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卡瑟尔在伯克翰斯德车站把自行车留给检票员，然后登上去伦敦的月台。这些上班的人都很眼熟——他甚至跟其中几个点头示意。十月的寒雾栖于城堡前的草绿色池塘上，并顺着垂柳滴入铁路那头的运河。他在月台上来回踱步。他觉得他能认得所有面孔，只除了一个穿着破旧的兔毛大衣的女人——女人在火车上并不多见。他看着她上了一节车厢，于是也选了同一车厢以便更近地观察她。男人们看起了报纸，这个女人则打开一本丹尼斯·罗宾斯的平装本小说。卡瑟尔开始读《战争与和平》的第二卷。在公开场合用这本书来消闲是违背安全条例的，甚至是小小的挑战。“向这条似可划分生者与死者的界线跨出一步，就会面临未知的痛苦和死亡。那儿是什么？谁在那儿？在这片田野、树木、阳光照耀的……”他转向窗外，似乎在用托尔斯泰的士兵的眼光看着平静如镜的运河指向鲍克斯摩尔。“屋顶后面？谁也不知道，又很想知道。逾越这条界线是很可怕的，但又很想逾越它。”[14]

火车停靠沃特福德时，卡瑟尔是唯一离开车厢的人。他站在一字排开的出口处，看着最后一个乘客通过栅栏——那女人不在其中。出站后，他在等公共汽车的队列之后犹豫了片刻，同时留心着人们的面孔。然后他看了看表，刻意做出个任何一个想观察他的人都能注意到的不耐烦的表情，然后继续向前走。没有人跟着他，他可以肯定，但还是对火车里的那个女人和自己对制度的小小挑战感到有些担忧。真是得谨慎小心。路过第一家邮局时，他给办公室打电话找辛西娅——她总是比沃森、戴维斯或他自己早到半小时。

他说：“请你告诉沃森我要稍迟些到好吗？没办法，我在沃特福德下了，去找一位兽医。布勒得了一种很古怪的皮疹。也跟戴维斯说一下。”他考虑了一会儿，心想有没有必要真去找兽医，以证明自己的托词，但他拿定了主意不去，有时候太过小心与太过粗心一样危险——简单永远是最佳方案，这跟尽可能说实话是一个道理，因为实话远比谎言要容易记住。他走进了他脑子里那张表里列的第三家咖啡屋，并在那里等候。他没有认出尾随入内的、穿了件旧大衣的瘦高男子。男子在他桌旁停下说：“对不起，请问您是威廉·哈特查德吗？”

“不是，我名字叫卡瑟尔。”

“很抱歉。你们长得像极了。”

卡瑟尔喝了两杯咖啡，拿起了《泰晤士报》。他很欣赏这家报纸一贯尊重读者的风格。他看见那人在五十码开外的马路上系着鞋带，他体验到一种熟悉的安全感，他曾在从医院病房被推去做一个重要手术时有过类似的感觉——他感到自己重又成为传送带上的一件物品，被送往一个既定的终点，不用肩负对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他自己身体的职责。不论好坏，反正有别人照管了。一个顶尖的行家里手。这也应该是死亡最终降临时的情形，他寻思着，同时慢悠悠又轻快地跟着陌生人。他一直希望在迈向死亡时也有着如此的感受：从此于惶惶不安中解脱出来。

他注意到他们走的路叫“榆树景”，尽管望过去根本没有榆树或任何其他树，而他被领着去的房屋与他自己的家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前门上还有类似的茶色玻璃镶板。也许过去也曾有位牙医住过。领路的那个瘦削男子在一个小如台球桌般的前花园的铁门口驻留了片刻，才继续向前。门旁有三个铃，但只有一个标有指示牌——破旧不堪，字迹不清，只见末尾是“限公司”。卡瑟尔摇了摇铃，同时看见他的向导已过了“榆树景”向另一头折回去。当他走到房子对面时，从袖子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这大概是解除警报的信号，因为卡瑟尔几乎立刻听到了里面下楼梯的咯吱咯吱声。他不清楚“他们”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备潜在的盯梢者或在他叛变时以求自保——当然还要防备两者同时发生。他不在乎——他正在传送带上。

门开了，露出一张熟悉的却未曾料到的脸——热情满面的笑容以及湛蓝的眼睛，左脸颊的一块小疤是他儿时在希特勒攻陷华沙时受的创伤。

“鲍里斯，”卡瑟尔惊呼，“我本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真高兴见到你，莫瑞斯。”

