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将发现每扇门都有人守卫。

——《小公爵》

1

罗在克拉珀姆大街上一家小饭馆里吃早饭。木板代替了窗扉，最上面的那层楼已经被炸掉。这家饭馆像是地震区临时搭就的简易救灾房。克拉珀姆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伦敦不再是一个大城市了，而是许多小镇的组合。人们可以上汉普斯特德或者圣约翰伍德去过一个安静的周末，但你要是住在霍尔本，那就没有足够时间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去拜访住得比肯辛顿更远的地方的朋友。各地的特点就这样形成了：克拉珀姆白天空袭频繁，所以人们脸上有一种被追逐的表情；而威斯敏斯特的居民则没有这种表情，他们那儿的夜袭虽然厉害，但防空洞很结实。给罗端来面包片和咖啡的女招待脸色苍白，神经紧张，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每当听到齿轮相碾的声音，她便竖起耳朵。格雷旅店的住客和罗赛尔广场周围的居民以晚上不睡而闻名，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白天有时间可以补睡一觉的缘故。

报上说，夜间空袭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敌机扔了许多炸弹，死了不少人，有的人受了致命伤。早晨的公报如同午夜弥撒的结束仪式。报纸以严肃的语调发布悼词，以神父宣布“弥撒到此结束”那样的一成不变的镇定口吻公布伤亡消息。“招魂术表演会上死了一个人”，这则消息没有一家报纸刊登。人们已经对个别人的死亡不再关心。罗感到很愤怒。他的名字曾经上过标题，可那件使他倒霉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恐怕一点版面也占不上。他差不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天天都有人死于非命的情况下，人们懒得去关心这件无足轻重的事，也许在中央谍报机构里有几个老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仍然在和气与耐心的上司允许下，躲在小屋里忙着研究这类谋杀案的细节。他们还可能准备一些备忘录相互参阅，甚至可能获准去勘查作案现场。不过罗相信，他们的勘查结果会像那些仍在乡下宅邸里争论进化问题的古怪牧师的拙作一样，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拜读。“某某老头，”他可以想象出一个高级官员说的话，“可怜的老家伙，我们得偶尔让他办一起谋杀案。我们知道，在他那个年头，人们对谋杀案是很重视的，这使他现在还认为自己很有用。结果嘛——噢，当然，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根本没时间去读他的报告。”

罗呷着咖啡，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每一个小段落，感到自己跟《我经办的几桩著名案件》中的那些侦探——比如说“大老五”有亲缘关系。他是个凶手，老式的凶手，他属于他们关心的圈子——杀了科斯特的那个人也属于那个圈子。他对威利·希尔夫略感不满，因为后者把谋杀当作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玩笑。但希尔夫的妹妹没有把它视为儿戏，她警告过他，从她的讲话口气判断，她仍然认为死亡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时，他像是一头嗅到同类气味的野兽。

脸色苍白的女招待注视着他。他还没来得及刮脸，所以看上去就像那种吃了东西不付钱，扭头就走的无赖。在公共防空洞里过了一夜，你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罗能闻到自己衣服上消毒剂的味道，似乎他是在济贫院的诊所里过夜的。

他付完账后问女招待：“有电话吗？”她指指付款处旁边，于是他给雷尼特拨了个电话。这未免有点冒险，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当然，时间还太早。他听到电话铃声在空房间里响，想到：电话旁边的碟子里是否又放着香肠卷饼？在那些日子里，对方的电话铃能不能响起来总是个问题，因为一夜之间，楼房便可能夷为平地。他听到了铃声，知道世界的那个部分依然如故，奥索太克斯侦查处平安无恙。

他回到桌旁，又要了一杯咖啡，并讨了几张便条。女招待对他越加怀疑了。即使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习俗还是起作用的：付了账后又要东西已经不大正常，况且又要便条，这更不符合英国的习惯。她可以从开票本上撕下一页给他，这样就行了。习俗比道德更加根深蒂固，他自己就发现让一个社交性聚会提前结束比让一个人自杀还要困难。他开始用细长的字体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记下来。他必须做点事：他不应该为了一件不是他干的谋杀案而永远东躲西藏，而真正的凶手却得以逍遥法外——他们正想方设法脱身。他在记录中略去了希尔夫的名字——你永远不知道警察会产生什么错误的联想。他不想让自己的唯一同盟者身陷囹圄。他已决定把这份记录直接寄给伦敦警察厅。

