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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一天，担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与同僚谈起了各自家乡的特产。正当大家各自夸耀家乡特产的时候，轮到汪琬，这位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进士讲了。

汪琬缓缓道来，他说，苏州嘛，特产很少，但有一个很特别，那就是：状元！

一语惊四座。特产“状元”？这句话，在作为清朝高级知识分子集结号的翰林院各位官员们听来，很是刺耳，可大家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

实际上，状元，确实是苏州的特产。

从唐朝晚期的869年“出产”第一位状元，到1905年科举结束，整个苏州全部六县区（苏州、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共产生了45位状元，数量为中国城市之最；而中国有史记载的科举状元，一共也就600位，苏州一个城市，就独占了7.5%，不愧为状元之乡。

中国古代科举，从隋朝开皇年间创立，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历经1300多年，共开科取士709次，然而现存史料有据可查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仅仅600人（不含武状元），这600人中，可以查询到籍贯的，又仅仅为448人。

话说，如果看到清朝的苏州进士汪琬竟然这么“嚣张”，唐朝的北方士子们，一定会非常不屑，因为在大唐盛世时，状元，那可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囊中物。

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唐朝时，状元郎们的家乡，大部分都位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各省，那时候，黄河中下游两岸，才是中国文风最为鼎盛的地区：在现有知道籍贯的68位唐朝状元中，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陕西（11人）；从具体数据来分析，在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前，详细知道籍贯的8位状元，有7个都是北方人——从数据统计来看，唐朝前期状元分布的总体数据，霸主主要是北方人。

但安史之乱是中国北方文脉衰落的开始；从755年安禄山起兵以后，中国的文脉兴旺之地，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安史之乱后，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843年前后）开始，来自南方的状元人数逐渐增多，从843年至907年唐朝灭亡，64年间，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11位状元，约占这一时期状元人数的31.4%。

晚唐时期，就连当时非常偏僻的广西地区，都出了两位状元，在中国历史大格局的转变下，南北方文运的扭转、状元分布的颠覆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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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200年间，南方人在科举榜上逐渐崛起，这也让有个人心里非常不爽。

作为北宋华州（今陕西渭南）人，出生在关中地区的寇准（961—1023年），一向很看不起南方人。北宋时期，尽管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传统核心，关中地区已经逐渐没落，但寇准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仍然认为关中地区所处的西北地区，才是中国真正的王霸之地：“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

当时，赵匡胤家族与主要的大臣都是北方人，尽管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已经开始仰赖江南地区，但在政治上，北宋的政治圈里，大家对于南方人还是很排斥的，对此，当时作为宰相的寇准甚至公开放话说：“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说，南方是个下等地方，不能让太多人中举、当官。为此，作为宰相的寇准，有一次在看到主考官们，集体将当科状元定为南方文士肖贯中时，寇准当场发了飙，强行要求将状元改成了山东平度人蔡齐，对此寇准非常得意，逢人便夸口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由于北方官员集团的集体打击，因此在北宋前期，北宋朝廷中“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则大多默默无闻，“沉沦者多”。

安史之乱后，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徙南下，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地区人口日渐增长，经济蒸蒸日上——与此相比，北方地区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深受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女真（金国）威胁的北方地区，动**的军事政治局面，使得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全面落后于南方。

以河北为例，唐朝时河北“出产”的状元高达15人，是唐朝时各省之最，但是到了北宋时期，作为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的军事前线，河北在北宋时期的状元人数，却急剧下滑到只有一人。

尽管有诸如寇准等北方重臣的极力维护，然而北方士子在科举竞争中的逐渐落败，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此时，中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从北方开始倾斜向了南方：在人口数量上，唐朝天宝六年（747年），当时的北方户口为492万户，南方为257万户，数量对比为65%：35%；

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户口减少为459万户，南方户口则增加至830万户，北方与南方的人口对比，倒过来逆转成了：35%：65%。

在经济上，北宋的朝廷命脉，也主要仰赖着东南一带的财赋供养，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999—1062年）就指出：“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此时，位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地区已经成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而经济繁盛的南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北宋时期，位处南方的两浙、两江及福建三个地区，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当时，北宋全国高达72%的私人学堂，竟然全部集中在这三个省区，在此情况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为科举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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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中国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和陕西，然而到了宋代，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却变成了浙江、河南和福建，南方地区开始明显赶超北方。

南北方状元人数的大规模逆转，在宋仁宗朝时期（1022—1063年）开始出现。当时，北宋共有57名状元有籍贯可查：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南方人仅为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南方人却高达21人，占比高涨到了70%。

