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在英帝国具有特殊地位，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术语表达爱尔兰的身份，英格兰人认为爱尔兰是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格兰与爱尔兰有共同的历史传统，遵守共同的法律，不仅领土相连，而且爱尔兰人有权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在联合王国内部，爱尔兰与英格兰、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具有同样的身份。但对于爱尔兰的爱国者而言，爱尔兰是一个单独的国家，爱尔兰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的艺术和灵感，他们是被压迫的民族，是英格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爱尔兰只是英格兰的殖民地。

爱尔兰议会和英格兰议会一样分为贵族院和平民院，但是，爱尔兰的权威是外来的，政府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统治。爱尔兰议会内部分为宫廷党和反对党，前者来自王室控制下的郡、城市和选邑，后者则由英爱乡绅[27]组成。下院议员来自27个郡、36个城市和选邑，从范围上看所有的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议员无论是新来者还是老殖民者，都是英格兰出生或具有英格兰血统的人。此外，宗教信仰也是重要的因素，从1692年起，天主教徒不得进入议会，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失去了政治权利。18世纪，爱尔兰议会提出独立制定法律和独自处理剩余税收的要求，但两个要求都遭到英国的拒绝。

美国独立对于爱尔兰的影响巨大，爱尔兰人对美国革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方面，美国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另一方面，爱尔兰的情况与美国具有相似性。都柏林的报纸说：“在同样的权威下，英格兰决定向美国征税，也会以同样的理由不经爱尔兰人的同意和爱尔兰议会的批准向爱尔兰人征税。”美国独立以后，英国于1782年放弃了对爱尔兰的立法权，但将爱尔兰的行政权转移到英格兰。“爱尔兰议会的权力在理论上是增加了，但是，在爱尔兰议会存在的18年间，它的权力事实上反而缩小了。”[28]

法国大革命时期，爱尔兰发生反抗英国的运动，试图与法国革命政府合作，摆脱英国的统治。英国在镇压了反抗运动后于1800年实行英爱合并，将独立的爱尔兰议会废除，爱尔兰议员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英国在爱尔兰设立行政机构，在都柏林主持爱尔兰的行政管理。对英国来说，合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联合王国的政治体制延伸到爱尔兰岛；对爱尔兰来说，合并是英格兰的战略诡计：“英爱合并就是一个简单的设计，维护不列颠在爱尔兰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29]不同的认知导致双方关系新的不和谐，如贝克特所指出：“两个国家的不完全合并是爱尔兰政治不稳定的征兆，而非原因。”[30]

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爱尔兰的宗教问题也长期困扰英格兰政府。在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几乎势不两立，新教的英爱人不愿进入天主教区域，就像伦敦上层社会不愿进入泰晤士河南的贫民区一样。与土地的关系形成两个对立的阶层——新教地主和天主教佃农。宗教冲突加剧了经济的分野，而族群区分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人们看到在爱尔兰存在两个明显对立的集团：新教的英爱地主和天主教的爱尔兰佃户。在爱尔兰人看来，土地是问题的症结，现存的土地制度既表现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政治征服，又表现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宗教迫害，因此土地改革既是经济解放，也是天主教解放。但是对爱尔兰地主来说，土地问题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权问题，要求土地改革就是挑战财产权，一切攻击、限制、改变财产的行为都是无政府行为，都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

在英格兰，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经济的权力紧密联系，而且经济权力得到特别的尊重，因此，财产持有者的影响力很大。爱尔兰社会存在的原则是宗教，教会成为社会的中心、农民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发布公告的地方。这种宗教的裂缝（英格兰新教VS爱尔兰天主教）加剧了财产和民主的敌对，最终将英格兰的政治置于危险之中。在英格兰，地主可以将他们的政治影响（投票权）通过慈善或强迫等手段强加给佃农。在爱尔兰，地主则不能。在天主教神父的支持下，佃农常常直接拒绝地主让他们投票的要求。佃农对宪政民主的追求使爱尔兰地主非常不安，也是农村骚乱的主要原因。“宗教的裂痕阻挡了爱尔兰地主的政治影响，他们反对宪政民主的发展，因为他们害怕宗教的影响会胜过他们对佃农的影响。”[31]

19世纪30—40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蓬勃发展，以丹尼尔·奥康奈尔（ Daniel O’Connell）[32]为首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公正对待爱尔兰”，实现爱尔兰宗教、政治和人权的平等。同时各种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开始出现，英国政治家也开始反思，合并究竟是否适应爱尔兰发展的需要，如福克斯所述：“我们不应该不考虑一个国家的情感、需要、利益和意见，而只是按照我们的偏见，为一个国家设立法机构。”1845年4月罗素在下院发表讲话，从平等的角度表达了对合并的意见：“我们敢对爱尔兰人说，我们一直在平等的精神上从事英爱合并吗？我们考虑爱尔兰人的利益如同英格兰人的利益一样？我们给予爱尔兰人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了？我们在考虑爱尔兰问题的时候像考虑英格兰问题一样 ”[33]罗素甚至认为应该“用爱尔兰的观念和爱尔兰的偏见统治爱尔兰，我相信爱尔兰政府管理越多，爱尔兰就越依赖英格兰”[34]。

