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名要趁早

1944年初，张爱玲便在上海文坛刮起一股清新靓丽的旋风。也是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脚步开始停滞，渐渐走了下坡路。眼见这个弹丸小国对巨大的战争消耗不堪重负，加之美国和苏联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上的优势已形成，中国军民反击愈来愈剧烈，能守住日伪区勉强度日已是不错了。上海是日本在中国盘缩的最重要据点，控制力度必定会强化。文学艺术界也是他们重点监视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若让他们嗅出点儿反对气息，必惹来杀身之祸。然而不让发声，也确实让那些爱国志士、文人墨客们难忍心头之恨，所以大多作家走的走，隐的隐。独有张爱玲卓然不群，年轻又不谙世事的她实在靓丽，没有政治纷争不说，文章写得也独树一帜。

因此怀揣各种心思的人开始拉她写稿子，或参加各类活动撑一下门面。活动多了，张爱玲俨然成了一名公众人物。张爱玲的文章，也引来上海进步作家和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目光，大家被她清新的文风倾倒的同时，也深深忧虑张爱玲的前景。不消说红过了头会引起日伪政府的注意，去引诱天真烂漫的她做一些卖国的事，单说上海文学界浑浊不堪鱼龙混杂的现实，也让张爱玲没办法分辨得清楚。像这样的天才，真要是因为政治纷扰而栽了跟头实在太可惜了，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作家郑振铎就其中一位。

郑振铎隐居在家，闲暇时也翻看《紫罗兰》《杂志》《万象》等杂志，看见张爱玲清冷的文风与充满人间冷暖的小说时，大为惊艳。惊喜之余不由得担心：张爱玲是一个弱女子，在国难当头，时局浑浊之时，对政治极其敏感的人稍有不慎都会马失前蹄，何况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身处危局却浑然不觉，需有个知近的人提醒一下才行。于是郑振铎找到柯灵，说了张爱玲的事，交代他一定要劝劝张爱玲，千万别将稿子乱发。目前文化出版界政治背景复杂，各种势力交织，若着了人家的道，中了圈套的话，前途没了还在其次，保不齐性命也要赔进去。

柯灵也清楚，可不投稿没有了生活来源，张爱玲是不会肯的。郑振铎也想到这一点，他提了个建议，张爱玲可以继续写文章，开明书店会先付她稿费，等时局稳定了再印刷出版也不迟。柯灵听完这个建议犹豫起来，自己与张爱玲交往尚浅，这样劝她，总归是唐突和冒昧了些。但郑振铎是文学界前辈，又不好推辞，只好先应下来，将此事撂一撂，待有机会再说。

没过几日，张爱玲写了封信来，说中央书局的平襟亚与她谈过，准备出一本自己的小说集。

平襟亚虽然是自己老板，可他已经答应郑振铎劝说张爱玲不要投稿的请求了，柯灵琢磨了一下，在回信中先讲了自己老板一番坏话：平襟亚虽然经营书店，可他不过只是听听小曲、混迹梨园、不务正业之人；他的书店只卖一些折扣书、翻印书，书本印刷质量也极不好，在这里出书简直侮辱了自己的小说。

然后，柯灵笔锋一转，劝说她多沉积些佳作，日后羽翼丰满了再出书也不迟的，做事情急不来，心浮气躁了便会看错时局，办错了事。言下之意，和平时期追名逐利没错，谁不喜欢出名，谁不喜欢钱。此时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个人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时节，若只为钱或名去忽视民族大义，必会引人诟病。特别是在日伪统治地区大红大紫起来，即便没有瓜葛，众口铄金，也会认为你与日本人有些牵连。

不消几日，柯灵便收到张爱玲回信，大概意思是眼下自己名气正起，文章也被人看好，要“趁热打铁”才行。张爱玲以上海女人独特的精明，来计算该不该出版书的事。然而一位当红的作家，不懂些政治是红不多久的，甚至会断送自己前途。可张爱玲还是出了书，帮她出小说集的，依旧是《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万象》好像与张爱玲一丝一毫瓜葛都没了。这兴许如传言所说，负责《万象》的地下党组织希望推出张爱玲，因为她反传统，骨子里切恨封建与资本家玩弄感情、奢靡堕落的生活。但张爱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公开后，特别是抗战胜利、上海文化真空的消失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张爱玲自然失去她的历史作用了。