除了状元，在进士数量上，北方人在进士考试争夺战中，更是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960—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还能达到28.4%；然而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进士，已经锐减到了仅占0.08%。

这种南北状元的逆转，和进士数量对比的日益尖锐化，让一代大咖、作为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的司马光，很是恼火，为此，司马光与欧阳修狠狠吵了一架。

当时，北方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逐年败北，为此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向北宋朝廷进谏说，科举考试这种大统考、公开竞争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竟然连一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所以科举考试应该搞成大锅饭，按照各个省的户口数量，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省）录取”，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分省考试制说法的由来。

然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却很不赞同司马光的说法，为此他上书跟司马光争论说，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中举人和状元们的籍贯，这种做法“凭才取人、唯才是择”，反正实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竞争，有能者上，怎么能按照省份，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呢？

在欧阳修看来，在当时的政治和科举考试上，南方人向来就受歧视，如今凭着真才实学开始出人头地，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之流就看不顺眼、想来阻挠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对于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同样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赞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北宋的科举考试，仍然沿袭了全国各路（省）公平考试竞争的做法。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制尽管有私心，但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表现出了衰落，因此，“分省录取”制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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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实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省），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尽管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大锅饭照顾，然而一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由于状元录取不分地域和籍贯，因此南方人的聪明才学，立马全面爆发，司马光对此曾经恨恨地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说，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来都很“狡（猾阴）险”！

政治上虽然有争论，但是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了从宋朝开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省）为9164人，占比高达95.2%；北方诸路（省）仅为466人，占比仅为可怜的4.8%。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南方，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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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与状元分布，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最终酿成了一起超级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结果公布后，北方的学子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状元陈?是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是浙江山阴人——而其他49名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北方士子们对此非常愤怒，认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荫护南方人。

事情闹大了，朱元璋于是下令，派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进行评卷，结果张信等人调查来调查去，都认为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公平，录取结果不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张信等人的这个复查结果，朱元璋立马勃然大怒。

原来，在朱元璋看来，当时北方地区经过女真人（金国）、党项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历时200多年的统治，才被明朝这一汉人政权收复，此时北方的人心不稳，对于当时明朝、这个位处南京的“南方政权”有的还心存疑虑，虽然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却违反了收买北方士子人心这一“政治正确”原则。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那么明朝这个当时的“南方政权”，是难以有效收买北方人心的，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在此情况下，朱元璋最终下令，将新科状元、福建人陈?，以及复审官员、前科状元张信等20多人分别处死，而主考官刘三吾由于当时已经85岁，才得以逃过一死，被革职充军处理。因此，陈?、张信这两位朱元璋时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历史上死得最冤的状元。

杀死陈?、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科举考试，这一次朱元璋自己亲自阅卷，并将全部61个进士名额，都分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试，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笼络北方士子。

这个惨案发生后，后世将当年的第一榜称为南榜；而将第二榜称为北榜，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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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死后，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开始实行南北中卷制度，即将全国的科举考试划分为南区、北区和中区，实行分地区录取；到了清朝顺治年间，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

尽管明清时期实行南北卷制度和分省录取制度，但在排定进士名次的殿试环节，仍然是公平竞争，在此情况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在明朝有籍贯可考的89位状元中，前三甲的省份仍然位处南方，分别是：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

到了清朝时，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更是进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状元中，江苏占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明清两代，北方地区被彻底挤出了状元前三甲地区。

这种状元集中的趋势，在东南地区更明显：历数中国古代448名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各省出状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仅仅江苏、浙江两地的状元就达到了140人，占比高达31.25%，对此，历代的说法是：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由于北方的状元实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当看到阅卷大臣进呈的前十名试卷中，有一个陕西人王杰竟然排在第三时，乾隆皇帝感慨万千，特地将王杰从第三提拔为第一名，以此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王杰也因此成了清朝时，陕西全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

1904年7月，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在经过一番考评后，主考大臣将最终结果呈递给了慈禧“钦定”。

当时，清廷内外交困，正准备做70大寿的慈禧，希望从科举中得到一点吉利兆头，没想到她一翻开主考官们定为头名的试卷，竟然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一想到被慈禧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广东又出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恼怒，立马就否决了朱汝珍的状元称号。

接着，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试卷，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直隶（今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当时，北京一带正闹干旱，刘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觉得刘春霖是肃宁人，肃宁这个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于是凤颜大悦的慈禧，立马就将刘春霖从第二名调转成了第一名状元。广东人朱汝珍则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榜眼。

河北人刘春霖，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至此，中国的南北状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