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白人自治领在一战之前的民族主义是“自治框架内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印度的民族主义也是英国专制统治的产物，可以称之为“专制框架中的民族主义”。一战之前，英国对印度的专治统治分为三个时期：1857—1880年是专制统治逐渐形成的时期；1880—1905年是专制统治的极盛期，也是这一体制获得自我运行动力的时期；1905—1914年是专制统治的危机与调整期。[2]相应地，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在这三个时期也各有特点。

第一个时期是现代印度民族和民族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英印政府专制统治的两条理论也开始确立，即一方面坚决维护英国的统治权，另一方面也兼顾发展印度的福利。这两方面的措施都成为现代印度民族形成的根源。

就英国给印度带来的好处而言，最重要的便是造就了印度的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英国的统治使次大陆的地理单位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并被一整套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所治理，所有印度人均效忠于一个君主——英王。这使得“印度”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表达。其次，英国在印度次大陆上逐渐建立起铁路系统及邮政等，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商业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使不同的印度人得以紧密联系起来，也使得印度人的视野超越了狭隘的本地区。其三，英国人还在次大陆上推行西方化教育，原本语言多种多样的印度人有了共同的语言——英语，这不仅让印度人可以彼此理解，而且也让他们能够了解19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的体制和自由思想，从而加深对印度自身的认识。[3]其四，西方学者对印度古代文明的探索和揭示，使得印度人了解了自身光荣的过去，不再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种族，从而希望表现出其民族特性。最后，虽然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人的入侵与统治，但只有英国人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异族统治者，随着英国统治深入到印度社会的许多方面，印度人更加意识到自身与英国统治者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4]凡此种种，促使现代印度民族于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从19世纪中期起，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印度民族意识的阶层，他们主要是一批受过英国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班希姆.昌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jee）、凯沙布.昌德拉.辛（Keshab Chandra Sen）以及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 Nath Tagore）。不仅这一阶层本身就是西方教育的产物，而且他们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并用西方思想来衡量英印政府的统治。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斯宾塞、麦考莱、密尔和伯克等人对民主、自治政府的论述都对印度民族主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致后来的工党领导人拉姆齐.麦克唐纳指出：“赫伯特.斯宾塞的个人主义和麦考莱勋爵的自由主义，是印度人从我们手中得到的并用来反对我们的唯一武器。”[5]这批人出版了《加尔各答公报》《印度镜报》及《孟加拉人》等民族主义报刊，评价英国行政机构举措的得失，致力于将印度人统一起来。[6]1876年，他们在加尔各答建立起民族主义组织“印度协会”，其明确目标是激发“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一组织后来又扩展到印度北部各地，影响很大。[7]因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现代印度民族意识的载体。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英国统治中维护专制的一方面开始明显显示出来。李顿勋爵（Robert BulwerLytton，1st Earl of Lytton）任印度总督期间，印度民族主义与英国的专制统治发生了一次大的碰撞，促使初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走上了政治舞台。

1878年，李顿政府发动了代价昂贵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招致印度语报刊的批评，故而李顿颁布了“地方语报刊法令”，对印度报刊实行严格限制，此举加剧了印度人对战争的抗议。[8]除此之外，李顿为了英国棉纺织品工业的利益而废除了印度的棉花进口税，并通过《武器法令》，规定印度人没有许可证不得携带武器。[9]这些歧视性政策激怒了印度公众。1879年，李顿发动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耗资巨大，导致他次年春天下台。接替他的里彭勋爵（George Robinson，1st Marquess of Ripon）为了平息印度人的愤怒，废除了“地方语报刊法令”，并中止向阿富汗的推进政策。里彭认为，充分利用“快速增长的……具有公共意识的知识阶层不仅不是坏事，相反，不加以利用才是对人力的浪费”[10]。这实际上已表明，从这一时期开始，英印政府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将专制制度与印度民族主义相调和的问题。

