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与印度洋区域也有许多英国认为没有条件实现独立的小型岛屿殖民地，但是当这些殖民地要求独立时，英国没有以强硬的方式加以阻止。实际上，英国在多数时候都是主动地来推动这些殖民地的独立，这一事实的背后既有摆脱经济负担的考虑，也有应付国际社会批评的因素。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演变已经动摇了英国统治太平洋殖民地的根基。在30年代，英国在欧洲与中东的军事压力下削弱了亚太地区的防务能力，为了弥补亚太防务的空虚，英国决定修建新加坡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是在新加坡基地刚刚建成之际，一些专家就指出新加坡基地的防务价值值得怀疑，因而，亚太防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支援便利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939年4月的亚太防务会议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许诺派遣部队防守英国在亚太的殖民地，1944年后，澳新的舰队并入英国亚太舰队。在占领日本的英联邦军队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领军的统帅也是一位澳大利亚将军。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的亚太防务成为维持英国亚太殖民地的重要支柱，主要依靠美国的努力，太平洋战场扭转了局面，英国则借势收复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二战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军事条约，承担了亚太的主要防务责任。依靠美、澳、新的帮助，英国得以维持对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36]

由于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缺少战略价值，英国政府很少注意这一地区。工党政府也曾经尝试在这些殖民地建立类似西印度的联邦，但是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距离遥远，使联邦计划无法执行。虽然有些殖民地的外来族裔（主要是印度人）提出过独立要求，但是大部分土著人却反对外来移民的主张，认为过早的独立只能使这些人获利。英国政府执行土著人利益至上的原则，没有满足移民的要求。同时，支持土著人也有利于对抗共产主义势力。1950年，所罗门群岛的殖民专员认为苏联正在亚太地区扩张，[37]而土著人能够阻挡苏联的势力。需要重视的太平洋岛屿殖民地有两个，一是斐济，二是新赫布里底群岛，其中斐济问题由内部引起，新赫布里底问题由外部引起。

1874年，斐济的酋长把斐济割让给英国，但他们同时也要求英国把某些土地保留给斐济族人。在斐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国人基于发展甘蔗种植园和椰子种植园的需要从印度大规模地输入劳工，到二战结束时，印度族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斐济族人，斐济殖民地的斐济族人、印度族人、欧洲人的人口数量分别为11.5万、11.7万、1.13万。虽然如此，斐济的族群矛盾并没有表面化，但后来欧洲人把这一问题激化了。拉格（Amie Ragg）领导的欧洲人选举协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政治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改革立法院理事会的组成，限制酋长理事会的权力，取消选举权的财产与收入资格限制等。改革的首要内容是在立法院理事会中确立非官方成员多数，协会成员宣称他们得到了印度族人的支持，认为非官方多数将会满足印度族人50多年来的要求。改革的第二个核心要求是打破现存的行政体系，以议会制取代酋长制。欧洲人选举协会认为酋长除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外再无所求，而在酋长影响下的殖民地政府除了维护酋长利益外也无所作为。斐济总督对第一项要求的回复是，在种族区分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把大部分公共事务交给一些私人（指非官方成员）进行处理只会使政治陷入僵局。关于第二项要求，总督认为欧洲人选举协会是在颠倒黑白，英国在斐济并未保持过时的政治体制，而是让这一仍然具有适应力的体制慢慢地现代化，实际上，不管这一体制有多少缺点，它能够为所有人保证安全。总督认为在现存的体制下，绝大多数的斐济人（包括不同族群）对政府是满意的，并认为这一体制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体制都好。总督认为所谓斐济人的生活条件正在恶化、斐济人被限制在狭小的经济与政治空间中的说法是歪曲事实。他对欧洲人的改革动机予以批评，他相信欧洲人是出于真诚而提出改革方案，但人类的动机很少能够完全与自私无涉。他认为欧洲人的真实目的是让欧洲种植园主与商人获得最大利益，这些欧洲人试图尽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挠改善斐济族人生活水平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把斐济的一个族群交给另一个族群管理是不可想象的，英国政府还不能放弃担任不同族群仲裁者的角色，欧洲人的改革建议只能激化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的矛盾。总督最后向英国政府提出：当下改革并不为所有欧洲人喜欢，印度族人也没有强烈要求，英国明智的做法是承诺把选举权扩大到公务员的范围，同时否决欧洲人选举协会提出的其他建议。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最后决定，除非改革得到各方的广泛支持，否则英国将不会考虑改革的建议。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改革建议令各方共同收益，英国不能采用协会提出的改革建议。[38]

