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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瑟尔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萨拉早已带着萨姆上楼了，他独自等着钟敲响整点，就这样等着……他的思绪飘到了另一场合，那是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办公室，他等了至少四十五分钟。他们给了他一份《兰特每日邮报》——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该报所抨击的，大多是穆勒的主子BOSS所支持的。他在早餐时已把当天的这份看过了，可他还是逐页重读了一遍，只为打发时间。每当他抬头看钟时都会遇见那两个下级军官其中一个的目光，他们僵硬地坐在桌旁，估计是轮流监视他。他们认为他会拿出个刀片划开血管吗？不过拷问，他告诉自己，一直是秘密警察专享的——抑或他相信是如此。而且对于他的案子，毕竟还绝不用担心任何人会对他严刑逼供——他受外交豁免权保护，他是排除在刑具之外的一个。然而任何外交豁免权都不能够延伸至萨拉，过去在南非的一年已使他学到了古老的一课：恐惧与爱是无法分割的。

卡瑟尔喝完了威士忌，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他得小心。

萨拉在楼上叫他：“你在干什么，亲爱的？”

“就是等穆勒先生了，”他答道，“还有在喝另一杯威士忌。”

“别喝太多，亲爱的。”他们已打算好，由他先单独接待穆勒。穆勒无疑将乘使馆的车从伦敦过来。是黑色奔驰吗，就像所有南非高官用的那种？“克服掉最初的尴尬场面，”专员交代过，“正事肯定还是留到办公室里谈。在家里比较恰当的是提一两句有用的暗示……我的意思是我们掌握的和他们没有的。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瑟尔，可要保持冷静。”于是现在，在第三杯威士忌的帮助下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同时侧耳倾听汽车的声音，任何一辆车，然而在这个时候，国王路上的车辆寥寥无几——下班的人都早已平安返家了。

如果恐惧和爱是无法分割的，那么恐惧与恨也如此。仇恨是对恐惧的一种自动反应，因为恐惧带来的是屈辱。当他们最终允许他放下那份《兰特每日邮报》，并打断他第四遍阅读相同的头条新闻时，当他对卑鄙的种族隔离的邪恶进行例行而无用的抗议时，他深深意识到了自己的胆怯。他很清楚，三年在南非的生活和六个月对萨拉的爱将他变成了懦夫。

两个人在里间办公室等着他：穆勒先生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后，桌子用的是南非最好的木料，桌上除一本空白的吸墨水便笺簿、一个磨光锃亮的笔架以及一卷别有意味地打开的文档别无他物。他比卡瑟尔略微年轻些，也许快五十了，有一张卡瑟尔在平时很容易就会忘记的面孔：一张常年躲在室内的脸，如银行职员或初级公务员那般平滑苍白，一张丝毫没有受过人性或宗教信仰折磨的脸，一张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并立刻毫无异议地去执行的脸，一张英国国教徒式的脸。肯定不是那种惯于以强凌弱者的脸——不过那倒可以形容穿制服的第二个人，他坐着，将腿搭在椅子扶手上，傲慢地晃**着，似乎要昭示他可以跟任何人干一场；他的脸没有躲避日照：有一种恶魔似的殷红，仿佛在一种非常人能承受的灼热下曝晒了太久。穆勒的眼镜镶了金边——这是个镶金的国度。

“请坐。”穆勒对卡瑟尔说，客气的程度仅够作为礼节的表达，可他唯一能坐的只是把又硬又窄的椅子，就像教堂里的那种，基本上不以舒适为目的——倘若他真被要求下跪，坚硬的地板上也没有跪垫支撑他的膝部。他默默地坐着，那两人，苍白面色的和烧红面色的，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言语。卡瑟尔不知这沉默还将持续多长时间。科尼利厄斯·穆勒前面有一张单独从文档里抽出的纸，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用纯金圆珠笔的笔尖敲那张纸，总敲在同一处，似乎在锤打一枚大头针。轻轻的敲击声像手表的嘀嗒声一般记录着沉默的长度。另一个人挠着袜子以上的皮肤，于是就这样延续着，敲啊敲啊，挠呀挠呀。

穆勒终于愿意说话了。“我很高兴你能抽空在这里，卡瑟尔先生。”

