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又回头看了看出租车的窗玻璃，透过那烟灰色的玻璃什么也看不到：仿佛莫瑞斯故意将自己投进了一池铁色的湖水，而且连一声喊叫也没有。她被剥夺了她唯一想看见和听见的，没有再次拥有的希望，她厌恶如施舍般推到她面前的所有东西，就像一个肉店老板将上好的肉换成劣质品塞给她，而把前者留给更紧要的顾客。

在那座月桂树环抱的房子里吃午餐真是一种折磨。她的婆婆邀来了一个无法推辞的客人——一位牧师，有个平淡无奇的名字叫波顿姆雷（她叫他以斯拉），从非洲传教归来。在一次他做的大概是晚祷的布道会上，萨拉感到自己就像一件展品。卡瑟尔夫人没有介绍她。她只是说，“这是萨拉”，似乎她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实际上她确也如此。波顿姆雷先生对萨姆好得让人难以忍受；对于萨拉，则将她视为来听他讲道的黑人而予以关照，其分寸似乎也是精心计量的。原本一看见他们就逃之夭夭的“叮当小仙女”，现在又显得过分友好，不停地挠着她的裙子。

“跟我说说像索韦托这种地方的真实面貌吧，”波顿姆雷先生说，“我的传教区，你知道，在罗得西亚。英国的报纸对那儿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么黑。”他补充道，而随即又为自己的失误涨红了脸。卡瑟尔夫人给他倒了另一杯水。“我的意思是，”他说，“你能够在那里很好地抚养一个小家伙吗？”他明亮的眼神罩住了萨姆，宛如夜总会里的聚光灯。

“萨拉怎么会知道，以斯拉？”卡瑟尔夫人说。她不无勉强地解释道：“萨拉是我的儿媳。”

波顿姆雷先生的脸更红了。“啊，那你是过来看看的？”他问。

“萨拉现在跟我住，”卡瑟尔夫人说，“就这段时间。我儿子从没在索韦托待过。他在大使馆。”

“这孩子来看看奶奶肯定很高兴。”波顿姆雷先生说。

萨拉想：“从今往后，生活就这样了吗？”

波顿姆雷先生走后卡瑟尔夫人说她们得认真地谈一谈。“我给莫瑞斯打了电话，”她说，“他的情绪简直不可理喻。”她扭头对萨姆说：“到花园去吧，亲爱的，去玩游戏。”

“在下雨呢。”萨姆说。

“我忘了，亲爱的。上楼去和‘叮当小仙女’玩儿。”

“我会上楼的，”萨姆说，“但我不和你的猫玩儿。布勒才是我的朋友。它知道怎么对付猫。”

萨姆离开后卡瑟尔夫人说：“莫瑞斯对我说，如果你回家他就出走。你们怎么了，萨拉？”

“我不大想说这个。莫瑞斯叫我来，我就来了。”

“你们谁是——呃，他们称之为过错方？”

“一定要有过错方吗？”

“我会再给他打电话的。”

“我拦不住你，但这没用的。”

卡瑟尔夫人拨了号码，萨拉向她并不信仰的上帝祈祷，哪怕至少能听到莫瑞斯的声音，可“没有回答”，卡瑟尔夫人说。

“他大概在办公室。”

“星期六的下午？”

“他的工作时间很没规律。”

“我以为外交部办事是更有条理的。”

萨拉一直等到晚上，在让萨姆睡了之后，便走到镇上。她来到王冠酒吧，点了份J. & B.。为了记着莫瑞斯，她要了双倍，然后向电话间走去。她明白莫瑞斯告诉过她，别和他联系。如果他仍在家，那电话一定受着监听，他会假装气恼，继续和她进行一场并不存在的争吵，可至少她会知道他在家里，而不是在警署牢房或是在去一个她从没见识过的欧洲的路上。她让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挂上——她清楚自己这样做能让他们轻易地跟踪到电话，可她不在乎。假如他们来找他至少她还能得知他的消息。她出了电话间，在吧台喝掉了J. & B.，然后走回卡瑟尔夫人家。卡瑟尔夫人说：“萨姆一直在叫你。”她上了楼。

“怎么了，萨姆？”

“你觉得布勒好好的吗？”

“当然好好的。会有什么事呢？”

“我做了一个梦。”

“你梦见了什么？”

“我记不得了。布勒会想我的。我真想能把它带来。”