这样，英国仍然在斐济推行旧日的政治体制，在宪政方面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把欧洲选举人的收入资格从120英镑下降到与印度族人持平的75英镑，而印度族人入选立法院理事会的财产资格则提高到与欧洲人同等的水平。除此之外，英国人不愿意进行任何改革，认为斐济缺乏改革的真正需求。[39]实际上，黑利关于殖民地政治独立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的思想仍然是艾德礼政府处理斐济事务的指导思想。英国认为斐济需要的是“改善教育，提供更好的医疗设施，继续发展殖民地的经济”。[40]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英国为斐济制定了总开支为386.4 万英镑的十年发展计划，其中英国提供10 0万英镑，其他款项则从斐济的税收中支取。发展项目包括：水电站、新的道路支线、农业与工业的信贷机构、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的超大规模医疗中心、教师培训学院。英国还在斐济进行地质考察，试图找到新的矿产资源。

新赫布里底群岛是一个英法共管的殖民地。但是共管在经济发展方面带来了诸多不利。例如，如何分配英国的殖民发展与福利基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了解决共管问题，英国殖民部官员杰弗里斯（C.Jeffries）提出完全接管该群岛，而在其他地区满足法国的领土要求。但二战后的法国政府非常虚弱，不敢冒险放弃在国外的任何领土，因而这一建议很难成功。班尼特（J.S.Bennett）提出第二个方案，英国把该岛完全交给法国管理，法国在其他地区给英国以回报，比如西非的埃维地区。托马斯（Ivor Thomas）认为除了上述两种方案外，英国还可有如下四种选择：其一，维持共同管理，但修改原先的协议，使原先的机制可以运行；其二，维持共同管理，但把行政管理权委托给英国或法国；其三，分割该岛，英法各管一部分地区；其四，英法都放弃该地，由第三方管理（例如澳大利亚）。托马斯认为第一种方案最好，因为如果英法无法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合作，那么构建一个团结的欧洲就没有希望。而且这种方案也不容易引起公众的分歧。托马斯认为，虽然这一方案的执行有些难度，但还是有成功的可能。[41]托马斯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英法共管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让局面复杂的是，1947年，在南太平洋地区拥有属地的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英国、美国共同建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虽然成立这一机构的初衷是当各国所属殖民地在面临经济与社会问题时，该委员会可帮助各国互相沟通、交流信息，[42]但它也很有可能对英法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政策产生约束作用，这就迫使英法加速处理在这一地区的管理权问题。1948年12月，英国殖民部提出英法共管的三项新建议，要求设立联合法庭主席，修改联合法庭工作人员的薪水与服务条件，对该岛进行航空勘测。殖民部要求外交部与法国协商这些新建议。[43]

