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斜阳》的作者布莱恩·拉平指出：“在20世纪以前，征服遥远的地方，然后在本土遥遥地加以统治，曾广泛地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英国人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征服者，这些征服者充满自信地称被它们征服的地区为一个帝国。”[143]

事实上，对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拥有并统治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仅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它更是英国人所担负的责任，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这样的信念在英国人的心中可以说根深蒂固、历久不衰，几乎成了一种信仰，一种能够让英国人在道德上得到极大心理满足的信仰。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从传教士到殖民官员，从自由党人到保守党人，从帝国的思想者到实践者，无不认同这一信念。

19世纪上半期出现许多宣扬英国人文明使命的文章与小册子，鼓吹英国人被上帝选中来从事向全球传播文明的事业。1835年库克（W.B.Cook）发表《殖民的政策》，宣称英国人的殖民是“光荣的、博爱的事业”：“让不列颠人的儿女们将文明带到这些遥远的海岸吧，未来的时代将会为他们的进取精神而欢呼。上帝在赠与这个快乐国家领土方面一直是慷慨的，难道我们要忽视他的宠爱吗？”[144] 1844年，后来长期担任殖民部常务次官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评论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种本能的感情：我们的名声和民族的命运不在这个我们所占据的狭窄海岛上；英格兰的精神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感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商业和我们的工业中。”[145]

从留存下来的各种英国历史文献，特别是那些著名政界人物的议会演说、官方文件以及私人书信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那就是“文明”（civilization）。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这个词的含义十分广泛，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关于英帝国、西方文明以及不列颠民族的观念。

在英帝国的辞典里，“文明”就像是个巨大的箩筐，将许许多多英国人引以为荣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它既代表整个西方的科技、宗教与思想文化，也代表英国的宪政制度、工业产品及海军舰队；既代表不列颠民族的优越、自信与骄傲，也代表白人的责任、使命和负担；它既意味着鸦片、纺织品、圣经、大炮，也表现为教堂、铁路、医院、学校；既意味着掠夺、征服与杀戮，也表现为保护、怜悯与同情。很显然，这种文明所针对的对象是帝国境内外的各有色人种，并不包括一般意义上帝国海外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尤其是英国血统的移民。

这样一种文明的理念，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西方（即欧洲）的文明在发展阶段上远远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不列颠更是处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阶梯的顶端，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因此英国人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福音，即所谓“天定命运”。

在英帝国的组成中，今天的人们容易忽视 “殖民地”与“帝国属地”的区别，往往将两者等同起来。其实就其原初意义来说，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殖民地”主要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开发而形成，“帝国属地”则是英国通过武力征服等手段而获得。尽管印度通常也被称作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在性质上与那些移民殖民地完全不同，英国对其采取的统治政策也不同。因此，19世纪的“殖民地”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广义上，英帝国所有的海外领土都可以称作英国的殖民地；而狭义上，则仅指白人移民殖民地。例如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就曾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由欧洲人居住的地方为“真正的殖民地”[146]。

英国人从来都认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英国领土在海外的延伸，移民殖民地是“特别的英国社区”[147]，那些离开本土迁往殖民地的英国人，也依旧是英国臣民。1864年，《自由新闻报》（LiberalDaily News）写道：“我们抱着同情的兴趣，关注着我们所拓殖的国家的命运，因为它们的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是我们文明的共享者，它们在新的、陌生环境中所显露的个性是来自我们自己。”[148]而1862年《泰晤士报》坚定地认为：“殖民地人民是英国臣民，他们拥有和我们自己一样的权利，只要他们选择留在帝国，母国就无权剥夺他们的继承权。”[149]

对于帝国境内的有色人种，如印度人、黑人以及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土著人，英国人的心态有些复杂，这是一种混合着怜悯与蔑视的情感。怜悯，基于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以及土著人民的生存状态，是受理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蔑视，则基于非欧民族社会的落后与愚昧，是出自居高临下的欧洲人本能的反应。不管是怜悯还是蔑视，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受到上帝庇护的最优秀的种族，而所有的非欧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天意授予了英国人神圣的使命，要将英国的制度、文化、语言和宗教，将文明和进步带给他们。

于是，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引下，英国人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与传播文明挂上了钩。换句话说，英国人坚信自己既是征服者、统治者，同时又是开化者，负有对所有落后民族和非基督徒进行文明教化的责任与使命。例如，废奴主义运动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就把在印度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看作“所有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号召传教士们“用逐渐介绍和建立我们自己原则、观念、法律、制度以及习惯的方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所有进步来源的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道德”[150]。

许多英帝国史的研究者们发现：帝国的信条会使人们对帝国的热忱成为一种本能，帝国的存在本身会自然地产生帝国主义者。[151]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巨大优越感，对“文明使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日不落帝国”的无比自豪，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英国人确信自己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898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Wilfrid Laurier 1841—1919）宣称：“除了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法国和我们相等，甚至高出我们以外，在造就一个伟大民族的所有方面，在进行殖民的力量，在贸易和商业，在文明的更高手段上，英格兰不仅优于现代世界所有的国家，而且也超越古代历史上的所有国家。”[152]