可为什么国民党能接收伪军，却不能接受小小的张爱玲？其中当然与文化汉奸胡兰成有直接关系。1944年张爱玲与其相识，此时的胡兰成可直接影响《万象》杂志社。

猜想归猜想，8月上海《杂志》出版了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四天里销售一空，轰动上海文学界。再版《传奇》的序言里，张爱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之后广为诟病的张爱玲版“出师表”：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不过笔者认为——看一个作家真正功利与否，首先要看作品，如果作品是趋炎附势的、功利的，那功利这个评价无疑是准的，因为作品最后要面对大众。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的作品并非功利，这也是文学界的共识。张爱玲的问题是，她不仅仅是以一个作家身份亮相世人，她还是一个公共人物。尤其在日伪时期的上海，同仇敌忾是国家主题，提出“出名要趁早”的个人享乐论调是不合时宜的。

尤其身份还是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不论个人思想怎样，公示于众毕竟十分不妥。作者可以功利，可她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功利。尤其在公众面前，作者本人也不能表现得很功利。

当然张爱玲作品到底功利与否，读者会给出恰当的评价。1943年5月到1944年初，就有《杂志》《万象》等数本极具影响力的上海杂志留下张爱玲的身影。《传奇》一出，张爱玲在上海文学界如日中天，她也开始从小公寓里走进喧嚣的社会，展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了。《杂志》月刊以联系女作家为先，1944年3月，在中国报社举行座谈会，将上海新生代女性作家全邀请了去，有张爱玲、汪丽玲、苏青、吴婴之、潘柳黛、蓝亚珍、关露等人，男作家也有著名学者、作家谭正璧。女作家多了，话题也是很广泛的，谈些读书消遣、对外国女作家的看法，还有自己处女作的由来，文学历程，以及写作方法研讨。

不过座谈会上，大多数的女作家并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的参与者，而是社会动**与文化激烈变革里诞生的。其中有与张爱玲关系很好的苏青。她既是作家，还是月刊杂志《天地》的主办人。五四洪流俨然一场激烈的大潮，冲垮了封建旧文化的堤防，用它的水分养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荒地。

不过，张爱玲与苏青等新生代作家，对五四时期的老作家是极不屑的，这些后起之浪誓言要把前浪拍在沙滩上。这些颇大胆的年轻女性作家怕是忽略了，五四文化及新文学运动，可不是简单地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清末及民初时期，现代文明及文化倡导者与封建传统之间身体力行的斗争结果。她们也只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人拼杀出来的天地而已。

与那些江南娇小清秀的女作家比起来，张爱玲高挑灵韵，说起话来温婉细润，慢条斯理的，更惹人关注。座谈会上张爱玲话不多。谈及女性文学崇拜的问题，张爱玲发了言：

古代的妇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自然的，张爱玲吹捧人的功力是超群的，让苏青颇为受用。据说当时潘柳黛正吃瓜子，此言一出，当即将一枚瓜子卡在门牙上，其面部表情错愕到何种程度一想便知了。

8月，在自己的“《传奇》集评茶会”里，张爱玲更加显得光彩照人了。评茶会地点选在上海康乐酒家。她盛装出席，还带了一副黄色玳瑁眼镜，庄重典雅。炎樱则身着大红的上装，白西装裤，配上印度首饰，异国情调浓烈。此次活动，聚集了当时上海文艺界数十位精英。

张爱玲对交际场合本来就打怵，便拉炎樱替她挡驾。那些出席座谈会的文化名流和学者们，对《传奇》的评价就一个字：好！

苏青还写了篇赞文：

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些虽不懂，可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

