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对我说——这差不多是在她约会回来、浑身上下滴着水珠走进门厅的那一天前，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后几句话——“你不用这么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说这句话时她早已作好了决定，只是我到第二天才知道，第二天的电话就像被人发现的死尸一样张着嘴，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说：“亲爱的，亲爱的，人们看不见天主，但不是一辈子都爱他吗？”

“那不是我们这种爱。”

“有时候，我不相信还有别的样子的爱。”我想那会儿我应该能看出她已经处在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的影响之下了——我们刚在一起时，她从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们曾那样快乐地相约，要把天主从自己的世界里抹掉。当我小心地打亮电筒，替她照着路，走过被炸毁的门厅时，她再一次说道：“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我们的爱够分量的话。”

“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我说，“你反正是什么都有了。”

“你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

窗玻璃的碎片在我们脚下咔嚓咔嚓地响，只有门上那扇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有年头的彩色玻璃还牢牢地竖在那儿。变成粉末状的玻璃已经发白，就像落了雪的田野里或者马路边上被孩子们弄碎的冰块一样。她再次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她指的并不是那些五小时后还像蜜蜂一样发着嗡嗡声、从南面源源不断飞过来的奇怪的新武器。

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里后来被称为V-1飞弹攻击的第一夜。当时我们对空袭已经变得不习惯了，自从大空袭在一九四一年随着一系列最后的大突袭结束以来，除了一九四四年二月里一段短短的时间外，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所以当空袭警报拉响、第一批飞弹打来时，我们还以为只是几架敌机突破了我们的夜间防空网。一个小时过去了，空袭警报还未解除，大家不免感到有点不满。我记得自己当时对萨拉说：“他们一定是没什么事好做，弄得连反应都迟钝了。”就是这会儿，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我们躺在**看见了打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枚导弹。它从公共草坪上空低低地掠过，我们误以为它是一架着了火的飞机，并把它发出的那种异样低沉的嗡嗡声当作失去控制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第二枚飞弹又飞过来了，接着是第三枚。这下子我们改变了先前对我方防空网的看法。“我们打它们就像打鸽子似的，”我说，“可是它们还要飞过来，真是疯了。”然而，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它们还在源源不断地飞过来，天破晓以后也是如此，甚至在我们意识到这回是一种新玩意儿了以后也还是这样。

空袭开始时，我们刚刚躺上床。我们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因为它而改变。那时候，死算不了什么——起初，我甚至还祈求过它的到来：被炸弹炸成碎片，灵肉俱灭以后，我就再也不用起床穿衣，看着她的手电筒光像一辆缓缓驶离的汽车的尾灯一样，朝着公共草坪那一头慢慢游走了。有时候我想，来世难道就不能是死亡那一瞬间的无限延长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当时应该会选择——而且现在她若还活着的话，我依然还会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去死：它将是一个绝对信任和绝对快乐的时刻，一个因为不可能思考所以也不可能争吵的时刻。我抱怨过她的谨慎，并且心怀怨恨地拿我们所用的字眼“洋葱”来同她所写的那张被帕基斯先生抢出来的纸片作过比较。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她能够爱得多么忘情的话，那么读到她写给那位我素不相识的继任者的信时，我又怎么会这么难过呢？不，在我们爱的行为结束以前，V-1飞弹并没能影响我们。我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头枕着她的腹部，嘴里含着她的味道——像水一样清淡飘忽的味道——躺在那儿。这时候一枚导弹落到了公共草坪上，我们能听到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

“我想我们该到地下室去。”我说。

“你的女房东在那里，我不能见外人。”

伴随着肉体占有而来的是一种带有责任感的温情，这时候你会忘记自己只是个情人，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我说：“她可能不在。我下去看看。”

“别去，千万别去。”

“要不了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句话人们一直在说，尽管他们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一会儿很可能就是永远。我穿上睡袍，找到了电筒。其实电筒几乎用不着：天已经蒙蒙亮了，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我能看到她脸上的轮廓。