里彭就其个人而言，是印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英国总督之一，但也正是从这时起，英印政府对印度的控制逐渐巩固，专制体系日益完善，并在寇松卸任时的1905年达到顶峰，从而形成英国对印度专制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专制统治体系的两种措施均推动了印度的民族主义。

（一）由于专制统治体系中有兼顾印度福利的一面，因而英印政府一手缔造了代表印度人利益的印度国大党，这个旨在缓解印度知识分子不满情绪的组织，后来反而成为反对专制统治的主要政党。

1883年，里彭总督打算将印度知识分子吸收进政府机构以平息他们的不满，因此颁布了“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规定印度法官可以审判欧洲人。该法案引起了印度白人团体的强烈抗议，英国人认为“黑乎乎的当地人”绝对不是英国人的“同辈或相等者”[11]，不能凌驾于英国人之上。最后，里彭在英国居民的压力下撤除了这一法案。此举加剧了英国团体固有的种族优越感。而且，自此之后，大量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再也难以提升到较高的职位上去。所以，这一措施中包含的对印度法官的侮辱和对平等原则的践踏，大大激怒了印度知识阶层，在很多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退休的前英国驻印军官阿兰.奥克塔维安.休谟（Al lan Octavian Hume）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缔造了印度国民大会党。休谟创建这样一个组织的目的有三：其一，建立印度人与英国人的良好关系。休谟的传记作者韦德伯恩（William Wedderburn）指出，里彭政府以来的镇压措施，导致印度社会孕育着一场革命风暴，因此休谟等人决定采取缓冲措施。[12]其二，创建类似于英国在野党的印度反对党，以便“在事关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利益的问题上，印度政治家能够每年聚会一次，并指出政府在哪些方面的管理上存在着缺陷”[13]，进而通过调整可能会对印度造成不公正或伤害的状况“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联合得以巩固”。[14]其三，创立一个联合的、有组织的印度人团体，使“组成印度人口的所有不同的、迄今为止仍然不和的部分溶合成一个民族整体”，并使印度民族在精神、道德、社会和政治上“逐渐复生”。[15]1885年11月，国大党在孟买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国大党创立之初的目标突出地反映了英国对印专制统治的理论，因此受到政府的支持。总督达弗林勋爵（Frederick HamiltonTempleBlackwood，1st 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及马德拉斯（Madras）省督先后邀请国大党代表参加茶会，以示友好。对于英印当局亲手缔造一个印度民族主义代表团体的矛盾现象，国大党的戈卡尔后来解释道：“如果国大党的缔造者不是一个伟大的英国人、一个著名的前军官的话，当局会立即找出这样或那样借口镇压这一运动。”[16]因此可见，英印当局试图缔造一个让印度人发泄怨气的团体，一年一度集会后再回到恭顺的生活中去，成为专制统治的一根支柱。英印当局尽管也把整合印度民族作为国大党的目标之一，却认为这将是遥远的将来之事。

国大党在其成立的最初20年间，由于其产生和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温和派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民族主义的领袖们只想得到政府在某些事务上的让步，并认为“英吉利民族是地球上能带给我们正义和公正的民族”。[17]尽管如此，国大党的成立仍是近代印度民族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国大党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发言人的新阶段。国大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采取英国式的宪政手段，讨论政治问题并向政府递交请愿，以期达到目标；同时还组织各种协会，出版刊物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提出了发展当地工业、开展教育与社会改革、改革警察制度、保护海外印度人的利益及保护印度人的自由权利等民族主义主张。[18]

后来的国大党成员辛格（G.N.Singh）评价说：“早期国大党在那个时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旨在促进民族觉醒、推行政治教育和统一印度人，并在他们中创造一个共同的民族特性。”[19]所有这一切，使国大党在印度人中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与会代表人数从最初的72人上升到1905年的758人。[20]至20世纪初，除了穆斯林团体认为国大党代表的是印度教徒的利益而对之排斥外，国大党基本上可以称得上印度民族主义的代表，而且已经初步显示出它将是领导全印度民族运动的力量。颇有先见之明的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如果国大党的要求都得以实现的话，则“英属印度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21]因此，英印政府专制统治中兼顾印度人利益的一面导致了印度民族主义组织的成长。

