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午，莱文一直不停地走着。他不得不保持移动，口袋里虽然还有一点儿零钱，他却不敢用来吃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也不敢待得太长，使人有时间端详他的脸。他在邮局外面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通缉自己的通报，用黑体字印着，还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框子。那上面有他面目特征的描写。他有些生气，因为这个通报没有登在重要的版面上：头两版登的都是欧洲形势的新闻。他一直东奔西走，搜寻查姆里先生，到了正午，已经累得挪不动两条腿了。他在一家理发店前面站了一会儿，在理发店的窗玻璃上打量着自己的脸。自从离开伦敦那家咖啡馆以后，他还一直没有刮过胡子。如果长出胡须来，是会把他畸形的嘴唇盖上的，但是莱文知道自己的胡须是长不匀称的：下巴上长得很密，嘴唇上非常稀疏，而在那块红色的疤痕两边，则连一根汗毛也没有。现在他下巴上的胡子已经蓬松一团，这就使他更加显眼了，可是他却不敢到理发店去刮一下。他走过一台自动出售巧克力糖的机器。这台机器收的是六便士或者一先令的硬币，而莱文的口袋里却只有半克朗和两先令的铜子儿了。如果他心头不爽，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他也可能到警察局去投案，最多不过是五年有期徒刑。但在他目前这种饥饿劳累、遭受冤屈诬陷的情况下，他杀死的那个老部长的阴魂却紧追着他不放，一定要他偿还自己的罪责不可。很难理解，只是因为偷了一笔钱他们就这样兴师动众，到处追捕他。

他害怕到小巷里去，或者在死胡同口徘徊。在这些地方他形影孤单，招人注目，如果有个警察走过来，难免要多看他两眼。因此他宁愿冒着有人认出他的危险，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闲踱。这一天天气阴湿、寒冷，幸好还没有下雨。商店里摆满了圣诞节礼品，一些陈年累月摆在货架上无人问津的破烂货都陈列到橱窗里：狐狸头的胸针、纪念碑形的书挡、装熟鸡蛋用的保暖套、骰子和筹码等各式各样的赌博游戏用品、各式各样的飞镖和玻璃球，“墙上的猫”——一种老式射击游戏、“钓金鱼”……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离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在靠近天主教堂的一家出售圣书和圣物的店铺里，他又看见苏豪区咖啡馆里那种令他非常生气的小石膏人儿：圣母、圣婴、几名先知和牧羊人。在一叠圣书和圣女德兰画片中间，这些小人儿摆在棕色纸板做的一个窑洞里。这是“圣人家族”。莱文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想到这个传说仍然在人们中流传，感到又害怕又生气。“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记起了小时候他们坐在一排排的凳子上等着吃圣诞节晚餐，一个尖细、清晰的声音给他们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故事，每个人都要到他的城里去缴税。在圣诞节这一天没有一个人挨打，所有的体罚都推迟到节礼日。爱、慈善、忍耐、谦卑——他是受过教育的，这些美德他都知道，也看到了它们的价值。他们把一切都歪曲了，甚至橱窗里的故事。这是一段历史，确实发生过，但是他们也为了自己的目的把它歪曲了。他们把他捧成了神，因为这样他们就心安了，用不着为他们对待他极不公正而负任何责任。他同意了，不是吗？这一点值得争议，因为如果他不愿被处死的话，本来是可以召唤下“一营天使”[11]的。他完全可以这样做，正像莱文的父亲在旺兹沃思监狱被处死，在绞索套张开的时候也还可以逃命那么容易。莱文面对着橱窗玻璃站在商店前面，等着谁来推翻他这个理论，他怀着一种又恐惧又怜悯的感情凝视着窗户里襁褓中的婴儿，“那个小私生子”，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他知道这个孩子到世界上来要遭遇到什么，他知道出卖他的是犹大，也知道在罗马士兵到院子里来捉他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拔刀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警察从街道一边走过来。因为莱文正在看橱窗，警察连看也没看就过去了。他突然想：这些人究竟知道了多少底细？那个女孩子是不是把她听到的报告给他们了？他猜想这时候她一定已经报告了。报纸上会登出来。他看了一眼报纸。但是报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她的事。他感到悚然一惊。他差点儿把她杀死，而她却没去警察局，这就是说，她相信了他对她讲的那件事。一瞬间他又回到了威维尔河畔的那间车库里，阴雨、黑暗、可怕的凄凉，他好像丢失了一点儿什么，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好像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他却不能用那句老话来安慰自己：“只要给她时间……娘儿们都是一个样子。”他想要找到她，但是他想：这根本不可能，我连查姆里也还没有找到呢。他一肚子怨气地对摇篮里的那一小块石膏说：“如果你是上帝，你会知道我不会伤害她的，你要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要让我转回头去，看见她在人行道上。”他怀着一线希望转回头去，但是当然了，他没有看见她。