他写完后又从头看了一遍。女招待注视着他。这件事从头到尾很乏味——一个蛋糕，一个不速之客的来访，一种他认为记得很清楚的味道，直到他接触到科斯特的尸体。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也许这份记录最好还是别寄给警察，而是寄给一个朋友……可他没有朋友，希尔夫也许可以算一个……或者雷尼特。他向门口走去，女招待叫住了他：“你还没付咖啡钱。”

“对不起，我忘了。”

她得意扬扬地接过钱——怎么样？我没搞错吧。她的目光避过空蛋糕架，越出窗外，追随着在克拉珀姆街上犹豫不决地向前走的罗。

九点整他又打了一次电话，这回是在斯托克韦尔站附近——耳际又是一阵电话铃在空房间里回响的声音。九点十五分，他打了第三个电话。雷尼特先生终于回家了。罗听见雷尼特先生的那个尖刻而焦灼的声音：“是我。你是谁？”

“我是罗。”

“你对琼斯干了些什么？”雷尼特先生责备他说。

“昨天，”罗说，“我把他留在外面……”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雷尼特说。

“也许他正在盯梢……”

“我欠他一周工资，他说他昨晚要回来的。这不正常。”雷尼特先生在电话里发牢骚，“琼斯不会离开我走的，不会不领工资就走的。”

“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琼斯是我的左右手，”雷尼特先生说，“你对他干了什么？”

“我去看贝莱太太了……”

“这与我无关，我要的是琼斯。”

“一个人被杀死了。”

“什么？”

“警察认为是我杀的。”

电话里传来了一声悲叹。这位足智多谋的小矮个儿手足无措了。他一辈子有过几次甚为挠头的桃色事件，他写的几封信也惹了大祸，但他都安全地挺过来了。可这回的浪头却把他冲进了大鱼吃小鱼的地方。他抱怨道：“我一开始就不想接你的案子……”

“你得给我出主意，雷尼特。我要来看你。”

罗听见电话里的呼吸突然中止了。“不。”俄顷，雷尼特的声音忽然变了样，“什么时候？”

“十点。雷尼特，你还在那里吗？”罗觉得必须解释一下，“不是我干的，雷尼特，你应该相信这点。我没有杀人的习惯。”他老提“杀人”这个词，犹如牙齿老咬着舌头上的痛处，他每次用到这个词时心里便充满自责。法律对他采取了仁慈的态度，他对自己采取的态度却很无情。要是他们把他绞死，他会在绞索的活结和绞刑架下的踏板之间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给了他一辈子的时间来分析自己的动机。

他现在就在分析——一个身上沾满尘土、胡子没有刮过的人，坐在从斯托克韦尔到托特纳姆宫路去的地铁上。(他不得不绕着圈子走，因为地铁的许多车站都关闭了。)前一天晚上的梦使他的思路回到了过去。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梦想和爱情，他回忆时毫无自怜之情，却像一个人在观察一个做实验用的生物的生长。当初他希望自己能干出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事迹，希望自己能变得坚韧不拔——这样，他心爱的姑娘便可以忘掉他那双笨拙的手和那个没长胡子、布满斑点的下巴了。任何事似乎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可以嘲笑幻想，但是只要你还有能力幻想，你就会有机会把幻想中的某些成分加以发展。这和宗教的教规相仿：空洞无物的词汇多次重复后，慢慢会变成人们的习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悄悄地形成一种沉积物，直到有一天你惊讶地发现，你正在根据一种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办事。妻子死后，罗从未幻想过，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甚至没有梦想过自己会被宣判无罪开释。脑子的这一部分似乎干枯了，他再也不能做出牺牲，表现得无畏和高尚了，因为他不再对这些美德存在梦想。他知道这个损失——世界失去了三维中的一维，变得如同一张薄纸。他渴望着梦想，但他现在只是一味伤心失望，以及提醒自己在雷尼特先生面前要万分小心。

