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初30年里，奴隶制问题成为英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它在英国社会各阶层引起的广泛关注，甚至压倒了同时期加拿大等移民殖民地的问题。

奴隶贸易是英国和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持续几百年的奴隶贸易使大约1100万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4]

奴隶贸易带来了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奴隶种植园经济的繁荣，而种植园经济的繁荣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兴盛，使它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此时大部分奴隶贸易已落入英国人之手，即便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击，也没有动摇英国作为世界最大奴隶贩卖国的地位。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格拉斯哥的商人们，在著名的“英国—西非—加勒比/北美”三角贸易中攫取了极大的利润。

大致从18世纪中期起，奴隶贸易开始在英国国内以及北美殖民地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最先向罪恶的奴隶贸易发起攻击的是基督教福音教派和教友会教派，他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情非洲黑人奴隶的苦难与不幸，认为奴隶贸易是一种邪恶。亚当·斯密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明确指出奴隶劳动是不值得的：“从所有的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由自由人来做的工作，最终要比由奴隶来做的工作更便宜。”[5]

在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经济带来的巨大利润面前，对奴隶贸易发出的呐喊声最初显得十分无力。但到了18世纪末，随着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意识得到很大普及，无论是人道主义的“邪恶说”还是自由主义的“昂贵说”，都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认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奴隶贸易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0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废止各种形式奴隶贸易的法案，成为世界上最先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的国家。

在那之后整个奴隶贸易并没有真正停止，而是以走私等形式又继续了半个多世纪。例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仍大肆贩卖黑奴，而19世纪初期安哥拉财政收入的4/5都是来自奴隶出口的税收[6]，40年代在西非花 4英镑购买一个黑奴，在巴西却能卖到150英镑。[7]

虽然直到19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的贩奴活动才完全终止，但英国官方的立场却并非虚妄，也很难说只是表面文章。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皇家海军的炮舰在非洲海岸巡弋，任务之一就是拦截和打击奴隶走私船只，19世纪初英国用于缉捕贩奴船的海军巡逻开支每年达75万英镑，相当于和平时期政府支出的2%。[8]

英国还努力促成其他欧洲国家禁止奴隶贸易，除了在维也纳会议上将反对奴隶贸易内容写进会议的决议，它还分别于1820年、1830年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40万和30万英镑的补偿，作为两国宣布结束奴隶贸易的回报。[9]

尽管美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并不信守诺言，使皇家海军的缉捕拦截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收效甚微，以至于墨尔本首相曾无奈地表示，“面对着100%乃至更高的利润，宗教、道德、法律、劝告和巡逻都一无用处”，[10]但英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此外，由于废奴主义者的宣传，英国民众对奴隶贸易的反感和憎恶愈益强烈，帕默斯顿在下院的一次发言，堪称是谴责奴隶贸易的经典：“我敢说，如果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直至今天所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能等于或超过这一由人类与恶魔般的贸易相联系而产生的罪行。”[11]

对于英国率先废除奴隶贸易的动机，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说，较早的学者归结为人道主义的胜利，较近的学者则强调经济动因，即奴隶制已经不再有利可图。[12]其实，不论片面强调哪一个，得出的结论显然都失之偏颇。

人道主义思想和废奴主义运动的出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它是当时英国社会一种与基督教教义相吻合的朴素平等思想的反映，即认为“所有人的灵魂在上帝眼中都是相同的”[13]，不同人种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相互之间只有历史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没有种族的优劣之分。人道主义诉诸人类的良知与同情心，他们对奴隶贸易的谴责唤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人奴隶不幸的普遍同情。

然而，当奴隶贸易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尚处在繁荣兴盛之时，道德的批判和舆论的力量是软弱的。历史学家们发现：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希望能娶一个西印度商人的女儿，用得到的钱来改进自己的地产和农场经营；工厂主和商人们则从蔗糖种植园主的银行借钱，以投资贸易和生产。[14]各种依赖于西印度奴隶制经济的人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使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步履艰难。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作出奴隶劳动并不经济的分析和预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大冲击，但就像他对自由贸易的呼吁必然要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才能最终实现一样，他的分析和结论也只能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和人道主义思想一起，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奴隶贸易的终止，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是：人道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经济学的冷静分析，自始至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思想启蒙作用，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和英国向世界级强国的迈进，则是终止奴隶贸易的物质力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反奴隶贸易运动的胜利，并为1833年整个英帝国境内奴隶制度的彻底废除开辟了道路。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道主义运动中起着领袖和统帅作用的，是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福音教派教徒，早年曾经渴望教士的生涯，但最终放弃了宗教职业梦想，献身于废除奴隶贸易的事业。他利用自己从1780年直到1825年长期担任下院议员的机会，充分利用议会讲坛，先后于1789年、1791年、1795年、1804年向议会提出废除奴隶贸易议案。在遭到多次拒绝之后，他的1804年议案终于被下院通过，但却在上院被否决。尽管如此，进入19世纪后，强大的西印度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废奴主义逐渐在议会赢得了支持，1806年由时任政府外交大臣的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提出的废除议案，于次年终于获得议会上下两院通过。

