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给全国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们发了一道上谕，谈论他本人对于用人选官的理念。
在上谕中，雍正点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与坏官的典型。其中，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意思是，这几个督抚能干事，肯干事，敢于动真碰硬，干得罪人的活儿，所以尽管口碑不好，却是朕心目中的模范督抚。而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等五个督抚则被点名批评，雍正指责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这几个人，被雍正定性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乡愿”，表面上有口皆碑，实际上对社会、对官场风气的影响很坏。
皇帝通报批评了，不管对错总该忍着。这是为官者的基本常识。但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他一直以圣人君子要求自己，无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乡愿”。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申诉这个问题。结果，事情越发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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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雍正，为人深沉，为政苛猛。跟康熙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他多次在上谕中表述他的根本观念：“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会在其中融入他的权斗手段。
有一句俗话，叫“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句话肯定把问题绝对化了，但至少反映了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风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
中国的历史传统，皇帝用人是有层级的。按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经典分类法，人可以被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如果同时有这四种人应聘，那么皇帝的录用顺序应该是：圣人、君子、愚人，最后才是小人。也就是说，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因为小人会挟才作恶，危害最大。
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标准，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标准，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比如雍正。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与传统用人的法则大异其趣。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雍正对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只要组织部门或地方督抚举荐一个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之类的话，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质问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雍正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
后来，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果然很不好。只因为应召入对的时候，雍正心存不满，就被罚去负责修筑镇江城，后又被削籍归里。
雍正到底是怎样鉴别、区分一个人是能吏还是清官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我归结为四个字——反听舆论。就是说，跟舆论对着干！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怎么样；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用雍正自己的话解释是：“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
在雍正看来，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能吏，往往触犯各阶层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
这种内心成见进一步发展，就会把用人标准简单化，将清官等同于乡愿，把酷吏当成能干事。
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响并塑造当时的官场风气。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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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名时等人被雍正点名通报的时候，雍正其实并未发现他们存在什么具体问题，只是本着他“反听舆论”的思维做出的判断：大家都说你官做得好，那肯定是你沽名钓誉得来的。其实，雍正点杨名时的名真的很突兀。他此时可能并无其他深意，只是觉得杨名时名气大，就随手拿他举个例子。
因为这位康熙朝老臣，正是雍正一手捧上仕途巅峰的。
杨名时生于1661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擢升云南巡抚，已经60岁。宦海浮沉30年，终于当上边省大吏。不过，这也极可能是他的官涯终点，毕竟年纪摆在那里了。
没想到，雍正继位后，对杨名时颇为青睐，说他“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还勉励他莫移初志，不忘初心。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杨名时居然晋升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同年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也就是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等人的同一个月，杨名时刚刚迎来一生仕途的巅峰。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老来官场顺遂，可见雍正待他不薄。