2

差不多就在雷尼特先生房子的对面，有一家书籍拍卖行。从离门最近的那些书架前可以监视雷尼特先生那幢楼的入口处。每周一次的拍卖将在第二天举行，顾客们带着目录络绎不绝而来。一个未刮过的下巴和一件皱巴巴的衣服在这儿不会显眼。有个人留着乱蓬蓬的小胡子，穿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口袋里塞着三明治，正在仔细翻阅一本园艺学小册子；一位主教——要不就是个校长——正在看一套叫《威弗莱》[8]的小说；一个大白胡子翻着一本带插图的布朗托姆[9]著作中的春宫画。在这儿，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循规蹈矩。在茶馆里和剧场中，人们应当按照环境的要求使自己符合某种模式。但在这个书籍种类过多的拍卖行里，人们不可能只去适合一种类型。这儿有**书——十八世纪的法国书，封面上的版画非常漂亮，画的是衣冠楚楚的人们横陈在蓬帕杜夫人[10]式躺椅上纵情恣欲。这儿也有维多利亚时期所有小说家的作品，无名刽子手们的回忆录，十七世纪的内容荒诞的哲学和神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牛顿被打入地狱，而杰里米·惠特利则走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这些书长期无人问津，发出阵阵霉味。装书的木箱则发出稻草味。常常遭到雨淋的布封面也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书架上标有序号，从1号到35号。罗站在这些书架旁边，能够看到从雷尼特先生那扇门里进出的任何人。

一本没有任何特殊价值的罗马祈祷书，摆在跟罗的视线平行的地方。它和各种宗教书一起放在第二十组。在拍卖商的桌子上方有只大圆钟，正指着九点四十五分。钟面下的标签已被撕掉，这表明它本身也曾被拍卖过。罗信手翻着祈祷书，将自己四分之三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街对面的房子上，祈祷书上装饰着难看的彩色大写字母。说也奇怪，在这间安静而陈旧的屋子里，它是唯一谈到战争的东西。不管你翻到哪一页，都会发现为解救战乱而进行祈祷的人，愤怒的国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民，奸诈狡黠的家伙，像怒狮一样的敌人……这些字句从书页的花边中冒出，如同从花坛里伸出了大炮。“别让人得胜。”他念道。这种呼吁中所包含的真理像音乐般美妙动听。其实在这间屋子外面的全部世界里，人已经取得胜利。他自己也已得胜。扬扬得意的不仅是恶人。

勇气能摧毁整座大教堂，忍耐能使全城挨饿，怜悯能杀人……我们受到自己的美德的陷害和背叛。杀了科斯特的人在一刹那间很可能是听从了良知的善意劝告，而雷尼特，也许以出卖自己的委托人的方式而生平第一次当了个好公民。拍卖行外的报亭后面守候着一位警官，这一点你是不会搞错的。

警官在看《每日镜报》。罗的目光越过他的肩部，看见那份报纸上差不多满页都是泽克的漫画。雷尼特先生的脑袋从楼上的一扇窗户中探出来，偷偷往外瞧了一下后又缩了回去。拍卖行的时钟指着九点五十五分。天色阴暗，周围尽是昨晚空袭留下的创伤，潮湿的胶布味在空中弥漫。雷尼特先生不敢露面，这使罗更增添了一分被遗弃的感觉。

他曾经有过朋友，但不多，因为他不爱交际，不过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那几个朋友都是莫逆之交。上学时他有过三个朋友，他曾和他们分享过希望、饼干和漫无边际的抱负。可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和相貌了。一次在皮卡迪利广场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灰发男子突然叫住他。此人上衣扣眼里插了朵花，穿着件双排扣背心，举止讲究得有点古怪，脸上露出一副趾高气扬得颇为俗气的神情。“哎呀，这不是布吉吗？”这个陌路相逢的人边说边把他领进皮卡迪利饭店的酒吧间。罗注视着这个油嘴滑舌的人的下半身，希望能发现他记忆中的昔日那身打扮：带有墨迹的星期天才穿的黑长裤，或是沾泥点的踢足球穿的短裤。但他白白浪费了时间。不久，这人因为没从他手中借到五镑钱，便溜进厕所，从此再也没有露面。账单嘛，他留给“布吉”去付。