“是的，不算很方便，但，嗯，我来了。”

“我们是想避免通过给贵方大使写信而造成不必要的丑闻。”

现在轮到卡瑟尔保持沉默了，他很想弄明白他们说“丑闻”这个词的意图。

“范·丹克上尉——这就是范·丹克上尉——把材料带给了我们。他觉得此事由我们接手比秘密警察处理更合适些——正因为你在英国使馆的特殊职位。我们已注意你很长时间了，卡瑟尔先生，不过我觉得对于你这个案子，下逮捕令并不现实——你们的使馆会要求外交豁免权。当然我们随时可以到地方官员那里去争议，这样一来他们肯定要送你回家。那差不多就等于断送了你的职业生涯，是不是？”

卡瑟尔什么也没说。

“你行事一直很鲁莽，甚至愚蠢，”科尼利厄斯·穆勒说，“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不认为这种愚蠢必须要当作犯罪来加以惩罚。不过范·丹克上尉和秘密警察不这样看，他们是尊重法律的——而他们也许是对的。他更愿意执行逮捕程序，然后和你对簿公堂。他觉得外交豁免权经常不适当地延伸给了使馆下级工作人员。他很想依照原则拿下这个案子。”

硬质的椅子坐着开始感到疼了，卡瑟尔很想挪一下大腿，但他想这个动作会被认为他示弱了。他努力想弄清楚他们究竟掌握了些什么。他想知道他手下有多少特工受到了指控。他自身相对的安全使他感到羞愧。在真正的战争中，指挥官总要与手下将士同生共死以捍卫个人尊严。

“说话，卡瑟尔。”范·丹克上尉责令道。他把双腿从椅子扶手上**下来准备起身——或者说摆出了这个架势——大概是要恐吓他。他打开又合拢一只拳头，盯着自己的图章戒指。接着他用手指擦拭着这纯金戒指，仿佛那是一把需上油保养的枪。在这个国家你是躲不开黄金的。它飞扬在城市的沙尘里，画家用它当颜料，而警察用它来击打人的面部也相当自然。

“说什么？”卡瑟尔问。

“你和大多数到我们共和国来的英国人一样，”穆勒说，“你们对黑种非洲人怀着一种无意识的同情。我们能理解你的感受。这也更是由于我们自己是非洲人。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三百年。班图人跟你们一样是新来的。不过我没必要给你上历史课。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理解你的观点，即使是很无知的观点。但如果它致使一个人情绪激动，就会很危险，而当你快要触犯法律时……”

“什么法律？”

“我认为你很清楚是什么法律。”

“的确我在计划一个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使馆没有表示异议，可那是一项严肃的社会学课题——相当客观——而且仍在我的头脑里。你们很难说有什么权利审查这个。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见，在这个国家里，我的研究也不可能出版。”

“要是你想嫖一个黑人婊子，”范·丹克不耐烦地打断说，“你干吗不去莱索托或斯威士兰逛窑子？它们还算在你们那所谓的英联邦里哪。”

这时卡瑟尔第一次意识到处于凶险之中的是萨拉而不是他。

“我太老了，对婊子没兴趣了。”他说。

“你二月四号和七号晚上在哪儿？还有二月二十一号的下午？”

“显然你们是知道的——或认为自己知道，”卡瑟尔说，“我办公室里有活动安排记录本。”

他有四十八小时未见萨拉了。她是否已落入范·丹克上尉之流手中？他的恐惧和仇恨在同步增长。他忘记了不论级别如何低，从理论上说他也是外交官。“真见鬼，你到底在说什么？还有你呢？”他又转向科尼利厄斯·穆勒，“你想让我怎样？”

范·丹克上尉是个残暴而简单的人，但不管怎么令人厌恶，却还有自己笃信的东西——他是那种可以原谅的人。卡瑟尔永远不能说服自己原谅的是这个皮肤光洁、受过教育的BOSS官员。正是这种人——受过教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人——正在建一座地狱来对抗天[6]。他想起他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卡森常对他说的——“在这里，我们最险恶的敌人不是那些无知和头脑简单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残忍，我们最险恶的敌人是那些富有智慧而又邪恶的人。”