1846—1849年的马铃薯饥荒最终割断了爱尔兰农民留恋土地的情感，饥饿迫使他们离乡别井，饥荒的延续也使许多爱尔兰地主出售他们抵押的土地。[35]英国政府拯救饥荒的措施不力，导致了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人们对政府、土地和宗教问题的关注超过了任何时代。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通过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为自己的命运抗争，其结果都是失败。

随着不列颠给予海外殖民地自治权，促进了新民族的发展，但是对于爱尔兰，英国坚持在1800年合并的框架下行使爱尔兰政府的权力。由于新的、旧的怨恨和不满，特别是土地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爱尔兰人并不愿意融入一个“外国人”的民族中，他们始终认为爱尔兰是一个国家，爱尔兰必须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因此，自治成为19世纪后期爱尔兰人奋斗的目标。

自治运动的带头人是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75年爱尔兰的议会收到帕内尔的劝说信，信中要求议员们利用议会为爱尔兰自治尽力，包括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不讨论爱尔兰以外的任何问题等，试图用简单的方式迫使英国政府就范。1877年，英国议会就爱尔兰自治问题辩论了26个小时，1880年一次新的辩论竟然持续了41个小时，结果议长不再愿意听取任何爱尔兰议员的发言，并用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争取自治的同时，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爱尔兰人的难题。1880年帕内尔成为爱尔兰土地联盟的主席。马铃薯饥荒导致爱尔兰连年歉收，英国以低价从美国进口粮食使爱尔兰农民的状况雪上加霜。租地费用居高不下，农民们付不起地租，又不能得到1870年土地法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被驱赶。地主们明白牧场比之于耕地可以得到更好的收入，于是将付不起地租的农民赶出耕地，使耕地变成牧场，吸引新的佃户管理牧场。驱赶激起爱尔兰农民的暴力反抗，地主则用更极端的方式镇压，有些农民被打死。土地联盟为了阻止地主驱赶农民而提出新的改革纲领：公平地租，固定租期，自由买卖，其目的是将地主的土地逐步转移到农民手中。

土地联盟提倡非暴力抵抗，建议人们不购买驱逐农民的地主的土地，凡是购买这种土地的人在街上、在教堂、在集市都被孤立，没有人与他说话，没有人为他工作，庄稼腐烂在田地里无人过问，甚至其仆人都不敢取回邮局的邮件。抵制活动亦称杯葛运动（Boycott），相当成功，帕内尔力图将之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是，英格兰地主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们以土地联盟资金来源不当为理由（自治党和土地联盟的资金大多来自美国的爱尔兰人，帕内尔多次出访美国寻找资金支持），将该组织宣布为非法。

1880年自由党人再次上台，棘手的爱尔兰自治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为了防止爱尔兰脱离联合王国，自由党政府首先宣布爱尔兰土地联盟为非法组织，同时，为了安慰爱尔兰农民，又在1881年颁布了新的土地法（ Land Act of 1881）。该法规定在爱尔兰设立土地法庭，为农民规定公平租金，地主不得制定超出限制的租约，而只要农民按规定交付了租金，地主就不得剥夺其租地。但法律颁布后受到抵制，执行时遇到很大困难。而帕内尔和他的同僚则将土地联盟改组为“国家联盟”（National League），继续与英国政府对抗。英国政府将帕内尔关押在基尔曼汉姆（Kilmainham）监狱，却不能平息仍在发展的暴力活动。1882年，自由党政府与帕内尔在监狱会面，并签订了基尔曼汉姆条约（Kilmainham Treaty），帕内尔被释放出狱，帮助平息爱尔兰的混乱；英国政府则颁布第三个土地法案，将农民从地租的重压中解放出来。为了表明合作的诚意，英国政府向爱尔兰派出一位国务秘书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卡文迪什到达都柏林的当天，爱尔兰的神秘组织就策划谋杀了副秘书伯克先生（Mr.Bueke），由此可见，爱尔兰针对英国政府的暴力行为丝毫没有减少。

1881年土地法颁布后，帕内尔领导的“国家联盟”开始为争取爱尔兰自治而努力。由于爱尔兰人在威斯敏斯特有自己的代表，在英格兰的两党势均力敌之际，爱尔兰代表对于任何一党的取胜都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在争取自治的问题上，帕内尔无须考虑取悦于自由党或保守党，任何一个党支持自治，都会得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1885年新的大选之前，保守党领袖声称他们支持爱尔兰自治，以换取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但大选的结果并不令保守党人满意，自由党人在下院比保守党多了82议席，而爱尔兰自治党则恰好得到82席。这样，自治党的地位就很关键了，它站在哪一边，哪一个党就可以执政。[36]

格莱斯顿在76岁高龄时第三次任英国首相，爱尔兰人是他第一次任首相就必须“安抚”的对象。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真正改变爱尔兰暴力的办法就是给予自治。但是，“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提出从上到下地分裂了自由党：自由党中的保守派以德文希尔公爵（Duke Devonshire）为首，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爱尔兰自治法案；以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统一派”对自治法案持观望的态度。所以，尽管格莱斯顿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他执政期间仍然不能为爱尔兰带来自治。

1895年到1906年保守党人长期执政，爱尔兰自治的要求完全被忽视。同时，帕内尔又爆出与下属妻子有性关系的丑闻，自治运动也因此而倍受打击。所以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自治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