后来，他当然交了一些朋友，大约有五六个。稍后，他结了婚，但他的朋友们竟成了他妻子的挚友，他们跟他妻子要好的程度超过和他的友情。汤姆·柯蒂斯，克罗克斯，佩里和文……他被捕后，他们自然都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个可怜的傻瓜亨利·威尔科克斯还跟他在一起。亨利说：“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你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伤害。”讲到他时，人们常常用这句不祥的话来形容。但他记得，当他说完“我不是无辜的，是我杀了她”这句话后，连威尔科克斯以及他那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曲棍球打得极好的妻子也不再来了。(他们家的壁炉架上摆满了她的高超球艺赢来的银杯。)

那个便衣警察显得不耐烦了。他显然已经看完了报纸上的每一个词，因为报纸一直翻在同一页上。时钟已指着十点五分。罗合上书名目录，随便做了几个记号，便走到街上。便衣说：“对不起。”罗的心怦地一跳。

“怎么？”

“我出来忘了带火柴。”

“这盒给你吧。”罗说。

“在现在这种日子，我不能这样做。”他的目光越过罗的肩膀，停在街上保险仓库的废墟上。保险箱一个个立在那里，如同拉丁公墓里的墓碑，接着他睁大眼睛盯着一个从雷尼特门口经过的拿伞的中年职员。

“等人吗？”罗问道。

“噢，是的，等朋友，”侦探笨嘴拙舌地说，“他迟到了。”

“再见。”

“再见，先生。”这声“先生”是个策略上的错误，就像他以太正规的方式斜戴着软帽，并使《每日镜报》老翻在同一页上一样。罗想，他们不愿派第一流的人来侦查这种名副其实的谋杀案。他的牙齿又触到了舌头上的那个痛处。

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自己又怀念起亨利·威尔科克斯来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些人是自愿离群索居的，但他们有上帝与他们交谈。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他并不感到有交朋友的需要——一个女人可以代替任何数量的朋友。他猜想着战争期间亨利在什么地方。佩里也许参军了，柯蒂斯也一样。他想象着亨利当了空袭时的民防队员，没有战争时也在瞎忙，以至于成了别人的笑柄。现在他或许在茫茫长夜中站岗。人行道上空****的，没有任何掩蔽的地方，不免使人心惊胆战，但他还是坚持着……他穿着不合身的粗布制服，戴着太大的头盔……该死的，罗一边想，一边来到上霍尔本街那个被炸毁的街角，我也尽力参加了，我不适合参军，这并不是我的错，可是那些民防队的该死的英雄——那些小职员和胆小如鼠的家伙——也不要我，因为他们发现我服过刑。就连在精神病院待过的人也无资格进民防四所、二所或任何别的所。现在他们已经把我完全逐出战争之外，他们要把一件不是我干的谋杀案强加在我头上，把我抓起来。我犯有前科，他们难道还会给我辩解的机会吗？

他想：我何必再去关心那个蛋糕呢？它与我无关。那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我为什么不马上躲起来，直到一切都被遗忘呢？(在战争期间，一件凶杀案是会被忘掉的。)那不是我的战争；我看来是误入了战场。仅此而已。我要离开伦敦，让一些傻瓜把它炸毁，让另一些傻瓜在轰炸中死去……蛋糕里可能什么重要的文件也没有，也许只藏了一顶纸帽子，一句格言，一个会使人交上好运的硬币……那个驼背也许不足为虑，那种味道大概是我的幻觉，全部事件很可能根本不像我所记得的那样。炸弹常常会炸出许多怪事，要使一个忧心忡忡的头脑变糊涂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他像是要躲避一个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一些毫无兴趣的事情的讨厌鬼似的，忽地钻进一个公用电话间，拨了个电话。一个贵妇的严厉声音在电话里问他，似乎他根本无权打电话。“这里是自由母亲基金会。你是谁？”

“我找希尔夫小姐。”

“你是谁？”

“我是她的朋友。”