事实上，维多利亚末期英国人的这种强烈自豪感，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社会无处不见。正如P.J.马歇尔所指出的：尽管帝国的宣传在后来可能更为响亮，但英国人对不列颠能够影响世界并使之更加美好的自信，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达到顶点。[153]我们从对英国社会产生持久影响的人道主义运动，以及英国人在印度的作为，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兴起于18世纪末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活动，虽然始终与福音教派运动密切相关，但它之所以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兴盛不衰，成为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一支最活跃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正是英国人“文明使者”信念的反映。

人道主义运动的目标，在英帝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分别集中于反对奴隶贸易、反对奴隶制度以及保护帝国境内土著人等领域，其中废止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呼吁，对英国各个社会阶层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最大。在1833年成功取得从法律上废除帝国全境奴隶制的胜利之后，人道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立即将关注的目光指向帝国各殖民地和属地的土著人民。

1837年，议会成立由废奴主义运动领袖巴克斯顿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帝国的显著好处，已被授予“一些比商业繁荣和军事威名更高尚的目的”[154]，敦促政府要将基督教、合法的商业、文明的好处，以及仁慈的政府，带给那些在英国海外扩张中聚集在帝国的“未受教育、无防卫能力的野蛮人”。

这份报告不仅提出了关注土著人要比追求商业繁荣和军事威名更加高尚的道德观念，而且突出强调了由伯克提出的“托管人职责”（trusteeship）思想，指出“对土著人民的保护应当被看作是特别属于政府的责任”[155]，从而使它成为19世纪帝国政策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

所谓“托管人职责”，主要是指欧洲人有责任致力于非欧“落后”

民族的保护、福利与进步。[156] 1837年，在巴克斯顿和医生霍奇金（Hodgking）的组织下，“土著人保护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在伦敦成立，尽管保护土著人权利与利益的鼓动宣传，在英国政界和普通民众中产生的共鸣与认同不能与反奴隶制运动相比[157] ，但它存在和活动的时间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些让人称道的成就。例如，美国内战期间，协会与反奴隶制协会一道派人奔赴美国，帮助改善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自由黑人的命运。1865年，协会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结束黄金海岸的奴隶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著人保护协会”“讨厌的”人道主义干预，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与商业利益集团的谴责，而与此同时，尽管协会代表着“帝国的良心”，并以“殖民地托管人”自居，它仍和英国各个传教协会组织一样，被看作是“帝国的代理人”。例如，1843年，协会在国内进行游说，要求英国兼并纳塔尔（Natal）；70年代初，协会又赞成英国对斐济（Fiji）的兼并。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有时变成帝国（扩张）运动本身的一部分”[158]。事实上，协会的宗旨应当说基本是前后一致的，它的行为与其宗旨也并不矛盾，主张兼并纳塔尔，理由是可使当地非洲人免受布尔人的统治；赞同兼并斐济，也同样是因为可以保护斐济人的权利。这种思维方式及其结论，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但却与“文明的使命”，与“托管人”的概念并行不悖，或者说，这正是他们在文明使命驱使下行使托管人责任的结果。

和英国各个传教协会组织一样，“土著人保护协会”无疑是帝国的坚定支持者，所不同的是，协会在人道主义立场指引下，试图充当帝国境内落后民族与有色人种“监护人”的角色，他们和传教组织及传教士令人尴尬的命运，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首先是因为，他们所要给予非欧民族的“保护”和带来的“福音”，完全是一种外来的、强加的“文明”，极易引起当地人民和社会的排斥抵触，这就决定了他们自以为的虔诚、真实和善意，其实际效果可能与出发点大相径庭。

其次是因为，协会所有的活动以及英国人在海外的传教事业，都是在一种不加掩饰的怜悯、恩赐态度下进行的，尽管他们从不怀疑自己在道德上的高尚甚至献身精神，但这些活动本身与帝国的扩张以及殖民统治相伴随，居高临下的“文明开化者”心态，以及西方人骨子里对有色人种与落后民族根深蒂固的蔑视，都使他们的事业大打折扣。

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英国人在传播自己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时所面临的处境，并作了基本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例如，《1815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一书的作者指出：那些家境良好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故土，在促进人性的信念支撑下，在热带和野蛮的地方度过长期孤独的岁月。他们将正义的观念带给野蛮人，制止对奴隶的抢劫、拷打，与迷信和疾病作战斗。“但是，这些成就不管多么真实，所有都太明显地伴随着自我利益，并以令人不能忍受的自鸣得意，和对人类其他种族的十足恩赐态度表现出来。”[159]

在自由帝国成长壮大并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想和“文明开化”的使命，不断地以冲突和悖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最令人迷惑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莫过于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帝国给印度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是文明与进步，还是停滞与落后？这不论是对英帝国的同时代人，还是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都似乎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个不论持正方、反方立场都能同时找到大量论据的历史辩题。

在许多英国及西方国家学者看来，英国人在印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改革进步的故事，是英国在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印度的故事：英国人禁止了印度的寡妇殉夫（suttee）、劫杀旅客（thuggee）以及溺死女婴、不准寡妇再嫁等恶俗陋习；英国人在印度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创办报纸、开办学校、兴建医院；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现代法律和西方式教育体系；英国人给印度带来新的土地私有制度、文官制度和民选咨议会，培养了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识阶层，造就了一个统一、有秩序、和平的印度。1828—1835年的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Cavendish Bentinck 1774—1839）在推行各项改革时曾宣布：“英国的伟大应当建筑在印度的幸福之上。”[160] 因此，英国人毫无疑问是在实现其文明开化的责任与使命。

