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他审理一件盗窃的小案件，需要审问六个证人，可这六个人的供词他一句也不信。如果审问的是欧洲人，就有一些话他可以相信，有一些话他不相信，可以在真话同谎言之间根据他的推测画一条杠杠——至少“谁能得到好处[61]”这一原则能起作用；如果是盗窃案而又不掺杂保险费的问题时，至少可以断定确实有东西被偷掉。可是他现在办的这个案子却无法作出这个判断，什么杠杠也画不出来。他知道有的警官就是因为好像沙里淘金似的费尽心思想分析出一小点确凿无疑的真实情况而弄得精神崩溃，他们中间有的人忍不住动手打了证人，在本地克里奥尔人办的报纸上受到冷嘲热讽，最后不得不告病回国或者调动到其他地方去。在某些人身上这类事会引起他们对黑皮肤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斯考比在他十五年任职期中，早已经过了这种危险的阶段了。虽然陷入了一团乱麻似的谎言里，他现在反而更加喜爱这些人了：他们用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把一种外国的司法手续弄得完全瘫痪了。

最后，办公室里的人又都走净了，事故记录上的案件一件件地都已处理完毕，斯考比拿出一个拍纸簿来，在手腕下面垫了一块吸墨纸，以便不使手上流的汗把信纸洇湿。他开始给露易丝写信。对他说来，写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因为警察这门职业多年培训的结果，他在签署自己名字的纸上从来不肯写下任何不真实的话，哪怕是为了安慰别人而扯的小谎。他需要非常精确；如果为了使人心安，也只能把某些事略去不谈，所以在他写了“我亲爱的”几个字后，他决定略去一些事。他不肯写他很想念她这样的词句，但是他可以不告诉她自己现在安然自得的心情。我亲爱的，这封信又写得很短，你一定要原谅我。你知道我不怎么会写信。我昨天接到了你的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告诉我你要在德班城外哈里法克斯太太的朋友家住一个星期的信。这里一切都很宁静。昨天晚上发了一次警报，事后才知道是一个美国驾驶员误把一群海豚当成敌人的潜艇了。雨季当然已经开始了。我在上一封信里告诉过你的那位罗尔特太太已经出了院，他们让她住在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间尼森式住房里等船。我要尽我的力量让她舒适一些。咱们的佣人仍然在医院里，但是已经没有危险了。我真的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了。塔利特的案子仍然拖着没完——我想就是到了最后也不会弄个水落石出。前两天阿里不得不去牙科医生那里拔掉几颗牙。为了这件事，他闹了个人仰马翻。如果我不用汽车硬把他拉去，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医院的。斯考比搁下了笔，他想到信件检查员——恰好检查员是卡特太太和卡洛威——会读到他最后要写的几句温情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你要保重身体，亲爱的，别为我担心。只要你快乐，我就感到快乐。再过九个月我就要休假，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本来还要写“你永远在我的心里”，但这不是一句他愿意签署自己名字的话。取而代之，他写的是：一天中，你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里。接着，他考虑该签哪个名字。因为他相信这样写可以使她高兴，所以尽管不太情愿，还是写了“你的蒂奇”。蒂奇——他突然想到了另一封署名“迪奇”的信，这封信在他的梦中出现过两三次。

巡佐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迈着行军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央，精神抖擞地转过身来，向他敬了个礼。在巡佐进行这一套仪式的时候，斯考比从容地写好信封。“有事吗，巡佐？”

“长官，专员要你去见他。”

“好的。”

专员的办公室里坐着不止一个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脸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汗涔涔地闪着亮光，此外，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斯考比从未见过面的高大瘦削的人——这人一定是坐飞机来的，因为过去十天中并没有轮船在这里靠岸。这人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和领章，可是在他的一身宽松、邋遢的军服上，这些标记好像安错了地方，根本不是他的。

“这是斯考比少校，这位是赖特上校。”斯考比一眼就看出来，专员很不安，有些气恼。专员说：“坐下，斯考比。是关于塔利特案件的事。”因为外面下着雨，屋子里光线暗淡，一点儿风也不透。“赖特上校从开普顿来，要了解一下这件事。”

“从开普顿来的，先生？”

专员把脚挪动了一下，手里摆弄着一把小刀，他说：“赖特上校是军情五处的代表。”

“这件事真是让人感到遗憾。”殖民厅厅长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别的人不得不把头凑过去才能听清楚。专员开始用小刀削起桌角来；他显然不想听厅长说的是什么。“不同别的部门协商，我认为警察局本来不该采取行动——不该这样处理的。”

斯考比说：“我一直认为堵塞钻石走私是我们的职责。”

殖民厅厅长又用他那含混、低哑的声音说：“查获的钻石还不值一百英镑。”

“这是查获的唯一一批走私的钻石。”

“塔利特犯罪的证据不足，斯考比，不该进行逮捕。”

