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95年10月21日，膏药旗插上了台南城头。

随着台南的陷落，日本人终于把他们觊觎已久的肥肉—台湾，给吞下肚。

然而这个吞咽的过程却让日本人非常不爽。

根据当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这块“应许”给日本的土地，本该乖乖“归顺”的。事实上，清政府也相当“配合”。在条约签订一个月之后，清政府就电令在台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同时委派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作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

5月底，日本兵以“战胜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来了。他们前脚登上台湾岛，台湾巡抚唐景崧后脚立马溜号。台湾省三府一州的官员们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随巡抚大人的脚步纷纷渡过海峡，回到大陆。

台湾俨然变成一座“空岛”。

接管这样的一片土地，在日本人看来太简单。

可惜他们失算了。

之后的4个月，日本人感觉像过了4年：作为完全占领全岛的代价，登岛的5万日军死了近5千人，因伤亡和疾病造成的减员超过3万—这个数字比甲午战争期间多一倍还不止。

日军领头的军官则更加不走运：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以及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直接搭伙去见阎王了。

这一切，都拜一个59岁的中国老头所赐：

刘永福。

2

1837年，刘永福出生在广西钦州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本名叫“义”，因为在家排行老二，人称“刘二”。

刘永福的爹本是一个杂货铺小贩，平日里倒卖点杂货，顺带经营沽酒生意。指着这个，一家人的生活还过得去。

然而，在刘永福8岁那年，刘爹破产了。没办法，一家人只得迁到广西上思一个不知名小村投奔亲戚。日子依然很苦。

刘永福17岁那年，一场疫病夺走了刘家长辈的命。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就此被毁掉了。安葬完家里的长辈，刘永福一无所有。生活对这个少年来说，就是填饱肚子，活下去。

那时的广西，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反清烽烟四起。造反，对广大贫苦群众来说，是一条不归路，却也是一条生路：冒死求生，总比躺在家里等着饿死强。

1857年，为了吃饭，为了活命，21岁的刘永福心一横，投到太平军小头目郑三的麾下，成了一名光荣的太平军战士，后来又随着郑三投了著名反清人士吴凌云，入了天地会的伙。

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印象中似乎农民一造反，生活就改善。但实际上，“造反”这门生意相当不好做。

比如当时广西有的起义军，开始时每日每人发钱20文、粮米12两；十天后就变成发钱15文、米8两；再过十天，又变成钱8文、米6两；后来钱发光了，米也发光了，就发黄豆；黄豆发光了，就发绿豆；直到最后连绿豆都没得发。

刘永福的运气就很不好。虽说豁上性命干革命，但却一直没遇到有钱的老板。在经历战败、负伤、欠饷等倒霉事后，刘永福先后换了黄升奇、王士林、黄思宏等多个起义军老板。

对他来说，同样都是造反，谁能给饭吃，就给谁当兵，就替谁卖命。

跳槽到王士林那里的时候，一领到工资，刘永福第一件事就是“尽将钱买肥肉与豆腐，并煮而食”。

生活的艰辛，造反之不易，全在这一碗肥肉炖豆腐里面了。

3

1866年，而立之年的刘永福投了吴亚忠。

吴亚忠是吴凌云的儿子。吴凌云反清失败后，吴亚忠兄弟几个侥幸逃出，继续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广西搞事情。

投奔吴亚忠的时候，刘永福已经是一个小头目了，手下有二百来号人。对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吴老板喜欢得不得了，大手一挥三万块钱拨下来，“米则任要，以食为限”。困扰刘永福多年的温饱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对吴老板，刘永福也是感恩戴德。每次作战必领麾下将士冲锋在前，锐不可当。

由于名气越来越大，刘永福终于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当时刘永福驻扎广西安德（今广西靖西市）北帝庙，庙里有一尊周公神像，神像手里拿着一面三角形黑旗，旗上绣着北斗星。考虑到周公的影响力，刘永福便将此旗作为自己的旗帜。

“黑旗军”就这样诞生了。

创立黑旗军之后，刘永福的造反生涯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江南的太平天国已被剿灭，清政府可算腾出手来解决广西这群“顽匪”了。

通过钱，清政府拉拢了刘永福的旧主王士林、黄思宏，还从各处调来军队，在广西提督冯子材的指挥下联合围剿吴亚忠。

清兵来了，刘永福奋战。虽然击败了王士林、黄思宏，但面对兵精粮足，深谙战事的冯子材，到底还是打不过。

在战斗中吴亚忠负伤，弟弟们阵亡，起义军只能据城困守，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眼见吴老板这里人多粮少，且粮食来源已断，那种吃不饱饭的记忆再度袭上刘永福心头。为了求生，刘永福借口外出觅食，便带着麾下二百来号黑旗军跑了出来。

临走前，吴亚忠语重心长地对刘永福说，咱俩是亲兄弟，你这次去千万不要像黄鹤一般，一去不返。

然而后来，吴亚忠叫刘永福回来。刘永福的回复是：“有米食则回，无米食则不回。”

