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为阳明学之三纲领。“心即理”说，承之象山。其倡自何岁，莫可详考。大抵持此说最早，其余可以《年谱》证之如下：

正德三年，阳明三十七岁，始悟“格物致知”。

正德四年，阳明三十八岁，始论“知行合一”。

正德十六年，阳明五十岁，始揭“致良知”之教。

阳明所以立言垂训，虽与年岁并进，有繁简之不同。然大抵因被教者之材器，与处时之异，而后乃倡一适宜之说焉。如其论致良知动静之工夫曰：“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全书》卷三）盖阳明教人方法屡变，最后乃揭出“致良知”，以为不可易之法，亦是由经验而得也。

阳明自初年至晚年教人之方法，虽不无小变，然其说莫不相关。非前日倡一说，而后日弃之，又别倡一说也。即所标之三纲领，不并出于一时，其理皆首尾贯属，以发扬心学之奥，惟应于时机。直至晚年，而王学一家之体系始完耳。阳明在龙场“悟格物致知”，实立一生学术之本。至其所悟如何，殊无详证。要之必待悟得“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三者之后，阳明于格物致知之解释，乃益臻融彻矣。

欲致良知，不可无“格物”之功；欲格事事物物之理，不可不知“心即理”之说。阳明尝论“致知”“格物”与“致良知”及“心即理”之关系曰：“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全书》卷二）

然非言“知行合一”，又无以见“心即理”之功。故欲“致良知”，不可缺“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之二者。阳明尝曰：“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全书》卷二）盖由“心即理”而言，则吾人行事之际，将判断善恶，以立正当之标准，必有恃于良知；欲良知之示此标准，不可无致良知之功；即致良知而不行，又无以见“心即理”之效。此可证三纲领之相须而不可离也。

阳明又曰：

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全书》卷二）

此言三纲领之关系，至深切著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