而与此同时，在印度及一些东方国家学者的眼里，印度的近代历史充满奴役、压迫、贫穷和苦难：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明目张胆的压榨与掠夺；公司的“分而治之”统治手法导致印度的分裂、混乱；英国的廉价纺织品扫**印度，摧毁了印度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手工棉纺织业；公司摧毁了印度的土地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带来了地主、中间商、税吏、高利贷者；殖民统治破坏了印度的农业，致使农民陷于长期的极度贫困，使无数印度人死于饥荒。因此，英国人带给印度人民的是无穷的灾难。殖民当局的改革是为了“稳定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为进一步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作准备”；创办近代教育，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至于修筑运河、铁路，开办工厂及电报通讯等等，则是“为了英国资产阶级便于对印度人民的掠夺”[161]。

同样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不同的立场和视角看到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历史画面。但两种结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评判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这样，前者往往集中于英国人在印度促进西方文明的善意与成果，而后者几乎一无例外地集中于殖民主义统治的虚伪与罪恶。显然，如果不跳出这种思维模式，问题就只能永远处在无休止的尖锐对立和激烈论争之中。

一些学者试图尽量客观地作出判断。例如约翰·西利就曾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上，我们要注意避免报刊上乐观主义的陈词滥调。我们西方的文明也许并不绝对如我们喜欢想象的那样是极好的东西。”[162]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认为：“英国的统治是一个利弊兼有、祸福相依的事情。它确实带来了和平，建立了秩序和统一，也推动了现代化。……然而它的现代化只走了一半。……比较实在地说，就和平、政治进步和产生了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阶层而言，英国对帝国统治的自豪是颇有道理的。”而英国统治的弊端，“其一是英国人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传统完全漠视，其二是他们没有让印度向自治独立方向发展”[163]。他同时还尖锐指出，英国人对1857年印度土兵起义的镇压是血腥的，“其残酷的屠杀，显示了英国人也可以将文明的假面具撕下来”[164]。这种利弊参半的看法与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的结论相比较，已经体现出了进步，但让人感觉视野还不够开阔，还是在围绕具体的帝国统治本身打转转。

对于这种文明与罪恶相伴，进步与毁灭共存，仁慈与专制并行的历史现象，到底应如何看待？《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一书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既用道德标准又用科学标准来把握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方法，将印度的被征服以及英国的殖民统治，放到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大背景下，强调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看法，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使非欧世界的“野蛮”社会现代化了。因为在缺少变化和现代化机制的国家，来自外部的刺激就成了启动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造成的必然结果。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必须加以克服的历史现象。因此，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欧社会产生了社会变化和现代化效应，决不等于在道德上为殖民主义作辩护。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殖民主义的必然性。[165]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及其衍生物殖民主义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强烈谴责，是最为激烈尖锐的，但恰恰是马克思在1853年提出了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66]

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后果》等关于印度和殖民主义的论文，本是应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之约而写，但其中所表现出的高屋建瓴般广阔视野及深刻见解，让人折服。今天，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和相关思想更加显得深邃。从殖民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及其所担负双重使命的角度，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一似乎无法厘清的问题，就显得清晰多了。英国人和印度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各自讲述的都是真实的故事，但却不是历史的全部，都缺乏对历史的全景式分析。

因此，我们既要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无情谴责，也要看到英国人所摧毁的并不是理想化的印度社会，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成了宗教仪式。[167]

此外，还应当看到的是，在英国人推进印度社会近代化的动因中，既有将印度变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强大利益驱动，也有真心实意用英国的制度、文化、语言、宗教改造印度社会的主观愿望。前者是由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所决定的，而后者，来自于英国人关于文明使命的自我信念。

在第二帝国形成壮大的历史过程中，尽管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和统治方式不断有变化，我们仍可以看到有一条基本上贯穿始终的线，这就是边沁功利主义学说中“好政府”思想的影响。

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专营的商业公司的统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坏的统治。”[168]许多同时代的英国人发现，英国人已经变成了“东方的专制君主”。整个18世纪末期，东印度公司军队和官员对印度**裸的猖狂掠夺，在英国社会引起强烈义愤。例如，成为百万富翁的克莱武回到英国后即受到公开谴责，下院特别委员会指责他在印度搜刮财富，使他感觉自己“像个偷羊贼而不是下议院议员”[169]。

18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黑斯廷斯审判案”，更是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伯克等人在指控东印度公司官员的贪婪腐败时，根据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教训，首次提出了“托管人职责”的思想，其核心是反对无止境地勒索殖民地，要给殖民地人民一个“好政府”。在下院演讲中，伯克尖锐指出：“英国没有建教堂、医院、宫殿、学校；英国没有修建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170]

这样，“公司在印度怎样统治的问题很快就成了议会辩论的热门话题，新兴工业家、商人、金融家、政治家都强烈要求英国议会插手对印度的管理，使对印度的统治有利于整个英国经济的发展”[171]。1784年由小皮特提出的《东印度公司法》，已经初步形成公司和议会共同管理印度的体制，但真正的实质性变化发生在19世纪，通过1813、1833、1853年三次对公司特许状的续订，议会逐步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并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体制作了根本调整。