“我们没法带它来。你知道的。它肯定迟早会把‘叮当小仙女’干掉。”

“我才不管呢。”

她颇不情愿地下楼去。卡瑟尔夫人正在看电视。

“有什么好玩的新闻吗？”萨拉问。

“我很少听新闻，”卡瑟尔夫人说，“我喜欢看《泰晤士报》上的。”可第二天的周日报纸上根本不会有让她感兴趣的新闻。星期天——他从来不必在星期天上班。正午时分她又回到王冠酒吧向家里打电话，她又让电话长久地响着——他也许带着布勒在花园，可最终她不得不放弃希望。她自我安慰地想，他已经逃走了，但她又提醒自己他们有权力不经起诉就可拘禁他——是三天吗？

卡瑟尔夫人的午餐——一大块烤牛肉——雷打不动地定在一点钟。“我们听听新闻吧？”萨拉问。

“别玩餐巾套环，萨姆亲爱的，”卡瑟尔夫人说，“把餐巾拿下来吧，套环放在盘子边上。”萨拉调到了三台。卡瑟尔夫人说：“星期天没有新闻值得听。”而她当然是对的。

从没有哪个星期天过得如此漫长。雨停了，虚弱的阳光企图在云层中寻找间隙。萨拉带萨姆去所谓的——她不知道为什么——森林里散步。没有树——只有低矮的灌木和丛林（有一块区域已被辟为高尔夫球场）。萨姆说：“我更喜欢阿什瑞奇。”片刻后又说，“没有布勒的散步不像散步。”萨拉寻思着：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他们穿过高尔夫球场的一角回家，一个显然是酒足饭饱的高尔夫球手高声叫他们从球场草地上走开。萨拉还未及反应他又喊道：“嘿！你！说你呢，陶普西！”萨拉依稀记得那“陶普西”是某本读物上的一个黑人姑娘，她小时候卫理公会的人送给她读过。

那天晚上卡瑟尔夫人说：“我们该认真谈谈了，亲爱的。”

“谈什么？”

“你问我谈什么？真是，萨拉！当然谈你和我孙子——还有莫瑞斯。你俩都不愿意对我说这场争吵到底为了什么。是不是你或者莫瑞斯有理由要离婚？”

“可能吧。遗弃是要起诉的，对吧？”

“谁遗弃谁？到你婆婆家算不上遗弃。而莫瑞斯——他只要是在家就不算遗弃你们。”

“他不在。”

“那么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卡瑟尔夫人。你就不能再等一段时间，而别急着谈吗？”

“这是我的家，萨拉。搞清楚你们究竟打算待多久会让我方便些。萨姆应该上学。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如果你让我们只待一个星期的话，我保证……”

“我不是要赶你们走，亲爱的，我是在努力使你表现得像个成年人。我认为你如果不愿意和我谈的话，就应该找个律师谈。我明天可以给拜里先生打电话。他处理我的遗嘱。”

“就只给我一个星期，卡瑟尔夫人。”（曾几何时卡瑟尔夫人还提议萨拉叫她“妈妈”，可当萨拉继续称她卡瑟尔夫人时她显然是松了口气。）

星期一上午她把萨姆带到镇上，把他留在一家玩具店里，然后去王冠酒吧。她在那里往办公室打电话——这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如果莫瑞斯好端端地在伦敦，他肯定会给她打电话。多年前当她在南非为他工作时，她绝不可能这么鲁莽，但在这个安宁的郊区小镇，在一个从不知种族暴乱或午夜叩门为何物的地方，对危险的想法似乎缥缈得不切实际。她请求和卡瑟尔先生的秘书说话，当一个女人来应答时，她说：“是辛西娅吗？”（她只知道名字，但从未见过面或是说过话。）有很长一段停顿——长得足以让某人插进来听——可在这个退休老人聚居的地方，当她看着两个卡车司机喝完了苦啤酒时，她不愿相信会有那样的事。接下来一个冷漠而细微的声音说：“辛西娅今天不在。”

“她什么时候来？”

“恐怕说不好。”

“那卡瑟尔先生呢？”

“请问您是谁？”

她想：我简直就是在出卖莫瑞斯，她挂了电话。她觉得她也出卖了自己的过去——那些秘密会晤、密信、莫瑞斯在约翰内斯堡为指导她以及为使他俩免遭BOSS的迫害而花费的心血。而且，在所有这些之后，穆勒现身在了英国——他还和她同桌共餐。

