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色彩斑斓的夕阳，仍是色彩斑斓的海水，回望渐渐淹没在海洋里的码头，依然是熙熙攘攘的，可是香港岛已被战火熏黑了。张爱玲和炎樱有股子说不出的滋味，毕竟是住了三年的城市，分别的方式居然这么奇特。被日本兵驱赶着、推搡着，一群难民闹哄哄地拥挤着上了船，这是一群极不受他们欢迎的人！

轮船喘着黑烟驶出港湾，在海浪剧烈地冲击下，轮船颠簸着，被驱赶上船的人群也被惊得安静下来，至少不吵闹了，只是静静犯起愁丝来，悲哀地撒了点泪水在海里，类似在祖先遗体面前点撒些酒水，来祭奠一下。毕竟最后一片能居住的土地也被日本人抢去，自己成了哀怨的小媳妇，今后要在人家雪亮的军刀下苟活，需要紧紧盯着人家脸色过日子，确实该悲伤一下的！

张爱玲此次回上海，因为多了炎樱做伴，觉得旅途也不那么孤单了。

两人穿行在洁净的甲板上，那雪白的船舱、棕色的木地板、黄亮的舱灯、迷离而潮湿的海雾衬托出宁静而迷离的氛围。隐约地，还能看见甲板上有三三两两儒雅风度的人低声聊天，这些人的气度和谈吐与平常旅客不大相同。不得不说张爱玲的感觉很精准，其实在这条船上，也载着梅兰芳、颜惠庆、陈友仁这些文化名人，为这艘船增色不少。

但张爱玲和炎樱并没理会这些，她们只是静静地靠着船舷，任由海风吹拂秀发。

“上海那边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也和香港一般么？”张爱玲略显忧虑地说。

“上海还好，上海怕是情况最好的了。假期里我回去时还经常去舞厅玩，街道上依然灯光灿然的，没什么大变化。”

“三年没见了，回去了也没带回什么好消息。仿佛付出的一切努力，都让这场战争葬送了，战争结束了，我也结束了，冥冥中安排好了似的。”

“回去依然可以读书，会好起来的。”

张爱玲苦笑一下，母亲不在了，香港沦陷了，回去之后学费也没着落，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来，如何好得起来？

是啊，怎么会好得起来。世事就像眼前迷蒙的海雾，那些凶险的大个礁石就隐没在黑漆漆的前方，它会狞笑着等你撞上来，然后向船舱里咕嘟咕嘟地灌着海水；海浪也会翻涌起来，将所有人都按进冰凉冰凉的海水里……到那时候，哪里还会有什么好消息。

炎樱看出张爱玲不开心，可也没什么好办法。她劝慰道：“在这样混乱的时局里，人能苟且活下去都算幸运的了，若时气背了些，没准小命都要丢在香港，今天既然活下来了，那就活一天，快乐一天吧。”

说到这，炎樱畅想道：“我回去要先享乐一番，指不定日本人哪天又翻了脸，向上海打枪扔炮弹的，怕是没今天这么幸运了。”

张爱玲笑了笑：“即便日本人没来，上海人也是享乐主义的，你想想每日除了上班便是下班，在公司里苦熬地赚了些钱，回家还要倒头便睡，日子久了人也变得干枯了，那生命的意义还有什么了，每日里除了‘钱’和‘睡觉’，还是‘钱’和‘睡觉’。他们有必要在两者中间添个‘玩乐’，这样生命才能丰富些。何况现在除去应付公司的上司，还要时刻提防日本人，他们只会更变本加厉地去玩乐。”

炎樱的眼神与海雾一般，有些迷离地瞧张爱玲，想认认真真地理解一下，还是索性放弃了。

炎樱说：“上海人怎么生活，我是不懂的。我只觉得上海女人很漂亮，嫩白的脖颈、嫩白胳膊露着，一说出话来莺莺燕燕，媚眼里都透着风情。”

“是哦，上海的女人会装饰自己，贴上黄的金子、绿的翡翠、透明的钻石、缤彩的绸子旗袍，透着那么玲珑。她们怕是中国最早学会用西式方法勾引男人的一群女人了。”

