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不久，张志沂又开始沉醉在鸦片的幻觉里。这时张爱玲也从黄氏小学毕业，考进了英租界圣玛利亚教会女中。那是1881年美国圣公会创建的教会学校，与桃坞中学、圣约翰青年学校一样，都是教会创办的大学预科学校，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有机会进入英美名牌大学继续学习。

不过上海圣玛利亚教会女中的毕业生，只有小部分留洋，大多毕业女生要么成了商界或政界的太太，要么成了社交场合的交际花。换言之，至少在1931年左右，它是西式淑女和阔太太的培训基地。这所学校经营多年，教学环境、设施和师资力量都很强大的。红铁皮的校门藏在幽静的绿茵里，华美的玻璃花房四季如春，校园里还有高大的健身房、清澈的游泳池，音乐教室大厅里的钢琴覆盖上洁白的罩子。穿着浅色旗袍的青涩女学生穿行在绿树芳草间，学校钟楼时而传出悠扬的钟声，西洋的艺术氛围极其浓烈。

圣玛利亚教会女中教学分英文和中文课程，西洋历史、数理和英文等课程均是英语教学，教师大多是外国人；国文、历史和地理大多是师范毕业的女教师，高中还聘请了考过清末科举的老学究教中文。圣玛利亚女中实行住校制，这也中了张爱玲下怀，正好她也要躲开那屋子里四处飘**着躲也躲不掉的、陈腐不堪的鸦片味道，免去看父亲那颓废不堪、惨白的脸。

入校后不久，母亲便来学校找她。

“我要去英国了。”讲完，黄逸梵伸出纤细的手，撩一下张爱玲的秀发，凝视了片刻。张爱玲木讷地仰视她那高贵端庄、如清水般沉凝的面庞，没有吭声。母亲做出很高兴的样子说：“这样倒是好的，回来和离开都没留下一点痕迹，平滑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全然没了负担。”

张爱玲依旧没什么表示，静静听她说完、挥手、离开。《私语》里写：“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远处校园的两扇大红铁门砰然合上，母亲便真的消失在寂静远处了。张爱玲默默站立在高大的松杉树林里，内心忽然生出些内疚，她想方才应该哭出来才合情合理，不然母亲在路上，也会怪罪自己的。张爱玲的迎对着寒风，大声抽泣，是“哭给自己看”。

很多人读过《私语》，很少关注“哭给自己看”。

在张爱玲眼里，母亲是那么罗曼蒂克，华贵又高傲，对母亲的崇拜之情也拉开两人距离。对她来说，母亲的决定通常是极正确的，她甚至没勇气去劝阻。那“下一代人呀，心真狠”是张爱玲对母亲决然离开的报复，也以张爱玲自己的心境去体察和反射对母亲的情感。因为两人见面、谈话，直至分开都是平静的。母亲黄逸梵亦然与张爱玲一样，与女儿的淡淡一别后，同样会在孤零一人的远行路上痛哭失声的。

体味“哭给自己看”这句话，在那片寒冷的松杉树荫下，瘦小的张爱玲在哭诉命运对自己是那么的不公平，内心抑或是在呐喊：“我有什么错，母亲这么决然就走了？我有什么错，自己好不容易得来却又瞬息间失掉了母亲？我有什么错，别人的孩子都有母爱，独有我最可怜，却没有！”

瑟瑟的北风四处乱窜，松杉树干的罅隙里发出悲伤的哨声。张爱玲痛哭失声，相反的，她也曾痛快淋漓地望着母亲大笑过。那奔淌的泪水分明是抱怨母亲绝情，叹息自己卑微的命运。

“哭给自己看”，因为太过炽爱和留恋，所以恨她太决绝。

乌云也来了，静静倾听林中女孩儿发出悲彻的声音，之后便悄然无声地融化在空****的风里——谁会理会卑微的她呢？

最后一抹清亮的记忆也消逝在迷茫里，浑浑无味的日子还得继续。在母亲离去的打击下，一切瞬间都变得灰暗起来。洋房是灰扑扑的、父亲与鸦片是灰扑扑的、私塾先生喋喋不休的高弹阔论也是灰扑扑的。回到家时，她也只是静静地拨开青烟袅绕的空气，静静地穿过走廊和房间。各式声音擦过耳边，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那对一切都木讷的表情，也成为这位青涩少女唯一的妆容。

在家中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沉迷在书香里不想自拔。一次，弟弟子静和她说起家里有一本《孽海花》，写的是祖父张佩纶和曾外祖父李鸿章的事情。张爱玲忙找来细细地读，尤其关心张佩纶和李菊藕的爱情故事。闲暇时她还会和弟弟谈文学，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或是西方小说巨匠毛姆、欧·亨利的小说，她告诉弟弟：“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在何处，车上、家里、学校、办公室里，听到便要记住，并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了。”