这一过程既是工商业资产阶级愿望与要求的反映，也是伯克首创“托管”思想的体现。1813年，正是在伦敦商人集团的强烈要求下，议会取消了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但英国“外港”（the outports）如利物浦商人没有从中获益，因此他们仿效伦敦商界，在1833年公司特许状续订之前，带头掀起规模更大的宣传鼓动及请愿活动，仅1829—1830年间向议会递交的请愿书就有257份。[172]只是由于1830年接替威灵顿内阁的格雷内阁正在为议会改革而斗争，还未准备好承担对印度的管理责任，东印度公司的前途问题才没有立即解决。到1833年，议会终于按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将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取消，并规定公司不再从事在印度的贸易活动，只作为受国王委托的单纯行政机构。

历史统计资料显示，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全部废除和职能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英国兰开郡的机器棉织品从此得以大量涌入印度市场，1834—1856年间，印度的进口额从426万镑增加到1340万镑，增长了227%，出口也从799万镑增加到2300万镑，增长了188%。[173]

根据1833年法案创建起来的英属印度新体制，行政权、立法权分别属于由国王和议会任命派遣的总督参事会、总督立法委员会。1853年法案取消了公司董事会对官员的任命权，宣布实行文官考试制度（Indian Civil Service）。尽管公司对印度统治的最终结束是在1858年，是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宣布“印度由英国女王接管并以她的名义统治”，但事实上，从1833年起印度的实际统治权已经转入英国议会和政府的手中。

除了确立政治统治体制，各法案还涉及到制定现代法典、促进近代教育以及鼓励传播基督教等内容。在推行所有这些改革措施时，许多在印度的英国人抱有明确、强烈的托管意识和帝国使命感。例如第一个被派到印度参加立法会议，并为印度编纂制定了刑法典的英国人，19世纪英国著名辉格党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托马斯·巴宾顿·马考莱说：“通过良好的政府，我们可以教育臣民，使他们在某个时期要求建立欧洲的制度，这一天无论什么时候才来到，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骄傲的一天。”[174] 1819—1824年任孟买总督的埃尔芬斯顿认为：“我们不可梦想永远占有，但必须努力为当地人建立一个对我们和他们自己的利益都有利的自治国家。”[175]这里的自治国家，显然并非指后来在40—50年代授予移民殖民地的责任制政府，但它无疑表达了一种建立“好政府”的真诚愿望。

许多英国历史学家都曾指责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那种家长式专制统治，帝国史学家P.J.马歇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方式与英国的自由传统是相违背的，却被用于其他亚洲国家，英国人认为那里的人民不适合自治政府。”[176]但对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这种相违背显然不言而喻。因为，就连非英国血统的白人居民，也曾经被认为不具备自治资格，更不用说始终被认为是不开化的、落后野蛮的有色人种。

例如，在谈及1858年新设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177]，时任德比保守党内阁殖民部常务次官的卡那封伯爵（4th Earl of Carnarvon 1831—1890）认为：“现在，自治制度（对它）将是一个无用的礼物。”纽卡斯尔公爵则直截了当地说：“责任制政府只能对不列颠民族出身的殖民者才是适用的。”[178]这些话，表现了英国人特有的傲慢和对非不列颠民族的偏见，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从未考虑过要将责任制政府和自治原则推行到印度等非白人殖民地去的原因。

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议会和政府逐步接管印度统治权的过程中，在总督们大力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竭力将英国式“文明福音”带给南亚大陆的过程中，英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居高临下感，以及对印度人民那种怜悯夹杂着蔑视的态度，可以说无处不在。尽管也有一些英国人与个别印度人建立起私人友谊的例子，但在总体上，英国人对印度人及印度文化的看法是基本否定的。

例如，英国人普遍对印度教充满反感、憎恶与蔑视，根据一位19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的记载：“对许多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印度教义和实践显得如此无法表达的荒谬，以至于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类献身于这个宗教时是严肃认真的，他也不费心掩饰自己对这些荒谬信条的看法，认为那些信印度教的人是虚伪的。”[179]

但是，印度又是“古老的、东方色彩的、奇香异味的”，“印度在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印度几乎是一种神秘的吸引力的中心”。[180]

因此，在统治印度的不同历史时期，英国人对印度人、印度社会以及印度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从18世纪70—80年代议会开始介入对印度的治理起，一直到整个19世纪上半期，在英国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观念，基本是伯克倡导的“托管”思想，即必须给印度人民一个好的政府，议会针对东印度公司官员的掠夺和腐败行为进行的谴责指控，正是这种主流观念的反映。

早期的驻印度总督，个个是雄心勃勃的英国高等贵族，虽然都自以为受命于天，但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较少有种族主义的成分，对印度的古老历史与文化，他们最初表现出的是某种尊重与敬意。例如18世纪80—90年代在印度出现的几所宗教学院、梵文学院，都是由包括总督在内的高级官员创办的。倒是英国的传教士们，努力创建了印度最早的英语教育。1813年，英国议会还在续订公司特许状的法令中，要求公司致力于“传入有用的知识和宗教以及道德的改进”，每年必须拨出一定款项用于印度文学与文化的复兴，以及向印度人介绍科学知识。1823年，公司按照议会要求成立了“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会建立了新的梵文学院，出版刊印了梵文、阿拉伯文以及波斯文的著作。

但与此同时，印度的一些开明人士强烈反对继续进行梵文和宗教教育，认为这是英国议会“要使我国保持愚昧无知的极妙计划”[181]，他们向总督请愿，要求推行欧洲式近代科学教育。在他们的支持下，这一时期由福音教派传教士创办的以西方教育为模式的教会学校、学院得到较大发展。