他继续往前走，看见水沟里扔了一个六便士的硬币。他把硬币拾起来，顺着原路走回到他刚才走过的卖巧克力糖的机器那里。这台机器设在一家糖果店前面，隔壁是一个教堂的大厅，一队妇女正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大厅开门卖东西。这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吵吵嚷嚷。按规定的时间，早就该开门了。莱文想，如果来了个高明的扒手，这些人可都是最理想的对象。这些老娘儿们站在那儿互相推搡，要是有人把她们的皮包拧开，她们是绝对不会注意的。莱文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自己想偷点儿什么东西，他相信自己还从来没有堕落到偷女人的钱包的地步，但是在他沿着这一排人走过去的时候，眼睛却不由自主地一只只地打量起这些女人手里的提包来。一只手提包特别显眼，特别新、很值钱、式样讲究，他不久以前曾经看到过。拿着这只提包的是个邋里邋遢的老太婆。莱文马上记起了他是在什么场合下看见过这个提包的：一间小浴室、举着的手枪，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脂粉盒子来。

教堂的大厅打开了门，女人们拥拥挤挤地走进去。很快街上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陪着他的只有那台自动售货机和一张义卖会的招贴：“入门费六便士。”不可能是她的那只提包，他对自己说，这种式样的成千上万。虽然如此，他还是从大厅的松木门走了进去。“引导我们不要陷入**。”牧师正站在大厅一端的讲坛上，越过一堆旧帽子、磕破了边儿的花瓶和几摞妇女内衣给大家读祈祷词。祈祷词读完以后，莱文被人群挤到一个卖装饰品的摊子前边：镶在镜框里的业余画家画的湖边风景水彩画，到意大利度假带回国的花里胡哨的烟盒，黄铜制的烟灰缸和一摞人们扔掉的故事书。没过一会儿，人群又簇拥着他，把他推到另一个摆着艺术品的摊子前边。莱文身不由己地被推来搡去，根本不可能在人群里寻找任何一个人。但是这倒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他被挤到了一个摊子前面，而摊子的另一头正好站着那个老太婆。他探过身去，凝视着老太婆的手提包。

他的脑子里又想起那个女孩子说的话：“我的名字叫安。”提包上影影绰绰地还看得见“安”的头一个字母印，但是电镀的字母却已经被拆掉了。他抬起头来，他没有注意摊子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人的眼睛只看到一张阴险、肮脏的脸。

正像那次他发现查姆里暗中出卖他似的，这件事又使他非常震惊。他谋杀那个老部长时并没有感到内疚，因为那是世界上一个大人物，一个“坐在国际会议最高席”的人（莱文受过教育，他是知道怎样正确表达的）。如果说部长女秘书隔着没有关紧的门发出的呻吟声有时候叫他感到某些不安，他总可以宽解说，为了自卫，他不得不打死她。但是现在这件事却太可恶了，同一阶级的人只应该互相祈祷，不该互相坑害。莱文从摊子前边挤过去，一直挤到老妇人旁边。他俯下身，低声说：“你这个提包是从哪儿弄来的？”话刚说完，几个好像来抢东西的女人已经挤到他和那个老妇人中间。老妇人甚至没有看到刚才是谁对她低声讲了一句话。很可能她会认为那个人错认为她这个提包是这里哪个摊子上买的。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这个问题吓坏了。莱文看见她急急忙忙向出口挤去。莱文自己也连忙拼命往外挤。

