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风雨大作，我半夜醒来，听着雨点拍打窗户玻璃的声音，雨水从敞开的窗口洒进来。有人来敲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我不想惊醒凯瑟琳。我打开门，门外站着酒保。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淋湿的帽子。

“能和你说句话吗，中尉？”

“什么事？”

“大事。”

我打量一下四周。房间里很暗，我看到从窗户洒进来落到地板上的雨水。“进来吧。”我说。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浴室，锁上门，打开灯。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

“是什么事？你有麻烦？”

“不是我，是你有事，中尉。”

“真的？”

“他们明天一早就要来抓你。”

“真的？”

“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我刚才在镇上，听他们在咖啡馆里说的。”

“我明白了。”

他站着，大衣湿了，手里拿着湿帽子，一声不响。

“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跟战争有关吧。”

“你知道具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知道你以前来过这里，那时是军官，现在你却没穿军装。大撤退后，他们见人就抓。”

我想了一会儿。

“他们什么时候来抓我？”

“早上，具体时间我不知道。”

“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把帽子放到脸盆里。帽子湿透了，水一直滴在地板上。

“你要是不心虚，就不怕他们抓。但是，被人家抓走总是不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关头。”

“我不想被人家抓走。”

“那就去瑞士吧。”

“怎么去？”

“坐我的船。”

“在下暴雨呢。”我说。

“暴风雨已过去。肯定有困难，但这样你就会没事。”

“我们什么时候走？”

“马上，他们可能一大早就会来抓你。”

“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赶紧打包，让你的太太赶快穿好衣服，行李我会处理。”

“我到哪里找你？”

“我就在这里等。我出去的话，外面通道里可能有人会看到我。”

我打开门，又关上，走进卧室。凯瑟琳醒了。

“什么事，亲爱的？”

“没事的，凯特[2]，”我说，“你能不能赶快穿好衣服？马上坐船去瑞士好吗？”

“你说好吗？”

“不好，”我说，“我宁愿再上床睡觉。”

“到底是什么事？”

“酒保说他们明天一早就要抓我。”

“酒保是不是疯了？”

“不是。”

“那就快点，亲爱的，赶紧穿好衣服，所以，我们马上出发。”她坐在床的一侧。她还困着呢。“酒保在浴室里吗？”

“是。”

“那我就不洗了。你转过去，亲爱的，我马上就穿好。”

她脱掉睡衣的时候，我看到她洁白的后背，然后我就朝别的地方看，因为她不让我看着她。她肚子有些臃肿了，她不想让我看着她。我一边听着雨水敲打着窗户一边穿好衣服。我没有太多要打包的东西。

“我的包很空，凯特，你有东西要放吗？”

“不用，我差不多了，”她说，“亲爱的，我不明白，酒保为什么待在浴室里？

“他在等着帮我们拿行李。”

“他是个大好人。”

“他是老朋友，”我说，“我常送他一些烟丝。”

我看着窗外，外面一片漆黑。我看不到湖，只能看到一片黑暗，能感受到雨水，但风小了。

“我好了，亲爱的。”凯瑟琳说。

“好吧。”我走向浴室的门，“行李都收拾好了，埃米利奥。”我说。酒保提起那两个包。

“谢谢你帮我们。”凯瑟琳说。

“没什么，小姐，”酒保说，“我很高兴能帮到你们，就这样子，我不会惹什么麻烦的。听着，”他对我说，“我从仆人专用楼梯把行李拿下去，先上船。你们尽管出去，别慌，跟出去散步一样。”

“这样的夜晚出去散步，那有多浪漫啊。”凯瑟琳说。

“还提什么浪漫。”

“要是有雨伞就好了。”凯瑟琳说。

我们穿过走廊，从铺着厚实地毯的楼梯走下去。我们走到楼梯脚下的时候，站在桌子后面的门童看到了我们。

他看到我们很惊讶。

“您不是要出去吧，先生？”他说。

“是的，”我说，“我们要去湖边看暴风雨。”

“您有没有雨伞，先生？”

“没有，”我说，“我这件外套防水。”

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的外套。“我给您拿把雨伞吧，先生。”他说。他走了，不一会儿就拿着一把大雨伞回来。“有点大，先生。”他说。我给了他十里拉。

“哦，您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说。他打开门，我们走进了雨中。他对凯瑟琳微笑，她也对他微笑。“外面雨大，不要出去太久，”他说，“你们会淋湿的，先生和夫人。”他是个二等门童，英语说得很生硬。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说。我们撑着硕大的雨伞，走出饭店，顺着小路穿过漆黑潮湿的花园，再穿过大马路，来到搭着格子架的湖边小道。湖边风很大。十一月常刮这种寒冷、潮湿的风，我知道山上正在下雪。我们沿着码头，经过几条用链条固定在水上的船，来到酒保的小船可能停靠的地方。石码头下的水很黑。酒保从一排树下走出来。

“行李在船上。”他说。

“这条船多少钱？”我说。

“您有多少钱？”

“不多。”

“您以后再寄给我，没关系。”

“多少钱？”

“随便。”

“直说，多少？”

“到了那边给我寄五百法郎吧。要是您能平安抵达，这点钱不算什么。”

“好的。”

“这里面是三明治。”他递给我一包东西，“在酒吧里凑的，都在这里了。还有一瓶白兰地和一瓶葡萄酒，我放在包里了。”

“我给你钱。”

“好吧，给我五十里拉。”

我把钱给他。“白兰地很好，”他说，“您不用担心，可以给您的太太。让她上船吧。”他抓住船，船头顶着石码头，我帮凯瑟琳上了船。她坐在船尾，拉紧斗篷。

“您知道往哪里走吗？”

“过湖。”

“您知道有多远吗？”

“过卢伊诺。”

“过了卢伊诺，再过坎纳罗、坎诺比奥、特兰萨诺，到了勃里萨戈，就算进瑞士了。会经过塔玛拉山。”

“现在几点了？”凯瑟琳问。

“才晚上十一点。”我说。

“不停地划，早上七点应该能到。”

“有那么远吗？”

“三十五公里。”

“我们怎么走？下着雨，我们需要罗盘吧？”

“不用。先划到美人岛，再到圣母岛，然后就可以跟着风走，风会带你们去帕兰扎。到时会看到灯光，然后就上岸。”

“风向会不会变？”

“不会，”他说，“风会这样连吹三天。风是从马特龙山上下来的。船上有一只罐子，可以舀水。”

“我付给你一部分船钱吧。”

“不用，我乐意冒险。如果您平安到了那边，看您能给多少就给我多少。”

“好吧。”

“我相信你们不会掉到湖里淹死。”

“那就好。”

“跟着风就可以过湖。”

“好吧。”我走上船。

“您有留下房钱吗？”

“有，在房间里的信封里。”

“好的。祝您好运，中尉。”

“也祝你好运。我们俩都很感激你。”

“要是你们溺水，就没什么好感激的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说祝我们好运。”

“祝你好运，”凯瑟琳说，“非常感谢你。”

“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他弯下腰，把船推离码头。我把桨插进水里，划了一桨，然后抬起一只手，跟他挥手告别。酒保也挥挥手，但好像不是很热情。我看到饭店的灯光，把船划了出来，然后一直向前划，过了一会儿，这些灯光就都看不到了。水路很远，幸好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