由此，在公共教育委员会中便产生了如何看待印度文化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被称为“东方学派”（Orientalists），另一方被称作“安立甘派”（Anglicists）（或“英语学派”）。前者认为印度文化复杂精致，具有活力，后者则认为印度文化充满野蛮与迷信，需要坚决摈弃，以英国语言文化取而代之。[182]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本廷克总督强力推行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来看，显然是“安立甘派”完全占了上风。

随着政府和议会获得对印度的实际控制权，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开始改变早期那种谨慎态度，确信印度人都是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而自己的职责就是以英国的文明去教化他们，使其“安立甘化”

（Anglicize）。

在“安立甘派”阵营中，托马斯·马考莱被公认为是最著名的“西方化论者”（westernizer）。马考莱在英国是个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出身于殖民地总督家庭，本人是律师，年轻时就以许多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反对奴隶制、支持议会改革的论文而闻名，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为他赢得了下院议员的位置，在议会对改革法案的激烈辩论中，马考莱的发言（1831.3.2）被历史学家公认“是最辉煌的一次捍卫改革法案的演讲”[183]。1834年他被议会派往印度，作为法律参事成为印度立法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India）成员，同时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

马考莱是个对英国文明的优越性坚信不疑的人。他认为：印度人民并非低等民族，但印度的文化是低劣的。就像希腊开化了罗马，罗马又开化了不列颠一样，现在英国作为进步链条上的一环，必须将文明的好处带给印度。[184]在印度的四年时间里，马考莱充分实践了他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理想，不仅为印度编纂制定了《刑法典》，而且直接推进了印度近代教育的建立。1835年，马考莱提出了著名的《印度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力主突破1813年议会法令的限制，在印度大力推行英语教育。

与早期驻印度高级官员们不同的是，马考莱用西方语言文化逐步改造印度社会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认为：既然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教育全体民众，那么“目前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之间造就一个中间阶级，这些人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其品味、观念、道德和才智却是英国式的”，再由他们用印度的语言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给最广大的普通民众。[185]

马考莱的观点得到本廷克总督的大力支持，印度总督参事会立即作出决定，今后所有的官方拨款一律用于英语教育，以便通过英语向印度人传授英国文学和科学知识。此后，英语和西方式教育得到进一步推进，1837年，殖民当局规定英语代替波斯语成为官方公务语言；1844年，又规定优先录用懂英语的公务人员，从而使印度的英语及近代教育大大发展。尽管印度建立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近代教育体制，是根据1854年的《伍德教育急件》提出的全面规划，在19世纪50年代实现的[186]，但它的真正起点无疑是马考莱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因为正是这份备忘录改变了由传教士开办西方教育的现状，使英语教育和近代科学教育在印度具有了官方和非宗教的地位。

西方式近代教育在印度产生和确立的过程，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当然也是真实地）反映出半个多世纪里英国人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从最初小心谨慎的尊重保护到后来强力推行西方化改革，这一政策变化恰好伴随了英国议会和政府对印度事务控制力不断加强的历史过程。

本廷克总督和马考莱是边沁功利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在英国驻印殖民官员中，属于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和许多同时代的英国政界人物一样，他们又都是具有强烈帝国意识和使命感的人，坚信英国的法律、语言和教育制度最适合于印度人。在自己任期内，他们以文明开化者的身份和姿态，面对印度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芸芸众生。他们的观念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英国语言文化的强烈自豪，以及对印度语言文化及宗教的贬低轻视。例如马考莱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就一再表达这样的观念：印度人所操的语言，“既不包含文学也不包含科学的信息，而且如此贫乏、粗糙，难以将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翻译过来”[187]。因此，只有英语才是最值得学习的语言。

但是，无论是本廷克还是马考莱，都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英国人自以为并确实在印度扮演着“文明传播者”的角色，甚至为此充满道德上的高尚感。

事实上，作为具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英国人，对于其他非白人种族特别是黑色人种，许多人从骨子里就是蔑视的。人们通常认为，以“白人至上”为特征的种族主义，以及宣扬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盛行，但若追踪其源流，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初现端倪。

例如，1849年，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宣称，欧洲人要比非洲人聪明，劣等民族应当驯服于优等民族。帕默斯顿则从不掩饰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蔑视，在他看来：葡萄牙人是所有欧洲民族中道德水准最低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又要低得多，与爱尔兰人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上。而所有从开普到广州的东方人，都是愚昧无知、傲慢无理的野蛮人。[188] 在亚洲、非洲多次参加过侵略及殖民战争的沃尔斯利将军（Garnet Joseph Wolseley 1833—1913），对非洲人的描述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非洲人就像猴子，他们是一个徒有其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种族。”[189]只不过，当时这种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意识还只是一股潜流，对帝国殖民政策以及公众舆论尚未发生直接的影响。

真正使普通的英国公众对帝国内部有色人种的看法发生巨大变化的事件，是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起义（Sepoy Mutiny）、1865年的牙买加起义（Jamaica Revolt），以及19世纪60年代的毛利人战争（Maori Wars），这一连串事件恰巧都发生在同一时期，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种族主义偏见从此开始有了市场。