电话里响起不满的咕哝声。

他斩钉截铁地说：“请把电话接过去。”他马上听到了一个声音。此时他如果闭上眼睛，忘掉电话间和被夷为平地的霍尔本区，他会以为这是他妻子的声音。其实并不像。不过，除了房东太太和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外，他已经很久没有和任何女人说话了，任何女人的声音都会使他回到……“请问你是谁？”

“你是希尔夫小姐吗？”

“是的，你是谁？”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好像说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我是罗。”

长时间的沉默，他以为她已经把电话挂了。他说：“喂，你在听着吗？”

“是的。”

“我想跟你说几句。”

“你不该给我打电话。”

“我没别人可打——除了你哥哥。他在吗？”

“不在。”

“出了一件事，你听说了没有？”

“他告诉我了。”

“你以前就估计到会出事，是吗？”

“不是这事，比这更糟的事情。”她解释道，“我不认识那个人。”

“我昨天来的时候给你们添了麻烦，对不对？”

“任何事也不会使我哥哥烦恼。”

“我给雷尼特打电话了。”

“啊，不，不。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还没学会那套技巧。你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警察去过了。”

“你知道你哥哥要让我干什么吗？”

“知道。”

他们的谈话方式如同在写一封必须经过检查的信件，他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坦率地和别人谈话。他说：“你能在什么地方见见我吗？只需要五分钟。”

“不行，”她说，“我不能。我走不开。”

“就两分钟。”

“不可能。”

他突然觉得非常有必要这样做。“求求你。”他说。

“那样不安全。我哥哥会发火的。”

他说：“我孤独极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给我出主意，问题又这么多……”

“我很难过……”

“我能不能给你写信……或者给他？”

她说：“把你的地址寄来，寄给我。不要在信上签真名。你可以随便写个名字。”

避难者一时想不起这样的策略，生活中常常如此。他怀疑，如果他问她要钱的话，她是不是也会这样痛快呢？他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一个大人，一个能把他领回家的大人……他忘了可能有人监听电话。他说：“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

“是这样。”

“我给警察局写了封信。”

“啊，”她说，“你不该那么做。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她说，“也许没必要那样做。你再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再说。”

“你觉得我去银行安全吗？”

“真拿你没办法，”她说，“真没办法。你当然不能去，他们会在那儿等着你的。”

“那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你不能找个朋友帮你兑张支票吗？”

他突然觉得，不应该向她承认他实际上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可以，”他说，“我想可以这么办。”

“好吧，那么……你就赶快避开。”她说得那么轻，他不得不竖起耳朵……

“我会避开的。”

她挂上了电话。他放下听筒，走回霍尔本区，藏了起来。他发现前面有个书呆子，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正蹒跚走出拍卖行……

“你不能找个朋友帮忙吗？”她刚才这么问。避难者总会有朋友帮忙的——有人给他偷带信件，有人为他准备护照，还有人替他贿赂官员。在那个大得像大洲似的地下世界中，同伙是很多的。但在英国，人们还没学会这种技巧。他能让谁接受他的支票呢？店主也不会。他自从独立生活以来，只通过房东太太和商店打过交道。这一天，他第二次想起了以前的朋友。安娜·希尔夫肯定不会想到，一个避难者竟会没有朋友。避难者周围总有一群人，甚至是整个种族。

他想起了佩里和文。即使他知道怎么去找他们，那也没用。克鲁克斯、博伊尔、柯蒂斯……柯蒂斯很可能把他一拳揍倒在地。他的衡量标准简单，风格原始，充满自豪。对待朋友质朴爽直，这一点一贯吸引着罗——这是对他自己性格特征的补充。还有亨利·威尔科克斯，在他那儿也能找到一个安身处……要是他那位擅长打曲棍球的妻子不干涉的话。他们俩的妻子毫无相同之处。粗犷的强壮和剧烈的痛苦是完全对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使威尔科克斯太太恨他。她会荒谬地想到：一个男人一旦开始杀他的妻子，那你就说不准他什么时候才会作罢。

他能找到什么借口对亨利说呢？他感到放在前胸口袋里的那份声明鼓鼓的，但他不能把实情告诉亨利。亨利会和警察一样，不相信他在作案现场并未动手……他必须等到银行关门——战时银行是关得很早的——然后想出几个紧急理由来……

