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多数地区都是西欧强国的殖民地。加纳作为这一地区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其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在危机面前，英国的间接统治政策开始让位于积极管理的政策，黑利爵士（Lord Hailey）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卢加德。黑利认为：“如果政治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它将是一个幻影，并且可能是危险的。”[8]因而，英国政府应该发展殖民地的经济，与此同时，教育与劳工权益也应该得到发展。二战期间，非洲成为英国的后勤基地，英国借发展为名加强了对非洲殖民地的利用，非洲殖民地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加紧开发非洲的过程中，艾伦.伯恩斯（Sir Alan Burns）于1941年出任英属黄金海岸总督。他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主张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定当前的方针政策。伯恩斯曾经宣称黄金海岸是英国的模范殖民地，但是事实上，黄金海岸在政治上并不是那么驯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不满从城市向农村蔓延，1937年可可农要求按高价出售可可农作物的斗争使殖民政府异常头疼，而黄金海岸南部的民众斗争甚至发展到可以废黜那些不受欢迎的酋长。与农村不满相对应的是，工人的不满愈益明显。二战爆发前夕，黄金海岸的铁路工人发动罢工，而蔓延于铁路、码头、矿场的罢工浪潮在整个二战时期此起彼伏。在这种氛围中，民族主义组织在黄金海岸出现。1930年，由丹奎（J.B.Danquah）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黄金海岸青年会议”宣告成立，它提出了诸如政府机关非洲化、立法会议中非洲人占多数等政治要求。

伯恩斯认为，消弭殖民地不满的有效手段是满足民族主义者的一些政治要求，推动殖民地的政治发展。他首开非洲人参政的先例，让两个黄金海岸人参加到地方行政机构中。1942年，他又提出在立法会议中让非官方议员占据多数的主张。

伯恩斯的政策其实是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一方面，他坚持说，英国只有通过主动的政治让步才能获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从而引导殖民地的政治发展并保护英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也要把政治发展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总督保留了足够的权力，可以控制殖民地的形势。

但是，英国殖民部认为伯恩斯走得太远了，主张谨慎行事，“我们所有的殖民经验……都反对这一主张”。[9]1943年秋，殖民部西非司（194 7年后改为非洲司）司长（Assistant Secretary）威廉斯（O.G.R.Williams）起草了“西非政治发展”的备忘录，重申了黑利的原则，“改善人们物质与社会条件的措施是我们的焦点，它应该优先于别的考虑。”根据备忘录，黄金海岸实现自治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10]

但是民族主义者坚持要求尽快获得政治权力。丹奎不久向英国殖民大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在立法会议与行政委员会中实行选举成员占据多数的主张，同时要求由选举产生的大臣负责内政事务。备忘录同时要求立法会议为阿散蒂人保留代表名额。[11]这一备忘录得到联省大会、阿散蒂联合委员会和立法会议中非官方议员的支持。

伯恩斯以丹奎的备忘录为由力主加快黄金海岸政治发展的步伐。他认为，如果拒绝殖民地的要求，英国就可能引起阿散蒂人的不满从而削弱英国和阿散蒂人的合作关系。伯恩斯提议把黄金海岸分为三个区，每个区组成地区委员会，然后选举成员参与中央立法会议，最终在立法会议中形成非官方议员占据多数的局面。[12]殖民部官员反对这一方案，认为伯恩斯的政策可能导致东非的白人定居者也提出类似要求。不过，伯恩斯强调黄金海岸与东非殖民地不同，也与其他的西非殖民地情况存在差异。[13]殖民大臣斯坦利逐渐接受了伯恩斯的看法并授权伯恩斯与非洲的民族主义领袖进行谈判。