（二）英印政府坚持英国人最高统治权的做法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专制统治达到顶峰之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难以相容的状况更为明显。为了满足民族主义者日益增长的获得参政权的要求，英印政府于1892年通过一部“印度立法委员会法令”（The Councils Act of 1892），规定总督可以任命（而非通过选举）一部分印度人进入立法委员会。这一举措实际上否决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想获得选举权的要求，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马拉维亚（Madan Mohan Malaviya）认为：“该法案仍然使印度人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22]试图安抚印度人的举措反而引起了印度人的反感。但是，英印政府并不想做出进一步的让步，1897年，一个印度政府中的财政人员指出，“当我们用武器的力量征服一个种族或民族时，这个民族的人民却可以要求获得反对征服种族的权力”，他看不出“这样的信条有什么合理的基础”。[23]

这种态度使国大党中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通过与政府合作而合法地获得政治权利失去了耐心。他们在激进派提拉克领导下，提出了“斯瓦拉吉”（Swaraj，印度语“自治”）的要求，提拉克有句名言：“斯瓦拉吉乃我与生倶来之权力，我必将拥有之。”争取自治的意志很坚决。[24]此时又恰逢1896年秋印度爆发大瘟疫、1897年又发生旱灾，受灾面积很大，而赈济措施又不足，致使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寇松出任印度总督，把专制统治推到了顶峰。

寇松虽然意识到印度的民族感情正在成长，而且认为这种情绪是“从来不能完全与异族政府调和的”[25]，但是他仍然坚守专制统治的阵地不做任何让步。寇松毫不手软地推行了一系列维护英国最高权力、打击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措施，主要有1899年的“加尔各答市镇法令”、1903年的德里朝觐活动和1904年的“大学法令”，而真正引发全民愤怒的则是1905年的分割孟加拉行动。孟加拉印度教徒是全印度政治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因而寇松的这一行动明显是试图削弱民族主义运动；加之孟加拉省种族、宗教问题复杂，分割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该措施被认为是对全印度人的侮辱和伤害。[26]这一行动像一枚炸弹，旋即引起了整个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

1905年8月，国大党领导印度人发起了“斯瓦迪希”（Swadeshi，印度语“抵制英货”）行动，得到了除可能在分割中得益的穆斯林团体之外的所有印度人的支持。反分割行动促成了民族主义情绪自英国实行专制统治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这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了只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的阶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寇松的高压政策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许多印度作者指出，印度的贫困是由英国统治造成的，瑙洛吉（Dadabhai Naoroji）的《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统治》、都特的《印度经济史》及迪格比（William Digby）的《“繁荣”的英属印度》，这三本持上述观点的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加剧了连遭灾荒袭击的印度人的反英情绪。[27]二是1896年意大利被埃塞俄比亚人击败、1899年英军受制于布尔人以及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之手，皆证明了帝国的力量并非不可战胜，这也对印度民族主义起了鼓舞作用。

1905年10月，分割法案生效之时，孟加拉地区关闭商店、市场，家家不生火做饭，以示抗议。在加尔各答，有上千人赤足静走示威。[28]印度人焚烧英货，坚持用印度自己生产的产品，以致许多英国商人不得不在自己的货物上换上“德国制造”的牌子以防止被群众焚毁。抵制英货行动使英国商品特别是棉织品损失惨重，其倾销印度的商品额1904年达2200万镑，而1908年则锐减了1/4。[29]除了抵制英货外，孟加拉地区还爆发了武装起义。国大党则于1906年明确要求，其最终目标是在印度实现“自治”。[30]这表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

寇松的去职，标志着英属印度鼎盛时代的结束。接任的明托总督在专制的框架内做出改革，首次承认了部分印度人可以通过选举进入英印行政机构，并承认印度人可以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由此，从1905年到1914年，专制统治进入调整时代。明托时代的改革措施起到了较大的稳固统治的作用，使印度出现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但这并不表明专制统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这一时期，表面平静的印度民族主义在以下两个方面潜在地表现出来。