她回来时注意到有辆陌生的车停在植了月桂的车道上，卡瑟尔夫人在过道里等着她。她说：“有人想见你，萨拉。我把他安顿在书房了。”

“是谁？”

卡瑟尔夫人压低嗓音用嫌恶的口吻说：“我认为是警察。”

此人留着浓重的金色唇须，他正坐立不安地捻着这胡须。他绝不是萨拉年少时熟知的那种警察，她也奇怪卡瑟尔夫人是如何探知他的职业的——她会将他认作与当地住户做了多年生意的小商人。他看起来就和卡瑟尔医生的书房一样亲切友善，这屋子在医生去世后原封未动：烟斗架仍搁于书桌上，那只中国碗充当了烟灰缸，还有那把转椅，而那心神不定的陌生人则无法安稳地坐在椅子上。他站在书架旁边，魁梧的身材部分地遮住了那套鲜红色的“洛布古典丛书”，以及绿色牛皮封面的第十一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问道：“是卡瑟尔夫人吗？”她几乎想答道：“不。那是我婆婆。”她觉得在这座房子里她像个陌生人。

“是的，”她说，“有事吗？”

“我是巴特勒探长。”

“哦？”

“我接到了一个伦敦打来的电话。他们请我来跟您谈谈——就是说，如果您在这儿的话。”

“为什么？”

“他们认为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怎么跟您丈夫联系。”

她感到一阵巨大的轻松——他总算还没有给关起来——直到她转念一想这或许是个圈套——甚至巴特勒的和蔼、羞涩以及明摆着的诚实可能都是圈套，那种BOSS喜欢耍的把戏。可这儿并非BOSS的国度。她说：“不，我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联系。有什么事吗？”

“呃，卡瑟尔夫人，这跟一只狗有部分关系。”

“布勒？”她大声叫道。

“哦……如果那是它的名字的话。”

“是它的名字。告诉我这都是怎么回事。”

“你们在伯克翰斯德的国王路有幢房子。是这样，对吗？”

“是的。”她释然地笑出了声，“布勒又咬死了猫吗？但我在这里。我并不知情。你得找我丈夫，而不是我。”

“我们想办法找过，卡瑟尔夫人，但没能联系上。他的办公室说他不在。他好像丢下狗走了，尽管……”

“是很名贵的猫吗？”

“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什么猫，卡瑟尔夫人。是邻居们抱怨那声音——一种哀叫——有人打电话报了警。你瞧鲍克斯摩尔一带最近出过盗窃案。呃，警察派了个人去察看——他发现储藏室窗户开着——他不用打碎玻璃……那狗……”

“没被它咬着吧？我从没听说布勒会咬人。”

“那可怜的狗什么也咬不了了：就它那模样。它被人打了一枪。不管是谁干的，那可是干得一塌糊涂。恐怕，卡瑟尔夫人，他们不得不把您的狗结果掉了。”

“哦，上帝，萨姆会怎么说啊？”

“萨姆？”

“我儿子。他很爱布勒。”

“我自己也喜欢动物。”接下来的两分钟沉默显得很冗长，像是停战日那天对死者的两分钟致意。“我很抱歉带来了坏消息。”巴特勒探长终于开口了——汽车和人的喧闹声重又传了进来。

“我不知道该对萨姆说什么。”

“告诉他狗被汽车碾了，当场死了。”

“是的，我想这样说最好。我不喜欢向小孩子撒谎。”

“有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巴特勒探长说。她不清楚自己将被迫说的那些谎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她看着那浓厚的金色唇须，盯住他温和的眼睛，很纳闷到底是什么使他做了警察。而对他说谎也有点像对小孩子说谎。

“你不坐下说话吗，探长？”

“您坐，卡瑟尔夫人，请原谅。我已坐了一早晨了。”他专注地看着烟斗架上的那排烟斗：仿佛那是一幅珍贵的画，而作为行家他也懂得鉴赏其价值。

“谢谢你亲自过来，而不是在电话里告诉我。”

“呃，卡瑟尔夫人，我得过来是因为还有些其他问题。伯克翰斯德的警察认为也许屋子遭了劫。有一扇储藏室的窗户是开着的，劫匪也许开枪打了狗。家里好像没怎么给翻过，不过只有您或您丈夫能看出来，而他们好像联系不上您丈夫。他有没有什么仇家？并没有搏斗过的痕迹，但假设另一个人是持枪的，就不会有打斗。”