他挤出大厅的时候，刚好还能看见一眼她的背影。老妇人拖着老式的长裙子正拐进一条巷子里，莱文迈开两腿在后面紧紧跟着。匆忙中他根本没发现另外还有一个人尾随在他后面。那人戴着软帽、穿着像是制服的大衣，他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那人的身份。没有走多久，他就记起他们走的路了。这条路他昨天跟那个女孩子走过。这就像追溯过去一段什么经历似的。再走两步就可以看到一家卖报纸的铺子，那前面曾经站着一个警察。他本来准备把她打死的，他打算把她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背后打一枪，让她一点儿也不感到痛苦地死去。他在摊子另一头看见的那张布满皱纹的恶毒的脸好像对他点着头说：“不用你操心了，我们已经替你把事情办了。”

老妇人脚不离地，走得飞快，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她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提着怪里怪气的长裙子，活像是一个女瑞普·凡·温克尔[12]，一觉长眠，醒来后穿着五十年以前的服装又回到尘世。莱文想：他们指不定把那女孩子怎么样了呢，但是“他们”到底是谁？她没有到警察局去，她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如果她失踪了，那一定是对查姆里有利的事。自从母亲死了以后，这是莱文第一次为另外一个人的生死担忧：查姆里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过了车站以后，老妇人向左一拐，沿着吉贝尔路走去。这条街两旁都是寒酸的公寓式住宅，灰色粗纱窗帘把一间间小房间完全遮掩起来，但偶然也看得到一两个花盆，绿色发亮的大叶子在纱帘中间贴到窗玻璃上。这一带看不到亮晶晶的天竺葵在紧闭的窗户后面摆动，那些鲜红的小花是属于另一阶级的，是属于比吉贝尔路住户更贫穷的被剥削者的。这里的人已经爬到养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小剥削者地位。他们一家家都是规模稍小一些的查姆里。老妇人走到六十一号门牌前边站了一会儿，在身上摸钥匙。莱文赶上了她。他伸出一只脚把正要关上的房门抵住。“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他说。

“出去。”老妇人喊道，“我们跟你这类人不打交道。”

莱文一点点儿地用腿把门顶开。“你最好听我把话说完，”他说，“这对你有好处。”老妇人踉踉跄跄地退到摆满旧家具、又小又暗的客厅里。莱文满心嫌恶地扫了一眼屋中的陈设：玻璃罩扣着的锦鸡标本、明显是从乡下拍卖会买来的当帽架用的虫蛀的鹿头、涂着金星的黑色铁伞架、盖在煤气喷头上的小红玻璃罩。莱文说：“你那个手提包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他问，“啊，要我把你的老脖子拧下来可真费不了什么事。”

“阿基！”老妇人尖声喊起来，“阿基！”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他把客厅里的两扇门信手打开一扇，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廉价的长沙发，衬垫已经从套子下面露出来，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一幅画着一个**女人站在海滨，膝盖以下没在海水里的画。整个这所房子散发着香水和煤气的臭味。

“阿基！”老妇人又尖声喊起来，“阿基！”

莱文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老鸨子！”他转身回到客厅里。但是老妇人现在已经有了靠山了，阿基已经被她喊出来了。阿基穿着一双橡皮底鞋，一声不响地从屋子后边走到莱文身边。这人生得身材高大，秃顶，脸相又虔诚又狡诈。他迎着莱文说：“你要干什么，朋友？”这个人完全是另一个阶级的，口音听起来受过良好教育，还上过神学院。至于他的鼻梁被打断过，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真会骂人！”老妇人受到阿基的保护，从他胳膊下面喊道。

莱文说：“我还有别的事。我不想把你们这个地方给拆了。我只要你们告诉我一件事：提包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你指的是我妻子的提包，”秃顶男人说，“那是一个房客给她的——不是吗，泰妮？”

“什么时候给的？”

“几天以前。”

“这个房客现在在哪儿？”

“她就在这儿住了一夜。”

“她是在哪儿把提包给你的？”

“‘这条路我们只走一次，’”阿基说，“‘因此——’听说过这句话吗？”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当然不是一个人。”老妇人说。阿基咳嗽了一下，用一只手捂着她的脸，轻轻地把她推在自己身后面。“她的未婚夫同她一起来的。”他说，向莱文跟前走了一步。“这张脸，”他说，“我看着面熟。泰妮，亲爱的，拿一张《日报》来。”

“用不着。”莱文说，“就是我。关于那只提包你们对我扯了谎。要是那女孩子真来过这里，就是昨天晚上。我要搜一搜你们这个妓院。”