（一）专制统治的框架并未因改革而去除，因而它与民族主义不相容的状况并不能得到最终解决。

莫利-明托改革虽然在专制的框架内做出较大的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给予国大党人所要求的“自治”。明托明确指出，责任政府“与构成印度帝国人口的许多种族的本性从不相通”，印度“自古以来”便是把权力“置于专制统治者之手”的，它现在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依照法规统治的立宪专制体制”，因此最高统治权仍应保留在英国人手中。[31]这一改革仍然强调印度人是与白人不同的种族，难以获得类似于自治领的自治政府。

因此，改革与民族主义的要求不尽相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国大党继1906年提出自治要求后，在1907年的年会上又明确宣称：“印度国大党的目标是为印度获取一个与英帝国中的自治成员所享有的政府体系相同的体系，并在与这些成员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分享帝国的权力与责任。”[32]显然，国大党要求的是自治政府，而不是立宪专制。只是因为国大党主要由温和派控制，他们主张与政府妥协，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所以能够暂时接受莫利-明托改革，从而出现一个平静时期。而国大党中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则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并认为应通过抵制英货、示威甚至起义的手段达到目的。极端派虽为数很少，且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但其存在毕竟反映出印度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

对民众而言，1905年的反分割行动影响深远，抵制英货的概念又扩展到抵制外国人缔造的机构，并由此而在印度人中萌发了对自己国家的物质产品及一切印度本土事物的热爱。[33]抵制英货行动还成为印度工业发展的动力，使得盐、糖、火柴等产品的自制率大为提高，钢铁和化学工业也有很大发展。[34]而政府驱逐民族主义者的行动，致使反政府情绪“遍及全国”，人们普遍认为“被驱逐者是无辜的”，政府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自身力量”。[35]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持续很久，1911年孟加拉的重新统一和诗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使这股情绪再此振奋起来。

除此之外，莫利-明托改革还引进了群体选举制，即规定穆斯林群体可以按相应比例取得投票权。这是英印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继续，即促使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因为前者认为如果印度教徒执政会利用他们的多数来实行歧视性政策，所以只有英印政府才能保证自身利益。莫利-明托改革明确承认穆斯林的选举权，以达到获取他们支持、压制印度教徒的目的。这一举措受到了穆斯林团体的欢迎，但遭到了印度教徒的反对。民族主义者戈卡尔抗议道：“每个人都很清楚，穆斯林在总督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太多，这不仅是不公正，而且是极端荒谬的不公正。”[36]显然，改革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表面化，其中隐含着很大的危机，特别是印度教徒的反对很难平息。

对于改革时代的危机，英印政府并非不知道。1911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维持，依赖于总督委员会的最高权威……然而，很显然，印度人要求在这个国家政府中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正当要求也应满足。问题将是，如何既做出让步、移交权力，又不损害总督委员会的最高权威。”[37]报告进一步指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给印度人更多的地方自治权。显然，专制体制和民族主义要求之间的矛盾一旦达到触发点，还会爆发出来。

（二）专制统治所包含的歧视印度人的态度，这一时期在整个大英帝国的范围内都有所表现，从而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驱动力。

作为一个大帝国，从理论上讲，帝国臣民与英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应该是一致的。所有帝国臣民，无论其肤色、信仰如何，在英国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享有与英国人一样平等的权利与义务。[38]但在事实上，专制统治又把印度人视为低于帝国内白种人的种族，必然会表现出许多歧视性。而且，这种把印度视为帝国内一个特殊区域的理论，又为所有白人自治领接受。两种矛盾的理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多次发生冲突。

