅峰。此时张爱玲像极了夏日里盛开的凤凰树，在孤岛上海这片精神上贫瘠的城市里通红通红地烧起来。

柯灵说张爱玲：“我想起《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在那个时代，悲哀的土地上每天都有苦难与死亡的讯息传来，这些讯息既来源于外族入侵，也来源于国家政治更迭导致的内祸频仍，还来自于时代剧烈变革时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一个个利欲驱使下的罪恶灵魂，残忍酿造一个个苍凉悲苦的命运，无端惹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她揭示和批判的是那个时代欲壑难填的人性，这是她引起上海乃至全国文学界重视的原因。

此时的中国文学因抗日战争及政权割据引发了地域分割。而张爱玲的通俗文学，俨然成了孤岛时期上海文学的制高点。全因她所处的环境太特殊了，她的文学贡献也显得那么特别而重要。

身处孤岛上海的张爱玲与胡兰成整日腻歪在公寓里，男弃耕女废织的，张爱玲哪有心思写小说，杂志社一个劲儿催稿子，恼了便糊弄几个字，又支起下颌痴痴地想他了。1944年5月，《万象》杂志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笔名“迅雨”。张爱玲见了这篇文章好奇，抑或心想没准儿又是哪位在夸我文章好。一开始读还好，谁料越看下去脸越黄。

迅雨开篇写道：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随后迅雨笔锋一转：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而怔住了。……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

迅雨对她之前作品的评价也很高：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只是variation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

接下去却犀利起来，迅雨接着写道：

（《连环套》）其中暴露的缺陷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慎的缄默。《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4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竟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料了。

迅雨评价道：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

文章结尾写道：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迅雨这篇评论专业中肯，是文人式的劝告。张爱玲这时正陶醉在眼前的大好名誉里，冷不丁被人揭了老底甚是恼羞，之后便停了《连环套》。

这件事对张爱玲刺激很大，她决定出一本小说集《传奇》。事先还跟柯灵通了气，结果如前文提到的，柯灵一个劲儿泼冷水。张爱玲找到《杂志》出版。结果小说集《传奇》出版后四天后便脱销了，张爱玲愤懑的心情算消减大半。

胡兰成也阅了迅雨的文章，见有人欺负自己恋人也不干的，怎么说自己也任过大刊主笔，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些影响力。在迅雨《论张爱玲小说》发表后不久的五六月间，他也写了一篇《评张爱玲》。文章极力夸赞张爱玲的小说里溢满了青春的美妙，读她的小说宛如在钢琴键子上行走，每走一步都能踩出个美妙音符来；她的文章还像一副精致风景，涌动出生命的源泉，而她本身也化为源泉的一部分；她攫取古典的美做材料，善于用精美的图案来表现，那些离我们很远的古典美，在她那里也变得更自由了，焕发出幻想的玄美；她的才气和文采，植源于她对美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这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评张爱玲》在《万象》发表后，潘柳黛第一个受不了。胡兰成的文章极具感性色彩，言语间对其倾慕之情达到了敬仰程度，尤其胡兰成将张爱玲与鲁迅并列起来比较，说两人都是划时代的文坛巨匠，这让她着实看不下去了。

潘柳黛决定调侃一下二人，她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文章。先去问胡兰成一篇文章该怎么去“横看”，怎么去“竖看”。还说张爱玲身上一脉传来的李鸿章的贵族血液，就像是在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小鸡，上海人喝到黄浦江水后便说自己也像喝到了鸡汤一样。将那么久远的事和古老的人与现代扯在一起，那些该是多么不相干的事情啊！

潘柳黛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来如潮的好评声。最有趣的当属上海人精明的商业头脑，文章发表后“贵族”两字不胫而走，连餐馆里也开始卖“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恰好鸳鸯蝴蝶派祖师爷陈蝶衣开了家上海点心餐馆，还用了“贵族排骨面即将上市”的噱头，又贴出大幅海报宣传。

张爱玲一看，连你潘柳黛也说我，便不去理她了。当然，潘柳黛是个快人快语伶牙俐齿的女作家，话憋在肚子里会难受得要命。她必定知道胡兰成与张爱玲正热恋中，算幽两人一默。

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责张爱玲很不服气，思来想去，这档子事皆因迅雨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可人家写的句句在理，能评价得这么到位也不像小角色的手笔。不过这口气儿是不顺的，考虑到自己还是文坛新人，也不能太直接去回击他。1944年7月，张爱玲在《新东方》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委婉地回击了一下：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张爱玲还阐述自己的写作理论：