穆勒说：“你应该很清楚你跟你那位班图族女友交往已触犯了《种族关系法》。”他用的是一种理性的责备口气，就像银行职员向一个小客户指出一个无法接受的透支款项，“你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是外交豁免权，你现在就得蹲监狱了。”

“你把她藏在哪儿了？”范·丹克上尉责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卡瑟尔如释重负。

“你是说我把她藏起来了？”

范·丹克上尉站起来，摩擦着他的金戒指。他甚至在上面吐了口唾沫。

“好吧，没事了，上尉，”穆勒说，“我会照管好卡瑟尔先生的。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谢谢你给我们部门那么多援助。我想和卡瑟尔先生单独谈谈。”

门关上后，卡瑟尔知道自己正面对着——如卡森所说——真正的敌人。穆勒继续道：“你别太在意范·丹克。像他这样的人最远只能看到鼻子底下。我们有其他比诉讼更妥善解决你这档子事的办法，否则你毁了，我们也得不到便宜。”

“我听见汽车了。”一个不在场的女人声音在叫他。

是萨拉在楼上叫他。他走到窗前。一辆黑色奔驰缓缓驶过国王路上一排排不起眼的工薪阶层的住房。司机显然是在找门牌号码，可如往常一样，有好几盏街灯的保险丝断了。

“是穆勒先生。”卡瑟尔大声答道。当他放下威士忌时，他发现手因将杯子握得太紧而有些抖。

随着门铃响声，布勒叫起来，可当卡瑟尔开门后，布勒却全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讨好起这位生客，还将表示亲昵的唾液留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裤子上。“好狗，好狗。”穆勒小心地说。

岁月给穆勒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头发几乎已全白，脸面也远不如以前那么光滑。他看起来不再像个唯命是从的公务员。他的神态与上次见面也有了不同：看上去有了些人情味儿——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得以擢升，担当了更多的职责，说话有了回转的余地，对问题也学会了存而不答。

“晚上好，卡瑟尔先生。很抱歉我来这么迟。沃特福德的交通很糟糕——我想那地方是叫沃特福德吧。”

你几乎要把他当成一个挺害羞的人，或许这只因没有了他所熟悉的华丽木制办公桌以及外间的两个低级同僚，他感到手足无措。黑色奔驰无声无息地开走了——司机得去找地方吃饭。穆勒只身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在一片外国的土地上，邮箱上写的是君主的首字母E II[7]，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上会供奉克留格尔[8]的塑像。

卡瑟尔倒了两杯威士忌。“自上次见面已过了很长时间了。”穆勒说。

“七年？”

“请我到贵府来共进晚餐，你真是太好了。”

“专员觉得这再合适不过。打破坚冰嘛。看来我们要紧密合作了。在‘瑞摩斯大叔’上。”

穆勒的目光移至电话，接着是台灯、花瓶。

“没事的。放心。如果我们在这儿被窃听了，那也是自己人干的，”卡瑟尔说，“而且我很肯定没有窃听。”他举起酒杯。“为我们上次的会面。记得那会儿你提议让我同意为你效力吗？好了，我就在这儿。我们要一起共事了。历史的讽刺，或说注定如此？你们的荷兰教派信那个。”

“当然，在那时候对你的真实职责我一无所知，”穆勒说，“如果我知道了，是不会拿那个可怜的班图姑娘来威胁你的。我现在明白她当时是你的一员特工。我们甚至可以跟她合作的。可是，你瞧，我把你当成了那些自视甚高、反种族隔离的感伤主义者中的一个。当你的上司告诉我们将由你来和我商讨‘瑞摩斯大叔’时，我感到万分惊讶。我希望你能尽释前嫌。毕竟你我都从事这种职业，而且现在也在同一条战壕里了。”

“是的，我想我们是这样。”

“不过我仍希望你能告诉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是吗？——你是怎么带那个班图女孩走的。我猜是去斯威士兰了？”

“是的。”

“我以为边境都已被有效封锁了——对真正的游击专家是例外。我从没想过你有这个专长，尽管我意识到你和共产党人有些关系。可我只推想你需要他们是为了你那本从没能出版的关于种族隔离的书。你整个儿把我骗了。范·丹克就更别说了。还记得范·丹克上尉吗？”

“哦，是的。记得很清楚。”