杨名时是康熙朝名臣李光地的学生，一辈子以道学自励，此时已为士人领袖。康熙曾评价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或许是这个原因，雍正继位之初，需要借重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来帮助自己稳定政局。名气很大的杨名时，被拣选中了，所以连连升官。
在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之前两年，两人其实发生过一次龃龉。杨名时题奏时无意泄漏了密折密批，雍正对他的处罚是，停止了杨名时密折奏事的权利。
杨名时没有立马认错求情，而是等到好几个月后，才请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代呈了一个请安折。雍正对他不认错的态度很不爽，但最终没拿他怎样，反而自己很憋屈地示意高其倬从中转圜，密谕高其倬说：“杨名时是一好巡抚。但前者不许奏折，求也不求，未免自恃沽名，朕所以着他为难，亦自取之也。朕无怪他意。”
然后，还赐给了杨名时“端阳药锭一匣”。经过高其倬的点拨，杨名时这才公开承认泄漏密折的错误，恳求恢复奏折权。
雍正这次欣然接受，给杨名时回复的朱批里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朕安。你好么。朕要用你总督，勉为之。”没错，雍正不仅未再怪罪杨名时，还给他升了官。杨名时看到朱批，百感交集。此时的雍正，表现出了难得的肚量。
按照两人关系的发展，后来即便雍正点了杨名时的名，杨名时像其他人一样默不作声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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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雍正点名“清官巧宦”“流俗乡愿”，平生最恨乡愿、以道学相砥砺的杨名时，偏偏咽不下这口气。两个月后，杨名时决定给皇帝写一个折子，作为自己的申辩。
雍正看到折子后，相当生气。
杨名时的折子尽说些圣贤最恶乡愿、我要立志改正不负皇上训斥之类的话，但雍正一眼就洞穿了他的满腹牢骚和抵触心理。而且，雍正还看出杨名时节外生枝，竟然借圣贤之口，旁敲侧击雍正刚刚树立的督抚榜样。
这大大坐实了雍正此前对清官的看法：所谓清官，不过是一帮沽名钓誉之徒。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他们的，但一拿走他们的名声，就跟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
雍正对杨名时的厌恶之情由此而生。他训斥杨名时说，朕说你两句，你听着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
雍正有他的英明之处，也有一切帝王的缺点。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臣下必须时刻服输，真心忏悔，不得在皇帝面前耍机锋、抖聪明。任何时候，都要给予皇帝最高的权威，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哪怕你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指杨名时），也不能例外。
也是活该杨名时要出事。就在抗辩“乡愿”一事不久后，杨名时又犯了一次泄露密折的错误。因为是第二次犯错，雍正断定杨名时是故意的。
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谕制度，是雍正用人的一个特殊手段。封疆大吏不时地将地方各级官吏统治的得失，秘密上奏给皇帝，雍正把呈上的奏折批答后下达给奏事者本人。这样，皇帝及时了解了地方军、政、财等事务，特别在选用、提拔和调转官员以及对他们的奖惩方面都沟通了情况，最后亲自酌情裁决。
督抚大员凡有要事，经过密折取得皇帝的大概意见后，再公开提出来，就能顺从圣意，获得通过的概率会大得多。而皇帝则通过密折制度，在全国各地安插了无数双“眼睛”，借此牢牢地控制了地方的统治机构。
这个制度一个显著特点是“密”，只有奏事者和皇帝两人知道。雍正经常在朱批最后加上“密之”两字，更体现了它的机密性。由此，也造成了官员间互相打小报告，雍正更好地揪住官员们的把柄。
杨名时无视保密制度，一再泄露密折。这一次，雍正可不会对他大度客气了。
雍正指出了杨名时泄密的两大居心：一是让大家知道密折推荐官吏，把别人升官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二是故意泄露皇帝旨意，给六部施压，这样他奏请的事就能轻易通过。
雍正接着把杨名时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杨名时的厄运，随之骤降。
4
走上仕途巅峰仅仅三个月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被雍正视为“天下第一良臣”的鄂尔泰取代杨名时为云贵总督。
翌年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纲升任云南巡抚的任命发布。十月，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开始在云南昆明会审。
会审对象，正是刚刚落职的杨名时。
一个多月后，朱纲好不容易终于审出了“重大进展”：杨名时曾收受犯了贪污、亏空罪的原顺宁知府范溥的礼物——四批缎子，以及一对重十两的金杯。根据这一条，就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判处绞刑。
然而，雍正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若不先治其假誉，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必须承认，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也很高明。他继位后，政权不稳是事实，所以逐步推进打击异己。到雍正四年以后，与他争权的其他康熙皇子，助他夺权的年羹尧、隆科多，这些最危险的政敌都被他解决掉了。他才开始将政治注意力转向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向来难言好感。他认为，依托科举而生的同年、门生故旧之间相互袒护容隐的科甲陋习，是朋党习气的一种形式，是需要大力整饬的前朝积弊。在他眼里，这些人“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至挠乱国政”，威胁皇权稳固。
因此，雍正朝得到重用的大臣，绝少科举出身。他最器重的田文镜、鄂尔泰、李卫，都不是科举出身。
杨名时“中招”，或许是他在不恰当的时候撞到了“枪口”，刚好可以被拎出来作为反面典型。而此前优待杨名时，给他不断晋升，或许只是雍正的一种缓兵之计。
但杨名时的节气砥砺不是吹的。什么罪责他都可以揽下来，就是涉及他道德品质的罪名，他一概不认，死都不认。
雍正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让杨名时先拿出三千两银子清结案件，再作处置。他知道杨名时是清官，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果然，杨名时凑啊凑，只凑出了两百两。
于是，终雍正一朝，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未被降旨处死，因为他还在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