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肆……我尤其喜欢朴素……我也不赞成唯美派……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的真实，浮华之中的朴素，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

张爱玲还对《连环套》解释了一下：“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说它通篇在胡扯，不禁骇笑。”

诚然，作为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女性作家，对文学理解不如专业学者傅雷（迅雨即是傅雷的化名）那般透彻，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张爱玲的文学理论也确有独到之处，她的时代意义在于，将小资产阶级情调与普遍人性相结合，且将中国女性恋爱、婚姻、家庭上升到社会生态及其认知层面，而不是简单地娇痴些男女情话。在文章风格上，她苍凉悲烈的文字里，人物角色、特别是男性人物都是不完整的，他们要么身体孱弱、要么精神病态。张爱玲的故事里既有泯灭人性、敢下黑手的狠角色，也有备受凌辱和压迫的受害者，故事在张弛里透出清晰的人性批判过程。

不过傅雷批评得也很中肯，张爱玲作为年轻的女性作家，越是大红大紫，不成熟的一面暴露得也越大。若只是隐涩地、含蓄地去说，不去触碰病根儿，那张爱玲太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了。

迅雨批评张爱玲的文章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的确让死寂的文学孤岛热闹了一番，人们端起杂志热议的便是这个事件。而几场比较吸引眼球的笔仗是在《杂志》和《新东方》为主的几家杂志上打响的，让这两家杂志赚足了人气。即便处在舆论焦点中心的张爱玲也出版了小说集《传奇》，赚得盆满钵满。最倒霉的要属《万象》杂志社老板平襟亚了，事件皆因《万象》杂志连载《连环套》而起，连载到五月便因迅雨的批评戛然而止了。事件发展至后期红火热闹起来时，平襟亚却被撂在一边冷清得很，好像整件事与他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似的，这让他大为恼火。

某日一查账，发现之前与张爱玲约定了每期一千，六期截止应领六千，账上却写张爱玲领了七千，平襟亚当然不甘心，果断地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借着与张爱玲的纠葛将舆论热点吸引回自己身上，也算赚了把眼球。张爱玲看后忙写信去辩驳。各说各的理儿，几个回合下来也没个结果，大家就算了，毕竟事件实质也并非全在钱上。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可让张爱玲没想到，刚刚创刊的《语林》杂志为打开局面，也将视线放在自己身上。钱公侠先生请出她中学老师汪宏生写了一篇《谈张爱玲》。文章生动描写了张爱玲的中学生活，不经意间将《霸王别姬》这样一篇作文充两篇的事与《一千元的灰钿》联系起来。张爱玲见了旋即又写了《不得不说的话》投在了《语林》杂志上：

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这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张爱玲文中所提到的秋翁先生就是平襟亚。《语林》杂志的钱公侠同意发表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话》时，也让平襟亚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与之并发，免得别人说自己看法偏颇、有失公正。平襟亚在文章里列清了张爱玲收取稿费的详细账目和清单，最后说：“物证尚在，还请张小姐前来查验，倘若有诬陷，愿受法律制裁，并刊登各大报纸广告，不论若干次地向张小姐道歉。”

显然，这场屡见报端的口水官司与之前的笔墨官司有共同点，均是将舆论中心放在张爱玲身上，用来扩大自己杂志的影响力。平襟亚要的是读者关注，张爱玲解释的是清白及在读者眼里的形象。钱对于两者来说是次要了，因此谁也不会将事情搞得太僵。目标到了，便各自收兵回营了。

盛名下的张爱玲，成了大小杂志和报馆争抢的对象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弟弟张子静和爱人胡兰成也不例外。

张子静和同学张信锦几个热血青年人凑一起，谈及抗日战争、内战政治时局和人生命运时，忧国忧民起来，心血一**便在1944年10月创刊了《飙》，征集了爱国作家及鲁迅研究者唐弢，圣约翰大学校友、剧评家董乐山，东吴系女作家领军人物施济美等人的作品。

张信锦还不满意，还想弄一篇更像样的文章，于是对子静说：“你姊姊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子静想想也是，既然有这样方便的条件，何不求一下。于是寻个吉利日子，与杂志社的邵光定一块儿去了爱丁顿公寓。走近公寓，张子静停下来细细想了想，与邵光定商量说：“我自小受姐姐教训，她与我说话是不会客气的。现在她又是上海滩大红大紫的作家，找她约稿的都是上海有名气的大杂志，姐姐也像写作机器一样整日坐在家里写稿，怕是不会为没名气的刊物写。若她当着你的面回绝，那面子上也要过不去。我是她弟弟，平日里听她的训教惯了，自然是无所谓的。不如你留在这里等，我自己上去与她商量如何。”