当这篇赞文由《杂志》月刊吴江枫读完后，盛赞便开始，众人七嘴八舌地将这场盛赞推向最**。接下来有人说，《传奇》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便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张爱玲的小说通读可以，仅看一段，抑或一句也是美的，所以“横看成岭”美哉，“侧看成峰”亦美哉。

还有人说，张爱玲是用一位新潮的西洋人的视角来审视沉沦而古旧的中国，用西方文学的风格、曹雪芹的笔法来写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位置。

众人皆赞：张爱玲的小说社会背景鲜明，本土气息浓厚，笔法奢华靓丽，写法苍凉劲道，对人物与故事的领悟完全超越年龄。这样的“点赞”似乎还靠谱。张爱玲坐在中间，沉浸在四面飘来的颂扬中。她知道这些话是假的，因为她也这么恶心地夸过别人。然而颂扬听得多了，有时也会涌出些疑问：是这么回事么？时间一久，也就懒得疑心中之问了，既然那么多人说，那便作数吧。

若这几次座谈会还局限于文学领域，那1945年4月参加《新中国报》举办的欢迎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的座谈会，可以视为张爱玲在向娱乐界拓展了。在上海华懋饭店里，张爱玲穿了一身桃红缎子旗袍，套了一件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出席座谈会。她仍只是静静地坐着，并没有太多言语。该她讲话时，她简短地说：“我觉得在文学上，必要先研究西洋的，融合了传统，才能创新，舞蹈音乐想必也是如此吧。”

追逐张爱玲的记者们，也极敏锐地关注起她的时装来，每次活动均有这样的报道。1944年年末《繁华报》的三篇连续报道，分别是《张爱玲“清装”招待外宾》《张爱玲展览奇装》《张爱玲的化身》。不仅写她的服装，还将她的爱好趣味、家庭背景、爱情观、容貌、稿费等也一一列在公众的面前，张爱玲俨然成了“娱乐明星”了。

2.服装“专家”和“财迷”

张爱玲有“民国世界临水照花人”之称。女孩子爱美是天性，有些小自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谁家有个大一点的女儿，还不是总在镜子面前臭美。父母会在暗地里恨，这孩子看自己的脸远比看书的时间长多了，可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女孩儿。张爱玲的思想，受到她的生长环境，以及张志沂的影响。虽然她与那个沉沦**奢的父亲决裂了，但无论是文学的，抑或是思想上都有潜移默化的触动。从张爱玲的服饰上可窥见端倪，她更倾向于传统，与母亲西式装扮完全不同。张爱玲的《更衣记》里说：

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刘备就曾说过此类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张爱玲无疑是传统的。处在流行前沿的老上海，西式服饰和生活方式十分流行。家里亲友婚宴时，男女主角也要穿上婚纱与西服。参加婚宴的人衣着洋气，婚礼上也没了传统的轿子、唢呐和喇叭，轿车和西洋音乐取而代之。独有张爱玲一人穿了身清末滚着如意镶边儿的袄裤，惹得众人侧目瞧去。

天气若晴朗，张爱玲便穿一身眩人的装束，与炎樱结伴出门。公寓楼下繁华的商业街上就有一家服装店，里面还有时装设计室。两人常去光顾，将自己设计出的服装样式裁剪出来。

除炎樱之外，张爱玲还与女作家苏青、潘柳黛很要好。三个人时常凑一起弄些零食茶水，聊很久，但很少探讨文学。一日，苏青与潘柳黛相约去张爱玲公寓逛。敲开门吃了一惊，张爱玲穿了一件晚礼服，袒胸裸臂，脸色让柠檬黄的礼服一衬，显得白皙和宁静，身上珠翠叮当乱响，香气扑鼻，俨然去赴晚会的贵夫人。

这让苏青有些摸不到头脑，便小声问：“姑娘，你是要上街么？”

张爱玲将两人让进门说：“不，等朋友来家里吃茶。”

苏青一听，拖起潘柳黛欲走，边走边说：“既然你还有朋友来，我们就先走了，改天再来，改天再来。”

张爱玲依然很是沉静：“我的朋友已经来啦，就是你们俩呀。”

