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月，夜里终于凉爽了，然后，白天也凉下来，公园的树叶开始变色，我们知道夏天已经过去了。前线的战况非常糟糕，圣加布里埃攻不下来。巴因西扎高原的战斗已经结束，到了本月中旬，圣加布里埃的战斗也结束了，也攻不下来。艾托里已经回前线。马都送去了罗马，这儿再也没有赛马。克罗韦尔也去了罗马，等着被遣送回美国。镇上发生了两次骚乱，都灵发生了暴乱，很严重。俱乐部的一个英国少校告诉我，意大利人在巴因西扎和圣加布里埃损失惨重，伤亡达到十五万人。他说，卡索高地也耗掉了四万人。我们一人叫了一杯，他一边喝酒一边说。他说，今年的仗已经打完了，意大利人贪多嚼不烂，反而呛住了。他说，佛兰德斯那边的结果也可能很糟糕。再像今年秋天这样死这么多人，盟军再过一年就歇菜了。他说我们其实已经歇菜了，不过，要是大家都不知道，就不存在问题。我们都歇菜了，关键是不能承认。最晚认识到自己已经歇菜的国家，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又喝了一杯。我是不是谁的手下？不是，他是，全是扯淡。我们一起坐在一只大皮沙发上，俱乐部里没有别人。他的皮靴子擦得锃亮，很漂亮。他说全是扯淡。大家都只在乎自己的部队和人马，大家都在要人，但给他们补了新兵，马上都被他们推上去送死。反正，大家都歇菜了。德国人赢了，说实话，他们才叫军人。匈牙利人也像军人，但他们也歇菜了，我们都歇菜了。我问俄罗斯人呢？他说他们早就歇菜了，我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早就歇菜了，奥地利人也歇菜了，如果他们有匈牙利兵，他们就可以赢。他认为他们今年秋季还有战事吗？当然有。意大利人都歇菜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歇菜了。等到匈牙利人从特伦蒂山上下来，在维琴察跨过铁路，到时看意大利人能在哪里？他们在1916年就干过，我说。那时没有德国人。没错，我说。不过，他们也可能不从那里来，他说。那样太简单了，他们会走更复杂的路线，要搞得辉煌壮烈一些。我说我得走了，我得回医院去。“再见，”他说，紧接着，他又兴高采烈地说，“祝你好运!”很奇怪，他对世界很悲观，个人却很乐观，这个反差很大。

我走到理发店停下来，进去剃了胡子，然后回医院去。我的腿算是好了，三天前我去做了检查。马焦雷医院的理疗还在做，还没有结束。

我找了一条小路，练习走路别一瘸一拐。有一个老人在一个拱廊下给人家剪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两个女孩摆着姿势让他剪，他两个人一起剪，剪得很快，不时侧着头观察她们。女孩们咯咯地傻笑。完了之后，他先把剪影给我看了一下，然后贴到白纸板上，再递给那两个姑娘。

“她们很漂亮，”他说，“中尉，你也剪一张？”

姑娘们看着她们的剪影，边笑边走。她们很漂亮。有一个在医院对面的酒店卖酒。

“好吧，”我说，“帽子摘下来吧。”

“不要，戴着吧。”

“这样不好看，”老人说，不过，他马上就喜笑颜开地说，“好吧，这样更有军人气派。”

他很快地剪着黑纸，然后把底纸撕掉，把头像贴在厚纸板上，递给我。

“多少钱？”

“不用了。”他挥挥手，“送给你。”

“别。”我掏出来几个铜板，“谢谢你。”

“不用，我不为钱。把钱给你的姑娘吧。”

“多谢，再见。”

“再见。”