说到这，张爱玲不禁捂嘴笑了笑。

炎樱也笑了，她觉得张爱玲说得很在理，人们拼命赚钱不过是为了享乐，为了能一呼百应地使唤人，来体验其中的快感。自己的家就和张爱玲描述的相仿。每个忙乱的早晨，一大群用人就围着自己父亲转。一大群人围着一个人拾掇，挤着笑脸送走一个他。父亲独自一个人陶醉在风光和体面里，成就感伴着他。这大概是每个人都忙着赚钱的理由，男人们赚钱，在家或出门都更体面，出手阔绰了，女人也围得更多了。

张爱玲回答说：“上海滩是有钱人的社会。很多人为了赚钱，也都拼了老本去那里冒险。传统的、西式的思想的人一股脑儿都涌进上海滩来，他们挤在交易所、码头、银行或商行里，争着吵着，各说各的理，争抢到最后，结果还是为了钱。虽然那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面还透露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海雾一缕一缕飘着，咸味似乎更浓重了，潮湿得让人呛得头晕。轮船在黑灯瞎火里摸索着，船舷下传来哗啦啦的水声。一切都在漆黑迷航里颠簸，颠簸得两人的胃难受得很。张爱玲和炎樱很担心船会不会撞到礁石上。人呵，在未知里才最担惊受怕，若真临了关口，豁出去拼了，似乎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就像在香港战乱的日子里，死便死了，还怕什么，先把手头的事做完再说。

炎樱觉得头有些晕，都是让黑浓的海雾弄得，两人决定回船舱睡了。

时间是经不住企盼的，驶过台湾海峡，一望无际的东海便展现在面前，那片深邃的蓝色古老海洋，紧紧偎依在大陆的胸脯上。最上沿，便是西方社会传说里那座繁华无限的“东方冒险家乐园”——上海了。

大陆架就在白色的云边时隐时现，愈来愈清晰了，船渐渐迫近上海。张爱玲内心交织莫名其妙的情绪，渴望、迷茫、思念、伤感、热盼、悲怀，就像舰艏切开的浪花，飞腾着，还滚着泡沫。那个既怀恋又憎恨之地，急匆匆地、冒冒失失地冲进自己怀里，让你受了小惊吓，还无法绝情似的推开她。

海水由深蓝变成浅绿，最后浊黄，黄浦江边的万国楼也渐入眼帘了。色彩斑斓的吴淞口码头上，依旧是色彩斑斓的喧闹，只是不和谐地飘着几张膏药旗，是陈旧的红色，那么刺眼，像一块用久的、沾满灰尘的黑红色膏药，非要向你脑门儿贴来，让人极恶心。

那高高大大的洋楼、黝绿色的路灯杆、街道上的轿车、高大的橱窗，所有景致都那么熟悉而亲切。连空气也暖洋洋的，显得不那么冷了。

进了赫德路192号爱丁顿公寓，敲了一下门。门发出拖长的吱呀声，姑姑探出头来。待了一秒，姑姑尖叫着和张爱玲拥在了一起。

外套皮箱随意地一堆，瘫在沙发上，屋里温煦并散发着香水味儿的空气环绕在身边，与外面略带些寒淡的空气大不同，那可是经常袅绕在记忆里的味道。

“你弟弟前两日来过，还问起你。”

“哦，他现在弄什么，没人来说他的劣迹吧。”

“怎么会有人跑我这里说，张家的门我都发誓不进去了。”厨房里，张茂渊正弄些好饭菜。

“我没搭理他，他是张家的公子。在这里混熟了要经常来，回家的日子怕不好过了。”姑姑边摆弄碗碟，边和张爱玲说。

“姑姑，你这有妈妈的音讯么，香港那边乱得很，好久没收到她的信了。”

“听说在新加坡做一些皮件的生意，男朋友让日本人的炮弹炸死了，自己一个人苦撑着呢。”

“啊！”张爱玲惊得跳起来，“母亲怎样？”

姑姑端出碗碟，放在桌上：“你母亲没事的，上几日还通信呢，一会儿我把信拿来给你看吧。”

