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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陷天京（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后，1864年，曾国藩迎来了人生的权力巅峰。此时，他拥兵30多万，湘军兵强马壮、功盖天下，作为清朝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还节制着作为国家经济命脉所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四省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归他节制。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全国15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系。放眼清朝，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几乎把持了半个大清。

眼看湘军势可倾国，湘军高级将领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四人也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称帝，1864年七月的一天，以曾国荃四人为首的30多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军营，企图重演一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没想到正当众人鼓噪之际，曾国藩却当场写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他委婉向部下们说，自己效忠大清，并无意称帝。

100多年来，关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热点，但曾国藩为何放弃称帝、急流勇退？

其实，早在太平天国陨落前，想劝曾国藩自立称帝的人，已是一拨接一拨。

1861年八月，湘军攻下长江要塞安庆，直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此时，恰逢咸丰皇帝驾崩，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皇帝）登基，慈禧等人随即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垂帘听政。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到一年，清朝随即帝位更替、中枢动**，眼看主少国弱，湘军将领李元度随即写了一副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进呈给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

曾公无心，但属下有意。

趁着曾国藩生日的名义，友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前来祝贺，交谈间，胡林翼偷偷写了一张纸条：“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不说话，只是悄悄将纸条撕了个粉碎。

眼看清朝风雨飘摇，汉人势力迅速崛起，老部下左宗棠也写来了一副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将“似”字改成“未”字，悄悄退回。

作为曾国藩的密友，王闿运有一天也来到曾国藩幕前，密献“纵横计”，暗中劝进。没想到曾国藩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点点划划，然后起身离去，王闿运一看，写的竟是“荒谬”二字，不得已，王闿运随后紧急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

从1853年组建湘军，到1864年太平天国临近覆灭前，曾国藩势可倾国，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被俘后就提醒曾国藩说，你若汉代韩信一般，何不率众独立？否则你功高震主，怕是难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七月被俘后，也向曾国藩进言说，自己愿意为曾国藩招抚仍然坚持在长江两岸抵抗的十多万旧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对于这些连续不断的“劝进”之言，曾国藩并没有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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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属下乃至对手极力拥戴，但对于是否称帝，曾国藩心里明白，尽管湘军表面上势可倾国，但内中已暗藏分裂。1864年前后的湘军，尽管名义上拥兵30多万，内中却派系复杂，真正归属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其实只有大约12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归属弟弟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马，其他各部，跟曾氏兄弟多少都有点不同程度的矛盾。

清廷对此看得清清楚楚。1854年，当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一度喜形于色，说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立下如此奇功，于是大学士祁寯藻急忙说，曾国藩只是一个不在官位的侍郎，却能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吉兆，咸丰皇帝听后顿时变色。此后咸丰在世期间，一方面让曾国藩打仗，另一方面却故意不肯将地方总督巡抚等实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汉人。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等人碍于国家动**，无奈下授予曾国藩“节制四省军政大权”，但为了抑制曾国藩、分化湘军，慈禧也在湘军内部，不断地扶持曾国藩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

以左宗棠为例，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一度劝说曾国藩自立称帝，但由于性格倔强，加上部分政见不合，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逐渐疏远，对此慈禧见缝插针，在1863年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得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麾下分化出去。

此外，作为曾国藩的老幕僚和老部下，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也跟曾国藩决裂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1861年，在曾国藩的上疏保奏下，沈葆桢晋升为江西巡抚。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领兵围攻天京，前线急需军资给养，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急得“夜不成寐”，然而沈葆桢却将原定移交湘军的半数江西厘金全部扣下，对此曾国藩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太平军反攻时，故意不防守安徽南部的广德和宣城，以致太平军**江西。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最终绝交，双方形同陌路。

在清廷和慈禧等人的授意和故意分化下，到1864年，尽管名义上曾国藩号称“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但浙江的左宗棠势力和江西的沈葆桢势力，实际上已经难以为曾国藩所控制。

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清廷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化和釜底抽薪，这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内部势力，使得曾国藩对于是否要反清称帝，也不得不细细思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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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和慈禧的故意扶持下，另一股抑制湘军的势力：淮军，此时也迅速崛起。

作为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一度还给曾国藩做过幕僚，尽管没有像沈葆桢一样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起来。

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为雄厚之时，对此曾国藩还催促李鸿章尽早组建成军，以协助对抗太平军。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心中非常不爽，不仅要求李鸿章自我限制，而且派出心腹韩正国带着两个营的湘军进驻淮军，监视李鸿章的举动。后来，曾国藩还截留了4000名本来要补充进淮军的新兵，并将其擅自编入湘军。

对此，李鸿章心里很是恼火，李对淮军的二号人物程学启抱怨说，曾国藩和湘军是：“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尽管淮军在创建早期发展艰难，但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士绅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便从6000人剧增至70000人。在洋人的支持下，淮军还一跃超过湘军，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此外，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也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军中很多要员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因为担心他们从中作乱。

由于深受湘军歧视，程学启还曾自杀过，所幸被部下救出。因此，占据淮军大部的原太平军成员，也对湘军恨之入骨。

可以想象，假若曾国藩造反称帝，那么在当时最为强大、与湘军向来不合的淮军部队，难免会与湘军公开决裂“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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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为了防范湘军等汉人武装的造反，清朝朝廷也一直在不断提防。尽管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南方战火滔天，清廷却一直将八旗骑兵（京营八旗）的主力十几万人，驻守在北京左右。

为了扼防湘军，慈禧还在军事上做了其他防备，以提防湘军北进。当时，湘军西面有钦差大臣官文所率领的20万大军守在武昌，控制长江上游；著名悍将僧格林沁则率兵驻守在安徽、湖北；在湘军东面，清廷还布置了富明阿统帅的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等长江下游地带，几乎是全面阻遏湘军。