“我不知道有什么仇家。”

“一个邻居说印象中他是在外交部工作。今天上午他们费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了他工作的部门，而似乎他们自周五之后就没见到过他。他应该来的，他们说。您最后看见他是什么时候，卡瑟尔夫人？”

“星期六早上。”

“您是星期六来的？”

“是的。”

“他一个人留下了？”

“是的。你瞧，我们已决定分开了。永久地。”

“是因为吵架？”

“是我们做出的决定，探长。我们结婚七年了。过了七年日子，没有这么大火气了。”

“他有没有一把左轮手枪，卡瑟尔夫人？”

“据我所知没有。但不是没有可能。”

“他很恼火吗——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我们谁都不可能高兴，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您愿意到伯克翰斯德去看看房子吗？”

“我不想去，不过我估计他们可以强制我去，是吗？”

“不可能强制您去。但您知道，他们不能排除是一起盗抢案件……也许有什么贵重物品，他们无法判断有无丢失。珠宝什么的？”

“我对珠宝一向没兴趣。我们不是什么有钱人，探长。”

“或有名画吗？”

“没有。”

“那就会让我们想到他是否做了什么傻事或有什么鲁莽举动。他是不是不开心，那是不是他的枪？”他拿起那只中国碗仔细察看图案，然后转而细察起她来。她意识到那和蔼的眼睛毕竟不是孩子的。“您似乎对这种可能并不担心，卡瑟尔夫人。”

“是的。他不会做这种事。”

“是的，是的。当然您比其他人都了解他，而我肯定您是正确的。那么有消息了请立刻通知我们，好吗？我是说如果他与您联系的话。”

“当然。”

“在紧张的时候人们会做出不同寻常的事情，甚至丧失记忆。”他最后又盯着烟斗架看了半天，似乎舍不得离开它。“我马上给伯克翰斯德打电话，卡瑟尔夫人。希望不再打扰您。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您。”

走到门口时她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附近有孩子的人家能打听到的总比您愿意告诉他们的多，卡瑟尔夫人。”

她注视着他，直至他在车里坐稳了，然后才回到屋里。她想：现在还不能告诉萨姆，先让他适应没有布勒的生活。另一位卡瑟尔夫人，真正的卡瑟尔夫人，正在客厅外面等她。她说：“午饭快要冷了。真是警察，对吗？”

“是的。”

“他想怎样？”

“想要莫瑞斯的地址。”

“为什么？”

“我怎会知道？”

“你给他了吗？”

“他不在家。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我希望这个人别再来了。”

“要是再来我也不会奇怪。”

2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再看到巴特勒探长，也没有任何消息。她不再往伦敦打电话了。现在打已毫无意义。有一次她代她婆婆给肉店打电话买羊肉片时，感觉到线路受到了窃听。大概是她的想象。监听已成为十分精细的技术，不会让外行觉察到的。在卡瑟尔夫人施压之下，她去见了当地学校的人，并安排萨姆去上学；会面回来时她郁郁寡欢——仿佛她终于完成了新生活的规划，像给一份封蜡的文件压了印，再也改变不了了。回家的路上，她分别去了蔬菜店、图书馆、药房——卡瑟尔夫人为她准备了一张单子：一听豌豆、一本乔吉特·海耶的小说、一瓶治头痛的阿司匹林，萨拉觉得她和萨姆肯定是卡瑟尔夫人头痛的起因。她莫名地想起了围绕着约翰内斯堡的那些如金字塔般的灰绿色巨型土堆——即便是穆勒也能讲起土堆在傍晚时的色彩，她感到比起卡瑟尔夫人，她与穆勒——她的敌人、种族主义者——更接近。她甚至宁愿拿这座萨塞克斯小镇及其对她恭敬有加而又非常宽容的居民去换索韦托。恭敬比攻击更像一堵屏障。一个人喜欢与自己同生共栖的并非恭敬，而是爱。她爱莫瑞斯，她爱故乡的尘土与萎靡的气息——如今她没有了莫瑞斯，没有了故乡。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很欢迎一个敌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当那个声音自我介绍为“您丈夫的朋友和同事”时，她立即就明白了这是敌人的声音。

“我希望我没有在非常不恰当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卡瑟尔夫人。”