什么理由呢？他在牛津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饭时，就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许还是等所谓的灵感来了再说吧，或者干脆放弃这个念头，自暴自弃算了……直到付账的时候，他才想起可能根本找不到亨利。亨利以前住在巴特西区，那个街区现已不适合住人。亨利也许根本不在人间：已经死了两万人。罗在电话号码簿上寻找他的名字。里面有他的名字。

这说明不了问题，罗心想：空袭要比电话号码簿的新版本新得多。尽管这样，罗还是拨了那个电话，以便打探一下情况。他现在不论跟任何人联系似乎都得通过电话。不过，他害怕听见那个咆哮的声音，电话里刚一传出那个声音，他便赶快痛苦地放下听筒。他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常给亨利打电话。他现在得拿主意了：那套住宅还在，但亨利可能不在里面。他不能对着电话挥舞支票，这次必须自己去当面建立联系。从审判前一天开始，他一直没有看见过亨利。

他几乎打算整个儿放弃了。

他搭上了一辆从皮卡迪利开来的19路公共汽车，经过圣詹姆斯教堂的废墟，来到宁静的乡村。纳兹和斯洛奈街附近没有战事，不过切尔西一带炮声隆隆，而巴特西区则在第一线。这是一条奇怪的战线，曲曲弯弯的像是飓风留下的轨迹。其间也许有几小块没被战火焚烧过的地方。战线在巴特西区、霍尔本区和东区徘徊进退……不仔细看的话，波普拉大街几乎没有敌人来过，巴特西区几个街角上的小酒店也安然无恙地屹立着。旁边是乳制品店和面包店。放眼望去，你看不见任何倒塌的房屋。

威尔科克斯所在的那条街也这样：前面带有花园的中产阶级的高大宅邸像铁路旅馆那样笔直挺拔地耸立着，它们丝毫未受损害。“住宅待租”的牌子挂得满街皆是。他希望外面也挂着63号套间待租的牌子，但他没看见。门廊里有块木板，房客在上面写明自己在家还是外出了。但是，即便威尔科克斯在那儿，木板上的字也不能相信，因为亨利有一个理论：标上主人不在家等于向盗贼发出邀请。亨利的谨慎常常害得他的朋友白白登到顶层又走下来(那时没有电梯)。楼梯在大楼的背面，对着切尔西区。你走到二层以上，依窗远眺，战争场面便能跃入眼帘。大多数教堂的尖顶被削掉了三分之二，变得跟棒棒糖一样。整个街区像是一片略经清理的贫民窟。可那里根本就没有贫民窟。

他在楼梯拐角处看到了令人亲切的63号。他不免感到一阵心酸。罗向来可怜亨利，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他的职业没多大前途，他的工作——会计师——使他失去了自由。罗一年能挣四百镑，够富裕的了。他觉得自己和亨利的关系有点像富翁和穷亲戚的关系。他常常送些东西给亨利。也许这就是他使威尔科克斯太太感到不悦的原因，当他看见门口那块铜牌上写着“皇家民防队员之家”时，他宽慰地笑了：跟他预想的一模一样。他的手指在门铃上犹豫着。

3

罗还没来得及按铃，门就忽然打开了。亨利走了出来。他大大变了样。个子不高的亨利一向很整洁——妻子要求他这样。可是现在，他却穿着一身邋遢的蓝色粗斜纹布工作服，胡子也没刮。亨利从罗的身旁走过，仿佛没看见，然后他伏在楼梯栏杆上低头向下面说道：“他们不在这儿。”

一个模样像厨师的红眼睛妇女跟着他出来，她说：“不是时候，亨利。真的，还不是时候。”亨利变得可真厉害，霎时间，罗怀疑战争也使亨利的太太大大变了样。

亨利突然看见了他——或者说意识到了他的存在。亨利说：“噢，阿瑟……你来了，这可真好。”就好像他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接着他回到那个昏暗的小门厅中，站在一个落地大摆钟旁边，变成了一个模糊、虚幻的形象。