张爱玲最喜欢的，还有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的各式小报。她经常蹲坐在角落里搜寻自己喜欢的内容，慵懒地阅读。阳光透过窗，斑驳斜射进来，落在报纸上，房门外时而飘进青灰色的烟气，一缕一缕地在房间里飘**。离婚后张志沂更加放肆地享用毒品，丝毫不关心自己身体的不适，寂寞时也会将张爱玲叫去，父女俩聊些以前家族里光辉的旧事，或谈论亲戚间的笑话。在昏暗的烟室里，张爱玲坐久了，便觉得自己要“沉下去、沉下去”，几乎昏昏欲睡了，她甚至不忍直视父亲那张干瘦的脸上流露出的无边寂寞。

或许父亲只在毒品虚幻痛快的感觉刚刚消去、十分空虚和寂寞时才会想起自己吧？张爱玲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张志沂烟瘾发作，便支开张爱玲过他的毒瘾。抽鸦片已经安慰不了黄逸梵的离开带给他的极度苦闷，他开始打吗啡，还专雇了一位伺候他吸毒的男仆。恣情地吸毒，几乎掏空了他的身体。一个夏日，天气燥热得很，张爱玲见到父亲头顶着凉水浸过的毛巾，脚也放在冷水盆里，嘴里仍不停喊热，还直勾勾地望着姐弟俩，嘴里咕噜咕噜地发出听不真切的声音。姐弟俩和用人们吓坏了，忙打电话找来张茂渊。

张茂渊见自己这不争气的哥哥要死要活的样子，知道是毒品用得过度了，便直接将他送到疗养院解毒和戒毒。三个月后，张志沂从中西疗养院里治好了病，便举家搬到康乐村十号的洋房里。

张爱玲舅舅黄定柱也住在附近，虽然张志沂与姐姐离了婚，两人依然交往如故，缘由是两人都喜爱抽鸦片。黄逸梵对那个仅比自己晚出生几分钟的双胞胎弟弟吸鸦片同样恨之入骨，经常与他絮叨。黄定柱与张志沂颇有些共同语言，他抑或说：“男人活在世上，不抽些烟土，三妻四妾地享乐一番，岂不是枉活一回了……”这些看法张志沂定要大为赞赏。

舅舅家孩子也很多，张爱玲和子静经常找他们玩耍。张爱玲比其他孩子要高大一些，有大姐姐的样儿，主意也多，经常指挥一群孩子玩耍，其他孩子也听她的。学校放假或休息日，她还找舅舅家的表姐妹们逛街、看电影。说起文学来，张爱玲更是侃侃而谈，谈到开心时就爽快大笑，全然不管什么淑女形象。放寒假了，张爱玲又开始忙着做一些圣诞卡和贺卡，且从里面挑一张最满意的，让姑姑寄给远在西洋的母亲。在张爱玲心目中，母亲的生活一直是她心驰神往的，远在地球那一边的英国和法国，也成了四季沐浴在金色阳光里、飘**香水气味的浪漫国度。

在家里，张爱玲还是有喜欢的人的，那便是张子静的私塾先生朱老师。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学究温和亲善，很有些学问。张爱玲经常找他聊，请教疑点。一次张爱玲翻出一本《海上花列传》来，里面妓女的对白大多用吴侬软语，读也读不懂，她便硬缠着朱老师读解。苏州土话那嗲嗲的对白经朱老先生那么一念，听起来很滑稽，姐弟俩围着老先生大笑起来，之后张爱玲也开始迷恋起《海上花列传》。后来到了美国，张爱玲还将这个讲述清末时期上海十里洋场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和普通话。

1934年夏天，上海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张志沂的房产也升值了许多，家里的状况渐渐好转起来。有了钱，一直闷在家中抽烟土的张志沂又开始活跃了。原来远远躲着他的亲戚们，也开始与之频繁地交往，他们还给张志沂又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住在银行的买办孙景阳做助理。有了钱和体面的工作，那颗冬眠许久的春心也变得蠢蠢欲动了。上司孙景阳当然能看出些苗头，便将父亲孙宝琦庶出的一个女儿孙用蕃介绍给他。孙宝琦是清末改革派人物，民国时任过袁世凯和曹锟时期的大总理。他有一个妻子、四个小妾、24个孩子，孙家家财万贯，是大家族。孙用蕃三十六岁，至今未婚、精明干练、能说会道，常常自诩为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遇见这样的好事，张志沂一口应承下来，马上张罗着成亲。

张爱玲大多时间住在学校，家里状况也大多不知。偶尔回趟家，也要去静安寺路爱丁堡公寓的姑姑家探望。在她眼里，那里才是精致而完美的家。

一天学校放假，她懒得留在家里看那不着调的父亲抽大烟，便去了姑姑家。吃罢晚饭，她和姑姑一起伫立在傍晚的阳台上看风景。上海滩点起绚丽夺目的灯火，连天边的云也映成了昏黄色，天上繁星亮晶晶地眨着眼凑热闹。所有亮色，仿佛都掉进静静流淌的黄浦江里，江水像一条粘满宝石的黑绸带子，上面载着的飘摇的客轮，“呜呜呜”地鸣叫着驶过。