“泰妮，”她丈夫说，“到后边去给警察局打个电话。”莱文的手搁在自己的枪上，但是身体并没有动。他并没有把枪掏出来，只是用眼睛盯着那个老妇人拖着裙子犹犹豫豫地走进厨房去。“快一点儿，泰妮，亲爱的。”

莱文说：“如果我相信她真的打电话去了，我早就一枪把她打死了。但是她并没有去找警察。你们比我更怕警察。她现在正在厨房的旮旯里藏着呢。”

阿基说：“你说错了，我告诉你，她找警察去了。我听见门响了。你不信自己去看看。”当莱文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他举起手来照着莱文耳朵后面打下来，手指上戴着专门为打人用的铜套。

但是莱文早已料到了这一点。他把头一低，躲过那人的拳头，一步蹿进厨房里，手枪已经握在手里。“不许动，”他大声喝道，“我这支手枪是没有声音的。我要在你身上打一枪，叫你一动就痛得要命。”老妇人果然在他预料的地方：她正趴在食具柜和门后边的旮旯里。她哼哼唧唧地说：“哦，阿基，你应该打中他的。”

阿基破口大骂。脏话像口水似的毫不费力地从他嘴里流出来，但是他的音调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受过良好教育、在神学院训练出来的。他说了不少拉丁字，莱文一点儿也听不懂。他气冲冲地说：“那个女孩子在哪儿？”但是阿基根本不听他的话，他站在那里，好像犯了神经病，眼球在眼皮下面向上翻着。看样子他倒像在做祈祷，有几个字莱文听着很像是祈祷词：“粪兜子”“嗓子眼”2。莱文又问了一句：“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别和他讲话了，”老妇人说，“他听不见。阿基，”她从食具柜旁边的角落里喊道，“没什么，亲爱的，你这是在家里。”她又气狠狠地对莱文说，“这都是他们把他整的。”

突然间，他不再骂了。他走了两步，堵住了厨房的门。他用一只戴着铜指套的手抓住上衣的领子，用温柔的语调说：“不管怎么说，主教大人，我相信……在那些年代里……在干草堆里……”他哧哧地笑起来。

莱文说：“叫他让开路。我要搜查一下这所房子。”他的眼睛盯着这两个人。这间透不过气来的小房子叫他神经非常焦躁，厨房里好像**漾着疯狂和恶毒的幽灵。老妇人从墙角里恶狠狠地看着他。莱文说：“我的上帝，你要是真把她害死了……你知道，肚子挨枪子儿是什么滋味吗？躺在那儿，不断地流血……”他觉得要打死她就像打死一只蜘蛛一样。他突然对她丈夫大喊一声：“滚开，别挡着我的路。”

阿基说：“甚至圣奥古斯丁……”他仍然挡着门，目光呆滞地望着莱文。莱文在他脸上打了一拳，身体马上往后一缩，躲开他挥舞的胳膊。莱文把枪举了起来，那个老妇人急忙喊叫：“别开枪，我把他弄走。”接着她又喊，“不许你碰阿基。他们过去已经把他整得够惨的了。”她拉着她丈夫的一只胳膊，满身灰尘、痛苦又多情地紧紧贴着他，还够不着他的肩膀。“阿基，亲爱的，”她说，“咱们到客厅去吧。”她把自己的一张又衰老又丑恶、满是皱纹的脸在她丈夫的袖子上蹭来蹭去，“阿基，主教给你来信了。”

阿基的眼珠子像洋娃娃似的翻了下来。他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开口说：“哦，我大概又犯小毛病了。”他好像似曾相识地看着莱文，“这个人还没走啊，泰妮？”