毛利人战争是英国人与新西兰土著民族毛利人争夺土地控制权的斗争，40年代就曾爆发过一次，第二次战争从186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0年，最后的结果是毛利人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这场战争并没有胜利者，因为战斗是在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停止的。[190]英国军队和白人移民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居然无法战胜落后的土著人，这让一向傲慢自信的英国人感受到耻辱与难堪。1865年牙买加发生的起义，是白人种植园主和黑人雇工、农民之间的长期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起义很快被英国军队镇压，牙买加也于次年改为皇家殖民地，但这场由已获解放黑人发动的起义，无疑对英国人的自尊是又一次打击：英国人曾经为废除奴隶制而努力，而现在这些被解放的黑人却“忘恩负义”[191]。

最让英国人感到震惊、恐惧与怨恨的，是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它真正对英帝国以及英国人的帝国信念构成了一次严重危机，用布莱恩·拉平的话说，这“就像出现了一场地震”[192]。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由大规模军事反叛演变而成的民族起义？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人们可以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找出不同的答案，但最终极的原因，无不指向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不管是将其评价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还是分析成“旧的保守印度的最后一次努力”，[193]

起义事实上是英国殖民统治下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客观地说，1857年起义并未形成全民规模，起义仅发生于印度中部和北部地区；英属印度三大军区中，只有孟加拉的印度土兵参加起义，马德拉斯和孟买均按兵不动；投身起义的土邦王公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印度王公都站在了殖民当局一边，被兼并不久的旁遮普甚至派出自己的军队参加对起义者的镇压。

然而，英国人征服孟加拉已经整整100年，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兼并手段，至起义爆发前，英国直接统治地区已占整个印度的2/3，在此期间虽然始终存在着对征服的反抗，但真正称得上民族起义，并对英国整个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这是仅有的一次。因此，起义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直接对英国公众的心态和观念产生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印度人在起义中表现出的对英国人的强烈仇恨。英国人的确是南亚次大陆的主人，但这个主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当作文明的使者，当作为土著居民带来福音的好主人。

其次，是印度土兵首先发动起义并成为整个起义的主力军。在英国人征服印度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印度土兵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尽管在起义爆发前的13年中，由于待遇问题共有过四次个别步兵联队叛变的记录[194]，但在总体上，殖民官员们从未怀疑印度土兵的忠诚。起义爆发当年，英印军队共计23.8万人，其中英国人只有3.8万人[195]，这一比例已维持了几十年。

最后，是已投降的英国军人被杀死，以及许多妇女儿童被起义者处死的消息。当时，英国到处都是关于起义者如何凶残的传闻与详细报道，“在印度和英国两地的英国人心中，都激起了炽烈的复仇要求，导致公司的军队干出了种种坏事，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196]。

所有这些，就像是催化剂，使英国人原本就有的种族偏见大大加强。亲身经历印度起义的英国士兵在写给国内的信中，发誓“今后永不宽恕长着黑面孔的人”[197]。1858年1月的英国《民族评论报》（National Review）写道：“幼稚与野蛮深植于印度人的心底，文明的油漆非常之薄，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迅速扔掉。”[198]

印度历史学家指出：“在公司管辖时期，英国官吏和印度人随便交往，他们之间尚有一种真正的好感，并且常常有友谊之情。大起义的黑暗恐怖，在英国人心中产生了对印度人的反感。”[199]英国历史学家多萝西·汤普逊也曾指出：“1857年以前，许多欧洲人相信，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与印度人友好相处，通过教育使印度永远地文明开化是可能的，但在兵变之后，这种看法消失了。”[200]黑色种族的野蛮性和不可靠性仿佛都得到了充分证实，从而为19世纪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契机。

当然，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给帝国观念和帝国政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只是英国社会中种族偏见的上升。不列颠民族显然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民族，无论是面对国内事务还是帝国事务，人们很少找到那种顽固不化、变本加厉的案例。1856年接替达尔豪西伯爵（The Earl of Dalhousie 1812—1860）担任印度总督的查尔斯·坎宁子爵（The Viscount Canning 1812—1862），出于起义结束后稳定印度的长远考虑，并没有无所顾忌地推行大规模屠杀政策，这使他被一些在印度的英国人嘲讽为“仁慈的坎宁”（Clemency Canning）。[201]

在英国，公众舆论普遍将起义的发生归咎于东印度公司[202]，于是在1858年，起义尚未结束之时，东印度公司就被宣布撤销，内阁新设了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查尔斯·坎宁被任命为代表英王的第一任英印总督。印度土兵率先起事，于是军队中英国人的比例大大增加，不仅全体军官以及炮兵部队与技术部队官兵必须是英国人，而且英籍士兵必须占到1/3，在起义中心地区甚至占到1/2。殖民当局的土地兼并政策损害了印度王公的利益，而强制推行西方的道德观念则激起各种不满，于是对土邦王公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宣布废除达尔豪西总督提出的“丧失权利说”，承认土邦王公有养嗣继位的权利。对西方化政策也作了调整，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被严格限制，政府公办学校禁止教授圣经，也不再强迫印度文官改信基督教。

《帝国斜阳》的作者布莱恩·拉平这样描述起义后英印殖民当局的改革：“英国统治者开始降低传播福音的调子，转而像罗马人那样为殖民地提供一些实利——不仅有过去的那种公路、铁路、运河、桥梁和灌溉工程，还有像煤矿和黄麻纺织、炼铁和棉织这样的新兴工业。这些实际的改革没有引起不满，至少不像以前的革新那样。”[203]

而在英国政府新推行的控制加拉拢甚至庇护的政策下，王公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死心塌地效忠于英国”[204]，各土邦国家从此成为“不列颠印度统治权的基本支柱”[205]。