“我不得不因你的风流账，要求秘密警察给他降级处分。他做得太蠢了。我觉得很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稳妥地把那姑娘关到监狱里，你就会同意听命于我们的，而他竟让她逃脱了。你瞧——可别笑——我当时深信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风流事。我知道有那么多的英国人一开始起劲地攻击种族隔离，结果却被我们引上班图女孩的床而着了我们的道儿。他们迷恋的就是这种破坏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法律的浪漫想法，还有那黑人的扭摆舞。我做梦也没想过那姑娘——萨拉·玛恩柯西，我想是这名吧？——竟一直是MI6的人。”

“她自己并不知道。她也相信我是为了写书。再来杯威士忌。”

“谢谢。我很乐意。”卡瑟尔倒了两杯，他在赌自己的头脑能够保持得更清醒。

“所有的记录表明她是个聪明姑娘。我们相当仔细地查了她的背景。上的是德兰士瓦省的非洲大学，那儿汤姆叔叔式的教授们总在培养危险的学生。我个人倒一直认为，非洲人越聪明就越容易转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能把那姑娘在监狱里关一个月，我敢肯定我们能把她转过来。嗯，那样的话她在‘瑞摩斯大叔’行动中也能发挥作用呢。或者也不一定？我们总容易忘记‘时间’那个老恶魔。现在她的牙有点儿松动了吧，我猜。班图女人老得很快。她们一般早在三十岁不到的时候——总之对白人的胃口来说——就完了。你得知道，卡瑟尔，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可以共事，而且你也不是我们在BOSS时以为的那种人——企图改变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知道你接触的那些人——或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也知道他们会对你说些什么胡话。可你骗了我们，所以你肯定也就骗了那些班图人和共产分子。我想他们也以为你是在写一本能服务于他们需要的书。请注意，我不是像范·丹克那种反非洲的类型。我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非洲人。”

说话的显然已非比勒陀利亚办公室里的科尼利厄斯·穆勒了，那个脸色苍白、只知奉命行事的职员绝不可能有这么悠闲和胸有成竹的谈吐，甚至几分钟前的羞怯和犹疑也**然无存。威士忌起了作用。他如今是BOSS高官，肩负着外交使命，只接受不低于将军一级的命令。他可以放松了。他完全能够——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把握自己，而且在卡瑟尔眼里，在他那粗鄙和粗暴的语气之下，他开始越来越与他所藐视的范·丹克上尉相像了。

“我在莱索托有过相当愉快的周末，”穆勒说，“在假日酒店的赌场和我那些黑人兄弟挨在一起。我承认甚至还有过一次小小的——嗯，艳遇——那儿反正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不违法。我不是在南非共和国。”

卡瑟尔叫道：“萨拉，把萨姆带下来跟穆勒先生道晚安。”

“你们结婚了？”穆勒问。

“是的。”

“那我受邀来府上真是荣幸之至啊。我从南非带了些小礼品，也许有你夫人喜欢的。但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既然现在咱们共事了——正像我先前想问的，你记得——可否告诉我你是怎么带那姑娘走的？这现在已不可能给你的老部下带来什么危害了，而且这和‘瑞摩斯大叔’以及我们得一起面对的其他问题也有某种关系。贵国和敝国——当然还有美国——现在有着共同的战线。”

“也许她会自己告诉你。我来介绍一下她和我儿子，萨姆。”科尼利厄斯·穆勒转身时他们一起从楼上走下来。

“穆勒先生正在问我是怎么把你带进斯威士兰的，萨拉。”

他低估了穆勒。他所计划的出其不意全未奏效。“很高兴见到你，卡瑟尔夫人。”穆勒说着握住了她的手。

“七年前我们失之交臂。”萨拉说。

“是的。虚度了七年。你有位非常美丽的夫人，卡瑟尔。”

“谢谢。”萨拉说，“萨姆，和穆勒先生握握手。”

“这是我儿子，穆勒先生。”卡瑟尔说。他明白穆勒对肤色的细微变化有很强的判断，而萨姆是非常黝黑的。

“你好呀，萨姆。上学了吗？”

“他再过一两个礼拜去。快上楼睡觉吧，萨姆。”

“你会玩捉迷藏吗？”萨姆问。

“以前会的，但现在我总是忙着学新规则。”

“你和戴维斯先生一样是间谍吗？”