“到客厅里去吧，阿基，亲爱的。我有点儿话对你讲。”他任她领着，走进前面的客厅里。莱文跟在后面，从客厅里向楼上走去。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他一直听到那两个人咕咕哝哝地商量事。他们一定正在定计策，很可能他刚一转身走开，他们就会偷偷溜出去报警。如果那女孩子真不在这里，或者他们已经把她处置掉了，这两人是不怕警察来的。一层楼的楼梯口挂着一面破裂的大镜子，莱文走上楼梯，一眼看到镜子里的反影，下巴上胡须蓬乱，生着兔唇，丑陋不堪。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着。如果这时为了自卫需要他很快地掏出手枪来的话，不论他的手或他的眼睛都不会听他使唤的。我算完了，他心情沉重地想，我失去了自制力，叫一个娘儿们把我毁了。他把第一扇门打开，走进显然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铺着大花的鸭绒被，薄板镶面的胡桃木家具，一只装梳洗用具的绣花小口袋，盥洗盆架上摆着一瓶洗漱假牙的消毒水。他打开了立柜的门，一股发霉的旧衣服和樟脑球的气味扑鼻而来。他走到关着的窗户前面，看了看楼下的吉贝尔路。在他向室外观望的时候，楼上客厅里的叽叽喳喳的话语声不断传到他的耳朵里来，阿基和泰妮仍然在商量计策。一瞬间他的眼睛看到一个戴着软帽、样子有些笨拙的高大汉子正在街对面同一个女人说话，另一个人从街道一头走过来，这两人会合到一起，一起走远了。他立刻就看出来这两个人是警察。当然了，他们可能并没有看到他，他们经过这里只不过是例行巡查。莱文很快地走到外面楼梯口，竖起耳朵听了听：阿基和泰妮已经不再说话了。最初他还以为这两人离开这所房子了，但是他又仔细地听了听：从楼梯底下传来了老妇人的喘气声，他们并没有走。

楼梯口还有另一扇门。他拧了拧门把手，门是锁着的。他不想再和楼下的那对老夫妇浪费时间，干脆对着锁孔开了一枪，把锁打开。屋子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这间卧室不大，一张双人床就几乎把整个屋子填满了。壁炉没有生火，前面拦着一张烟火熏黑的黄铜网子。他向窗外望了一眼，楼下是一个石块铺地的小院子，一只簸箕，一道挂满烟灰的高墙同邻居的院子隔开，以及逐渐消失的暗淡日光。盥洗盆上放着一台收音机，衣柜里空无一物。他一眼就看出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用的。

但是屋子里还有一点儿什么，叫他迟迟不能离开：这间一度充满恐怖的房间还滞留着某种令人惊悸不安的感觉。他不能离开这里，必须弄清楚门为什么要锁上。如果屋子里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危及他们安全的线索，为什么他们要把一间空屋子锁起来呢？他把**的枕头翻开，自己也很奇怪，自己怎么会因为别人正在受苦而惹得这样心烦意乱，使自己握枪的手如此松懈？啊，他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一定要弄清楚。他一向是靠着手中的枪解决一切问题，现在却要运用脑子，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自己软弱无能，非常痛苦。我是受过教育的，不是吗？这句话带着某种嘲讽的意味在他脑子里萦绕着，但是他知道，要是外面的那两个警察到了这里，一定会发现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跪在地上，朝床下面看了看，什么东西也没有。这间屋子这么整齐干净，显得很不自然，倒好像为了消灭犯罪痕迹而精心整理过的。连**的垫子也重新拍打过。

他问自己说，是不是他太多疑了。也许那个手提包真是女孩子给他们的？但是他提醒自己，他们向他扯了谎，隐瞒了她在这里寄宿的日期，他们把手提包上的缩写姓名抠掉了，还把门锁上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锁门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怕小偷进来。可是钥匙应该留在外面呀！他知道得很清楚，每一件事都可以找到个解释：干吗皮包上还留着别人姓名呢？如果房客多了，自然记不清哪个人是哪夜来的了……都可以找到一个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觉得这里肯定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有些痕迹肯定被清除掉了……他产生了一种凄凉无依的感觉，他不能叫警察来帮助他寻找那个女孩子。难道因为他是个逃亡犯，那个女孩子也就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吗？“啊，基督，我多么希望。”雨点落到威维尔河面上，石膏做的圣婴，黄昏的光线逐渐从小石头院里消失，镜子里他的丑陋的倒影越来越暗淡，楼梯下面泰妮老太太仍然在吁吁喘气。“哪怕只一瞬息……”