“没有，但我还不知道你是哪位。”

“珀西瓦尔医生。”

似曾听过的名字。“噢。我想莫瑞斯说起过你。”

“我们有一回在伦敦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还有戴维斯。”

“是的。可怜的戴维斯。”停顿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卡瑟尔夫人，我们是否可以谈谈。”

“我们现在正在谈，不是吗？”

“嗯，最好再直接一点，而不是在电话里。”

“我住得离伦敦很远。”

“我们可以派辆车，如果您用得着的话。”

“我们”，她寻思，“我们”。对于他而言，用以机构的口气说话是个失误。“我们”和“他们”是让人不安的措辞。是一种提示，令人不由得警觉起来。

那声音说：“我想这个星期如果您哪天能有空吃午饭的话……”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同您说说您丈夫的事。”

“是的。我猜到了。”

“我们都挺为莫瑞斯着急。”她感到一阵欣喜涌来，“我们”并没有将他抓到一个不为巴特勒所知的秘密地点。他远走高飞了——和他们之间隔着偌大一个欧洲。仿佛她也像莫瑞斯那样逃脱了——她已踏上了回家的路，那个家正是莫瑞斯的所在。她还是得保持小心，就像以前在约翰内斯堡那样。她说：“莫瑞斯不再管我了。我们分居了。”

“不管怎样，我估计，您还是想听到他的一些消息？”

这么说他们是有消息的。正如当年卡森告诉她的：“他正安全地待在马普托等着你。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弄出去。”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团聚。她意识到自己正对着电话微笑——感谢上帝，他们还没发明出可视电话，可尽管如此她还是收敛了笑容。她说：“恐怕我并不太在意他在哪里。你不能写信吗？我有个孩子要照顾。”

“嗯，不行，卡瑟尔夫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写的。如果明天我们能为您派辆车的话……”

“明天不可能。”

“那么星期四吧。”

她尽自己的胆量拖延着回答：“呃……”

“我们十一点派车接您。”

“可我不需要车。十一点十五分有一班火车。”

“那好吧，如果您能在一家餐厅与我会面的话，布鲁梅尔——在维多利亚附近。”

“哪条街？”

“这您可把我问住了。沃尔顿——威尔顿——没关系，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布鲁梅尔。那里很安静。”他又抚慰似的补充道，仿佛带着专业知识在推荐一家疗养院。萨拉飞快地在头脑里想象说话者的模样——温坡街[1]上那种很有自信的人物，胸口晃**着单片眼镜，他只在开药方时才戴上，那是个信号——就像国王起身离座一样——表示病人该走了。

“星期四见。”他说。她甚至没有答话。她挂好听筒去找卡瑟尔夫人——她吃午饭又迟了，她也不在乎。她哼着一首卫理公会传教士教她的颂歌，卡瑟尔夫人惊讶地看着她。“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又是那个警察？”

“不。只是个医生。莫瑞斯的朋友。没什么问题。我星期四要去城里，就这么一回，您介意吗？我早上送萨姆去上学，他回来自己能认得路。”

“我当然不介意，可我在考虑再把波顿姆雷先生请来吃午饭。”

“哦，萨姆和波顿姆雷先生在一起会非常开心的。”

“你到城里时会去找律师吗？”

“我也许会。”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换来她新得到的快乐的小小代价。

“你在哪儿吃午饭？”

“噢，我想我会找地方买个三明治。”

“真遗憾你选在了星期四。我已订好了一大块羊肉。不过”——卡瑟尔夫人在寻求将事情朝积极的方面转化——“如果你在哈罗兹吃饭的话，有一两样东西你可以替我带回来。”

那晚她躺在**彻夜难眠。仿佛她得到了一本日历，而且现在可以开始将那些日子一个个勾掉了。和她说话的男子是敌人——她确信无疑——但他不是秘密警察，不是BOSS，她不会在布鲁梅尔被打掉牙齿或被打瞎一只眼睛：她没有理由恐惧。

3

然而当她在布鲁梅尔饭店那嵌满玻璃窗、闪烁着亮光的狭长餐厅的尽头认出来他时，她感到有些失望。他毕竟不是温坡街的医疗专家，而更像个老派的家庭医生，戴着镶银边的眼镜，挺着小小的圆肚皮，在他起身向她致意时那肚皮似乎就搁在桌上。他举着一份特大的菜单而非一张药方。他说：“我很高兴您有勇气来这里。”

