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7日，跨越一个世纪之久的“现代文学之父”巴金，安详地合上了眼睛。但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活在文字的光芒里，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不仅给我们留下底蕴深厚的文学富矿——《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寒夜》《随想录》等文学作品，还留下了他全部的感情和爱憎。

巴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善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写了小说。他出生在官僚地主大家庭里，童年时代在富裕的环境里度过，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缘于这一点，他一直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23岁，他从上海跑到了巴黎。在巴黎，他同样看到了“压迫和不平等”，特别是读了援救意大利工人运动，却被关在死囚牢中的“犯人”樊宰底（B.Vanzetti）“自传”中“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人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这样的文字后，所有过去和现有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并涌到笔端，化作一行行字留在纸上。就这样，在痛苦和寂寞中，他怀着“燃烧的火”完成了小说处女作《灭亡》。

这以后，他一边以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等名家为师，研读他们的作品，一边不间断地创作。因为有着厚实的生活积累，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他这样描述自己——“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

因为他害怕交际，不善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编辑索稿总是找他的朋友。常常是他熬夜将稿件写好后，放在书桌上，朋友第二天上班替他把稿子带去。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得不四处奔波，写作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常常是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沓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来写，走一程写一段。恰似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死魂灵》的情景。

巴金是个醉心文字的人，更是个感情深重的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在巴金身上得到了诠释和印证。1936年，32岁的巴金收到时年18岁的萧珊写来的信件，萧珊是巴金作品忠实的读者，因为长时间感受他笔下的文字，所以她在信中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他的倾慕。八年恋爱之后，萧珊成为巴金生命中唯一的爱侣，在长达28年共同的生活里相亲相爱。“文革”期间，萧珊为了保护丈夫，受尽了皮肉之苦。她总是对他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1972年，萧珊去世，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在《回忆萧珊》这篇文章中，巴金多次提到萧珊的眼睛“很大，很美，很亮”。他写道：“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每次有人来访，看到骨灰盒，巴金就会说：“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这并不是萧珊最后的归宿，在我死了以后，将我俩的骨灰和在一起，那才是她的归宿。”

巴金一生为读者而写，为文字而活。他曾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他正是这样拼却一生，置身于文字的光芒里，如花绽放，无悔无怨。巴金的人生始终被热情和痛苦煎熬着，有人评说他是一个在云与火的景象下，走着的一个真实的人。他的莫逆之交冰心先生曾说：“他在痛苦时才是快乐的。”为纪念巴金，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这样写道：“您陨落的时候/家没有陨落/春与秋，也没有陨落/您把它们留在了这个世界上/让季节拥有居所/让心灵拥有岁月/您陨落了，光芒四射/文学的山谷/同时溅起太阳和月亮/也溅起无数星星/一齐眨动眼睛/思考您留下的这个/尚未开垦完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