吴亚忠闻之破口大骂。

说来说去，还是吃饭问题最重要。

4

脱离了吴亚忠，刘永福决定带着黑旗军去越南。

广西混不下去了，跨过国境逃到越南去，这是当时许多广西农民军公认的求生真理。刘永福也对部众说：“我等在广西无大作用，且父母之邦，不可骚扰，保护现不需吾们。以弟愚见，专往安南地方，伺机应变。”

然而与其他入越的起义军不同，刘永福进入越南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助越王平叛”。当时在越南北部，白苗、瑶人多割据山头，而越南官军对此无可奈何。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刘永福才有“为越王攻击苗、瑶”之意。

这一招实在高明。别的起义军跑到越南去，还是继续“当匪”，而刘永福这一支，一旦成功联络上越南官军，助其平叛，就可以转变身份，名正言顺地在越南立足。

1869年，冯子材率军入越，跨境追剿吴亚忠。而此时的刘永福，早已成功获得越南官方的认可，改“黑旗军”为“中和团黑旗军”，从大清的“匪军小头目”，摇身一变成为越南的“团练”，为越王平乱。

在刘永福的努力下，黑旗军扩编至3000人，而越王因刘永福的帮助也在越北地区找到了存在感。对此越方感激不尽，授予刘永福七品千户、三宣提督等官职并大赞刘永福：“得公来除巨患，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

就这样，在越南刘永福出人头地，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饭，更不用担心被官军追剿。

一个贫家少年找到生活的安全感，刘永福奋斗了前半生。

5

假如刘永福在1869年与吴亚忠一起被冯子材剿灭，那么后世对他的评价应该不会有任何撕裂。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小头目、“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会员”，在以汉族利益为先的人眼中，刘永福当是洪秀全一般的“英雄”。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却几乎颠覆了这一人设。

1875年，刘永福以越南官员的身份，率领黑旗军配合清军，围剿吴亚忠旧将黄崇英。

这个黄崇英是个铁汉子。他坚持反清，既不投降清廷，也不受越南招抚。但为了生存，他跟法国人走到了一起……

经过激战，黄崇英最终被剿灭。趁此机会，刘永福向清军提出回国，为大清效力。

清廷婉拒了刘永福的请求。在清廷的答复中，这样写道：

“据禀军功刘永福既受南国官职，现在带兵剿贼，未便遽准入关投营。即令思归情切，亦应俟该国军务告竣，奏明越南国王呈咨来粤，酌核办理。”

1882年，刘永福回国祭扫，与宣化典史王敬邦见面。交谈过后，王敬邦感叹刘永福“系情中国官职，蓄志来归，已非一日。每对人言：愿为中朝千把，不愿为越南提镇”。

前来与刘永福联络的唐景崧，在给清廷的汇报中也说：“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

“思归情切”“蓄志来归”“屡欲归诚”，对清廷屡屡表忠，这哪里还能做“洪秀全”？

在20世纪初，革命党人苦于灭清无路，找不到“发动群众”的办法，于是想到通过激发民族仇恨来动员“革命力量”。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历史叙事都被重构了。但在20世纪初的热血汉人章太炎的笔下：

地狱沉沉二百年，

忽遇天王洪秀全。

满人逃往热河边，

曾国藩来做汉奸。

按照这种价值观，但凡是在清朝做官，维护清朝统治，以“爱清”为“爱国”的，都是“汉奸”。

把这一套用在刘永福身上，效果更加明显：你既是天地会出身，昔日反清复明，为推翻清朝而战；如今不但不反清，还要给清朝当兵，打反清的黄崇英，这不是“汉奸”吗？在他们看来，汉人反清不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政治正确。降清的刘永福必然比不上反清的黄崇英。

好在1882年不是刘永福人生的终点。之后发生的事，让他成了“英雄”，一种不同于洪秀全的“英雄”。

6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

法国人早就觊觎越南，希望通过占领越南，继而窥伺中国西南。自19世纪60年代起，法国便开始对越南进行侵略战争。而当时的清政府国力有限，根本没有保卫小弟的本钱。

1873年，法军上尉安邺率领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队，轻松攻占河内等4省。当时身为越官的刘永福挺身而出，率黑旗军在纸桥设伏，歼灭了进犯法军，阵斩安邺。

如今法国人卷土重来，刘永福再次率领黑旗军出战，并于纸桥二度击败进犯的法军，击毙法军上校李维业。

战后，刘永福慷慨陈词：

“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都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

法国人见连吃刘永福的亏，便派人来招降刘永福。刘永福严词回绝：

“本爵提督大清国广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极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

然后继续率领黑旗军，在越南与法军死战。

当时清政府内部，大多官员还是不接受刘永福，比如主和的李鸿章，就不喜欢在越南到处打击法国人的刘永福；滇桂两省的总督巡抚，也不欢迎刘永福，甚至还想紧守边境，逼刘永福与法军死拼。朝中大员中支持刘永福的，只有张之洞。

然而刘永福的决心，黑旗军的善战，最终还是让清政府改变了态度。在清政府对法国宣战的诏书上，是这样说的：

“刘永福虽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就这样，从“反清复明”的起义军小头目，到越南的镇边大将，再到清廷的“记名提督”，刘永福完成了人生第一大跳。