威尔伯福斯仿佛是个注定与废奴运动相伴终生的人，取得禁止奴隶贸易这一重大胜利之后，他继续致力于整个奴隶制度的废除，1833年格雷的辉格党政府宣布在全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不久威尔伯福斯便离开人世。

和废除奴隶贸易比起来，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在世界范围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但坚冰既然已经打破，航道也就通畅多了。这是因为，一方面，19世纪以来血腥残酷的奴隶制度已经是声名狼藉；另一方面，1815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很快进入飞跃发展阶段，殖民地已经不能吸收它大量的机器制成品，从20年代起英国工业品开始大规模向西欧市场进军，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已清楚表现出英国人获取帝国范围以外更大市场的眼光与渴望，亚当·斯密当年关于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效率低并且无助于扩大市场的学理分析，开始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英国即将确立的世界工厂地位相比，和英国即将获得的世界市场相比，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种植园经济自然是微不足道的。

英帝国境内的黑人奴隶据估计当时约有7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西印度群岛、南美大陆的圭亚那以及南非的开普殖民地。1823年伦敦成立了“反奴隶制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同年，协会领导人巴克斯顿男爵（Sir Thomas Buxton，1st Baronet 1786—1845）在下院提出一项谴责奴隶制的议案，称奴隶制度“与英国宪法和基督教的原则是相矛盾的”[15]，要求渐进废除奴隶制，方法是宣布在某一确定日期之后出生的黑人儿童为自由人。

议会没有接受巴克斯顿的议案，但通过了乔治·坎宁提出的动议，即黑人奴隶必须得到保护和接受教育，从而为最终获得自由作准备。议会据此向各奴隶殖民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鞭打妇女和在种植园使用鞭刑。

议会的辩论与结果在国内引起西印度利益集团的强烈不满，在殖民地则引发了抵制与骚乱，种植园主们拒绝按照议会指令对奴隶实行保护措施。牙买加殖民地议会对帝国议会的干涉反映最为激烈，甚至威胁说要脱离帝国。而巴巴多斯则发生白人种植园主的骚乱，传教士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被认为向国内提供了对白人不利的诽谤性报告而险遭不测，只是由于逃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16]在英属圭亚那，决议给黑人奴隶带来的是解放的希望，1823年8月德梅拉拉（Demerara）的黑人乘机发动美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起义，大约1.3万名黑人为争取自由参加了起义，但几天之后起义就被殖民地军队无情镇压。殖民地副总督兼将军本身就是一个奴隶主和种植园主，他对起义者施行了血腥的报复，几十名黑人被当众绞死，无数人被监禁和处以鞭刑，一个叫约翰·史密斯的非国教牧师也被以煽动反叛罪受审，并在监狱里折磨至死。

这次奴隶起义和史密斯牧师的死在英国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种植园主的顽固立场使“反奴隶制协会”认识到，渐进改良的方式并不能改善奴隶的境遇，必须尽快彻底根除整个奴隶制度；英国的社会舆论也因此而迅速改变，结束奴隶制已不再只是人道主义者的呼吁，它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成为英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赞同的立场。

1831年牙买加再次爆发大规模奴隶起义，500多名黑人奴隶丧生，直接加速了废奴的进程。英国到处是立即废除奴隶制的呼声，大量废奴请愿书源源不断地递交到议会。1832年上院为此专门成立委员会，以调查与废奴有关的问题。当年6月，殖民地大臣戈德里克子爵（The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即后来的里彭伯爵）向西印度各殖民地总督发出紧急通知，向他们解释了成立上院委员会的背景及原因，要求他们安抚种植园主阶级，英国政府不会采取改变现状的剧烈措施；要求他们对黑人奴隶表示国王陛下政府最诚挚的关心，但同时要警告黑人奴隶不许轻举妄动，否则不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也会延误奴隶实现自身利益的进程。[17]

1833年5月，殖民大臣斯坦利勋爵向下院提出了完全废除帝国所有殖民地奴隶制的决议案，议会经过短暂辩论，没有作多少修正便通过并颁布了“奴隶制废除法令”（Abolition of Slavery Act）。

该法令规定：从1834年8月1日起帝国境内所有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在法令颁布时年龄为6岁以下，以及法令颁布后出生的儿童立即获得自由。但法令同时又规定了几年过渡期，要求6岁以上的黑人必须以“学徒”（apprentices）身份继续为从前的主人工作，在此期间黑人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契约劳工，直到1838年获得完全解放。此外，为了缓解奴隶种植园主的不满和反抗，法令决定拨出2000万英镑作为他们财产损失的补偿。[18]

1833年的废奴法令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快，事实上它多达几十个条款。它明确宣布法令的目的是“废除各殖民地的奴隶制、促进被解放奴隶的勤奋、补偿原奴隶拥有者的损失”，因此对各种类型黑人奴隶的解放程序、方法以及奴隶拥有者补偿金的分配等等，都作了极为详尽具体的规定。[19] 从内容上看，法令的基本原则既不是20年代流行的“改进”（amelioration）主张，也不是后来提出的立即废除建议，显然，它是一个两种立场相妥协的产物。[20]

