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我们的车陷在泥泞的路上，据我们估计，那里距离乌迪内大约十公里。雨快到中午的时候停了，我们前后三次听到飞机的声音，看到飞机飞过头顶，向左边飞去，然后听到轰炸大公路的巨响。我们开过一连串小路，有许多是断头路，我们只能掉头出来另找别的路，但总是在逐渐接近乌迪内。这时，在一条断头路上准备掉头出来的时候，艾莫的车陷进了路边的烂泥里，车轮越转陷得越深，直到分速器箱顶住地面。我们只能挖掉车轮前面的泥土，弄些树枝塞进去，让车轮不打滑，然后大家把车推到路上来。我们都下了车，站在那辆车的周围。两个中士看看车，看看轮子，然后一言不发就走了。我追了上去。

“别走，”我说，“砍一些树枝。”

“我们得走。”其中一个中士说。

“赶紧，”我说，“去砍一些树枝。”

“我们得走。”其中一个中士说，另一个没有说话。他们急着要走，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命令你们回来，去砍树枝。”我说。那个刚才说话的中士转过身。“我们得走，再过一会儿就走不掉了，你无权命令我们，你不是我们的长官。”

“我命令你们去砍树枝。”我说。他们转过身去，走了。

“站住!”我喊。他们继续沿着泥泞的小路往前走，两边树篱很高。“我命令你们站住!”我喊。他们反而走得更快。我打开皮套，拔出手枪，瞄准那个话说得最多的人，然后开枪。我第一枪没打中，他们开始跑起来。我又打了三枪，一个中士中枪倒下，另一个钻入树篱，一下子就看不见了。他穿过树篱，出现在空地上，正准备跑走，我朝他射击。手枪嘀嗒一下，没子弹了，我换了弹夹。这时我发现那个中士已经跑远了，超出了手枪的射程。他低着头跑过了田野，我赶快给空弹夹装子弹。博内洛跑了过来。

“让我干掉他。”他说。我把手枪递给他，他走到那个工程师中士身边，那个中士横躺在路上，脸朝下。博内洛弯下腰，手枪顶住那个人的头，扣了扳机。手枪没响。

“你得先上膛。”我说。他上了膛，连打两枪。他抓住中士的腿，拉着他，把他丢在树篱边。他回来，把手枪还给我。

“狗娘养的，”他朝着那个中士说，“你看到我打他了吗，中尉？”

“我们得赶紧砍一些树枝，”我说，“另一个我没打中吗？”

“我觉得没有，”艾莫说，“他跑太远了，手枪打不到。”

“恶心的人渣。”皮亚尼说。我们一起砍树枝，车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博内洛在车轮前面挖。我们觉得差不多了，艾莫就发动汽车，挂上挡。车轮飞速旋转，把树枝滚了出来，还甩出来许多泥巴。博内洛和我在后面拼命推，感觉手脚都要断了。车还是趴在那儿。

“前后倒一下，艾莫。”我说。

他挂了一下倒挡，然后挂了一下前进挡。车轮越陷越深。又让差速器箱顶到地面，车轮在坑里空转。我直起身来。

“我们用绳子拉看看。”我说。

“我觉得没用，中尉。不能直接向前拉。”

“我们得试试看，”我说，“不然出不来。”

皮亚尼和博内洛的车只能向前开。我们给两辆车都系上绳子，让两辆车一起拉。车轮还是打滑。

“没用，”我喊，“停吧。”

皮亚尼和博内洛从各自的车上下来，回到我的身边。艾莫也下了车。那两个姑娘向前走了大约四十码，在一堵石头墙上坐下来。

“您说怎么办，中尉？”博内洛问。

“我们再挖，多弄些树枝。”我说。我顺着路往前面张望。是我的错，是我把他们领到这里来的。太阳被云遮掉了，那个中士的尸体躺在树篱旁边。

“把他的外套和斗篷扒下来。”我说。博内洛去扒，我去砍树枝，艾莫和皮亚尼挖车轮前面和周围的土。我割开斗篷，撕成两半，放在车轮下的泥土里，把树枝堆在车轮下面，增加抓地力。准备好后，艾莫上了车。车轮不停地转动，我们拼命推，还是没用。