在他眼里，显然清朝就是中国，保大清就是保中国。

7

中法战争之后，刘永福回到国内，历任南澳、碣石等地总兵。虽叫“总兵”，但他手下的黑旗军已经被裁至300人。毕竟他是有过“黑历史”的人，无论战场上表现多好，都始终难得清廷重用。直到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中日开战。对于台湾防务，朝中大员竟无人愿往。清廷这才想起刘永福，而此时的他，已经年近花甲。

对此，刘永福本可以年老体衰为由推辞，也可以借筹饷练兵拖延，但他却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即告别家小，招集驻守广州城郊燕塘的黑旗军旧部，又“招潮勇一千名”，合四营，带军4个月的军饷，端着800支旧枪，渡海来台。

在日本人进犯、在台官员跑路之际，刘永福发布《署台湾镇总兵就职告示》，鼓励军民戮力抗敌：

“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

台湾地方势力想宣告独立，请刘永福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台民抗日。刘永福坚辞不受，仍以大清国帮办一职，领导身在台湾的中国人愤起抗战。

由于中日《马关条约》已订，清政府决心履约，而刘永福如今在台湾擅自抗日，虽然其情可怜，但终究是犯了清廷的大忌。

在清政府的命令下，沿海各省一概禁止援台援刘，以致黑旗军粮饷断绝，弹药不继，在与日寇的血战中大部牺牲，最终不得不退守孤城台南。

日军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写信给刘永福，劝他投降。刘永福复信道：“台湾隶我中国二百余年矣……余奉命驻防台湾，当与台湾共存亡。一旦委而弃之，将何以对我先皇于地下？”

在日军攻城的炮火中，断粮断饷，缺枪少弹的台南守军溃散，城内土匪蜂起：失败已成定局。在部下的劝说下，刘永福登上了英国轮船驶离台湾。他仰天长叹，悲愤恸哭：

“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

反割台斗争宣告失败。

8

台湾之战，让日本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感叹，自甲午与中国开战以来，“在台湾才开始遇到了真正的抵抗”。

对刘永福的黑旗军，日本人则评价说：

“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赞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但刘永福已经心灰意冷。近三十年来，抗法则抗法失败，抗日则抗日失败，中国前途在何？看不到，看不到。

反思中，这个60多岁的老人竟日渐倾向革命。

因早年效力越南，刘永福在越南人心中形象一直很高大。1905年，越南的革命者潘佩珠来到广州拜会刘永福，请他出山，支持已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进行革命。

通过与潘佩珠的接触，刘永福渐渐了解了被清廷严禁的“革命党”，而潘佩珠与孙中山关系甚笃。在潘佩珠的影响下，刘永福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者孙、黄等人，最终接受了革命理念。

年近古稀的他慨然表示，要为创建民国“贡献余力”。

从“声望素孚，威扬中外”的清廷老臣，到拥护革命，刘永福的人生又跳了一次。

1907年，刘永福告老还乡，回到钦州。时逢同盟会元老王和顺在钦州一代策划反清斗争。刘永福直接给王和顺提供庇护，正式上了革命的船。

1911年3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刘永福来到广州，在革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经王和顺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了一名革命党。同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

这一次，刘永福如愿了。

6年后，刘永福病逝，享年81岁。在临终遗言里，刘永福说：

“予起迹田间，出治军旅，一生惟以忠君爱国为本。无论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图报称。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虽幸战绩颇著，上邀国恩，中越均授以提督之职，居武臣极地，亦可谓荣矣。然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

9

刘永福人生谢幕了，该怎么评价他呢？

孙中山曾说过：“余自小即钦慕我国民族英雄黑旗刘永福！”

领袖金口一开，“民族英雄”四个字给刘永福定了性。

至于他出身反清武装，后来又替清朝镇压反清武装，不会再有人计较；而他抗击外敌时心中对清廷的忠诚，自然也会被人视而不见。

曾国藩戴过的“汉奸帽子”，万幸刘永福是不用戴了：哪有既是“民族英雄”又是“汉奸”的道理？

然而问题是，被钦点的“民族英雄”，少之有少；清朝立国276年，从入主中原到开疆拓土，从近代开国到宣统退位，为满清打工、卖命的汉人，多之又多。按照20世纪初章太炎等人的理论，那些在清朝有功于“国家”的汉人，是不是都要遭遇“汉奸之责”？

回看刘永福的一生，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做好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求生。

第二件事：爱国。

求生不得的时候，他只好造反，入太平军，入天地会，不停改换门庭。这一切的背后都只为一个目的：填饱肚子，活下去。

而当求生问题解决后，他的爱国之情便迸发出来。爱国，成为他活着的追求和意义。

刘永福很爱国，也很懂怎样去爱国。无论是投效清廷，御外辱，平内乱，还是后来在古稀之年拥护革命，都是他爱国的方式，而且做得很合时宜。就算孙领袖不钦点刘永福为“民族英雄”，“爱国者”之名，他也绝对当得起。

无论在什么时期，我们都需要刘永福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