但是不能据此认为英国准备在黄金海岸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推动政治进步不过是应付批评者的先发制人的策略，英国仍然牢牢控制着黄金海岸，新的立法会议与行政委员会都受到总督的严格控制。而且，英国政府的目的是利用黄金海岸的资源为英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二战爆发后，英国设置了西非总督联席会议，为了协调运输问题，又在总督联席会议下面设立了常务秘书处。1941年，英国又在常务秘书处内设立了西非供应中心，负责协调西非殖民地的消费品配给。在失去东南亚的殖民地后，英国对非洲殖民地的依赖加深了。1942年3月，殖民大臣克兰伯恩子爵要求非洲各殖民政府尽可能地动员当地资源。[14]同年5月，英国内阁决定任命一位统管全局的西非殖民大臣，负责提升西非殖民地的战争物资供给能力。

二战把黄金海岸更牢固地绑在了英国的战车上。为了得到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伯恩斯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与教育领域。而西非殖民大臣认为殖民地的经济必须服从于战争的需要，他指责伯恩斯把资源投入到社会领域而不是用在提高经济产量上。殖民部支持西非殖民大臣的意见，敦促黄金海岸按照战争需要制定相应的经济计划。这样，英国在战时加强了对黄金海岸的经济控制，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被搁置一边。

二战临近结束时，艾德礼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并组成了政府。虽然艾德礼认为战后英国应该顺应潮流推动印度等殖民地的独立，但是工党在非洲却执行了不同的政策。基于恢复经济的需要，英国决定加紧开发非洲。[15]无怪乎一些历史学家把艾德礼政府的这一政策称为“第二次殖民”。[16]黄金海岸也不例外，克里西（Sir Gerald Creasy）接替伯恩斯担任总督，标志着英国试图延续战时的经济政策，继续加强对黄金海岸的经济控制。克里西战时曾在英国供应部任职，并担任过西非殖民大臣。支持克里西的是财政部开发非洲的宏伟计划。[17]

但是，战后的黄金海岸却处于严重的动**之中。战时与战后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伴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工人失去工作；毕业学生与复员军人使就业问题更为严峻。同时，可可树肿胀病严重影响黄金海岸的经济基础。殖民政府下令大量砍伐那些受灾区和邻近受灾地区的可可树，但是并没有给当地的可可种植农相应的补偿，这使可可种植农极为不满。1947年8月，由大商人格兰特（George Grant）与丹奎领导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United Gold Coast Conven tion）宣告成立。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团体，主要由中产阶级的上层组成，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律师与商人[18]，他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自治”。[19]

但是，英国政府对黄金海岸的局势变化反应迟钝。1948年2月开始的“阿克拉暴动”正是英国这一反应的结果。大批退伍军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黄金海岸，而战后的经济困难不仅使他们难以享受到胜利者的喜悦，还要承担失业与生活困窘的折磨。1948年2月28日，阿克拉的退伍军人举行了要求救济的示威游行，很快得到积蓄已久不满的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游行受到军警的镇压。冲突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区，在混乱中，黄金海岸有29人丧生，266人受伤。[20]

“阿克拉暴动”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都严厉指责英国过时的殖民政策，而在英国国内，保守党则指责工党缺乏经营帝国的能力。

压制共产主义的立场也影响了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阿克拉暴动”发生在冷战时期，工党认为这一事件虽然主要是由于当地社会不满造成的，但是其空前规模又表明它与共产主义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尽力去弄明白共产主义的煽动与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一事件负责”[21]。殖民部很快任命以艾肯.沃森（Aiken Watson）为首的委员会调查“阿克拉暴动”的原因，调查结论认为《伯恩斯宪法》（Burns Co nstitution）[22]在制定时就是过时的，英国应该修改宪法，“使每一个有能力的非洲人都有机会帮助管理国家，不仅参与政治实践而且也可以行使政治权力。我们强烈认为，任何更少的承诺都只能激起社会动乱”[23]。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支持调查报告，他向艾德礼报告，委员会的建议与“当前的政策一致并被广泛接受”。[24]殖民部非洲司司长科恩站在克里奇.琼斯一边，主张加速黄金海岸政治发展的步伐，“自治的政府比出色的殖民政府更好”[25]。这种政策转变背后的压制共产主义的思维明显存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抗活动已使英国政府派出大量士兵卷入当地的冲突，琼斯与科恩都认为继续采取拖延政策只能促使共产主义力量在黄金海岸发展。为了避免黄金海岸落入激进派或者共产主义者之手，英国应尽快把权力移交给以丹奎为首的温和派。通过扶持这些“负责任的非洲人”，英国可以阻止共产主义者在黄金海岸取得控制权，从而维持英国的影响。内阁接受了科恩等人的看法，支持民族主义温和派成为艾德礼政府的新政策。[26]英国政府很快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库西委员会”（Coussey Committee）为黄金海岸起草新的宪法。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中包括了一些非洲政治精英。通过展现这样的姿态，英国希望获得民族主义温和派的支持。与此同时，英国加强了黄金海岸的安全与警备工作，警察的数量大大增加，新的安全技术被采用，警卫与情报收集工作也都做出了重大改进。通过这些措施，英国增强了对付民族主义激进派与共产主义者的力量。[27]