“为什么要勇气？”

“呃，这是一个爱尔兰人喜欢放炸弹的地方。他们已经扔了一颗，但是跟德国的轰炸不同，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炸两次。”他递给她菜单：她看见有一整页都是开胃菜。封面的肖像画上题着“食品单”，整个菜单就像卡瑟尔夫人的本地电话簿那么长。珀西瓦尔医生好意地说：“我劝您别点熏鳟鱼——这里总做得有点干。”

“我没多少胃口。”

“那就先开开胃吧，在我们考虑吃什么的时候，先来杯雪利？”

“我更想喝威士忌，如果你不介意。”当让她挑时，她说，“J. & B.。”

“你替我点吧。”她求珀西瓦尔医生道。这些前奏越早结束，她就越早能得到她怀着一种食物无法满足的饥渴在等待的消息。当他在做决定时她环顾着四周。墙上有一幅很光鲜同时也很让人怀疑的乔治·拜伦·布鲁梅尔[2]的画像——和印在菜单上的一样——装潢陈设趣味高雅，无可挑剔得令人生厌——不惜一切工本，不留任何诟病：寥寥数位食客都是男人，他们打扮得都一样，似乎都来自一个老派的音乐喜剧合唱团：黑头发，不长不短，深色西装及马甲。他们的餐桌都小心翼翼地彼此隔开，离珀西瓦尔医生最近的两张桌子都是空的——她不知道这是安排好的还是巧合。她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窗户都用铁丝围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珀西瓦尔医生说，“最好还是品味一些英国特色，我建议尝尝兰开夏火锅。”

“就听你的。”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吩咐侍者上酒水什么也没说。终于他将注意力连同他的镶银边眼镜转到了她这儿，并长嘘一口气，“好了，把这苦活儿完成了。现在就看他们的了。”他啜了一口雪利。“您这段时间肯定一直很焦急吧，卡瑟尔夫人。”他伸出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胳膊，似乎他真是她的家庭医生。

“焦急？”

“一天过去，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如果你是说莫瑞斯的话……”

“那会儿我们都很喜欢莫瑞斯。”

“你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死了。用的是过去时。”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不过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一条恐怕很危险的路。我们都希望你别给卷进去。”

“我怎么会？我们已分居了。”

“哦是的，是的。当然该这么做。要是一起走就有点儿明显了。我想移民局还不至于那么笨。您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还有您的肤色……”他说，“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在家给您打电话，但要捎个信儿的话可以有很多办法——公用电话亭，找个中间人——我们没法监视他所有的朋友，即便我们都知道他们。”他将雪利酒推到一边以给火锅腾出地方。她开始觉得镇定了些，因为现在谈话的主题已明白无误地放在了桌上——就像这火锅。她说：“你觉得我也是个叛徒？”

“哦，在我们这种部门，你知道的，我们不用叛徒这种词。那是报纸用的。您是非洲人——我没有说南非人——您的孩子也是。这准是给了莫瑞斯很多影响。我这么说吧——他选择了另一种忠诚。”他尝了一口火锅，“当心点。”

“当心点？”

“我是说那胡萝卜烫得很。”如果这的确也是一种讯问的话，那它和约翰内斯堡或比勒陀利亚的秘密警察用的手段则完全不同。“我亲爱的，”他说，“当他真和您联络上后，您打算怎么做？”

她放弃了谨小慎微。假如她总这么小心，就会一无所获。她说：“我会照他告诉我的去做。”

珀西瓦尔医生说：“我很高兴您这么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交谈。当然我们已知道，我估计你也知道，他已安全抵达莫斯科。”

“感谢上帝。”

“嗯，我对上帝可没这么有把握，不过您肯定可以感谢克格勃。（人不可太教条——上帝和克格勃当然可能是一路的。）我猜想他迟早会让您去找他。”

“那我就去。”

“带着孩子？”

“当然。”

珀西瓦尔医生又埋头吃起了火锅。他显然是个喜好美食的人。在欣慰地得知莫瑞斯安然无恙后，她更无所顾忌了。她说：“你们阻止不了我。”

“哦，别那么肯定。您知道，我们办公室有您不少材料啊。您在南非时和一个叫卡森的人很要好。一个共产党特工。”