“我说了上床睡觉，萨姆。”

“你有毒气笔吗？”

“萨姆！上楼！”

“现在关于穆勒先生的问题，萨拉，”卡瑟尔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越过边境进入斯威士兰的？”

“我觉得我不该告诉他，你觉得呢？”

科尼利厄斯·穆勒说：“哦，我们忘了斯威士兰吧。都是陈年往事，又发生在另一个国家。”

卡瑟尔看着他像变色龙适应土地的颜色那样自然地随机应变。他在莱索托度周末时肯定也是如此。也许穆勒若是应变得不这么快，还能稍稍讨他喜欢些。整个晚餐过程中穆勒都谦恭地侃侃而谈。是的，卡瑟尔想，我更情愿会会范·丹克上尉。范·丹克见到萨拉第一眼就会立刻走出屋子。偏见与理想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科尼利厄斯·穆勒没有偏见，也没有理想。

“你觉得这里气候怎样，卡瑟尔夫人，在离开南非以后？”

“你是说天气？”

“是的，天气。”

“不像南非那么极端。”萨拉说。

“你有时候会想念非洲吗？我是借道马德里和雅典来的，所以我已在外好几周了，你知道我最想念什么吗？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矿石堆。它们在太阳西斜时的色泽。你想念什么？”

卡瑟尔以前并不知道穆勒还有某种审美情趣。那是升迁带来的更大的品位变化，还是如同他的礼节一样是为应对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国家？

“我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萨拉说，“我的非洲也和你的不同。”

“哦，嘿，我俩都是非洲人。对了，我给这里的朋友带了些礼物。我不知道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只给你带了一条披肩。你知道在莱索托他们有手艺很好的织工——御用织工。你愿意收下一条披肩吗，从过去的敌人那里？”

“当然。你客气了。”

“你认为哈格里维斯夫人会接受一只鸵鸟皮做的包吗？”

“我不认识她。你得问我丈夫。”

这很难能与她鳄鱼皮的标准看齐，卡瑟尔想，不过他说：“肯定会……既然是你的礼物……”

“我对鸵鸟有种家传的兴趣，你知道，”穆勒解释道，“我祖父是他们现在所说的鸵鸟百万富翁——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断了他的生意。他在开普省曾有套大宅，壮观极了，但现在只剩下废墟。鸵鸟毛再也没能真正重返欧洲，我父亲也就破产了。不过我几个兄弟仍养了些鸵鸟。”

卡瑟尔记得参观过这样一处豪宅，是当作博物馆保留的，经营那鸵鸟庄园残余部分的人就住里面。该经理说起建筑的奢华和低劣品位时带着些歉意。参观浴室是游览的**部分——参观者总是在最后被领到浴室——浴缸像一张白色的大双人床，水龙头镀着金片，墙上是对意大利早期艺术的拙劣模仿：画中人光环上的纯金箔已开始脱落。

晚餐结束时萨拉离开了他们，穆勒接受了一杯波尔图。自去年圣诞节后这瓶酒一直原封未动——戴维斯的礼物。“还是要讲讲正经的，”穆勒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点儿你夫人去斯威士兰的路线。不必提名字。我知道你结识了几个共产党朋友——我现在明白了那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你是个多愁善感的同行者——我们那时也这样以为。比如，卡森就准是这样想的——可怜的卡森。”

“为什么说可怜的卡森？”

“他走得太远了。他和游击队有牵连。从他的角度看他是个好人，很棒的宣传鼓动家。他当年给实施《通行法》[9]的秘密警察找了很多麻烦。”

“他现在难道不干了？”

“哦，干不了了。他一年前死在监狱里了。”

“我没听说过。”

卡瑟尔踱到餐柜前给自己倒了双份威士忌。在加了大量苏打以后，J.&B.看起来与单份的没什么两样。

“你不喜欢这波尔图吗？”穆勒问，“以前我们常从马普托搞来上好的波尔图。唉，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怎么死的？”

“肺炎，”穆勒说，他又补充道，“嗯，给他省却了旷日持久的受审之苦。”