就实际效果来看，这次印度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直接促进了帝国在印度统治政策和统治手法上的较大调整，进而使英印政府与印度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得以缓解，英属印度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对于几代英国人来说，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教训是深刻而难忘的，后来到印度任职的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 1841—1917）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愿年轻一代的英国人阅读、关注、学习和深入体会印度兵变的历史，它充满了教训和告诫。”[206]

19世纪是大不列颠的世纪，面对英帝国的空前强大与繁荣，傲慢的不列颠民族充满着自满（self-satisfied）与自信（self-confident），深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促进文明与进步。由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发明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英国人对自由帝国的强烈情感与信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不乏实力雄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强国与帝国，但像19世纪英国人表现出来的这样强烈持久的使命感，并且与英帝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宗教的扩张紧密结合的却不多见。

我们看到，直到19世纪末期，当英国在世界舞台上不再一花独秀，而是同时面临新老对手的竞争与挑战，并积极投入列强争夺瓜分世界的狂潮时，尽管地位和角色都已今非昔比，但“文明的使命”依然是帝国的重要理念，只不过它被政治家们打上了更鲜明的种族主义烙印和**裸的帝国主义色彩。1897年，约瑟夫·张伯伦在皇家殖民协会的晚宴上宣称：“我确信文明开化是我们民族的使命，在执行这一我们正在完成的任务时，我们在寻找实践我们的能力和品质的机会，这些能力和品质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当这些征服发生时，会丧失土著人口的生命，会丧失更为宝贵的（英国）人的生命，他们被派去给这些国家带来某种纪律和秩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我们不得不完成的使命。”[207]

【注释】

[1]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36页。

[2] 查尔斯·金斯利是英国著名作家和诗人，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曾任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1860—1869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著作颇丰，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其儿童文学作品更是具有世界声誉。

[3]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171.

[4]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7.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第74页。

[6] VictorG.Kiernan 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Ro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 1995 p.104.

[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78.

[8]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Oxford 1996p.129.

[9]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1022.

[10]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钱乘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11]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1954pp.122-123.

[12]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1021.

[13]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95Oxford 1996p.136.

[14]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61.

[15]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1763—1919 London 1927 p.340.

[16] MarcusR.P.Dorma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04 p.305.

[17] V.Harlow&F.Madden eds.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Select Documents Oxford1953pp.586-587.

[18]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1022.

[19]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1928pp.389-395.

[20] 原议案中学徒期为12年，财产补偿为1500万英镑，结果在议会辩论时分别被修改成6年和2000万英镑。

[21]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395.

[2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46页。

[23] 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0.

[24]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78.

[2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16.

[26]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9 p.5.

[2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398.

[28] Ibid.p.396.

[29] 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30]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311.

[31] C.H.Philip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4—1834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1p.307.

[32] Ibid.p.299.

[33] A.Porter&R.Hollan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Overseas Frank Cass 1988 p.35.

[3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308.

[35]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298.

[36]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II 1763—1919 London 1927 p.341.

[37] James Butler A History of England 1815—1939London1960p.137.

[3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 p.8.

[39]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80.

[40]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93.

[4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33页。

[42]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682.

[43]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170.

[44] Arthur Willert Aspec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p.17.

[4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46]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60页。

[47]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Longman1985 p.19.

[4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93.

[49]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16.

[50] 转引自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第86页。

[51]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viii.

[5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169.

[53]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 1924p.166.

[54]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p.30.

[55]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166.

[56]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88.

[57] Marc Ferro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p.11.

[58]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81页。

[59] Ronald HyamBritain ' sImperial Century A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111.

[60]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9.

[61] 肯尼斯·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7页。

[62] 同上书，第237页。

[63] 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188页。

[64]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50、51页。

[65]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77.

[6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6p.34.

[67]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Longman and Green Co.1947 p.587.

[68] 这块钻石成为法国国王王冠上的宝石，并以“摄政王钻石”而闻名，从1887年起作为法国王室珍宝在卢浮宫内展出。

[69] 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第42—43页。

[70]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294页。

[71]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7.

[72] 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第163页。

[73] 同上书，第126页。

[74]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LongmanGreen and Co.1947 p.444.

[75] P.J.Marshall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1996p.17.

[76]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1783—1833London1939p.253.

[7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42.

[78]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 British Imperial EpochNew Jersey 1970p.85.

[79] ②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438.

[80]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42.

[81]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1982p.331.

[82] J.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74p.188.

[83] 黑斯廷斯为第一任印度总督（1772—1785在任）。

[84] J.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74 p.192.

[85]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269.

[86]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1982p.65.

[87] T.A.Jenkins The Liberal Ascendancy 1830—1886Macmillan1994p.67.

[88] 转引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89] 肯尼斯·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第511页。

[90]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1997p.4.

[91] Martin Kitch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Macmillan 1996 p.22.

[92]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20—321页。

[93] Klaus 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 Frank Cass & Co.Ltd.1963 p.364.

[94]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91.

[95] 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43.

[96]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92.

[97] 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10.

[98]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13.

[99]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Macmillan 1985 p.viii.