在艾德礼政府执政后期，克里奇.琼斯曾经任命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小型殖民地的宪政问题。在调查中，总参谋部认为英国在考虑殖民地的宪政问题时，必须把它们对英联邦的防务价值考虑在内。也就是说，殖民地的未来不单纯是宪政问题，也同样是英联邦的防务问题。进一步言之，如果某些殖民地的宪政会影响英联邦的防务，这种政治制度就应该受到限制。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与埃利斯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皮特克恩群岛、汤加）中，除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皮特克恩群岛、汤加外，其他地区对英联邦的防务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斐济，它是海路与航空交通的中心，是海底电缆与无线通信的枢纽，它的自然条件对英国空军与海军的战略行动都具有重要意义。[44]1951年，调查委员会在综合了各方意见后把分析报告提交给了殖民部，认为小型殖民地的独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尊严问题，因为在其他殖民地独立后，岛屿殖民地不独立似乎就低人一等。但调查委员会并不主张授予这些殖民地独立地位，而是建议授予它们岛州或城市州的身份，在形式上满足它们对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调查委员会认为这些小型殖民地还不适合独立。[45]由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比较敏感，这份报告一直没有公布。但其后的丘吉尔与艾登政府实际上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改革规划中，甚至不包括斐济和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管理的地区，即保守党政府不认为英国有必要在这些地区推动政治改革。[46]1954年，由于马耳他要求独立，一些议员要求公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但殖民大臣仍然认为公布这份报告会让英国非常尴尬。[47]1955年，英国又对小型殖民地进行分类，黄金海岸、中非联邦、加勒比联邦（即西印度联邦）、马来亚联邦等被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更小的殖民地”，因而是可以独立的；而斐济与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管理地区属于第二类，也就是不适合独立的“更小的殖民地”，“虽然英国政府一直倡导‘帮助殖民地在英联邦内建立自治政府’，但‘自治政府’并不意味着不顾各殖民地的特点对它们一视同仁。”[48]英国政府认为岛州的身份在当下对斐济最有吸引力，而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管理地区也长期对此抱有期待。

虽然从理论上讲，太平洋岛屿殖民部并不适合独立，但到50年代末，麦克米伦政府逐渐对小型殖民地改变了态度。麦克米伦还在担任首相之前就认为，不管是在地中海还是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会让英国烦恼不断。[49]当他担任首相后，改变了英国政府在岛屿殖民地采取的政策。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客观方面讲，首先，太平洋岛屿殖民地族群矛盾的激化，成为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使英国有卷入殖民地内战的危险。以斐济为例，随着印度移民增加，印度族人数量逐渐超过斐济族人，印度族人也掌控了斐济的经济命脉，但是斐济族人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顽固地限制印度族人，因此族群矛盾激化，[50]斐济很可能会爆发内战。其次，英国的殖民统治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第三世界以联合国为舞台激烈抨击殖民主义。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美苏也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殖民主义，美国要求英国从冷战格局中西方阵营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处理殖民地问题，殖民统治已经是穷途末路。最后，随着塞浦路斯的独立，面积狭小已经不再成为阻止殖民地独立的借口。

从主观方面讲，从太平洋殖民地脱身也成为英国的战略选择。其一，为治疗“英国病”，英国逐渐把目光从英帝国转移到了欧共体。从50年代开始，英帝国对英国经济的贡献逐渐下降，英国依靠殖民地摆脱经济窘境的期望逐渐淡化。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喜人，逐渐成为英国经济的助推器。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表明英国不愿意再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问题上消耗太多精力。其二，防务战略的调整也使英国继续保留太平洋岛屿殖民地变得毫无意义。随着中东防务体系的瓦解，特别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欧洲逐渐成为英国防务战略的重点，英国逐步退出印度洋与太平洋。推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独立以摆脱负担，就成为其不可避免的选择。

1958年12月，殖民政策委员会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处理新赫布里底群岛问题的报告，建议英国政府尽早把英国在该岛的责任转让给澳大利亚，如果澳大利亚不愿意接手，就把责任完全交给法国。这一建议遭到殖民大臣博伊德的激烈反对，他认为在改善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水平之前就放弃统治责任是非常错误的，一方面，岛上居民不会同意这一行动，另一方面，考虑到澳大利亚推行的“白澳”政策，英国的行动会遭到世人的指责。博伊德的建议是，英国应该扩大自己在英法共管中的作用，扩大教育、卫生、住房与公共工程方面的投入，在未来的三至四年内投资12万英镑进行相应的改革。由于博伊德激烈反对，麦克米伦提议把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讨论，但他表明自己支持委员会的建议：“我们的外交政策在原则上应该是在那些合适并可以安全行事的地方缩减我们的殖民义务，这样，我们的资源就可以集中在维持或加强那些对我们更加重要的殖民地或者其他地区。”[51]