我继续走回医院。来了几封信，有一封是公函。我可以休三周疗养假，然后就得回前线。我看得很仔细，看了好几遍。好吧，就是这个意思。理疗到10月4日结束，疗养假从那天开始算，三周就是二十一天，到10月25日完。我跟他们说我要出去，我出了医院，顺着街道向前又走了一段，在那里的一家餐厅里坐下，先看了那些信和晚报。有一封信是我爷爷寄来的，说了家里的情况，接着鼓励我要有爱国情怀，信里夹着一张二百美元的汇票，还有几张剪报；有一封是神父的来信，内容比较沉闷；有一封是来自在法国空军当飞行员的朋友，他交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朋友，他说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有一封是里纳尔迪写的，内容不多，他问我还要在米兰待多久？情况怎么样？他让我给他找一些留声机唱片，也附了清单。我吃饭的时候喝了一小瓶基安蒂酒，饭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白兰地，看完晚报，把信收起来放到口袋里，把晚报放在桌上，把餐费和小费也放在桌上，就出去了。进了病房，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睡袍，拉下阳台门的窗帘，从一堆报纸里拿出一份波士顿的报纸，坐在**看。那些报纸都是迈尔斯太太带给她在医院里的宝贝看的。芝加哥白袜队赢得美国棒球大联盟的冠军，纽约巨人队也在橄榄球联盟中遥遥领先。宝贝鲁思当时是波士顿队的投手。报纸很枯燥，内容都是地方性的，而且还是旧闻，战事报道也都是过时的。美国的新闻其实都是训练营的消息，我很高兴我没有参加过训练营。几乎所有新闻都是关于棒球的，我对棒球没有兴趣。所有报纸都连篇累牍发棒球的消息，即使原来有兴趣，现在也没有了，况且净是旧闻，不过，我隔一段时间还是会看一看。我想知道美国是否真的参战了，如果美国参战，这些体育大赛事就可能会停办，也有可能不会吧。米兰不是有赛马吗？也没有影响到战争的结果，反正都那样。他们法国倒是取消了赛马，我们押的马贾巴拉克就是从那里来的。凯瑟琳要到晚上九点才来值班。她刚来的时候，我听到她从门口走过，有一次看见她从通道走过，她先去了别的几间病房，最后才进我的病房。

“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有很多事情都得做。你好吗？”

我跟她说了我获准休假的事情。“好极了，”她说，“你想去哪里？”

“哪里也不去，我想待在这里。”

“别胡说，你挑一个地方，我也去。”

“你怎么走得了？”

“不知道，我会想办法。”

“你太好了。”

“没有，没那么好。但是，如果什么也不怕，一切都好办。”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是觉得，以前觉得那么大的事情，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

“我倒觉得没那么容易。”

“没什么，亲爱的，大不了我一走了之，但我想应该不用走到那一步。”

“我们去哪里？”

“我无所谓，随便你想去哪里，只要没有人认识我们就行。”

“你真的不在乎去哪里吗？”

“不在乎，去哪里都好。”

她似乎心事重重，看得出很紧张。

“你没事吧，凯瑟琳？”

“没事。”

“肯定有。”

“没有，真的没有。”

“我知道有，告诉我，亲爱的，你要告诉我。”

“没什么。”

“告诉我。”

“不要，我怕会让你不高兴，会让你发愁。”

“不会。”

“真的吗？我自己不愁，但我怕你愁。”

“你不愁，我自然也不愁。”

“我不想说。”

“说吧。”

“一定要说吗？”

“是的。”

“我怀孕了，亲爱的，快三月了。你不愁吧？不要，你不能愁。”

“我不愁。”

“你真的不愁？”

“不愁。”

“我想了很多办法。该试的办法都试过了，都没用。”

“我不愁。”

“我没办法，亲爱的。我自己没关系，但你不要发愁，也不要不高兴。”

“我就怕这样，你不能这样。人总是要生孩子的，每个人都会生孩子。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你真好。”

“不，我不好。但你不能怪我，亲爱的，我会尽量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我已经制造了麻烦，但我一直表现得很好，对吗？你一直都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

“以后，你就当不知道有这回事，都不用担心。我看得出来，你在发愁。不要，别发愁。你不想喝一杯吗，亲爱的？我知道，你喝了酒就会高兴起来。”

