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明同时之湛若水，倡“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早从陈献章学，弘治十八年初识阳明，相约共倡圣学。二子所见略相似，惟甘泉所谓“随处体认天理”，与阳明“格物致知”之说不合。其后门人等，遂立门户相争。然二子平日于学术多所切磋，交谊尤笃也。

先是正德十年，阳明与甘泉论“格物”说。甘泉持旧说不下，阳明谓为求之于外；甘泉则谓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彼此相难，终不服。其后，正德十四年，甘泉渐信《大学古本》，以为格物犹言造道，穷理如穷至其巢穴之穷，谓以身至之也，故至于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至是则甘泉之说，亦几近阳明。阳明闻之喜曰：“甘泉用功，得转正途来。尝说‘亲民’字不可改，彼亦不信。今论‘格物’，亦稍近我说。但‘格物’之‘物’字，不可换为‘理’字，唯当还其为一‘物’字而已。”然二子学说上虽差异渐少，终不尽融合。其最著者，则格物致知之解释是也。

嘉靖元年，甘泉贻阳明书论“格物”说：“征于古圣先贤之言，谓有四不可。”其最要者二条：

一、阳明训“格物”为正念头，甘泉以为与《大学》本文“诚意”之“意”与“正心”之“正”重复。其言曰：“兄之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文义不亦重复矣乎？”（《湛甘泉文集》卷七）

二、阳明又以“正念头”之说，为偏于行而忽于讲学，曰：“颜子述孔子之教，则曰‘博文约礼’；孔子告哀公，则曰‘学问思辨笃行’，其归于知行并进同条共贯者也。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学之不讲’，何耶？止曰‘默而识之’可矣，而又曰‘学而不厌’，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问学’者，何耶？”（《湛甘泉文集》卷七）甘泉盖疑阳明之“格物”说，归于正念头，有戾于古圣立言之本旨也。

甘泉又自述其“格物说”之要，以告阳明曰：“仆之所以训‘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天理无内外也。陈世杰书报吾兄，疑仆‘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为求于外。若然，不几于义外之说乎？求即无内外也。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意、随心、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感不同，而皆不离于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谓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盖如此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为气习所蔽，故生而蒙，长而不学则愚。故学问、思辨、笃行诸训，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湛甘泉文集》卷七）甘泉以此书与阳明，在订交之后十七年。然书中具述情谊之厚，意不忍默。盖将以讲论辨析，而有存乎门户之见者也。至阳明卒，甘泉为《墓志铭》，盛推其学德云。

阳明于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语，以为尚陷一尘。如嘉靖五年，《寄邹谦之书》曰：

随处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工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全书》卷六）

又嘉靖六年，《与毛古庵副宪书》曰：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全书》卷六）

综而论之，则甘泉之说较详密，阳明之说较简易；阳明资性朗彻，甘泉资性沉毅。故阳明以己之“格物致知说”为直截，而以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为迂曲。甘泉则以阳明徒求诸心，而少学问、思辨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