真怪，他想，这世上只有萨拉和鲍里斯称他莫瑞斯。对于母亲，在亲昵的片刻里他只是“亲爱的”，而在办公室他则生活在姓氏或字母缩写之中。顿时，他在这所从未造访过的陌生房子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破旧的屋舍，楼梯上铺着陈旧的地毯。不知怎的，他想起了父亲。也许在孩提时他跟父亲到过这样的房屋去看病人。

他从楼梯平台跟着鲍里斯进了一间正方形小屋，屋里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大幅带滑动滚轮的图画，画上有一大家子人正在花园里吃饭，饭桌上美味佳肴异常丰富。所有菜像是同时端上来的——苹果馅饼紧挨着烤牛腿肉，鲑鱼与一盘苹果跟汤碗挤在一块儿。还有一罐水、一瓶酒以及一只咖啡壶。几本字典搁在书架上，一根教鞭靠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些被擦去了一半、卡瑟尔也不认得的文字。

“在看了你最后一份报告后，他们决定派我回来，”鲍里斯说，“就是有关穆勒的那份。我很乐意到这儿来。我喜欢英国远胜于法国。你跟伊万处得怎样？”

“还行。只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想摸包烟，但是没有。“你知道俄国人的脾气。我感觉他不信任我。而且他的要求总比我所许诺你们任何人的都多。他甚至想让我换个部门。”

“我想你是抽万宝路的吧？”鲍里斯说着把烟盒递过来。卡瑟尔拿了一支。

“鲍里斯，你在这里的时候一直都知道卡森死了？”

“不。我当时不知道，直到几星期前。到现在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

“他死在了牢房里。死于肺炎。他们是这么说的。伊万肯定知道——但我是首先从科尼利厄斯·穆勒那里得知的。”

“这很令人震惊吗？在那种情形下。一旦被捕——就希望渺茫了。”

“这我知道，可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还能再见到他——在远离南非的某个安全之地——或许在我家——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为他救了萨拉而好好感谢他。现在他死了，没有听到我一句感激话就走了。”

“你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报答。他会懂得的。你不必觉得遗憾。”

“是吗？人是没办法用理智驱除遗憾的——这有点儿像坠入爱河，坠入了遗憾里。”

他带着一阵强烈的逆反情感想道：这种境遇真令人忍无可忍，世上竟没有我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除了这个叫鲍里斯的男子，而其真名我竟一无所知。他没法与戴维斯谈——他一半的生活是不能让戴维斯看见的，也不能和萨拉说，她根本不知道有鲍里斯的存在。有一天他甚至告诉了鲍里斯那个坡拉娜旅馆之夜，他知晓了关于萨姆的身世。联络员就有点儿像神父对天主教徒应有的态度——得不带情感地接受对方的坦白，而无论其内容如何。他说：“当他们换掉了我的联络员，伊万接手你的事后，我感到孤独得难以承受。除工作外我再也不能跟伊万谈任何事情。”

“很抱歉当时我不得不走。我跟他们争论来着，我尽力想留下来。可你明白你那个部门里的情况，我们这儿也一样。我们生活在箱子里，而蹲哪个箱子由他们说了算。”这个比方他在办公室听得多了。敌对双方倒是分享了相同的陈词滥调。

卡瑟尔说：“现在该换书了。”

“是的。就这些吗？你在电话里发了紧急信号。波顿有新消息吗？”

“没有。我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

椅子很不舒适，他们分坐书桌两边，像一对师生。只是于他们而言，学生比老师年长了许多。嗯，这种情况是有的，卡瑟尔想，在忏悔时老人也可向年轻得可做自己儿子的牧师坦白自己的罪孽。在和伊万为数极少的会面中，谈话总是言简意赅，传递信息，接受问询，一切都严格围绕工作主题。面对鲍里斯他却很放松。“调到法国算是提拔吗？”他又拿了根烟。

“我不知道。永远无从知晓，对吗？也许到这儿来算是提拔。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很看重你最近的报告，认为我可以处理得比伊万更好些。要么是伊万让步了？你不相信波顿之说，可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认定你的人怀疑情报泄露了？”

“没有。可在我们这种游戏中，人会慢慢地更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且他们的确对整个部门来了次例行清查。”

“你自己说的可是例行检查。”