“他没有被逮捕，我们只不过传讯了他一下。”

“他的律师说，他是被强行带到警察厅去的。”

“他的律师扯谎。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殖民厅厅长对赖特上校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事情多么难办。信仰天主教的叙利亚人总说他们是受迫害的少数派，说信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把警察收买了。”

斯考比说：“如果这件事不照现在这个方法处理，他们又会说另外一套话——只不过那样事情就会更糟。国会议员对伊斯兰教徒比对天主教徒更有好感。”斯考比意识到，直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提到这次开会的真正目的。专员一小片一小片地只顾埋头削自己的办公桌，对一切充耳不闻。赖特上校用肩膀紧抵着椅子靠背，一言不发。

“就我个人而言，”殖民厅厅长说，“我会……”他的低哑的声音转为一阵模糊不清的咕哝。赖特用手指堵着一只耳朵，侧着头，仿佛在努力倾听一只出了毛病的电话耳机，也许他分辨得出厅长的字音。

斯考比说：“我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相信塔利特的话，他对尤塞夫提出反控。”

斯考比说：“那是因为你在这块殖民地只待了五年。”

赖特上校突然插嘴说：“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斯考比少校？”

“十五年。”

赖特上校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员不再削桌子了，他砰的一下把小刀往桌面上一戳，开口说：“赖特上校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这你是知道的，专员。尤塞夫提供的。”赖特和殖民厅厅长并排坐在那里望着他；他低着头靠后一步站着，等着下一步棋。但是并没有下一步棋。他知道他们正等着他进一步解释他刚才的大胆的回答；他也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认为他承认自己心虚胆怯了。沉默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了，这种沉默仿佛是对他的指控。几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同尤塞夫说过，他准备让专员知道他向尤塞夫借钱的详细情况。也许当时他确实有这个打算，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尤塞夫一下，他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应该在对塔利特采取行动以前把这件事告诉专员，不应该事后再说。弗莱塞尔从办公室后面的过道上走过来，用口哨吹着那支他心爱的歌曲。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说了一声“对不起，专员”，马上又缩了回去，留下一股热烘烘的动物园的气味。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在继续着。专员从桌子上拔出小刀，又开始了切削的工作，好像他再一次下决心置身事外，对这一切都不闻不问。殖民厅厅长清了清喉咙。“尤塞夫？”他重复了一句。

斯考比点了点头。

赖特上校说：“你认为尤塞夫这人可靠吗？”

“当然不可靠，上校，但是只要我们得到情报，不管来源如何，总应该采取行动，再说这次的情报在某一点上还是正确的。”

“在哪一点上？”

“确实查获到钻石了。”

殖民厅厅长说：“尤塞夫常常给你提供情报吗？”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线索。”

殖民厅厅长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除了“尤塞夫”这个名字以外，斯考比什么也没听清楚。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厅长。”

“我说你同尤塞夫有联系吗？”

“我不懂你所谓的联系指的是什么。”

“你常常同他见面吗？”

“我想，在过去这三个月我同他见过三次面——不，四次面。”

“因为公事？”

“不一定都是公事。一次他的车在路上抛了锚，我让他搭我的车回家去。一次我在班巴得了热病，他来看我。一次……”

“我们并不是在对你进行审讯，斯考比。”专员说。

“我认为这些先生是在审讯我，专员。”

赖特把他跷起来的二郎腿放下，说：“咱们把问题归结到一点吧，斯考比少校。塔利特提出了反诉——对你们警察厅，对你。他说尤塞夫给了你钱。他给过吗？”

“没有，上校。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奇怪的感觉：他还不需要说瞎话。

殖民厅厅长说：“自然了，送你的妻子去南非靠你个人的收入是完全办得到的。”斯考比紧紧贴着椅背坐着，什么也没说。他又一次感到，沉寂正在渴望着他的语声。

“你不想回答？”殖民厅厅长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

“这个人可得提防着点儿，斯考比。”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同我一样长，你也许会了解，警察正是要同那些市政厅不屑于理睬的人打交道。”

“我们不想叫大家感情激动，是不是？”

斯考比站起身来。“我可以走了吗，专员？如果这两位先生要问我的话已经问完了……我有个约会。”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一颗心因为愤怒而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样的时刻一定要小心提防：血液从身体两侧往下流，眼前晃动着一块红布。

“就这样吧，斯考比。”专员说。

赖特上校说：“打搅你了，务必请你原谅。我接到一份报告，不得不正式调查一下。我对咱们这次的谈话很满意。”

“谢谢你，上校。”但是上校这些抚慰的话说得太晚了一些，斯考比一闭眼脑子里就浮现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湿漉漉的面孔。殖民厅厅长低声细气地说：“这不过表示一下，我们办事很审慎，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在半小时内你还需要我，专员，”斯考比对专员说，“我将在尤塞夫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