在后面的讨论中，英国殖民部与英联邦事务部在以新赫布里底群岛为代表的岛屿殖民地问题上尖锐对立。英联邦事务部认为，如果不是殖民部的反对，澳大利亚政府本来可以代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52]但殖民部认为转让的方式一方面不利于当地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实际上并不愿意接手该岛，不愿意承担额外的负担。财政部后来也站在英联邦事务部一边，其理由“纯粹出于财政方面的原因”。[53]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妥，英国确实缺乏继续维持殖民统治的资源。1959年10月，麦克米伦在赢得大选后重组了政府，麦克劳德取代强硬派博伊德担任殖民大臣，英国在岛屿殖民地问题上的态度迅速转变。

在1963年的文件中，殖民部同意让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困难在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认为这些殖民地完全是财政、防务和政治上的负担，不愿意接手这些殖民地，因此英国政府只能满足于它们仅仅提供教育、防务和情报方面的帮助。另外的困难来自殖民地本身。斐济土著人不愿意独立，认为独立只会让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族人主宰斐济的政治局面，而印度族人已经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54]不管怎么说，当英国政府克服了内部分歧时，推动殖民地政治发展的障碍已经清除，因此岛屿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将会更容易展开。

到1965年，斐济的总人口大约为47万，其中斐济族人大约占到42%，印度族人大约占到50%，欧洲人、华人、其他太平洋地区移民占8%。由于英国政府推行土著人利益至上的原则，斐济的政治由斐济族人精英组成的联盟党把持，他们继续把殖民统治当作反对印度族人改革要求的工具。但麦克劳德之后的殖民部却积极推动岛屿殖民地的独立。1968年，印度族人的代表斐济民族联合党（National Federatio n Party）在补缺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联盟党认为，如果斐济走向独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斐济族人还控制局势的情况下走向独立是最明智的选择。同时，补缺选举之后斐济族人反对印度族人的暴乱也警告印度族人尽量搁置与斐济族人的分歧，因而他们也同意在新的选举之前实现独立。英国在斐济的最后一任总督对斐济的独立却很乐观，认为斐济的问题大都依赖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果实现了发展，斐济的族群矛盾就有可能得到缓解，而经济发展的前景很有希望。然而，他也同样认为族群的族群矛盾注定是无法解决的，由于族群问题植根于斐济的社会，它注定在未来将主导斐济的政治发展。[55]然而，英国已经无暇顾及（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1970年10月，斐济就在这种担忧与乐观并存的形势下实现了独立，并成为英联邦的一员。

汤加的独立要比斐济稍早一点（1970年6月4日），不过它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汤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它与英国的关系是通过友好条约确立的，英国在汤加的权力也是有限的。[56]正如新西兰的高级专员高尔斯沃西（A.Galswort hy）所言，英国在汤加从来不曾执行行政管理的职能，英国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外交与防务上，由来自英国的一位专员与一位顾问控制汤加的外交。汤加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只不过与英国维持特殊关系而已，其国民出国旅行使用汤加护照。但在其他国家追求独立的影响下，汤加也希望更加独立。1968年，汤加国王向英国提出在英联邦内部独立的要求，主张以新的条约取代旧条约。但汤加提出的某些要求并没有实际意义，例如汤加国王要求英国取消在某些内政领域拥有的权力（主要涉及银行、货币等），但英国实际上从来没有对这些领域进行过管理。汤加真正有意义的诉求是在外交与防务领域，但汤加只是要求限制而不是取消英国在这些领域的权力。这样一种保守的独立方式在英国看来是完全可行的。汤加人也并不认为“独立”有多么的重要，甚至国王也认为独立仪式并不是真正的独立仪式，而是在庆祝汤加进入英联邦。[57]