[100] 小皮特：托利党人，首相兼财政大臣（1784—1801，1804—1806）；乔治·坎宁：托利党人，外交大臣（1822—1827）、首相（1827）；赫斯基森：托利党人，贸易大臣（1823—1827）；皮尔：保守党人，首相（1834—1835、1841—1846）；罗素伯爵：自由党人，首相（1846—1852、1865—1866）；德比伯爵：保守党人，殖民大臣（1833—1834、1841—1845），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达勒姆伯爵：上下加拿大总督、英属北美各殖民地大总督（1838）；格雷伯爵：自由党人，殖民大臣（1846—1852）；额尔金：保守党人，加拿大大总督（1847—1854）；威克菲尔德：系统殖民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者；查尔斯·布勒：殖民地改革家；莫尔斯沃思：殖民地改革家；帕默斯顿：自由党人，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首相（1855—1858、1859—1865）；格拉斯顿：自由党人，殖民大臣（1845—1846），首相（1866、1868—1874、1880—1885、1892—1894）；迪斯雷利：保守党人，财政大臣，首相（1868、1874—1880）。

[101]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p.58-59.

[102] Ibid.p.42.

[103] ②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Macmillan 1975 p.91.

[104] ③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Macmillan 1975 p.91.

[105] L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Methuen London 1982p.101.

[106]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p.43.

[107]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3.

[108]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 pp.52-53.

002

[109]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0.

[110]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 1954p.141.

[111] 转引自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第137页。

[112] 同上书，第151页。

[113] 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203页。

[114] G.M.Young&W.O.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 1 London 1956 p.25.

[115]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p.62.

[116] 转引自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第139页。

[117] 转引自金志霖主编《英国十首相传》，第142页。

[118]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第122页。

[119]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162.

[120]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69.

[121] Frank Crowley Colonial Australi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Vol.I Nelson 1980 pp.551-552.

[122] HansardThird SeriesCLXVpp.1032 - 60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p.833.

[123] A.B.Keith ed.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Vol.IOxford1933p.330.

[12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824.

[125] Gordon Martel 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1986p.77.

[126] Parliament Papers1861XIII 423p.75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p.832.

[127]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70.

[128]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6p.58.

[129]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19页。

[130]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1997 p.6.

[131] T.A.Jenkins Disraeli and Victorian ConservativeMacmillan 1996p.74.

[132]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 1924p.162.

[133]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21页。

[134]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iv.

[135] T.A.Jenkins Disraeli and Victorian ConservatismMacmillan1996p.120.

[136]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69.

[137] “麦克鲍德温”是对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与英国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名字的合称。

[138] “巴特盖尔”是对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巴特勒与工党财政大臣盖茨盖尔名字的合称。

[139] “格莱雷利”是对英国自由党党魁格拉斯顿与英国保守党党魁迪斯雷利名字的合称。

[140] Bernard Porter 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 Delusions of Grandeur London 1983p.xii.

[141]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1982 pp.63-64.

[142] Bernard Porter 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 Delusions of Grandeur London 1983p.xii.

[143]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序言第2页。

[144]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14.

[145] Ibid.p.315.

[1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3页。

[147]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5 p.29.

[148]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92.

[149] Ibid.p.117.

[150]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Longman1985p.19.

[151] A.P.Thon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Macmillan1985p.viii.

[152] L.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Methuen 1982see the title.

[153]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5 p.29.

[154]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3.

[155]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86.

[156] A.Porter&R.Hollan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OverseasLondon 1988p.36.

[157]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协会所倡导的道德观念，与帝国获取物质利益的根本目标之间相对立。

[158] J.Olse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4.

[159] R.R.Palmer&Joel Colton 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Since1815McGRAW-Hill Inc.1992p.650.

[160]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06页。

[161] 李文业：《印度史——从莫卧尔帝国到印度独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2、97页。

[162] John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305.

[163]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10页。

[164] 同上书，第308页。

[165] 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第21页。

[1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页。

[1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16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41页。

[169]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27页。

[170] 同上书，第29页。

[171] 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172] C.H.Philip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4—1834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89.

[173] J.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74p.197.

[174]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31页。

[175]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31页。

[17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22.

[177]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居民中，流动迁徙的移民超过固定移民，而原土著居民数目又远超过这两类移民。

[178] Hansard26July1858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 London 1940 p.691.

[179]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176.

[180]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10页。

[181]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达塔：《高级印度史》，张澍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80页。

[182]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14.

[183] D.G.Wright Democracy and Reform1815—1885 Longman1986p.117.

[184]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15.

[185]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Inc.1993p.118.

[186] 1853年公司特许状再次续订时，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考察印度的公共教育，次年委员会提交报告，即著名的《伍德教育急件》，该报告成为建立英属印度公共教育制度与体系的基础。1857年印度最早的大学分别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创立。

[187]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 Hill Inc.1993 p.115.

[18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77.

[189]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324页。

[190] J.Olson &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720.

[191] 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1765—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8.

[192]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32页。

[193] Percival Spear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1740—1975Oxford1992 p.219.

[194]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达塔：《高级印度史》，第835页。

[195] Percival Spear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1740—1975Oxford1992 p.222.

[196]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达塔：《高级印度史》，第839页。

[197]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own and Company London 1994 p.191.

[198] Ibid.p.192.

[199]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达塔：《高级印度史》，第921页。

[200]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177.

[201] R.K.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80 p.315.

[202] J.Olson &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568.

[203]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33页。

[204] 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第179页。

[205]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47 p.675.

[206]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达塔：《高级印度史》，第844页。

[207] R.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Lawrence& Wishart Ltd.London 1953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