克里奇.琼斯认为英国战略安排的实现需要挑选一位坚毅的总督，他选择了时任沙捞越总督的阿登.克拉克（Charles Arden-Clarke）。克拉克是一位资深的殖民地官员，在长期的工作中，他既表现出外交才干，也显示出卓越的管理才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东南亚的殖民地总督，克拉克拥有对付共产主义者的直接经验。克拉克上台不久，就以煽动叛乱罪拘禁了民族主义激进派——人民大会党（Conventi on People's Party）的领袖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及其大部分主要成员，将激进派从政治舞台上暂时排除出去。以丹奎为代表的温和派可以填补权力真空，黄金海岸的宪政道路似乎一时平坦无碍。英国政府宣布在黄金海岸举行大选，并根据大选的结果移交权力。

但是克拉克的强硬政策并非无懈可击。克拉克虽然逮捕了人民大会党的大部分领袖，但是人民大会党的一个关键的组织者格贝德玛（Komla A.Gbedemah）却正好于此时出狱，他很快接手了人民大会党的组织工作并为黄金海岸的大选做准备。更有意思的是，英国的监狱管理似乎是太宽松了，恩克鲁玛居然可以正常地和外界联系，他不断从监狱里发出指示指导人民大会党进行斗争。[28]同时，人民大会党的地方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格贝德玛的组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与此相反，温和派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将是统治权力的继承者，在组织选举方面玩忽懈怠。这使大选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了，温和派铩羽而归，人民大会党大获全胜。英国的战略安排面临严峻的抉择。

英国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根据许下的诺言，英国需要把权力移交给人民大会党。但是英国政府并不信任人民大会党，认为人民大会党是激进分子，甚至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是人群中那些激进的群体，为那些底层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理想呐喊”[29]。但是，鉴于人民大会党强大的影响力，英国只有把权力交给人民大会党，才能维持黄金海岸的稳定与秩序。

恩克鲁玛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来争取英国的支持。他首先表明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以此来消释英国的疑惧，“我现在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30]。另外，恩克鲁玛也要求人民大会党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领导权。实际上，人民大会党的支持是大选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人民大会党赢得大选证明他们并不是只会破坏的煽动分子，他们可以成为英国的合作者。

在克拉克的坚持下，恩克鲁玛被释放。克拉克很快宣布恩克鲁玛为黄金海岸的政治首脑。1951年6月，艾德礼政府答应支持恩克鲁玛出任黄金海岸总理。1951年1 0月，保守党重新上台后，殖民部非洲司司长科恩建议新任殖民大臣发表一个议会声明，宣称英国原先的殖民政策会保持连续性。科恩担心的是，如果殖民政策出现大的反复，西非殖民地可能出现爆炸性的局面。殖民大臣利特尔顿接受了科恩的建议，[31]同时决定给黄金海岸的总督克拉克发送一份电报，宣称英国对那里的政治发展持同情态度并渴望和恩克鲁玛建立友好关系。[32]为了获得人民大会党的友谊，英国决定牺牲旧日的合作者。英国要求那些传统盟友酋长参与新国家的建设，酋长们的权力被大大削弱。[33]英国也顶住多哥分裂势力的要求，把多哥交给了黄金海岸的新政府。[34]