“我当然和他很好。我在帮助莫瑞斯——为你们工作，尽管那时我并不知情。他对我说是在写一本关于种族隔离的书。”

“而也许莫瑞斯那时候就在帮助卡森了。莫瑞斯现在在莫斯科。当然严格说来这并不归我们管，但MI5很可能觉得有必要调查您——深入调查。如果您愿意听一个老人的劝告的话——一个曾是莫瑞斯的朋友的老人……”

一段记忆闪现在她脑海里，一个拖沓着脚步的人，穿一件印着玩具熊的大衣，在寒冷的林子里和萨姆捉迷藏。“还有戴维斯，”她说，“你也曾是戴维斯的朋友，不是吗？”

一勺肉汤正要送进珀西瓦尔医生的嘴里时停了下来。

“是的。可怜的戴维斯。年纪轻轻就死了，真让人伤心。”

“我是不喝波尔图的。”萨拉说。

“我亲爱的姑娘，您说到哪儿去了？在做关于波尔图的决定之前先来点儿奶酪吧——他们的温斯利代干酪非常棒。我想说的只是不要意气用事。平心静气地和您婆婆，还有您的孩子待在乡下……”

“莫瑞斯的孩子。”

“也许吧。”

“你说也许是什么意思？”

“您遇见过科尼利厄斯·穆勒这个人，BOSS来的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这叫什么名字嘛！他的印象是真正的父亲——我亲爱的，您得原谅我说话有些直白——我不愿意您犯和莫瑞斯一样的错误——”

“你说得并不直白。”

“穆勒相信孩子的父亲是您的一个族人。”

“噢，我知道他说的是谁——就算是对的，他也死了。”

“他没死。”

“他肯定死了。在一场骚乱中丧的命。”

“你看见他的遗体了吗？”

“没有，不过……”

“穆勒说他的确被关押在监狱里。给判了无期徒刑——穆勒说的。”

“我不相信。”

“穆勒说此人准备要求认这个儿子。”

“穆勒在撒谎。”

“是的，是的。很有可能。这个人也许不过是个小丑。我自己没有牵涉过法律方面的问题，不过我很怀疑他在我们的法庭上能指证什么。孩子在您的护照上吗？”

“不在。”

“他自己有护照吗？”

“没有。”

“那么您得申请一本护照才能带他离开这个国家。这意味着会有一大堆官僚主义的废话。办护照的人有时候会非常、非常拖拉。”

“你们真是浑蛋。你们杀了卡森。你们杀了戴维斯。而现在……”

“卡森死于肺炎。可怜的戴维斯——是肝硬化害了他。”

“穆勒说的是肺炎。你说的是肝硬化，而你现在又想要威胁我和萨姆。”

“不是威胁，我亲爱的，是忠告。”

“你的忠告……”

她得结束这场谈话。侍者已过来收拾盘子了。珀西瓦尔医生吃得很干净，但她的那份基本未动。

“要不要来份加丁香的老英格兰苹果馅饼和一点儿奶酪？”珀西瓦尔问，并像要**她似的倾身向前，嗓门压得很低，仿佛他正在为他想尝的某些甜头报个价钱。

“不，不要。我什么也不想吃了。”

“哦，亲爱的，结账吧。”珀西瓦尔医生失望地吩咐侍者，侍者离去后他嗔怪她道：“卡瑟尔夫人，您不该生气。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因素。如果您生气了你肯定会做出错误决定。这就是一件关于箱子的事情。”他又讲开了那番道理，接着又停住，仿佛第一次发现这个比方也有不恰当的时候。

“萨姆是我的孩子，我愿意把他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带到莫斯科，带到廷巴克图[3]，带到……”

“在有护照以前，您不能带萨姆。作为我，我会极力阻止MI5对您所采取的任何预防措施。如果他们得知您在申请护照……他们会知道……”

她走了出去，彻底挣脱了出去，把珀西瓦尔医生撇在那里等着账单。如果她再多待一会儿，她很难保证自己会不会拿起那把一直搁在盘子边上切奶酪用的刀。她曾见过一个如珀西瓦尔医生一样酒足饭饱的白人在约翰内斯堡的公共花园里被刺中。那似乎是如此轻而易举。到门口时她扭头看了看他。身后窗户上的铁格子使他看起来像坐在警察局里的桌前。显然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她，现在他正举起一只食指对着她温和地摇晃着。可以理解为警告或提醒。她不在乎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