“你进来吧，”女人说，“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他跟她进了屋，注意到她让门开着。嗯，还有其他人要来。不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已习惯于被动地听凭生活摆布……栎木柜上——他记得这个柜子是杜铎公司根据威尔科克斯太太的要求订做的——摆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工作服，上面是一顶钢盔。这使他想起监牢——入狱时你要脱掉自己的随身衣服。亨利在昏暗的门厅中重复道：“你来得正好，阿瑟。”随后便走开了。

那个女人说：“亨利的任何朋友都是受欢迎的。我是威尔科克斯夫人。”她似乎在黑暗中也看出了罗的惊讶表情，于是解释道：“亨利的母亲。”她又说，“进来等吧，我想他们不会来得太晚的。这里太黑。灯火管制，这你是知道的。窗玻璃大都碎了。”她把罗领到那间在罗的记忆中还留有印象的餐室中。桌上摆着许多玻璃杯，像要举行聚餐。时间有点不对头……太晚了，或者说太早了。亨利待在餐室里，像是被人逼到一个屋角藏身……像是一个潜逃者……他身后的壁炉架上摆着四只银奖杯，颁奖日期下面刻着获胜球队的名称。从这种杯子里喝酒，就像喝赊账酒一样。

罗望着杯子说：“我不想打扰你们。”亨利第三次说：“你来得正好……”好像这句话他不动脑筋就能说出来。他似乎已经忘记监狱中的那些场面，他们的友谊正是在那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亨利的老朋友们又聚集在他身边了，这真好……”不久，罗正想问亨利妻子的情况，蓦地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杯子、没刮胡子的下巴、等人……甚至还有最使他感到不解的亨利脸上的那副年轻人的神情——这一切都是死亡造成的。人们常说，悲伤催人衰老，但它也常使一个人年轻，为他卸掉包袱，使他的脸上重新出现久已失去的青年人固有的活泼神态。

罗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来了。”威尔科克斯夫人用哀伤和高傲的声调说：“所有的报纸都登了。”

亨利站在屋角，牙齿直打战。威尔科克斯夫人不动感情地叙述道：她曾经大哭了一场，但现在儿子又整个属于她了。“我们为杜丽丝感到骄傲。邮局里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敬意。我们将把她的制服——那套干净的制服——放在灵柩上，牧师将诵念超度祷词。”

“我真难过，亨利。”

“她当时疯了，”亨利抑郁地说，“她不应该那样做……我跟她说过，墙快要顶不住了。”

“可我们仍旧为她感到骄傲，”他母亲说，“我们一直为她感到骄傲。”

“我应该制止她，”亨利说，“我想，”他的声音由于气愤和悲痛而升高，“她以为又能赢到一个该死的奖杯了。”

“她是为英国打球，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她转向罗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制服旁边放上一根曲棍球棒，可亨利不干。”

“我走了，”罗说，“我是不会来的，若是……”

“不，”亨利说，“你得待在这儿。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亨利住了口，看了一眼罗，仿佛第一次真正认出了他。亨利说：“我也杀死了妻子。因为我完全可以制止她，打消她的狂妄念头……”

“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亨利，”他母亲说，“这位先生会怎么想？”

“他是阿瑟·罗，妈妈。”

“噢，”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噢。”就在这时，街上传来缓慢和悲哀的车轮声和脚步声。

“他怎么敢……”威尔科克斯夫人问。

“他是我最早认识的朋友，妈妈。”亨利说。有人上了楼。“你来干吗，阿瑟？”亨利问。

“我有张支票，想请你兑给我一些现钞。”

“亏你说得出口。”威尔科克斯夫人说。

“我起先不知道你们家出了这事……”

“要多少，老朋友？”

“二十镑行吗？”

“我只有十五镑，拿去吧。”

“别相信他。”威尔科克斯夫人说。

“嗯，我的支票绝不是假的，亨利知道。”

“你可以……上银行去。”