他又走到楼梯口，但是有一种什么力量一直在往回拉他，倒好像他离开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地方似的。他走上三楼，在每间屋子里转了一下，但是那个力量始终在拉着他。在所有这些屋子里，都只有床、衣柜和一股郁积多日的化妆品和香水的气味。除了在一间屋子的柜橱里发现了一根断了的手杖外，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比起二楼的房间来，这些屋子更肮脏、更不整洁，但是使用的次数却比较多。他站在空屋子中间倾听着。楼下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泰妮和她的阿基正一声不响地在楼下等着他下来。莱文又一次问自己：他做的是不是一件蠢事，是不是下的赌注太大了。但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为什么不去叫警察呢？他并没有拦着他们，他上楼以后他们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两人却不肯走出去，正像一件什么东西总是牢牢地把他牵系在二楼的房间一样。

那种力量到底又把他拉回到二层去了。当他把房门关好，又一次站在大床和墙壁之间的一条窄窄的通道上的时候，他的心情显然比刚才好多了。牵挂着他的力量停止了。他又可以思考问题了。他开始一寸一寸地检查这个房间，甚至连盥洗盆上的收音机也搬开来看了看。这时候他听见楼梯上咯吱咯吱地有人走动，他把头靠在门上仔细倾听着，他想他听到了阿基正小心而笨拙地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很难相信这两个老家伙没有怀着鬼胎。莱文顺着床沿挤着，沿着四面墙走了一周，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按着带花图案的闪亮的糊墙纸。他过去听人说有人把墙上的窟窿用纸糊起来，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后，他走到壁炉前面，把护炉的铜网子摘掉。

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壁炉里支着，两脚在炉膛里，脑袋在上面烟囱里，从外面无法看到。莱文的第一个思想是复仇；如果这是他认识的那个女孩子，如果女孩子已经死了，我就要把他们打死，我要把子弹打进叫他们疼痛不堪的地方，叫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断气。他跪在地上，慢慢把烟囱里的身体拽出来。

她手和脚都被缚住，一件旧布汗衫绑在头上，堵着嘴，眼睛是闭着的。他不知道她活着还是死了。他首先把堵嘴的汗衫割开，生气地骂她说：“醒醒，你这坏女人，快醒醒。”他又俯在她身上央求，“你醒醒好吗？”他不敢离开她，而屋子里没有水壶，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他把她身上的绳子切开以后，就坐在她身旁的地板上，眼睛望着门，一只手摸着枪，一只手放在她胸脯上。当摸到她还在呼吸的时候，他的感觉好像是自己重新恢复了生命似的。

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是说：“请你。那太阳。太强了。”屋子里并没有阳光，不久就黑得连看书也看不成了。莱文想：他们把她在这里活埋了多久啊。他用手遮住她的眼睛，不叫隆冬薄暮的暗淡光线照着她。她疲劳不堪地说：“我可以睡觉了。现在我能呼吸了。”

“不要睡，不要睡，”莱文说，“咱们得离开这个地方。”他没有想到，她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说：“好吧，到哪儿去？”

莱文说：“你不记得我是谁了。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但是我要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她说：“我发现了一些事儿。”他以为她指的是恐怖和死亡这类的事，但是在她声音大了一点儿以后，很清楚地解释说：“是你说的那个人。查姆里。”

“这么说你还认识我是谁。”莱文说。但是她并不理会他的话。好像在她被塞在烟囱里的时候，她一直反复叨念着她准备要说的话。一有人发现她，她就要马上把她准备的话说出来，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猜到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了，在一个什么公司。我告诉了他，他吓坏了。他一定就在那里工作。我不记得那公司的名字了。我得想一想。”

“别着急，”莱文说，“你会想起来的。可是你怎么会居然没有发疯啊……耶稣基督，你可真有胆量。”

她说：“不久以前我还什么都记得。我听见你在屋子里找我，后来你走了，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想你现在能走路吗？”

“当然能。咱们得快一点儿。”

“到哪儿去？”

“我都计算好了。我会记起那名字的。我有好多时间想事情。”

“听你说话，倒好像你一点儿也没吓着似的。”

“我一直认为我会被发现的。我急着想把我知道的告诉人。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在想战争。”

他又非常佩服地说：“你真有胆量。”

她开始上上下下地活动手脚，动得很有规律，好像是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节目顺序。“我想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我在什么地方读过——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读的了——婴儿不能戴防毒面具，因为他们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她扶着他的肩膀站起来。“里面的空气不够。这样一来，事情就更清楚了。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叫战争打起来。这有点儿可笑，是不是？就咱们两人。但是没有别人能帮助咱们啊。”她接着又说，“我的两只脚麻得厉害。这就好了，说明血液已经开始流动了。”她试着想站起来，但是并不成功。