湘军虽然看起来强大，但主力以水军最强，骑兵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假如北上作战，湘军的水军相对清廷的八旗骑兵并无优势。此外，清朝当时还有60万绿营兵在各地驻防。

而在曾国藩的湖南湘军之外，清廷当时还命令直隶、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九个省的另外41位官员也举办团练武装，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军事武装，都是阻扼湘军的雄厚势力。

在此情况下，尽管部下们内心躁动，期望着跟随曾国藩一起造反称王称霸，但对全国兵力分布和湘军内部矛盾了然于心的曾国藩，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有鉴于湘军内部的“**”，清廷也洞若观火，一直在不断敲打曾国藩。

1864年七月，当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湘军连夜上奏捷报，原本以为会得到重赏的曾国藩和曾国荃，没想到却迎来了清廷和慈禧等人一顿劈头盖脸的狂训。

此前，咸丰皇帝在临死前曾经许诺“克复金陵者为王”，然而清廷不仅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还训斥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此外，针对当时到处传言湘军掳掠太平天国的金银宝库“天国圣库”的问题，清廷还命令曾国荃必须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清廷还颁发圣旨警告曾国藩，要求曾国藩严格管束部下，不得骄奢**逸、四处掳掠，旨意中严厉训斥、暗藏杀机。

对此，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士心中非常愤怒，认为自己血战多年，如今攻下天京，不仅没有得到封赏，相反还招来清廷的猜忌，由此他们更加倾向于离心叛变，但曾国藩并未迷失心智，只是默默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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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湘军立下大功，清廷却敢于如此这般训斥和猜忌，是有底气的。

碍于湘军内部的矛盾，淮军的坐大和制衡，以及八旗骑兵和各路绿营兵、团练武装的监视，曾国藩了然于心的是，尽管湘军外表强大，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

即使在曾国藩直接控制的湘军内部，当时贪腐之风也越来越严重，军队中的各级将士纷纷往家中偷运金银财宝，士兵们普遍厌战。由于赏罚不当、分配不公，湘军内部还出现了闹饷、抗令等问题。在军中，湘军很多底层士兵大量加入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小集团的分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白，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锐气，在到达巅峰之日，也是衰落之时。

盛极而衰，是1864年，**不安的湘军内部的真实写照。

而作为一介书生，曾国藩内心也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

在曾国藩心中，他组练湘军，原本就是为了忠君报国，儒家的忠义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起兵之初，曾国藩就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指出，他之所以反对太平天国，乃是因为太平天国本身毁灭儒释道等一切传统中国信仰，毁孔庙、烧道观、杀僧人，对于一切名教的毁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捍卫儒教信仰和忠君报国的所谓“大义”，正是曾国藩内心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十多年的征战中，曾国藩曾高达五次大难不死，这也让他身心俱疲、无力再战：第一次，在靖港大败后，曾国藩试图自杀，幸亏被幕僚所救；第二次，回到长沙后，听说清廷要解散湘军，曾国藩一度悲愤，写下遗书、买好棺材想要自杀，还好前线湘潭大捷的消息传来，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第三次，湘军在湖口大败，曾国藩投水自杀，幸亏被李元度所救；第四次，南昌被围，曾国藩差点被石达开活捉，幸亏当时刚好天京事变，石达开撤兵离去，曾国藩又逃过一劫；第五次，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所率十几万大军包围湘军总部祁门，当时曾国藩手下只有几百亲兵，几条退路也全部被堵死，没想到太平军却由于情报失误撤围而去，曾国藩再次大难不死。

尽管自己多次大难不死，但曾国藩的二弟曾国葆却在战场上累死；三弟曾国华则战死。

从1853年组练湘军，到1864年攻下天京，11年间曾国藩历经坎坷，自身和家人的遭遇，也使得他对于所谓自立称帝，且不说心中的儒家道义束缚，和实际情况的诸多阻碍，即使在内心中，曾国藩也已是感觉到心力交瘁、沮丧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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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攻克天京之前，曾国藩内心的这种惶惧就已显露。

在1861年终于受命“节制四省军事”时，曾国藩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1862年，曾国藩在两次写信给儿子曾纪泽时就谈道：“余忧惧太过……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但求全局不遽决裂，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痛骂则幸矣！”

这位早年游戏嬉乐的书生，根本没有想到他人生的后半段，竟然会被卷入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并且成为决定时局的最关键人物，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了他心中所能承受的程度，更何况，自古“功高震主”“狡兔死走狗烹”的无数案例摆在眼前，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

为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以年羹尧等人的惨死为例，大清开国两百多年，没有几个汉人像他这样手握重兵的，所以朝廷不放心，是很正常的事。对此他劝诫曾国荃说，受点窝囊气很正常。

此外，考虑到当时天京虽然已攻破，但太平军仍有数十万残部在坚持战斗，北方的捻军也活跃流窜，再加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危险局面，曾国藩也不忍再挑起战祸，殃及天下。

为了激流勇退，就在湘军攻破天京一个多月后，1864年八月，曾国藩决定自削兵权，并自裁湘军25000人，且裁撤的都是他直接控制的湘军核心部队。1864年十一月，曾国藩又自己奏请停征了作为湘军军饷的厘金、亩捐；曾国藩还让弟弟曾国荃主动“抱病离职、回原籍调养”。

通过自我裁军、主动交权等一系列举措，没有反清称帝的曾国藩，最终实现了激流勇退和自我保全，而清廷对他“再造大清”的回报则是，一个御赐的所谓“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的“殊遇”。

八年后，1872年，激流勇退的曾国藩，最终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死在任上。清廷给予他的待遇是：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并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

纵观历史，以再造社稷之功，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除了郭子仪，你不服他，还能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