张爱玲皱着眉头坐回去：“怎么哪里都有日本人？先是跑到香港去搅扰人家上不好学，这会子又跑到新加坡去搅扰人家的生意。”

“哎，这世道乱啊。这不去年刚买些股票，日本人来一搅和，全赔光了，天杀的日本人！”姑姑颇无奈，放了饭菜在桌上，抚了抚手坐下，静静哀叹了一下。

张爱玲靠过去，乖巧地偎在姑姑肩上。

“对了，我去给你拿信，你先吃，一路上饿坏了。”

张爱玲端起碗，姑姑的背有些微驼，人也显得衰老许多。想着想着，泪在眼圈里晶莹起来。

不消片刻，姑姑找来信。张爱玲紧着扒拉两口饭，憋了憋眼泪，接过信。

可一见信上娟秀的字痕，泪又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浸润了雪白的信纸，字也一圈圈洇散开来。

姑姑撩起张爱玲的秀发，自言自语地说道：

“哎，好容易找个归宿，又丢掉了，在外面飘着，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家里好好地待着多好，又不是没地方住、缺很多钱花，干吗非往外面跑。”张爱玲哭说着。

“家里有什么可恋的，你也长大了。张家乌漆糟糟的，还娶了个正房，在这里唯有伤心的份儿。”

张爱玲趴在桌子上哭：“回来又走，回来又走，天下是她的天下似的，就没有女儿一点地方。跑到别处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世道这么乱，要让人多担心。”

张茂渊背过身去，泪也刷刷地无声流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很平静。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必要有个文凭才行，这也是黄逸梵对女儿最大的愿望，张茂渊琢磨着。可自己也拿不出这么一大笔学费来，莫不如去找张志沂要，反正离婚协议里白纸黑字写着，学费是要由他出的。

可怎么找张志沂要呢？自己发过誓不进张家的门，黄定柱也因小煐的事闹得僵了，没办法再开口。

还是找小静吧，能说通更好，说不通再想别的办法。想到这，张茂渊无奈地摇了摇头。

隔了几日，张子静来姑姑这看姐姐回来没，见到姐姐，一下子便被她那身鲜艳别致的衣服吸引了。那是一件矮领旗袍，红底子上绽开蓝色和白色的大花，一大朵一大朵的，显得很扎眼。这样复杂花色的布料做成旗袍，样式却极简单，整件衣服从头上套进去后在领子上打个结便了事了，而且裙摆只盖到膝盖。这与张子静之前见过母亲的，或是平日那些太太小姐们穿着的新潮服装完全不同。张子静颇为好奇地问姐姐：“难道香港流行这样的衣服？”

张爱玲淡淡地抿了下嘴说：

“你真是少见多怪，我还嫌它不够特别呢。”

当然，那个时代，裙边到膝盖的裙子可以算得上是超短裙了，张子静听了姐姐这么说，便不敢多说话。

姐姐老起脸说：“最近书读得如何，不许和以前一般没出息。”

子静不屑了一下：“别管那些了，今后要打算怎么办？”

“你姐姐准备考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张茂渊接上话。

“只差半年，只半年就可毕业了，还能免费去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张爱玲恼恨地说，表情也极遗憾的样子。

姐姐在张子静心里，除去迷茫的表情外，大多时间是木讷而冷静的。看见她这般拧着脸讲，弟弟也确认——对姐姐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憾事。

“小静啊，姑姑和你商量些事。”张子静极诧异地回头，平时姑姑对他爱答不理的，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客气。

“你姐姐需要一大笔学费，我也没什么钱，临时凑怕来不及。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时，答应了要承担爱玲上学的所有学费。你回去和父亲说说，说得通了自然是好的，说不通姑姑自己再想办法。不消和他硬来的，硬来是要多吃苦头的。”

“好的，姐姐的事便是我的事，会告诉他的。”张子静嘴上答应得爽快，心里还是不免打鼓。

“不去向他要，大不了不念。”张爱玲负气地说。

张茂渊愁容又起，子静接过来劝道：“要还是要的，既然有了协议，钱自然是你的钱，不要反而是你便宜了他。还是要回来，上了大学，有个文凭，以后生活也有着落了。”