在斐济与汤加独立后，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殖民地基本上就是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管理区，主要包括英属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吉尔伯特与埃利斯群岛、莱恩群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这些殖民地的主要问题是所处地理位置偏远，发展程度非常低。虽然英国很想把这些如同沉重负担的殖民地转嫁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身上，但这两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新西兰认为自己太穷而无力承担这样的任务，澳大利亚则认为这些地区对扩大澳大利亚的影响没有任何意义。[58]在英国试图推卸责任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英国就只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吉尔伯特与埃利斯群岛独立就是例证。该群岛上只有5.5万人，面积约283平方英里，分布在两千多英里的海面上，除了磷酸盐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而且磷酸盐到1977年就可能开采完毕。英国估计该群岛只能严重依赖英国。殖民地的人口结构最终推动了政治变化。在吉尔伯特与埃利斯群岛的5.5万人中，有8000人是埃利斯人，他们担心遭受吉尔伯特人的歧视，担心在政治上被其控制，因而提出从大殖民地分离出来的要求。英国认为埃利斯人的要求不切实际，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吉尔伯特，在就业与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因而不具有自立的能力。此外，他们的分离要求也与联合国大会决议不符。[59]但要限制他们的要求也很麻烦，英国决定听之任之。1975年，埃利斯从吉尔伯特分离出来，改名为图瓦卢，1978年实现独立。在图瓦卢独立后，吉尔伯特也在第二年实现独立，改名为基里巴斯。

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独立由于法国因素变得更加复杂。英法政府在该岛的发展方向上意见不合，英国强调经济发展，法国强调社会与文化发展。英国政府试图推动殖民地的独立进程，但法国政府却不愿意这样做。英国在该岛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这里的利益很少，而该岛的复杂局面让英国非常尴尬。[60]所谓复杂局面，是指殖民地的土地问题，也正是这一问题最终改变了法国的态度。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土地问题错综复杂，各族移民与土著人就土地归属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以桑图地区的史蒂文（Jimmy Steven）为代表的土著人上层认为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土地属于酋长，而新成立的国民党（National Party）则要求对土地实行国有化。各移民团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分别站在不同的阵营，这就使新赫布里底群岛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到1978年，殖民地的危急局势使法国人改变了态度，一位法国官员在访问新赫布里底群岛时劝说法国移民支持该地的独立要求。继而，英法在独立问题上的态度一致了。在英法的支持下，国民党在1979年的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组成新政府。史蒂文则很快提出实行联邦制的要求，否则桑图就要独立出去。英法最后不得不派出军队来维持新赫布里底的统一与秩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下，英法镇压了史蒂文领导的分离运动。1980年，新赫布里底群岛在独立之后改名为瓦努阿图。

在太平洋岛屿殖民地渐次独立时，英国在印度洋的殖民地也在逐步走向独立，这些殖民地包括塞舌尔群岛、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等。 在1955年英国殖民部的划分中，印度洋的这些岛屿也被归入太小而不能独立的地区。[61]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洋岛国的政治命运日益受到英国战略防务评估的影响。1957年，英国决定在印度洋建立一个可以免受印度或锡兰干涉的空军补给站，地点定在马尔代夫的甘岛。为了获得当地人的支持，英联邦事务大臣霍姆勋爵认为最明智的政策是通过财政援助并与马尔代夫协商来获取当地人的好感，国防部也敦促英国政府与马尔代夫进行谈判。[62]1960年，英国与马尔代夫签订了新的协议，规定英国可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使用甘岛。但此时变革之风也吹到了马尔代夫，英国给予马尔代夫更大的自由，马尔代夫可以与其他国家签订涉及“经济、商业、文化与教育特性”的协议，但马尔代夫与他国的政治协议仍然由英国控制。马尔代夫对1960年的协议并不满意，认为英国虽然可以使用甘岛，但不能使用这一基地来对付亚洲的一些国家或是伊斯兰国家。一直到1965年，英国与马尔代夫才达成新的协议，英国可以将基地用于英联邦的防务，英国同时授予马尔代夫在内政与外交方面的完全权力。根据新的协议，马尔代夫成为独立国家，但前来参加马尔代夫独立仪式的人却很少，因为，“虽然马尔代夫拥有了更广泛的权力，然而这些权力主要是理论而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普通马尔代夫人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63]