苏青和潘柳黛对视了一眼彼此平凡的衣着，再去上下打量了下张爱玲雍容华贵的妆容，心里抑或想，漂亮时装是女人自信的源泉，张爱玲这次是做到位了。

三人坐下，在公寓里逃离了世事，端起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弄些小点心，一下午只剩下女孩子的话题了，聊到高兴时会有银铃般笑声传出去。

谈到衣服时，苏青问张爱玲：“你看我穿什么衣服好看。”张爱玲琢磨一下：“穿些简单明快的衣服，会显得更亮丽些，抑或不经意地露出胳膊或浅胸，给人玉女般纯净的感觉。”

“那我呢，我呢？”潘柳黛也来热闹。

张爱玲歪着脖子看了一会，问道：“你能找些譬如祖母的衣裳么？”

“干吗？”

“可以穿她的衣裳呀！”张爱玲笑着答。

潘柳黛既惊又恼：“苏青还好，怎么也有件清爽明快的时尚衣服穿，轮到我，居然让我穿件寿衣。”

惹得张爱玲一脸奇怪的表情：“穿那样，该多别致呀！”后潘柳黛总结张爱玲说：“她穿西装，极像十八世纪的西式少妇；她若穿了一身旗袍，便像我的祖母一类人，脸是青年人的脸，身上满是古董味道。”

潘柳黛的话，在下一次去苏青家做客时又一次应验了。苏青和潘柳黛守时地站在斜桥里胡同的门口等她来，远远地就见张爱玲穿一件旗袍，套了一件宝蓝配苹果绿的清代绲边短袄，蹒跚地走来，活脱脱晚清大宅子里走出个大小姐。惹得胡同里的小孩子们追逐着看热闹。即便这时的上海，怕也要十几年不见这样装束了。

张爱玲除了喜欢奇装炫人，另外就是喜欢钱了。姑姑张茂渊性情与张爱玲仿佛，喜欢过恬淡而宁静的生活，闲暇了也会结伴逛些时装店、看电影和话剧，到书摊淘淘书，或去西餐店换换口味。可张爱玲与姑姑在钱财上分得很清楚，很有西方人的观念。

张爱玲觉得这样更好，彼此间谁也不相欠，清楚豁亮的，强似小市民为了一点小账，因为谁占了些便宜、谁吃了小亏张嘴便吵。虽然过节时张爱玲会买衣服料子、点心之类的礼物送给姑姑。但平时定要锱铢必较，家里花销各拿各的。

张茂渊戏谑她是“小财迷”。有时姑姑也和她赌气，譬如张爱玲打碎了玻璃或者碗碟，便催她赶快买来补上。不过姑侄俩从未因此争吵过，两人性格都沉默，这架怕是也吵不起来。

炎樱也说张爱玲抠门，但两人的关系极好。炎樱很大度、重情重义。她欣赏张爱玲，也不在乎她身上这点小缺点。当然炎樱家庭富足，不会与张爱玲计较这些小钱，因此两人关系一直维持到美国。

生活里的张爱玲更实在，她不喜欢养猫和狗这些小动物，不喜欢听音乐。她的性格从表面上看是沉静的，但内心是复杂的，张爱玲内心的复杂源于对外界的不安全感，对待钱与物可窥见其性格。孤岛时期的上海，生活物资匮乏，市民会囤积一些柴米油盐，以解不时之需，张爱玲却去囤积白纸。印刷《流言》之前，她经常抱一摞一摞的白纸回来，摆得卧室的地上**满是。有时她会睡在上面，感觉是那样的踏实。在姑姑眼里，她只是小孩子，是一个涉世未深却出了大名的小孩儿，因此平时也不与她计较，她交际能力欠缺得很。譬如《流言》准备印刷时，张爱玲雇了辆车子将家中白纸运到印刷厂。待要付车夫小费时，张爱玲立刻慌张了起来，不晓得要付出多少。宁可多一些也不去讨价了！她将钱一把塞进车夫手里，便不去看车夫的脸，兀自逃回楼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