张茂渊笑了，点了点头，心想，孩子究竟是长大了，懂事也有心计了，不似小时候憨憨的样子。

张子静回到家里，趁继母不在时，将姑姑的话告诉了父亲。

张志沂默然，沉吟了半晌，与张子静讲：“要学费可以，需她自己来要。”

这一对为了爱与恨凑在一起的父女啊！

张爱玲终于还是踏进了那扇门，为了学业，豁出去听他说难听的话了！

张爱玲受了上次演讲的教训，母亲也教她，没有幽默千万不要讲笑话，那会是极尴尬的一件事。

“香港，大学上得怎么样？”

“还好，没毕业。准备去圣约翰，读到文凭。”

张志沂沉默了好一会儿。

“去报名吧，学费叫你弟弟送过去。”

“好的，那我走了。”

张志沂似乎犹豫了一会儿，点点头。

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她甚至不想看父亲。

继母没在现场，这让张爱玲长舒了一口气，一切异乎寻常地顺利。回家时，路上的西风也不那么寒冷了。

1942年秋，张爱玲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就读经济系一年级。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办的，这所上海名校的毕业学生可谓星光璀璨。张爱玲入学前，就有林语堂、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这些政治、商业及文化名人毕业于此。与张爱玲同时期和她之后的毕业生也不乏名家和杰出人士，他们遍布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许多人成为各个学术及行业领域的领头羊。

张爱玲在刚转学入校时，国文考试竟没及格。姑姑看了成绩单很是吃惊，连问为什么。张爱玲一脸茫然，不知该如何回答。不过入学没多久，张爱玲便从国文初级班跳进了高级班。有人说，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重视英文，忽视了国文，才导致考试不及格。

终于和姐姐同校读书，弟弟张子静高兴得很。在大学里，他经常看到姐姐和一个胖胖的女孩儿形影不离，经介绍才知道，原来是炎樱。

上学时，张爱玲会穿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有五寸流苏。炎樱则是异域情调十足的装束，两人就这般招摇地在校园里走，惹来同学们惊奇的目光。这些从香港带回来的衣服，上海本不多见，让两个女孩儿出尽了风头。

张爱玲在学校也很有些名气，在《西风》杂志得过奖不说，《二十世纪》杂志上也屡屡露脸。有这样的姐姐兼同学，张子静自然是暗爽的。

没过多久，张子静突然发现只剩胖乎乎的炎樱一个人了，张子静略诧异地问：“姐姐呢，几次没见你俩一起了。”

炎樱眼神黯了一下：“退学了，你不知道么？”

张子静呆了呆，望着炎樱不知说什么。

炎樱摆了摆手，兀自走了，只留下呆立的张子静。

几日后，张子静来看姐姐，直问：“怎么退学了？”

张爱玲垂头看书，若无其事地说：“学校里的课都不喜欢，教授也是说一不二，容不得反驳，这一点我不喜欢。”

张子静默然，张爱玲递过一本笔记。

子静认真地看起来，片刻子静问：“这些问号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呀，只是代表教授对文章写作的意图不了解，点出疑问来，我却不会凭教授自己看法去修改的。”

“这真是蛮好的。这样看起来，你们港大的教授很尊重学生的创意，不去随意抹杀，又不敷衍。”

“嗯，这两家大学差异很大。”张爱玲点了点头，目光也亮了许多。

“那也要有个文凭呀，母亲走之前不是特意交代了么。”

提到母亲，张爱玲的目光又黯淡下来，坐在沙发上不作声。子静有些后悔，可事情总要弄清楚，只好低下头，去寻她的目光。

“没钱！”张爱玲有些不耐烦了，“没钱要我怎么上学，不单是些学费，日常开销还很多呢。我每日里待在姑姑家白吃喝，怎么过意得去呢？母亲在上海还好，吃喝起来还倚仗些。如今和姑姑同住，房租、水电、吃穿的费用极大。自从生意亏了本，姑姑也不似从前那般宽裕了，怎么忍心再去伸手白要钱呢。”

子静默然，他知道姐姐不可能再向父亲伸手要钱，连张子静自己也懒得去求他。再说还有孙用蕃从中作梗，即便是厚着脸低下身段去求了，也未必如愿。如今姐姐做出这番决定虽然无奈，可也只能这样了。