莱文看着她。他说：“你还想什么来着？”

她说：“我还想到了你。我真希望我那次没有那样把你丢开。”

“我本来以为你去报警了。”

“我不会去的。”这次她扶着他的肩膀勉强地站了起来，“我是站在你一边的。”

莱文说：“咱们得离开这个地方。你能走路吗？”

“能。”

“那你别扶着我。外面有人。”他站在门后边，拿着枪听了一会儿。那两个人有足够的时间想出个办法来，他们的时间比他多。莱文把门打开。天已经差不多完全黑了。他看不见楼梯口有什么人。他想：那个老家伙一定是站在门旁边拿着通条等着打我呢。我要一下子冲出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在门口拴了一条绳子，一下子把他绊倒了。他跪倒在地上，手枪脱了手，掉到地板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阿基手里的火钳已经打在他的左肩上。他被打得晕头转向，动弹不得。他只能想：下一次就要打在我头上了，我变得软弱了，我本该想到绊脚索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安的声音：“把火钳放下。”莱文非常痛苦地站起来，原来那女孩子已经把落在地上的手枪抢到手，正用它对着阿基。莱文有些吃惊地说：“你真了不起。”老妇人在楼梯下面喊：“阿基，你在哪儿呢？”

“把枪给我，”莱文说，“下楼去，你不用怕那只老母狗。”他倒退着跟在她身后，手枪对着阿基，但是那两个老家伙的招数已经使完了。“要是他刚才再乱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我不会感到吃惊的，”安说，“要是我也饶不了他。”

他又说了一遍：“你真了不起。”他几乎已经把他刚才在街上看见的侦探给忘了，直到他的手放到门把手上，才又想起来。“要是外面有警察，我也许得扔下你，自己先跑掉。”他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讲，一点儿也不犹豫，“我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在火车停车场里。一间废弃不用的木棚。我今天晚上在离车站五十码的墙边等着你。”莱文打开房门，街上看不见有人。他俩一起走出去，走到暮色沉沉的空旷街头。安说：“你看见对面门道里有一个人吗？”

“看见了，”莱文说，“那里是有一个人。”

“我觉得那人像——但这是不可能的。”

“街口还有一个人。一点儿不错，他们是警察，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要是知道，一定会动手捉我的。”

“那你就要开枪了。”

“当然要开枪，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笑了笑，夜空的潮气好像浸湿了他的喉咙，“我把他们骗得够呛。”火车站大桥那边，城市的灯火已经亮起来，可是他们这里仍然笼罩在昏黑的暮色里。一辆机车在岔道上隆隆地驶过去。

“我走不了长路，”安说，“很对不起。我想我身体还不太好。”

“不远，”莱文说，“有一块木板是活的。今天早上我什么都安排好了。那里面还有麻袋，很多麻袋。简直像咱们家似的。”

“像家似的？”莱文没有回答。他摸着停车场涂着沥青的木板墙，回忆起一间地下室的厨房和差不多是他能够记忆起的第一件事：他的母亲趴在桌子上，身上流着血。她连厨房的门也没有关，她就是这样一点儿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后来做了不少令人心寒的事，他想，但是他做的任何一件事也不能同这件相比。迟早有一天他会做出来的。那就像重新开始有生命似的：当人们谈起死亡、流血、伤口和家的时候，就有一件事可以回忆了。

“要是个家可太寒碜一点了。”安说。

“你不用怕我，”莱文说，“我不会强留你的。你可以坐一会儿，跟我说说他们是怎样对你的，查姆里做什么了，以后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

“就是你给我钱我也走不动了。”莱文只好叫她一面扶着墙，一面用手臂架着她。他把自己似乎永远也不枯竭的精力贯注到她的意志里去。他说：“坚持一下。我们这就到了。”在寒冷中，他瑟瑟发抖，用尽一切力气搀着她，想在昏暗中看一看她的脸。他说：“到棚子里你就可以休息了。那里面有许多麻袋。”他好像一个向别人夸耀自己住所的人，怀着很大的骄傲。好像那住所是他用自己的钱购置的，要么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