最能体现这种矛盾性的是印度对外移民问题。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印政府为了解决印度人口过多问题，向一些急需劳动力的英属殖民地以“契约劳工制”的方式输出印度人，于是出现印度人向海外大量移民的现象。这些印度人在海外的处境一直比较恶劣。19世纪末起，新获得自治权力的纳塔尔殖民地为了维护白种人的权利，对几乎与白人人数相等的印度人采取限制措施，严格限制他们获得经商执照，并向他们征收每年高达3镑的赋税。[39]这一政策立即开了白人移民殖民地歧视印度移民的先例。1901年建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实行“白澳政策”，限制有色人种入境，其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印度人。后来为了照顾印度人的情绪，澳大利亚又通过了一项似是而非的“放宽”移民限制的政策，允许有色移民入境，但他们必须通过一项欧洲语言测试，测试语种由澳大利亚政府指定。结果，政府经常要求印度移民考葡萄牙语或瑞典语，致使印度人无法通过考试而取得入境权。[40]这种状况促使印度人要求，既然同为英帝国臣民，印度人在海外殖民地也应受到公正待遇。印度人在纳塔尔等地开展了大规模反歧视斗争，不但造就了后来的民族主义领袖甘地，而且使该问题成为涉及印度在帝国中地位的重大问题。印度民族主义者对此问题十分敏感，他们认为印度人理应享有与英国公民一样的自由与平等权力，因而强烈抗议印度人在非洲殖民地的待遇，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41]

英国政府却予以拒绝。一是为了尊重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权利而不愿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二是出于种族主义观念而认为没有必要干涉。正如寇松指出的：“印度人在非洲殖民地享有与白人殖民者绝对平等的权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平等在印度本土都不存在。”[42]其结果，纳塔尔对印度移民的歧视越演越烈。1910年新建立的南非联盟甚至连印度移民的居住权力都要限制。[43]1911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各白人自治领有权处理对内移民问题，也就等于明确承认自治领排斥印度人的权力。这使印度民族主义者十分失望，甘地就因英国不愿确认印度人在南非的平等权利，而对英国的公正深表怀疑，认为印度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赖于求助英国人，必须通过自助。[44]印度移民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截至1921年，印度人还在为此事与自治领交涉，民族主义者萨斯特里（Srinivasa Sast ri）指出，此事如何解决可以“判断印度的整体地位”。[45]该问题所体现的种族主义歧视促进了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童子军。英布战争使英国人深受震动，纷纷寻求各种方法振兴帝国种族，其中就有1908年由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创建的童子军。童子军的目的在于培养帝国的年轻一代自律、自信，具备兄弟情谊和相互理解的精神，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及帝国效劳。[46]这一运动迅速传到白人自治领和印度。但是，该运动中所提倡的增强帝国种族的观念，使英国政府不希望印度人开展童子军，因为后者属于土著种族，不同于白种人。巴登-鲍威尔本人也认为，印度人“不具备与白种人一样的观念和头脑”[47]，不适于开展这一运动。因此，印度政府对童子军活动采取不赞成态度。这一明显不把印度当作帝国内平等成员的做法使印度民族主义者非常不满。

最后是“帝国日”问题。1904年，热衷于使整个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米思勋爵（Reginald Brabazon，12th Earl of Meath）倡议将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定为“帝国日”（Empire Day），以培养帝国种族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感。[48]这一倡议立即在白人自治领实行，但在印度却遇到了障碍。由于英国人很难把印度人视为“帝国种族”中的一员，故而印度政府有意淡化帝国日的概念，不强调印度人对英帝国的爱国热情，而只强调印度人对英王个人的忠诚。这种既认为印度是帝国的一个部分，又不承认印度人享有全部公民权的政策，促使印度民族主义者必须思考印度与帝国的关系。

上述歧视印度人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是英国对印度专制统治理论的体现。英国把印度置于一个附属的位置，因而不愿承认印度人在理论上享有的平等公民权。这种做法，在印度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印度民族主义者日益接受西方的民主与平等观念的时代是难以容忍的。1907年，年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ial Ne hru，独立后的印度首任总理）深刻地指出：“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事务的运行存在着一种确定的秩序——而且，这只对那些提供这种秩序的人有利。”[49]歧视印度人的做法反而对民族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专制统治的调整与改革时期，印度民族主义仍是平静外表下的一股潜流，专制统治危机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