在马尔代夫独立后，英国在印度洋的主要殖民地还剩下塞舌尔群岛与毛里求斯。1963年，英国对殖民地的未来地位做了一次梳理，其中塞舌尔群岛因为对英国防务具有重要价值而被认为必须保留，毛里求斯则被认为可以独立，预计其独立时间在1966年。[64]实际上，毛里求斯仍然受到英国防务战略问题的困扰。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发现它在地中海与菲律宾之间的广大区域中的军事控制能力不足，1963年，美国宣布派航空母舰定期进入印度洋。英国表示支持，希望美国能分担英国的责任。1964年2月，英美政府决定在毛里求斯管辖范围内的迪戈加西亚岛建立美军的通讯站与供应设施，但美国同时强调，为军事目的而选择的这一地区不能受到毛里求斯政府的干涉，特别是使用期限，实际上是要求迪戈加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地区。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国于1965年建立了最后一个皇家殖民地，即英属印度洋皇家殖民地（British Indi an Ocean Territory），主要包括毛里求斯管辖的查戈斯群岛（迪戈加西亚属于该群岛）与塞舌尔管辖的阿尔达布拉群岛、法夸尔群岛、德罗什岛。英美达成协议：美国为这一基地出资并允许英国使用，英国则占取这一地区并赔偿毛里求斯与塞舌尔的损失。由于美国坚持基地必须完全雇用美国人，所以英国还要劝说当地政府同意割让这些地区，并为迁出的人口作出赔偿。[65]英国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激烈抨击，毛里求斯与塞舌尔就是在此过程中走向独立的。

毛里求斯是印度人、穆斯林、克里奥尔人（即混血种人）多族群杂居的地区。在割让迪戈加西亚的谈判中，毛里求斯同意割让，但要求英国负责为毛里求斯培训独立后的警察与安全部队。实际上，毛里求斯的穆斯林与克里奥人在没有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多次族群冲突，英国不得不向毛里求斯派出军队镇压骚乱。一直到毛里求斯在1968年3月独立时，英国军队还没有离开毛里求斯。[66]

至1965年，塞舌尔的人口不超过4.5万人，面积45平方英里。[67]在塞舌尔群岛的独立问题上，许多塞舌尔人不愿意独立，认为塞舌尔的独立没有经济基础，也可以说，英国的经济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在基地建设问题上，美国人与塞舌尔人有分歧，美国要求塞舌尔把阿尔达布拉群岛、法夸尔群岛、德罗什岛割让给英国，塞舌尔人则主张租借基地，期限只有99年，而且还要求美国购买塞舌尔更多的食糖。[68]为了便利基地问题的解决，英国决定推动塞舌尔的独立。一方面，英国可以向塞舌尔释放善意（包括独立条约中的英国援助条款），从而让塞舌尔人更加支持基地建设。另一方面，基地建设条款将由独立后的塞舌尔政府签署，这意味着设立基地不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决定，而是塞舌尔人自己的决定，从而尽量避免基地的后续问题。1967年，英国基于自己的考虑在塞舌尔引入单一理事会制度，理事会既负有行政职能，也具备立法职能，集权性更强。但到1970年大选时，英国设计的单一理事会制度失效了，立法院的权力上升，从立法院的多数党中产生了行政机构。吊诡的是，大选中胜出的塞舌尔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Seychelles）希望塞舌尔能成为英国的一部分，要求悬挂英国“米字旗”。[69]但是，英国基于前述考虑，还是推动了塞舌尔的独立。当然，英国关于基地建设的想法也在这种氛围中较为顺利地实现了。1976年，塞舌尔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并决定援引印度的先例留在英联邦。

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小岛殖民地也都做出决定，要么独立，要么安排其他选择，例如，科克斯岛与圣诞岛并入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小岛则要求继续维持英国殖民地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