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华民族而言，那确实是个伟大的时代。

那十年，是以侵略者一举占领东三省开始的。它来势凶猛，恨不得将偌大的神州大地一口吞下。

那时，活着可真憋气啊！天边乌云密布。人走在街上，帽檐拉得低低的。牙关却在咬紧，拳头攥出汗来。忍气吞声，眼泪往肚里咽。人人都在自问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祖国，凭什么就教人这么踩在脚下！

第七个年头上，那只毛茸茸的魔爪又想在卢沟桥重演柳条沟的故技。这回可没那么便宜了。整个中华民族举起拳头，展开了一场八年的殊死搏斗。

三十年代是由隐忍到火拼、由低沉到昂扬的十年，也是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毅然抬起头的十年。

那也恰恰是我的青年时期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我一方面忙着钻入大学，同时又在奔走着一场绝望的恋爱——而且是初恋。船驶过中国海时，我倚着船舷伫立在甲板上，确曾像哈姆雷特那样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我终于还是太爱惜生命了，想到妈妈养我，把我带大多么不容易。尽管灰绿色的海水**力很大，我没有跳。

足足两年，我生活在一座四四方方的寺院里，成天同皈依天主的洋神父打交道。拉丁文我始终也没学好，可爱尔兰民族那忧郁气质却感染了我。我捧读叶芝的诗，沁格·葛蕾格莱夫人和奥凯西的戏，以及乔伊斯的小说，着了迷。

去福州漂**一年后，我又来到未名湖畔。这里，我开始了小说的写作。印第一本集子时，我曾设想封面该画上一座石舫。未名湖心有个小岛。这石舫就连接着小岛的东岸，与南岸的花神庙遥遥相对。那时，我每天就坐在石舫一端，朝映着水塔倒影的湖水出神。《篱下集》和《栗子》中一些人物和故事，就是在那湖光月影中涌上心头的。

我的正式创作生涯始于一九三三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面对着侵略者的压迫，文艺界不分京派海派，大家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了。而且，我的第一篇小说《蚕》发表后，就受到先辈们的热情鼓励。于是，我就放胆写开了。

然而我从未想靠卖文为主。我选了个与创作相辅相成的职业：新闻记者。毕业前半年，我就被《大公报》“预定”下来了。这家报纸的副刊恰好又是我在文艺上的摇篮。

在这里，我碰上胡霖先生：一位对我一直信任、并放手使用的老板。

离开幽雅的未名湖，乍来到天津的报馆，起初我很不习惯。住处楼下就是机器房，不但汽油味弥漫，而且一开印就像要天崩地裂。西面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成天煤屑四散。南面则是臭气熏天的墙子河。但我告诫自己：人生一世，不能永远待在玫瑰园里。要体验这大千世界，就得什么都吃得消。

于是，我拼命干活：既编刊物，又外出采访。鲁西苏北的水灾促使我懂得了许多事物，特别是：中国不统一，就没有前途。

转年，我调到沪版，过起了租界亭子间生活。在天津，偶尔去趟洋气十足的小白楼，觉得怪新鲜。住进霞飞路吕班路口的亭子间之后，我仿佛已经移居小白楼了。房东是白俄婆子，楼下包饭顿顿离不开罗宋汤。那年月，南京路上不时地还能见到高大的红头阿三在巡逻。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了。尽管个人失业，从稳定走向渺茫，然而盼望已久的大时代终于到来了。我跟一伙同胞站在外滩公园里，观看中国飞机轮班轰炸泊在黄浦江的“出云”舰，又去大场，访问浴血抗战的士兵。

报纸减张，我从忙人变成了废人。于是，饱尝了打破饭碗的滋味。这是入世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打击。那时，从上海去武汉，竟然得绕道香港。在珞珈山麓，怀着满腔愤怒，目睹膏药牌轰炸机的肆虐。接着，又辗转到了大后方的昆明。随后经安南去了香港。在那里，我重操起副刊编辑和旅行记者的旧业。

欧战爆发的前夕，我在九龙登上一艘开往马赛的邮轮，驶向西半球那座火山，一去就是七载。

在世外桃源的剑桥躲了一阵，回伦敦后不久，步字号轰炸机就来光顾了。我踩着瓦砾，探访那狂轰滥炸后的废墟，天真地自问着：人类为什么要打仗。

三十年代，我从故都北平，迈向远方，迈向世界，扩大了视野。那也是我在写作上摸索的过程。我曾吃力地去窥探西方文学的象牙之塔。可我不服水土，感到格格不入。

但是好奇啊，那是青春的伴侣。

三十年代，我有过无限憧憬。我渴望过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幻想过纤尘不染的艺术。我巴不得饮到露水滴成的美酒，徜徉在永远是春天的世界。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蓦然回首，觉得那时的自己既可悯又可笑。然而，我还是常用伤感的、爱怜的手，抚摸着那段逝去的年华。

别是一番滋味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