邵光定听了觉得在理，便站在楼下门口等。张子静硬着头皮上了楼，张爱玲见他来，一脸的疑问。张子静说明来意，张爱玲果然一口回绝道：“你们这样不出名的刊物我是不能写的，那样会败坏了我的名誉。”

想了想，张爱玲眯起眼在桌上挑了一副素描递给他：“这张你拿去，可以做个插图。”张子静也不敢多说话，拿了插图下楼，与邵光定会合去了。邵光定一听有些沮丧，也没有意外。张信锦听了说：“这是意料中的，这样，你写一篇与你姐姐有关的文章，也可以。”

张子静顿时忐忑起来：“姐姐看了若不高兴，在别的报纸上写个否认声明什么的，到时我们的新刊该多尴尬。”张信锦想了想：“不会吧？你是她弟弟，再说我们只写她的光彩，怎么会告呢？”张子静想想也是，便写了《我的姊姊张爱玲》，这是他在杂志上唯一发表的文章。创刊后，张子静拿样刊给姐姐看，姐姐也没反对。不过这并未让杂志《飙》持续下去，只出了两期，就因缺少资金而告吹了。

11月前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不久，他也创刊了《苦竹》杂志。若说张子静是借姐姐的光发了文章，胡兰成的《苦竹》便是夫妻档了。杂志封面是炎樱画的竹子，张爱玲发表了大量文章。第一期张爱玲又重发了《自己的文章》，另外还发表了《谈音乐》和《桂花蒸阿小悲秋》。

《谈音乐》堪称精美，文章字里行间透出张爱玲骨子里的传统：

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成分太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清铲除干净。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脸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九月份完成的作品，硬是留在《苦竹》11月创刊后才发表，且《苦竹》杂志的前两期就发表张爱玲十数篇文章，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1945年2月出版第三期时，因为胡兰成不在上海，《苦竹》上也没了张爱玲的身影。此时胡兰成已纳小周为妾，正应了张爱玲小说《等》里面奚太太的那句警示名言：男人离开六个月便靠不住了。

胡兰成在小周的温柔乡里腻歪时，上海的张爱玲正被包围在炙热的成功中。小说《倾城之恋》被朱端钧改成电影，张爱玲任编剧。12月电影拍摄完成后在新光大剧院连续放映八十场，一直演到1945年1月末。两个月间电影院一票难求，上海影评界好评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沉浸在巨大喜悦里的张爱玲，也没忘了向大中剧艺公司推荐自己的柯灵，特意买了宝蓝色袍子料送他。柯灵用它做件皮袍穿上，导演桑弧见了调侃道：“柯主编的皮袍可真是光彩照人呀！”

1945年初，张爱玲还将30篇散文搜集整理起来，编成散文集《流言》，交给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出版。出版后不到一个月书就售空，又连续再版。上海各家杂志对这部散文集也极尽了溢美之词，说这部散文集文辞幽丽，若溪水上飘着粉色的字符，精致凄华，又如月下清扬的音乐，有落尽华彩之后的迷幻。《流言》一词寓意“水上写的字”，张爱玲解释说，《流言》里的散文，不久将随清流飘散在人世间，因而留不长久。不过这部记录张爱玲早期艺术人生的书却见情见真，汇聚了她艺术灵感与生活点滴的闪光，也最具自然平和之美。

剩下没讲完的故事：

张爱玲内心里，一直记着她文学之路的两个老冤家，迅雨自然首当其冲。1952年张爱玲去香港后，结识了宋淇夫妇。因为夫妇俩也是上海人，对张爱玲的小说甚是喜爱，同时读过迅雨的《评张爱玲的小说》，关注后来《连环套》的停笔原因。张爱玲说清原委后，宋淇说，迅雨就是1931年回上海的著名学者、翻译家傅雷。听到此言后张爱玲吃惊不小。

傅雷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翻译事业。1958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驾机逃往英国，傅雷1966年9月遭到红卫兵批斗。9月3日上午，傅雷服药自杀，夫人朱梅馥自缢。1979年4月，傅雷和朱梅馥获改正，上海市文学艺术界人士参加了夫妇二人的追悼会，柯灵亲自为傅雷、朱梅馥二人致悼词。而傅聪旅居英国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最伟大华人钢琴家”。

张爱玲与潘柳黛便一直没来往了，即便在公开场合遇见，张爱玲也是极力躲开的态度。到香港后有人对她说，潘柳黛也来香港了。张爱玲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潘柳黛一番心血**的言语，让两人结了一辈子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