“这时不行，威尔科克斯夫人。真对不起。我有急用。”屋里有一张装饰得颇为俗气的安娜女王式大桌，显然是亨利的妻子的用品。所有的家具都给人一种不结实的感觉，在其中行走好比在客厅里做游戏的人们蒙上眼睛在玻璃瓶中间探步。也许这位曲棍球队员故意把自己的家布置成这样，以便和结实的球场形成对比。亨利朝餐桌走去，肩膀碰倒了一个银杯。它从桌上掉下来，在地毯上滚动。敞开的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制服、头戴白钢盔的胖子。他捡起杯子，庄重地说：“送殡的人到齐了，威尔科克斯夫人。”

亨利在桌旁发抖。

“我把制服准备好了，”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在门厅里。”

“我没找到国旗，”这位在邮局工作的民防队员说，“没有大的。那些插在废墟上的小国旗似乎不大庄重。”他竭力设法突出丧事的光明面。“邮局里的人都来了，威尔科克斯先生，”他说，“除了那些走不开的值班者以外，民防队也派来了几个人。还有一个救护队和四个消防队员，外加一队警察。”

“场面真够大的，”威尔科克斯夫人说，“杜丽丝要是能看见这些就好了。”

“她会看见的，夫人，”邮局民防队员说，“我敢肯定。”

“一会儿，”威尔科克斯夫人边说边朝奖杯方向指了指，“你们是不是都上来……”

“我们人数很多，夫人。也许最好只叫民防队员上来。消防队员并不期望……”

“过来，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勇敢善良的人都等着。你捧着制服下去吧。啊，亲爱的，我希望你显得更整洁一些，大家都会瞧着你的。”

“我不明白，”亨利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悄悄地把她埋葬掉。”

“因为她是位巾帼英雄。”威尔科克斯夫人嚷道。

“他们若是追授给她乔治勋章，”邮局的民防队员说，“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这将是市里的第一次，会成为邮局的一件大事。”

“噢，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她不再仅仅是你的妻子，她属于英国。”

亨利朝门口走去，邮局的民防队员还尴尬地拿着那个银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搁。“随便往哪儿放都行，”亨利对他说，“随便。”他们都进了门厅，这儿只留下罗一人。“你忘了你的头盔，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他以前是个很精细的人，现在却已变得粗心大意。使亨利成为亨利的那些特点都没了：他的性格似乎是由一件双排扣背心、几个计算公式和一个会打曲棍球的太太构成的。失去了这些，他就变得不可理解，他的性格也瓦解了。

“你去吧，”他对母亲说，“去吧。”

“可是亨利……”

“这是可以理解的，夫人，”邮局的民防队员说，“这是感情在起作用。我们一贯认为威尔科克斯先生是邮局里的一个十分敏感的人。他们会理解的。”他和善地补充道。看来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邮局职员、巡警、民防队员，甚至还有那四个消防队员。他伸出一只友好的大手，催促威尔科克斯夫人朝门口走去，然后自己拿起了制服。这套普普通通的粗布工作服浸透着对往事的回忆——一个男仆，或者一个拿一把伞冲到雨里去的看门人的平静的过去。战争很像一场噩梦，就连熟人也会以一副可怕的、跟先前迥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甚至亨利……

罗迟疑不决地跟着走了一步。他希望亨利能想起支票的事。这是他能搞到钱的唯一机会：再没有别人了。亨利说：“我们先把他们送走，马上就回来。你应该理解这点，对不对？我不忍心看见……”他们一起走到花园旁边的大路上。送殡队伍已经开始走动了，它像一条黑色的小溪流向大河。棺材上的钢盔在冬天的太阳下显得黑黝黝的，一点反光也没有。救护队和邮局职员的步调不一致。整个送殡队列像是对国葬队伍的一种拙劣模仿——事实上这就是国葬。花园里的枯叶被风吹落在地。酒鬼们一边走出已经关门的“罗金汉公爵”酒馆，一边脱帽致意。亨利说：“我当时告诉她别这样做……”风把脚步声吹回他们的耳际。他们仿佛把她交给了这些人。但她以前从来不属于这些人。

亨利突然说：“对不起，老朋友。”他跟着她走了。但没戴头盔。他的头发已开始发白。他小跑起来，因为怕落在后面。他重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邮局在一起了。阿瑟·罗孤零零地留下了。他把口袋里的钱点了一下，发现已经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