“不，我很高兴。你很好，好极了。”

“不，我不好。不过，只要你挑一个地方，我会把一切都解决好。10月份很好。我们一起去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吧，亲爱的，等到你回前线，我会每天都给你写信。”

“你会去哪里呢？”

“我还不知道，但总是一个好地方，我会料理好一切。”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凯瑟琳坐在**，我看着她，但我们谁也没碰谁，是分开的，碰到有人走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自觉地分开。她伸出手，拉起我的手。

“你是不是生气了，亲爱的？”

“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被套牢了？”

“有点儿，但不是因为你。”

“我没说是我。你别误会，我是说你是不是想摆脱什么却摆脱不掉。”

“人总是被套住的，一生下来就这样。”

她的表情很反常，手一动不动，也没有放开他的手。

“别说总是，我不要听这样的话。”

“对不起。”

“没关系。但你知道，我没生过孩子，以前也没有爱过人。我一直都顺着你，然后你跟我说总是。”

“我错了，该死。”我说。

“哦，亲爱的!”她这时恢复了正常，“你别怪我。”这时，我们又有了默契，隔阂突然消失了，“我们要相亲相爱，不能故意误解。”

“我们不会。”

“有的人会。他们虽然相爱，但总有一天会故意相互误解，然后就吵架，然后就分开了。”

“我们不会吵架。”

“我们不能吵架。在我心目中，这个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我们俩，其余的人是另一半。如果我们吵架，我们分开了，我们就不存在了，被他们吞了。”

“谁也吞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很勇敢。勇者无敌。”

“勇敢的人也会死。”

“但只死一次。”

“什么意思？谁说的？”

“懦夫要死一千次，勇敢的人只死一次。”

“没错，这是谁说的？”

“我不知道。”

“这个人自己就是个懦夫，”她说，“他那么懂懦夫，但对勇敢的人一点也不了解。勇敢的人如果够聪明，也许他会死两千次。他根本不懂。”

“我不知道。勇敢的人脑袋里装着什么，是很难猜的。”

“是的，这样的人才勇敢。”

“你真懂。”

“你没说错，亲爱的。我当之无愧。”

“你是勇敢的人。”

“不是，”她说，“但我想做一个勇敢的人。”

“我就不勇敢，”我说，“我知道我的角色。我出来混这么久，早看明白了。我就像一个球员，他能打到两百三十，但他知道自己就这点本事。”

“什么样的球员能打两百三十？好像很厉害。”

“不厉害。在棒球圈里，那算是很平庸的击球手。”

“毕竟还是击球手。”她说。

“我想我们俩都是自负的人，”我说，“但你很勇敢。”

“没有，但我希望自己是勇敢的。”

“我们都勇敢，”我说，“我喝上一杯，就很勇敢。”

“我们都是好人。”凯瑟琳说。她走过去从衣橱里给我拿来了白兰地和杯子。“喝一杯吧，亲爱的，”她说，“你一直都非常好。”

“我不太想喝。”

“喝一杯吧。”

“好吧。”我倒了三分之一杯白兰地，喝光。

“好极了，”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但你不要喝完就胡说八道。”

“你说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在哪里生活呢？”

“在养老院里吧，很可能，”她说，“这三年来，我一直很幼稚地盼望到圣诞节就不打仗了。如今看来，恐怕得等到我们的儿子当上少校。”

“也许他会当上将军。”

“如果演变成百年战争，他可能真的当得上。”

“你不想喝一杯吗？”

“不想。你喝了酒会快乐，亲爱的，但我喝了只会头晕。”

“你有没有喝过白兰地？”

“没有，亲爱的。我是一个很老派的妻子。”

我伸手拿起地板上的瓶子，又倒了一杯。

“我得去看看你的同胞，”凯瑟琳说，“你看看报纸吧，等我回来。”

“你必须去吗？”

“现在不去就等会儿去。”

“好吧，现在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等你回来，我报纸就都看完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