她说：“快去快回。”

我跑下楼梯时，听到了下一枚导弹飞来的声音，随后便是导弹发动机关掉时那突然降临的、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寂静。我连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赶紧跃过玻璃碎片卧倒的时间都没有。我完全没有听到爆炸的声响。五秒钟或者五分钟之后，我醒了过来，发现周围的世界变了样子。我以为自己还双脚站着，周围的黑暗令我疑惑不解。有人好像正用一只冰凉的拳头顶着我的腮帮，我的嘴里有一股咸丝丝的血腥味道。有一小会儿，除了一种仿佛刚刚经过长途旅行似的疲倦感以外，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一点也记不起萨拉，而且完全摆脱了焦虑、嫉妒、不安全感、愤恨：我的大脑成了一张白纸，有人正要在上面写上快乐的消息。我觉得等到自己的记忆恢复以后，那消息肯定还会接着写下去，那时候我就会快乐了。

然而等到记忆真的恢复以后，情况却并非如此。我首先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地上，那个悬在我身体上方、挡住光线的东西是前门：它被别的瓦砾绊住，悬在离我身体几英寸远的地方。不过奇怪的是，后来我发现自己身上从肩膀到膝盖都是一片青紫，就好像是被它的影子打了似的。顶到我腮帮上的拳头是门上的瓷把手，它撞掉了我的两颗牙齿。当然，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我从门下面爬出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我向地下室里喊了几声，但是里面没人。透过被炸坏的门道，我可以看到外面灰色的晨曦，产生了一种从被炸毁的门厅一直向外面延展的空旷感：我意识到，一棵曾经挡住光线的大树完全不在了——连被炸毁的树干的痕迹都没留下。很远处，警报员还正拉着防空警报哨。我向楼上走去。第一段楼梯被埋在一尺深的灰土里，扶手也没有了，不过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房屋并未真正严重受损：被炸弹炸了个正着的是我们邻居家。我房间的门开着，我沿着过道走过去时能看到萨拉。她下了床，正趴在地板上——我想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她看上去年龄小得荒谬，活像一个赤身**的孩子。我说：“这颗落得可够近的。”

她很快转过头来，惊恐地望着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睡袍已经撕破，上上下下都沾满了灰土。我的头发也因为落满灰土而变成了白颜色。我的嘴上和两颊上都是血。“噢，主啊！”她说，“你还活着。”

“你的口气听上去很失望。”

她从地板上爬起来，去找衣服。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能走，过一会儿肯定就会拉空袭警报解除信号了。”

“我得走了。”她说。

“两颗炸弹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我说。不过此话是脱口而出，说时不假思索，因为这是一种常识，事实经常证明这种常识是错误的。

“你受伤了。”

“不过是掉了两颗牙齿。”

“到这边来，我给你洗洗脸。”没等我再次表示异议，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穿衣服会这么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脸。

“你在楼上干什么？”我问。

“祈祷。”

“向谁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东西。”

“还是赶快下楼更实际。”她的严肃让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让她别这么严肃。

“我下过楼。”她说。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到你，最后只看见门下伸出来你的一只手臂。我以为你死了。”

“你不妨过来查看一下。”

“我过来过，但是掀不动那扇门。”

“门并没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开。那样我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当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祈祷的了，对吧？”我逗弄着她，“除非是祈祷发生奇迹。”

“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她说，“就会祈祷发生奇迹。穷人不是会碰到奇迹吗？我就是个穷人。”

“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走吧。”我说。她摇摇头，径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后走下楼梯，违背自己意愿地缠着她。“今天下午能见到你吗？”

“不，不行。”

“那么明天的什么时候……”

“亨利要回来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们的关系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个名字，它给每一阵开心、逗乐或者欢快的心情都泼上了凉水，提醒我说：爱情会死亡，而温情和习惯会取胜。“你不用这么害怕，”她说，“爱不会终结……”而在亨利家的门厅里再次见到她，听到她说“是你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