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令，是1832年议会改革后辉格党政府颁布的第一个重要法令，它和同年议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垄断权的决定一起，被称为“两个伟大的解放法令”[21]，构成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前走向自由贸易的重要步骤。

这两个法令对于英帝国历史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停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不仅使英国商人和船主得以自由进入似乎有着无限广阔前景的中国市场，同时还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在历经“1784年印度法案”、失去对印度贸易垄断权（1813）之后，权利再次受到限制，说明其地位急剧下降。它预示着公司统治帝国东方殖民地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而帝国的殖民方针与政策也将出现重大的改变。

废除奴隶制法令在帝国史上产生的影响，也要比它看上去的大得多。受法令直接影响的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和开普殖民地，其中西印度的种植园经济在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后受冲击最大，劳动力和资金的严重缺乏，使其经济迅速衰败。因此废除奴隶制导致西印度衰落常常成为学者们谈论的话题，似乎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已经无可怀疑。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目光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早在废奴法令颁布之前，西印度原有的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下降，转折的契机就是英国与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因此，导致西印度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废除奴隶制法令，而是英国在南美大陆新获得的贸易市场，废奴法令只不过起了进一步促成和加剧的作用罢了。假如奴隶制度再维持十年，它更抵挡不了自由贸易大潮的冲击。西印度奴隶制经济本身，决定了它无力同资本主义大市场相抗衡。

西印度种植园经济自始至终依赖帝国市场而生存，主要向英国提供蔗糖、棉花、烟草、咖啡、蓝靛等产品，其中蔗糖为大宗出产，因此西印度群岛又被称作“蔗糖殖民地”。由于有充足的西印度和东印度的蔗糖供应，英国人逐渐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喝加糖的茶成了英国社会的一种时尚，西印度经济也就此繁荣起来。

除了依靠旧殖民制度下帝国的优惠关税牢牢占领母国市场外，西印度还享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这就是充当英国与南美洲商业活动的中介。南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从殖民时代早期开始，“各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图独占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并因此故，禁止外国船舶和它们通商，禁止它们从任何外国输入欧洲货物”[22]。因此，殖民地只能与自己的母国进行直接贸易往来，是几百年中西方国家殖民地贸易政策的一个共同特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对此作过详细考察。但西印度的特殊自然地理位置，不仅使它长期成为向北美和南美大陆供应黑人奴隶的中心，同时，它还充当了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与南美之间非法贸易往来的桥梁与中介。

由此，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在18世纪进入全盛时期，直到18世纪末奴隶贸易的规模仍相当巨大，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约有35万和42万黑人被英国人运往西印度。[23]至1807年英国人从非洲大约总共贩卖了312万黑人奴隶。[24] 西印度成为帝国最有价值的财富来源，许多英国最富裕的家庭都是从西印度贸易中起家的。

从1807年起，英、美、法、荷、西、葡等国陆续宣布终止奴隶贸易，但并没有真正影响到西印度的繁荣，因为奴隶贩卖活动虽被各国官方所禁止，走私的奴隶贸易却从来就没有停止。到1810年，西印度依然是英国进口物品的最大来源，当年运至伦敦的蔗糖、棉花，价值超过1000万英镑。[25]就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当年，西印度与英国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40万英镑，在英国全部进出口贸易额中占了17.6%。[26]

19世纪初年到2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掀起民族独立运动，这为雄心勃勃急于扩大海外市场的英国人提供了天赐良机。英国政府积极运用自由主义外交谋略，迅速赢得拉美人民的好感与信任，通过与拉美新独立国家签订商业条约，英国与南美建立了直接的合法贸易关系，英国资本和商品从此大量涌入南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拉丁美洲国家市场始终保持着绝对的优势。

拉美市场的开辟直接影响了西印度的经济，西印度各殖民地的蔗糖生产和出口大幅度减少，对英国的贸易额也一落千丈，18世纪中叶西印度从英国输入的商品约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到1821年已下降到1/9。1830年英国向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出口贸易额，清楚地表明了西印度地位的急剧下降：欧洲大陆国家雄踞榜首，在英国对外出口额中占了1400万英镑；美国占了610万英镑；南美国家占了520万英镑；英属西印度占280万英镑；其他国家西印度殖民地占90万英镑。[27]

很显然，西印度昔日的繁荣早已经风光不再，它在整个帝国贸易中的地位已经无足轻重。尽管1833年废除奴隶制后，西印度的产品仍然享受着旧殖民制度下在英国市场的关税优惠，但自由劳动力开始严重匮乏，种植园主们无奈地感叹“干活的劳工似乎都在自由中溶化了”[28]，再加上资金的短缺和外国产品的竞争，种植园经济难逃继续萧条衰败的命运。1854年，英国宣布终止对殖民地蔗糖的保护关税，给了惨淡经营中的西印度蔗糖业最后一击。

然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表明：奴隶制经济与19世纪的世界潮流，与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历史选择都是背道而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印度本身在帝国内实际经济地位的下降，决定了它的必然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