人民大会党也认为有必要与英国政府结成联盟。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共同经历的产物，在将这一共同经历政治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进展并不顺利，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传统，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在塑造一个全国性运动时往往并不成功。以民族为基础的分裂力量一直就存在，争取独立的政党往往面临这些分裂势力的挑战。在人民大会党日渐壮大的时候，黄金海岸也出现了众多的反对派。以丹奎为首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是人民大会党的传统对手。同时，一些新的反对派开始出现。北方的阿散蒂人就抱怨说，政府通过可可市场委员会征收大量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主要用在补助南方的学校、医院、道路建设上，而不是用在与可可生产直接相关的领域，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充公政策。[35]黄金海岸的北部地区也抱怨说北方正在被抛离迅速发展的南方经济圈。部落酋长们还指责，在扩大中央权力的过程中，自己被排除出了政治舞台。多哥大会党则要求自治。[36]1953年1月，联省酋长大会与阿散蒂人委员会要求在黄金海岸推行两院制议会。1954年，新成立的北方人民大会党（Northern Peo ple's Congress）赢得了阿散蒂地区议会17个议席中的12席。对人民大会党形成的最大威胁来自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它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的可可农，可可农痛恨政府决定征收可可出口税并压低可可价格，可可农的不满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声势大振。民族解放运动很快成为反对派的核心，到19 55年，北方人民大会党、多哥大会党、穆斯林协会党等都站在了民族解放运动一边。

人民大会党的左派主张走共产主义道路，而恩克鲁玛认为，为了顺利实现独立，人民大会党必须与英国建立合作关系。恩克鲁玛很快把人民大会党的“主动性行动”改变为“策略性行动”，主张和英国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恩克鲁玛也接受了克拉克的建议，放弃了由人民大会党单独控制黄金海岸的要求，决定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非洲人利益的立法会议，在内阁中也吸纳部分反对派，还为英国总督保留一些关键权力。恩克鲁玛限制共产主义的措施更是赢得了英国政府的好感。[37]英国政府与人民大会党的联盟关系使黄金海岸的独立进程进展得相对顺利。195 2年3月，执行委员会正式转变为内阁，恩克鲁玛出任总理。1954年，黄金海岸获得内部自治权，1957年，黄金海岸获得完全独立，改名加纳，独立后仍然留在英联邦，英国与加纳在防务与经济问题上也达成了妥协。

笔者认为不能夸大英国与人民大会党的合作关系，英国对人民大会党的支持也并不是绝对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反对人民大会党，但是由于人民大会党在立法会议占据的绝对优势，民族解放运动只能提出联邦制的主张，这一主张遭到了人民大会党的反对。英国政府也不支持联邦制，“联邦制，以最温和的形式来说，对黄金海岸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38]民族解放运动使用暴力来反对人民大会党的领导地位，而英国不肯把警察等国家核心权力机构转交给人民大会党，只是一次次劝说人民大会党要克制忍耐。在独立的最后阶段，英国仍然把持着军队与警察的控制权，这就使人民大会党处在一种无限责任与有限权力的矛盾之中。

黄金海岸于1957年获得完全独立，但是政府与追求分裂的反对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消弭。一旦独立完成，权力的归属与分享就成为加纳内部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孕育着分裂的种子，为未来的军事政变滋生了温床。

在研究英帝国解体时，传统思路着眼于殖民政府与民族主义者的冲突，这一研究倾向必然导致两种较为陈旧的认识：一种是民族主义者与殖民政府剑拔弩张，最后殖民政府被迫退却，民族主义者大获全胜；另一种是殖民政府采取主动行动，通过精心的政治安排，使独立后的殖民地能够继续为宗主国服务。这两种研究倾向都认为殖民政府与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然而黄金海岸的独立经历却显示，在独立的关键时期，两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英国需要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来维持殖民地的秩序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独立的进程中，英国政府根据黄金海岸的政治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开始时支持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当温和派败于激进派后，英国采取了现实的态度，支持新的激进势力，又利用各种手段影响其向温和的方向转变。在基本稳定局面后，英国支持了黄金海岸的独立。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也需要英国的支持来对付反对派，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相互依赖充分体现了新兴国家独立进程中的困局。