“你父亲最近要结婚了。”张茂渊轻声地说，眼神里带些忧虑。

一贯表情木讷的张爱玲瞪大了眼睛，这讯息对她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她无力地伏在栏杆上，茫然而无助地盯着远处繁乱的灯。后母的故事她听过很多，凭女孩子的直觉也预感这样的故事早晚会应验在自己身上，可事到临头还是不能接受似的。张爱玲紧握着栏杆，痛苦的心也紧紧绷着，情绪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假使后母此时站在这儿，我定会将她推下阳台，一了百了。”张爱玲恨恨地想。张茂渊搂过呆立半晌的侄女，抚摸她那乌黑顺滑的秀发，任由她在自己怀里大哭。那哭声夹带着痛彻心扉的哀怨，惊起了树枝上睡觉的麻雀，扑啦啦地飞起来紧张查看一番，又马上落回自己小窝里，用它温暖的羽毛安慰受了惊吓的幼仔。

清凉的晚风也徐徐凑过阳台来，轻轻抚摸张爱玲那满是泪水的面庞。那风，是从英国吹来的么？

张志沂是不会理会孩子们的感受的。女人，是他干渴人生里极重要的一部分，缺了这番享受，人生也会变得灰暗无趣。其实在张志沂一生里，除了享用女人和毒品他也没干过什么，碌碌无为已经不能形容他陈腐不堪的人生了。

不过让张志沂大跌眼镜的是，孙用蕃也吸鸦片！这也是这位三十六岁的老姑娘仍未嫁人的缘由。这下可好了，两人每日定时定点地躺在鸦片**，吹那粗粗的烟枪。张爱玲看见青烟沉沉的家后，内心更加阴暗了。

张志沂与孙用蕃结婚后，又搬回张爱玲出生的老洋房。那是位于麦德赫司脱路的大洋房，里面曾住过张爱玲的爷爷，清末大名鼎鼎的清流之臣张佩纶。大宅子豪华而阔绰，房间也多。然而如今住的人太少，显得空****的。在张爱玲眼里，这儿简直就是一座四处飘满鸦片奇异香味儿的、阴森森的古墓，与上海这座现代化繁华大都市比起来，显得陈旧和另类，就好像挤满西式而新潮的人的演出大厅里，突然走来一位头戴瓜皮小帽，梳着黑粗大辫子，戴一副圆的玳瑁老花镜，颤颤巍巍走路的“老古板”，穿越感十足。

张爱玲越看这个家、越看家里住的人越觉得厌烦，唯一有些割舍不下的就是慢慢长高的弟弟。看见后母动辄折磨和挤对弟弟和他奶妈何干，张爱玲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张爱玲的《弟弟》中写道：

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是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父亲为一点小事情，一丝征兆都没有，“啪”地一下掴了弟弟一巴掌。弟弟愣愣地收拾着震落的饭粒，接着吃。爱玲大大地一震，用饭碗挡住脸，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后母莫名其妙地看了爱玲一眼，说：“这孩子真奇怪，他没哭，你倒哭起来没完了。”

张爱玲扔下碗筷，冲进浴室里，闩上门，抽噎着。看着镜子里泪水滔滔的面容，她咬牙发誓：“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

“啪”一声皮球撞到玻璃窗上，又弹回去。转身瞧去，院子里弟弟正默默地踢皮球，看那专注而平静的面容，似乎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阵寒冷的悲哀涌上来，她便不再哭了。愤怒的烈焰沉下去后，化成冰冷得不能再冰冷的石块。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张爱玲来说，家中一景一物、每一件小事都会触及她脆弱的心灵。当周围一切显得那么灰暗，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时，无助感也久久不散地缠绕自己的身体。而你越担心某件事，它越是要来似的。整日忧心并去轰赶纠缠身边的梦魇，人开始变得焦虑起来，此时张爱玲能做的只是逃离。不过**奢堕落的父亲和自私的继母的那些身影是逃不掉的，虽然一时逃避能暂时忘却，一旦又重回到这里，就又触发了她内心存留的灰暗痕迹。此时张爱玲感觉自己就像躺在笼中的鸟雀，任伸进来的那只大手随意摆布，连穿什么衣服这样重要的事情亦然如此。孙用蕃刚嫁过来时便对张爱玲说：“呐，这是我之前穿的衣服，从娘家带来的，都是些好料子，你还可以穿。”孙用蕃不知从哪儿捧来两只大箱子，满满当当的全是旗袍。张爱玲见了大了一惊，拎起一件看了看，一股淡淡的霉味儿径直钻进鼻孔里。再看那一摞摞的旧旗袍，怕是一辈子都穿不完。可圣玛利亚教会女中的女生们，大多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个个衣着鲜亮华贵。她却要将这些款式陈旧的衣服穿进校园里，同学们会怎样看自己实在不敢想象。《童言无忌》里写道，在继母统治下的生活，永远拣她穿剩的衣服穿，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旗袍，那碎牛肉似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痕——是那样的憎恶和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