“是的，也许是例行公事，其中一部分是相当公开化的，但我相信事情没这么简单。我认为戴维斯的电话被装了窃听器，我的也有可能，虽然我不大相信。不管怎样，最好别向我家发电话信号了。你们看了我关于穆勒来访和‘瑞摩斯大叔’行动的报告。如果你们也有泄露，那我祈祷上帝：情报在你们那边走的是另外的渠道。我有种感觉，他们可能递给了我一张做了记号的钞票。”

“你不必担心。我们对那份报告的处理极为谨慎。不过我认为穆勒的使命不可能仅仅是你所说的做了记号的钞票。波顿也许是，但穆勒不可能。我们已从华盛顿那里得到了证实。我们非常重视‘瑞摩斯大叔’，我们要你继续关注。这可能在地中海、海湾地区及印度洋对我们造成影响，甚至是太平洋地区。从长远来看……”

“对我而言没有长远了，鲍里斯。我实际上已过了退休年龄。”

“我知道。”

“我现在想退休了。”

“我们可不大愿意看到。接下来的两年也许非常重要。”

“对于我也同样如此。我很想以自己的方式去过。”

“怎么过？”

“照顾萨拉和萨姆。看电影。在宁静中走向老年。放弃我对你们也更安全，鲍里斯。”

“为什么？”

“穆勒竟然找上门来，坐在我自家桌旁，吃着我们的饭，对萨拉还挺客气。屈尊俯就的模样。装作没有肤色的隔阂。我真不喜欢这人！而且我真痛恨BOSS这整个该死的机构。我痛恨那些人，害死了卡森，现在又宣称是肺炎。我恨他们妄图关押萨拉，让萨姆生在牢房里。你们找一个没有仇恨的人要好得多，鲍里斯。心怀仇恨是容易犯错的。和爱情一样危险。我具有双重的危险性，鲍里斯，因为我也有爱。在我们两边的部门里，爱都是一种过错。”

使他感到莫大安慰的是，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一个他相信能理解他的人倾吐。那蓝眼睛传递的是十足的友善，那微笑鼓励他暂时卸下保守机密的沉重包袱。他说：“‘瑞摩斯大叔’是最后的一击——幕后的情况是我们将和美国联手帮助那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你们最严重的罪行，鲍里斯，总是在过去，而未来还没有来到。我不可能跟着人云亦云：‘记住布拉格！记住布达佩斯！’——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应该要放眼当今，而当今的罪恶就是‘瑞摩斯大叔’。当我爱上萨拉时，我就归化为黑人了。”

“那么你为什么觉得你很危险？”

“因为我已保持了七年的冷静，而现在快保持不住了。科尼利厄斯·穆勒使我冷静不下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专员才让他来找我的。也许专员就是要我打破沉闷。”

“我们只请你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当然这种游戏的早期阶段总是最容易的，不是吗？你们的矛盾还不是那么明显，而他们的密谋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像歇斯底里或更年期综合征那样暴露出来。别给自己添那么多烦恼，莫瑞斯。晚上吃两片安眠药。情绪低沉想找人说话了就随时到我这儿来。这儿危险性比较小。”

“我做的已足够偿还我欠卡森的债了，对吗？”

“是的，当然，可我们还不能失去你——就因为‘瑞摩斯大叔’。正像你说的，你现在已归化成了黑人。”

卡瑟尔感觉自己仿佛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一次完全成功的手术。他说：“对不起。我真傻。”他记不得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给我来杯威士忌吧，鲍里斯。”

鲍里斯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只酒瓶和一只杯子。他说：“我知道你喜欢J.&B.。”他慷慨地斟满一杯，注视着卡瑟尔飞快地喝下去。“近来你喝得有点儿多，是吗，莫瑞斯？”

“是的。但没人知道。我只在家喝。萨拉注意到了。”

“家里怎样？”

“萨拉给电话铃响弄得挺心烦。她老想到蒙面大盗。萨姆做噩梦，因为他很快要上预备学校了——一所白人学校。我很担心，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们会怎样。有些事到头来总要发生的，是吗？”

“就交给我们处理吧。我向你保证——我们已经精心计划好了你的逃脱路线。如有紧急情况……”

“我的逃脱路线？那萨拉和萨姆呢？”

“他们随后就来。你可以相信我，莫瑞斯。我们会照料好他们的。我们也懂得答谢。别忘了布莱克——我们能照顾好自己人。”鲍里斯走到窗口，“情况都清楚了。你应该去办公室了。我的第一个学生过一刻钟就到。”

“你教他什么语言？”

“英语。你别嘲笑我啊。”

“你的英语已近乎完美。”