“我挺喜欢卡森。”卡瑟尔说。

“是的。他总是将非洲人等同于有色人种，这太遗憾了。这是第二代人常犯的错误。他们拒绝承认白人能像黑人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洲人。例如我的家族是一七〇〇年来的。算很早的居民了。”他看了看表，“我的上帝，和你在一起我都不想走了。我的司机肯定等了我有一小时了。你得原谅我。我该说晚安了。”

卡瑟尔说：“也许你走之前我们得谈谈‘瑞摩斯大叔’。”

“那可以等到在办公室谈。”穆勒说。

走到门口，他又转过身，说：“卡森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如果我知道你并不知情，就不会这么唐突地讲出来了。”

布勒怀着盲目的友爱舔着他的裤脚。“好狗，”穆勒说，“好狗。什么也比不过狗的忠诚。”

2

午夜一点时，萨拉打破了冗长的沉寂。“你还醒着。别装了。见了穆勒先生就这么糟糕吗？他还挺客气。”

“哦，是的。到了英国他就换上了英国的一套。他适应得非常快。”

“要不要给你来一片硝基安定？”

“不用。我很快就会睡。只是——有件事得告诉你。卡森死了。在监狱里。”

“是被他们杀害的吗？”

“穆勒说他死于肺炎。”

她把头放在他臂弯下，脸埋在枕头里。他猜她在哭。他说：“晚上我禁不住在回忆他留给我的最后那张便条。我见过穆勒和范·丹克后回使馆时看到的。‘别为萨拉担心。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去马普托，在坡拉娜等她。她处境很安全。’”

“是的。我也记得那便条。他写的时候我就在他那儿。”

“我一直没能感谢他——除了七年的沉默和……”

“和什么？”

“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用了对穆勒的说法，“我挺喜欢卡森。”

“是的。我很信赖他。远胜过我对他朋友的信任。你在马普托等我的那个星期里，我们有时间进行了很多辩论。我总爱对他说他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他是党员。留在德兰士瓦省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当然。这我知道。但党员有很多很多，不是吗？甚至在告诉你之前我就告诉他萨姆的事了。”

“他有本事能把人吸引到他身边。”

“大多数共产党员我是了解的——他们逼迫你，而不是吸引你。”

“不管怎么说，萨拉，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斯大林迫害中幸存下来，就像罗马天主教徒挺过了波吉亚家族[10]的统治一样。”

“不过他从没有把你吸引得很远，是吗？”

“哦，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如鲠在喉。他常说我见到蠓虫犹豫不决，见到骆驼倒一口吞下。你知道我过去从不信仰宗教——我把上帝留在了学校的小教堂里，但我有时候在非洲遇到的牧师使我又信了——有这么一会儿——浅尝即止。假如所有的牧师都像那样，而我也能经常看到他们，也许我会通读耶稣复活、童女生子、拉撒路[11]，所有的典籍。我记得有一位我遇见过两次——我想把他用作特工，就像我用你那样，可他没法用。他名叫考诺利，要不是欧考耐尔？他在索韦托的贫民窟工作。他对我说的跟卡森的话一模一样——见到蠓虫犹豫不决，见到骆驼倒一口吞下……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上帝有一半相信了，就像我对卡森的上帝那样。也许我生来就是个半信半疑的人。当人们说起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如何在共产主义那里找不出一张人性的面孔时，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见过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对自己说如若不是卡森，萨姆就会生在监狱里，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种共产主义——或共产分子——救了你和萨姆。我不相信什么马克思或列宁，正如我不相信圣·保罗一样，但是难道我没有表达感激的权利吗？”

“为什么你对这个那么担心呢？没有人说你的感激是错的。我也很感激。感谢没什么不对，如果……”

“如果……？”

“我想我是准备说如果没有让你走得太远的话。”

连续几小时他都不能安然入睡。他清醒地躺着，想着卡森和科尼利厄斯·穆勒，想着“瑞摩斯大叔”和布拉格。他不想入睡，直到萨拉的呼吸使他确信她已先睡着。之后，他才允许自己纵身——像儿时的英雄阿兰·夸特曼[12]那样——跳进那条悠长而舒缓的地下河，水流将他带到这黑暗大陆的内部，在那儿他希望能寻觅到一片永久的家园，一个他能够作为公民得到接纳的城市，做一个无须为什么信仰起誓的公民，这个城市里也没有上帝或马克思，只称作“心之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