“算了，”我说，“艾莫，车里有什么东西要拿走吗？”

艾莫和博内洛爬上了车，把干酪和两瓶葡萄酒搬下来，还拿了他的斗篷。博内洛坐在方向盘后面，摸着那个中士外套的口袋。

“把外套扔掉吧，”我说，“艾莫的处女怎么办？”

“她们坐后面吧，”皮亚尼说，“我觉得我们走不远。”

我打开了救护车的后门。

“来吧，”我说，“进去。”两个女孩爬了进去，坐在角落里。她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枪杀了一个人。我回头看了一眼，中士躺在路边，身上穿着长袖内衣**，脏兮兮的。我和皮亚尼一起上车，然后车就开了。我们得穿过田野。过了一会儿，路断了，前面的田里没有路，我下了车，向前走去。如果我们能过去，另一边有条路，但我们过不去，土太软了，太泥泞，车开不动。车彻底陷进去了，车轮陷到了轮毂，于是，我们把车丢在田里，徒步朝乌迪内的方向走。

我们走到一条通往公路的小路时，我指方向给那两个姑娘看。

“到那里去，”我说，“那儿有人。”她们看着我。我拿出皮夹子，给她们一人一张十里拉的钞票。“那儿，”我指着那个方向说，“朋友!家庭!”

她们听不明白，但她们紧握住钱，开始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她们时不时地回头看，好像害怕我会把钱抢回来。我看着她们走，她们把披巾裹得很紧，时不时回头看我们，很不放心的样子。三个司机大笑。

“我朝那个方向去，您给我多少钱，中尉？”博内洛问。

“最好好几个人一起走，总比一个人被他们抓住好。”我说。

“给我两百里拉，我回奥地利去。”博内洛说。

“他们不会让你留着的。”皮亚尼说。

“也许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艾莫说。我们尽可能快地走。阳光偶尔穿过云层，路边种着桑树，通过树缝，我可以看到我们的两辆车陷在地里。皮亚尼也回头看。

“他们得修一条路才能把它们弄出来。”他说。

“真希望我们有自行车。”博内洛说。

“美国那边骑自行车吗？”艾莫问。

“以前有。”

“自行车是好东西，”艾莫说，“有自行车就太棒了。”

“希望我们有自行车，”博内洛说，“我不喜欢走路。”

“那是枪声吗？”我问。我觉得我听到很远的地方有枪声。

“我不知道。”艾莫说。他听了一会儿。

“应该是。”我说。

“我们会先碰到骑兵。”皮亚尼说。

“我认为他们没有骑兵。”

“真希望他们没有，”博内洛说，“我不想让骑兵的长矛戳着。”

“那个中士是您打中的吗，中尉。”皮亚尼问。我们走得很快。

“是我打死的，”博内洛说，“打了这么久的仗，我还没有杀过人，我一直盼望着能杀一个中士。”

“你是他动弹不了的时候打死他的，”皮亚尼说，“当时他已经是煮熟的鸭子。”

“没关系，反正这件事够记一辈子了。我打死了一个他妈的中士!”

“你忏悔的时候会怎么说？”艾莫问。

“我会说：‘主啊，保佑我，我打死了一个中士。’”大家都笑了。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亚尼说，“他不去教堂。”

“皮亚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洛说。

“你们真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是伊莫拉人。”

“您没去过吗？”

“没有。”

“绝对是个好地方，中尉。战争结束后您一定要来，我让您看看好东西。”

“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都是。”

“漂亮吗？”

“非常漂亮，你绝对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城镇。”

“你们怎么变成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每个人都是，一直都是。”

“来吧，中尉，我们会把您变成社会主义者的。”

前方路向左拐，那里有一座小山，隔着一堵石头墙，路边有一个苹果园。这段路是上坡路，大家都不说话，大家都在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