“我今天的学生像我一样是波兰人。从自己祖国来的，而不是德国来的流亡者。我挺喜欢他——他猛烈抨击马克思。你笑了。这样好多了。你再也不能将自己这么暴露出来了。”

“都是这安全检查弄得。甚至把戴维斯都整得垂头丧气——他是无辜的。”

“不用担心。我想我有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会努力不让自己烦恼。”

“从现在开始，我们换到第三个藏匿点，如果情况恶化了立刻给我信号——我会全力援助你。你真的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鲍里斯。我只是希望你的人能真的信任我。这种书码——效率太低，老掉牙的通信手段，而且你明白它有多么危险。”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你的家随时都可能在例检中被搜查。起初他们想给你配一台微型发射装备——我没同意。那个可以满足你的希望吗？”

“我有另外一个希望。”

“告诉我。”

“我希望的事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所有的谎言都是无谓的。我还希望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

“我们？”

“你和我。”

“我们当然是了！”

“是，在此情形下……在眼下这个阶段。你知道伊万有一次想讹诈我吗？”

“蠢货。我猜因为这个我才被派回来。”

“你们和我之间的分界一直是相当清楚的。我把所在部门的一切你们想要的情报给你们。我从不假装和你们有共同的信仰——我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我们一直理解你的观点。我们只为非洲需要你。”

“可我传递给你们的——我不得不有个判断。我会在非洲同你们并肩作战，鲍里斯——但不是在欧洲。”

“所有我们需要的是你能从‘瑞摩斯大叔’那里取得的详细资料。”

“伊万要得可真多。他还威胁我。”

“伊万走了。别惦记了。”

“没有我，你们能做得更好。”

“不。没有你，穆勒及其爪牙会更嚣张。”鲍里斯说。

卡瑟尔像个躁郁症患者一样发作完了，周期性的疖子给挑破了，他感到在别处无法体会的轻松。

2

这回轮到在“旅行者”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是这儿的委员会成员，因而他在此如鱼得水，而不像在“革新”。气温比上次他俩吃午饭那天要冷得多，他觉得没必要出去到公园里说话了。

“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以马内利，不过这儿的人都太了解你了，”他对珀西瓦尔医生说，“他们会离开让我们独自喝咖啡的。他们早已清楚，除了鱼你不会说别的。顺便问一句，熏鳟鱼怎么样？”

“太干了，”珀西瓦尔医生说，“按‘革新’的标准。”

“那烤牛肉呢？”

“好像有点儿过头了？”

“你真是难伺候，以马内利。来根雪茄。”

“如果真是哈瓦那产的话。”

“当然。”

“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华盛顿弄来的？”

“我怀疑国际关系的缓和是否能像雪茄生意这么乐观。不管怎样，激光束问题仍是第一位的。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啊，以马内利。有时我真希望能回到非洲。”

“老非洲。”

“是的。你说得没错。老非洲。”

“那一去不复返了。”

“我看不一定。如果我们把世界其他部分都毁了，道路长满了草，所有新型豪华宾馆都崩塌了，森林重新占领了城市，一同回来的还有酋长、巫医——德兰士瓦省东北部还有位求雨皇后呢。”

“你准备到华盛顿也跟他们讲这个？”

“不，而是无精打采地谈‘瑞摩斯大叔’。”

“你反对这计划？”

“美国、我们以及南非——我们是矛盾重重的联盟。可计划还得实施，因为五角大楼想玩战争游戏了，他们好些日子没仗打了。嗯，我留下卡瑟尔去跟他们的穆勒先生周旋。顺便说一下，穆勒动身去波恩了。我希望西德对这个游戏也不感兴趣。”

“你要去多久？”

“不超过十天，我希望。我不喜欢华盛顿的气候——在这个词所有的意义上都如此。”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掸掉了长长的一截烟灰。“卡斯特罗博士的雪茄，”他说，“一点儿不比巴蒂斯塔中士[15]的差。”

“我但愿你眼下可以不走，约翰，似乎有鱼上钩了。”

“我相信没有我帮忙你也捉得到——不管怎么说，或许就是只旧靴子。”

“我可不这么想。旧靴子拽线是能感觉到的。”

“留给你来处理，我有把握，以马内利。当然对丹特里我也很放心。”

“假如我们意见不一致呢？”

“那肯定由你做决定。在这件事上你是我的代表。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以马内利，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我只有坐在捷豹里时才会操之过急，约翰。我钓鱼时是非常有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