“你可以去教书！”子静忽然冒出一句。

张爱玲摇了摇头：“不可能。”

“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

“教书不止学习要好，还要说得好，要能把肚子里的墨水倒出来才行。在讲台上对那么多学生说话，这种事情我做不来的。到时连句整话都说不来，多丢脸！”

子静点了点头，沉吟半晌接着出主意：“你的文章好，可以去报馆做编辑。”

“我替报馆写稿就好了，这阵子我写稿子也赚了很多钱。”张爱玲回道。

“是呵，实在太好了，那你都写些什么，发哪家杂志了？”子静望着姐姐，眼神闪着崇拜。

“是一些影评之类的，发给《泰晤士报》……”

张爱玲回上海后一直给《泰晤士报》写稿，大多是些电影和话剧的评论。自日本人占了上海，外国进来的影片也少了，上海电影公司自己拍摄的电影胶片也不合格，极容易在放映中出现状况。因此这时候在上海话剧演出很是红火。譬如中旅剧团的唐槐秋、唐若菁主演的《雷雨》《日出》，还有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主演的《浮生六记》等，都是艺术性很强的话剧节目。进圣约翰大学时张爱玲仍在写，然而一边是学业，一边是写作，让张爱玲很是吃不消，权衡利弊，她选择了后者。

子静听完姐姐说，心里放心了许多。自己也没太好的主意，并且姐姐选的生活出路还算光明，今后当了大作家，弟弟也有面子。再说在大学里受管教，还要听课、背书、做题与应付考试什么的，最后还要提心吊胆怕挂了科。连张子静自己都学得不耐烦了，索性不去上也好。而张爱玲投出的剧评和影评，篇幅虽然短小了些，可她有观看过大量的电影和话剧的切身体会，又有文学禀赋和独特的文风，加之深刻而专业的见解，让杂志编辑们大开了眼界。这引起一些英文杂志的关注，开始向张爱玲约稿。德国人克劳斯·梅聂特在上海创办的《二十世纪》就是其中之一。这本杂志是1941年10月开始发行的，张爱玲在杂志发表了英文版的《更衣记》，还插进所绘的发型和服装的插图，惟妙惟肖地将中国服饰演变直观生动地表达出来，且有着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1942年1月，梅聂特博士还专门写文章推荐张爱玲的作品，称她是“极有前途的青年才子”。之后，张爱玲连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洋人看京剧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等多篇英文文章。进了文学领域后，张爱玲像是刚从玻璃鱼缸里放生进入大海的鱼儿。那里有宽广的海洋和充足的养分，她只需痛快地在自己领地里畅游就可以了。

找到一份喜欢的职业让张爱玲兴奋异常，与姑姑居住在一起，也显得安心了许多。她每日在公寓里写稿，闷了便跑去阳台上，听闹市里繁华的声音。爱丁顿公寓临近的静安寺路是上海公共租界里较繁华的商业中心，附近还有面包房、起士林西餐厅、咖啡馆等西式高雅的餐饮场所，电车这样的新时代交通工具也打着铃，每日定时路过这里。轿车、自行车这些高端大气的交通工具更是川流不息……这里是她习惯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与那些动辄隐居深山、喜欢倾听林涛清流的文人相比，张爱玲更喜欢听市井里的声响，喜欢听电车驶过的声音，尤其在清静的晚间，流动的电车极像一条响着铃声的河流，均匀地在街道上流淌，汩汩地流入梦乡。若突然有一天听不见了，会觉得缺些什么，空落落的。张爱玲是个懂事勤勉的女孩，写作起来也极用功，每天要写至深夜。张爱玲拼命写作赚稿费，只是让自己更独立些。在公寓的生活过得平静舒畅，家长里短，琐碎小事，平淡得和水一样，那是张爱玲最理想的逃世和写作的地方了。