黄金海岸的独立很快推动了西非地区其他殖民地的独立进程。

尼日利亚是英国在非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殖民地，同时也是一个族群混杂的地区。尼日利亚主要有北部的穆斯林、东部的伊博人、西部的约鲁巴人三大势力，此外还有许多少数部族。在这些势力中，北部穆斯林相对比较保守，西部的约鲁巴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这些不同的族群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北部穆斯林与南方居民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而南方的伊博人与约鲁巴人也有很大的矛盾。由于在经济与文化上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分裂之中。一直到1947年，一位尼日利亚的政治家仍然评论说，尼日利亚“并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39]。

虽然内部处于分裂，但尼日利亚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却广泛存在。1945年，各行业的工人发动大罢工抗议通货膨胀，民族主义激进派也发动了暴力活动。1949年，尼日利亚又爆发了埃努古矿工起义。由于利益争夺，尼日利亚当地商人非常敌视一些欧洲人开办的大公司。在农村，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政府开发经济的政策还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同时，尼日利亚也是非洲民族主义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就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在二战后，该运动再次提出自治和独立的要求。但是，尼日利亚的分裂局面影响了民族主义的深入发展。

在殖民地人民的广泛斗争下，英国政府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尼日利亚的统一，为此有必要在尼日利亚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展经济就是必要的。这一目标正与英国开发非洲经济的政策相符。英国认为，如果要完成这样一个宏伟目标，英国就应该掌握政治的主导权。并非所有的尼日利亚政治力量都支持英国的这一目标。1947年，西部约鲁巴行动党领袖阿沃洛沃（Obafemi Awolowo）激烈攻击国家统一的计划。[40]英国很快发现在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达成妥协的希望并不大。

英国在尼日利亚还面临政治压力。在黄金海岸开始向独立的方向迈进时，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也采取各种斗争形式向殖民政府施加压力。尼日利亚总督麦克弗森（Sir John Macpherson）反对黄金海岸的政治发展，但是却没能说服工党政府，他认为在尼日利亚为了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推动政治发展进程，“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路线会消灭极端派，但是，我认为它（政治发展）会使那些有责任心的人确信，英国政府正在努力推动这个国家的宪政既快速又合理的发展。同时，（这一态度）对那些代表大众的温和派政治领袖来说必须是非常清晰的，要让他们认识到在当前的情况下加速中央机构的权力转移将是一场灾难，快速的改变是不必要的”[41]。内阁最终同意了麦克弗森的建议，1951年的“麦克弗森宪法”得以实行。尼日利亚的间接统治制度结束了，半责任制政府开始建立。

黄金海岸的独立进程继续影响着尼日利亚的政治局势。1951年保守党重新掌握政权后，麦克弗森继续向英国内阁抱怨说黄金海岸的政治发展太快了，在黄金海岸设立总理的方案会刺激尼日利亚的精英追求同样的目标，而南方人的政治要求肯定会激化尼日利亚南北之间的矛盾，会使尼日利亚的统一更加艰难。[42]但是利特尔顿否决了麦克弗森的建议，认为“尼日利亚的未来将由尼日利亚的情况来决定”。[43]事实证明，麦克弗森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南方的民族主义精英要求尼日利亚在3年内获得自治领的地位，但是北方的穆斯林则认为快速独立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尼日利亚一定要独立，自己的地区宁可分离出去。在南方的非洲部落中，约鲁巴人与伊博人则都不愿意对方获得政治权力。1953年5月，北部城市卡诺发生暴乱，尼日利亚面临着北部穆斯林要求独立的危险。

