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981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后，眉山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伟大天才在当地诞生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现了这种怪异的现象。

你看，连民间传说都要为他的伟大背书。

这个人就是苏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

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谈笑间他已修炼成了一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

苏轼交游广泛，据学者统计，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没有把谁拉黑或删除吗？

他曾经的挚友章惇，他终生的密友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苏轼将要告诉我们的。

1

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与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在酒酣耳热之际，酒醒了，连哥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朋友只在富贵繁华之时，没落了，朋友们都得了健忘症。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块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

苏轼的朋友有很多种，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逼得他两年后重考，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个时候，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性子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

连“谋反”这种可置人于死地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来啊，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宋徽宗上位后，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

劫后余生的苏轼则表现出气量，他让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

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是的，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2

人的一生很短，又很长，长到可以分成许多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比如中学时代，我们会遇到一起踢球、一起结伴出游的朋友，等上了大学，这些玩伴已绝少往来。大学时代，我们会遇到睡在上铺的兄弟，一起泡图书馆、看美女的兄弟，等毕业后，很多人散了也就散了。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单位，也都有曾经相从甚密的新朋友，然而这些密友，随着我们换城市、换工作而联系渐少，慢慢变成通讯录里的一个头像和号码。

仔细想想，你人生中90%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阶段性的朋友？

不过，人生中也总有那么三五个密友，从一结交就注定终生，甚至比婚姻还牢靠。不管彼此身在何处，不管落魄与发达，不必黏在一起，无须刻意维持，你们的联系一直都在。要借钱，一个电话；很纠结，微信吐槽；想约酒，打个飞的。没有客套，不用啰唆，就这么简单率性。

对苏轼来说，这个终生的密友是王巩。

王巩出身名门，祖父王旦、父亲王素都是高官，他又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婿。但是，就算背景这么硬，王巩还是一生非显非达。这与他为人比较冲，说话太直有关。反正每次机会来了，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大宋的言官们就拿他开刀。

王巩如此落魄，苏轼其实负有部分责任。

“乌台诗案”中，遭受处罚的总计24人，其中最惨的就是王巩。事主苏轼才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已，而他只是受牵连，竟一下子被贬到了宾州（今广西宾阳）。

苏轼对此十分心痛，满怀抱歉地说，王巩“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苏轼一开始担心王巩对他心有怨恨，一直不敢给他写信。

没想到，王巩压根儿不在意，更无怨恨。到宾州后，他主动给苏轼写了信，对牵累之事只字不提，尽管在流放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本人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

苏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对这个朋友的了解远远不够。

患难见真情，生死定知交。两人的友情由此上到了新阶段。此后，从黄州，一直到惠州，宦海沉浮，苏轼与王巩的联系未曾断绝。

苏轼的豁达乐天，肯定受了王巩的影响。他以刚强的面目示人，却时不时在给王巩的信中吐槽流放生涯的各种不如意，末了不忘加上一句：“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

王巩小苏轼11岁，苏轼在信中会以“老弟”相称。意思是，老弟啊，这些牢骚困惑我就跟你一人说，你敢说出去我跟你急。这显然是密友间的“私房话”了。

正因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苏轼也才会直指王巩的隐私，让他注意点儿。

王巩好女色。苏轼说，女人是狐狸精，希望老弟以道眼看破。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在信中像唐僧一样碎碎念，说你就把我这封信当座右铭制止欲念吧。

此后的信中，苏轼反反复复叮嘱王巩远离女色，保重身体。“言不可尽，惟万万保啬而已。”“未缘言面，千万保啬，不一一。”“回合未可期，惟千万保啬。”

总之，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不会如此再三说对方的**。

王巩后来说：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苏轼字子瞻）为耐久。

“耐久”两字用得妙极。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友情的保鲜期很长，长到终生质保；也可以想象苏轼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规劝好友的样子。

有研究者统计苏轼一生中与人交游的频率，发现高居榜首的正是王巩。

人生得遇王巩，苏轼足矣。王巩得遇苏轼，亦是如此。

因为，这种朋友绝不会分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