张爱玲这样描写自己小天地：

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子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那位女太太与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屋顶花园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顶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剔一剔便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掳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张爱玲躲在公寓里逃世写作，几乎不怎么出门。炎樱来找她，要硬拖着她出去，去霞飞路、外滩闲逛。一路上时不时能看见一块肮脏的膏药旗在荒芜的烈日下，沮丧晃**着。张爱玲对时局也不关心。炎樱对日本人没有太多感觉，当然对中国人也没太多情感。两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像局外人一样，只是感性地、直观地去理解日伪统治下那座有着繁荣假象的上海，尚没有闻到背地猩红色的气息。日本军国主义也是狡诈的，它杀了民国政府政治中心南京三十多万人，却没碰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因为他需要殖民商业和工业，来赚钱养兵杀更多中国人。

这时的上海遍地是日本洋行，角落里都堆着日本货。看电影、吃冰淇淋是每次上街的必备节目，之后便是逛书店、到街边的书报摊搜罗些好看的文章和画报了。张爱玲一般会静静地蹲在书摊边儿，认真地翻看。炎樱保持极大耐心去等。摊主也不去管，任由她翻，这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的待遇，一个人如果认真看书会发出一股子拧劲儿，眼睛也是亮的，让你不忍心打扰。看就看吧，在那里摆着还落些灰，闲置起来也怪可惜的。张爱玲翻看，书摊的老板是不管的。炎樱待着无聊也去翻，那就要管了。她翻书是乱翻，肆无忌惮地扔，哗啦哗啦地翻着书页，让人心疼，统统翻了一遍后，还与张爱玲一样一本也不买。当然，炎樱不买书是她根本不感兴趣；张爱玲不买，是舍不得钱。可一遇见张恨水的小说，她要搜遍所有的衣兜和口袋，即便凑钱借钱也要买下来。另外张爱玲最喜欢看的还有英国作家毛姆的通俗小说。毛姆也善于写人类的“小”，他尖锐和冷静的人性批判小说，堪称是世界小说史上极灿烂的钻石，在世界作家排行榜上曾名列过第二，仅次于诗人和话剧之王莎士比亚。但现实中，他的人品也是极差的，贪婪猥琐、自私残暴、冷酷奢**，也将人类人性所有的“小”全占了。张爱玲也喜欢去探究人物中的“小”，抑或人性里纤细的、卑微的、没落的情感生活。她的笔触冷静而凝重。

大多数时间里，张爱玲在公寓里写作，只有姑姑陪她。张茂渊是个简单的人，她自诩不喜欢文人多愁善感，也不喜欢看书。张茂渊也极少去问，或管束张爱玲。张爱玲若稿子写完了，书也读得累了，便与姑姑交谈，譬如一些生活细琐的小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班的情境、遇到的故事等等。

有时姑姑被问得不耐烦，没好气地回：“与你住在一起，怕是安静的人也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

但凡张爱玲写起文章来，公寓里便静悄悄的了。静得连钻进屋子的风去拉扯窗帘发出刷啦啦的响动，听起来都那么响亮。白炽灯罩子轻轻摇了一下，屋子里各处的影子便会慵懒地晃动起来。姑姑轻轻地闭上窗，慢慢地拉上窗帘，取一件单衣披在张爱玲瘦弱的肩上。张爱玲冲着姑姑笑一下，可写得太入神了，那笑也像醉了酒的女孩儿，憨憨的，直勾勾地一抿，便又回了去。姑姑坐回沙发，关切地望着俯在书桌上的张爱玲。她身体弯曲着一动也不动的挥笔写字，这让姑姑有些担心，这样坐下去对身体是极不好的。

要说的话：

上海孤岛时期，内地作家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举动，逼成了上海文学的真空状态，这为张爱玲崛起提供了先机。但平心而论，张爱玲自一开始写作是为了生存。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社会时局与她也没有太多瓜葛。写作对她来说，仅仅是职业初衷。如同在敌占区为了生存的人们，依然要进工厂、洋行、商店、学校上班一样。人活下去就是要吃饭和穿衣的，别人尚有衣食可缩减，张爱玲怕连用来缩减的衣食都没有。她那木讷和内向的性格，不写作，怎么活下去都是问题。这是时代与张爱玲个人的耦合，历史书读上去貌似很多选择，一旦你涉入其中便会发现，只有唯一，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