正如历史研究者林恩所言，从1953年开始，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政策转变为压制北方。[44]这样，英国在尼日利亚推行的政治方案就与防止地方分裂紧密结合在一起。英国必须顺应民族主义者独立的要求，推动殖民地的政治发展，但英国又必须同时照顾到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至于因为政治发展而引起某一集团的不满乃至发生分裂。利特尔顿的许诺就体现了这种矛盾，他一方面承诺英国将在1956年授予3个地区自治权，另一方面又宣称只要“任何一个主要地区认为时间不合适”，英国就不为尼日利亚的独立设定时间表。[45]不久之后，英国召开了一个包括尼日利亚各方的宪政委员会，但是各派争吵不休，正如利特尔顿所言，殖民地各方相互攻击的程度要远远胜于他们对英国的攻击。在英国的撮合下，各方最终同意了1954年宪法。这一宪法宣布尼日利亚将是一个统一的联邦[46]，各个地区的自治权得到了确认，但英国继续控制尼日利亚的警备、司法、公务员管理等事务。

由英国勉强捏在一起的联邦并不稳固，一方面，是各派之间明争暗斗，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还在继续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由于英国已经移交了不少权力，在一些冲突面前，英国也无能为力。1958年10月，殖民大臣博伊德认为英国延迟独立的政策毫无所得，“继续统治一个不满而动乱频仍的尼日利亚将导致难以控制的行政困难”[47]。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动尼日利亚的独立是比较明智的政策，内阁最终同意在1960年让尼日利亚殖民地实现独立。

尼日利亚的政治形势便利了英国的权力交接。随着各派的斗争，尼日利亚政治局面出现新的分化整合，北方人民大会党与阿齐克韦领导的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大会党逐渐形成了联盟之势。麦克劳德支持这一联盟并决定以这一联盟为基础移交权力。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北方人民大会党的领袖巴勒瓦（Abuba kar Tafawa Balewa）担任联邦总理。这样，英国确保了尼日利亚在形式上的统一，英联邦又多了一个成员。

一方面，尼日利亚的独立是民族主义者斗争的结果，在民族主义者坚决的斗争面前，英国除了撤退没有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的独立也是英国战略调整的结果。在黄金海岸独立的冲击下，尼日利亚各派力量的斗争有失控的危险，尼日利亚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爆发内战。这种战争风险使英国决定加速尼日利亚的独立进程，希望通过加快政治发展促进各派的团结并最终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如历史研究者达尔文所言，尼日利亚的独立与统一是马与车的关系，英国希望通过独立的马拉动统一的车。[48]但是，统一的大车并不稳固。独立之后不久，尼日利亚的三个自治地区分解出了更多的行政区，1967年，尼日利亚出现了12个州，1976年，为19个州。在其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分裂要求，尼日利亚为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塞拉利昂与冈比亚的民族主义者也提出了独立要求，但他们的要求显得非常温和。1950年塞拉利昂的教育精英与地方酋长建立联盟，形成塞拉利昂人民党（Sier ra Leone People's Party），马尔盖（Milton Margai）担任党魁，他了解塞拉利昂的困难，追求独立的态度并不激进。[49]在冈比亚，贾瓦拉（Dawda Jawara）领导的保护国进步党（Protectorate Progressive Party）（后改名为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走激进道路。英国则不准备在黄金海岸与尼日利亚正式独立之前在塞拉利昂与冈比亚推动独立。

但在麦克米伦政府时期，塞拉利昂温和的政治要求还是导致了动乱。在黄金海岸与尼日利亚马上就要独立的情况下，继续保留塞拉利昂与冈比亚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会引起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感，英国决定放弃塞拉利昂与冈比亚。1958年，英国撤销了塞拉利昂的官方议员，执行委员会也变成清一色的非洲人，1961年4月27日，在人民党的领导下，塞拉利昂获得独立，英国与塞拉利昂在防务与经济方面也达成了协议。

在麦克劳德看来，冈比亚“太小也太穷了”，塞拉利昂独立后，英国应该允许冈比亚独立，并让其与塞内加尔合并。[50]1962年，贾瓦拉领导的人民进步党赢得大选，组成了政府。虽然英国希望冈比亚与塞内加尔合并，但是贾瓦拉坚持独立。1965年，冈比亚实现完全独立，并加入英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