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实现之后,资产阶级心存感激,庆祝资本主义繁荣昌盛时代的到来。1856年,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广场,一座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这座典雅的建筑被命名为“自由贸易大厦”(Free Trade Hall)。这个名称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在英国,公共建筑多以人物名或地方名命名,人们极少见到为纪念一个原则而命名的建筑物。“自由贸易大厦”的建成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是自由主义经济信条彻底胜利的标志,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走向政治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是大英帝国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
1851年,在谈及将要开工的大厦时,约翰·布莱特对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作了经典的表述:“现在,我们被称作‘曼彻斯特党’,我们的政策就是‘曼彻斯特的政策’。我想,这所建筑将是我们曼彻斯特学派的课堂。”[133]
走上自由贸易之路的历史选择,从根本上说,既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结果,又是英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契机。
作为打败拿破仑的功臣,英国成为维也纳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唯一俯视群雄的世界级强国。然而,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时英国的头号强国地位,其真正的含义是指对海洋的控制,和在战争中版图获得扩大的帝国。从国家的经济实力来看,除了因最先开始工业革命而在技术上拥有的领先地位,英国还远没有强大到在世界经济领域可以独领**的地步。相反,长期战争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引发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动**。只是到了20年代以后,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才真正起飞,并在30—40年代呈现出空前的速度与繁荣。因此,海上优势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战略要塞及贸易据点,只能表明英国在军事上的大国强国地位,并不必然等同于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领导权。
正是在实现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英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经济霸权。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的工业品和资本涌向世界各个角落。1815年英国的出口额为5 862.9万英镑,到1855年达到11669.1万英镑[134],40年里增加了一倍,其中除了煤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机器制成品。
根据霍布思鲍姆的统计,从1848到1870的35年间,英国向土耳其、中东、亚洲、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出口额,都是大幅度直线上升,作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与最遥远或者说最落后地区的贸易额,足足增加了六倍”[135]。
再看资本的输出:1770—1820年,半个世纪里英国的对外投资额,只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猛增到2%,进入50年代迅速攀升至3.3%,60年代则达到了3.8%[136],这种加速度的态势,彰显出经济巨人的富足与强盛。
从1840年代后期到1870年,“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历史已经演变成世界历史”[137]。凭借着商品、资本、技术以及海军舰队,英国人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独占鳌头,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在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在建立与执掌世界经济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英帝国的形象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除了占领世界各地交通要道上的战略要地,以确保海外贸易的安全,英国人对帝国版图的单纯扩大已经失去兴趣,运用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政治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展英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将落后国家与地区变为英国经济、政治上的附庸,而不是变为英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成为帝国新的追求。
这种新的帝国政策,被历史学家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38],而这期间由英国所征服与控制的势力范围,则被看作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
帝国这一政策重心的变化,早在18世纪末期就已显现出来。在七年战争之前,英帝国的重点是殖民扩张与版图的扩大,海外贸易也主要集中于美洲殖民地,1763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将关注重点转向东方的贸易,北美13个殖民地的丢失,使这一战略性转向更加明显。
事实上,贸易从来就是帝国的生命,是帝国不断扩张的最大动力。在英帝国的扩张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它自始至终对海外贸易的强烈追求,尤其是在基本完成第一帝国的版图扩张之后。和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相比较,英帝国的这一特征显得更为突出。
英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失去美洲殖民地,虽然让英国人不免痛心疾首,但他们也感到了就此省去维持与保护殖民地花费的轻松,同时他们还对与独立后的美国发展商业关系表现出强烈的期盼。1782年,首相谢尔本伯爵在议会就承认美国独立的议案进行辩论时指出:
……在免除我们维持与保护这些殖民地巨大费用的同时,我们与它们的商业关系将仍然产生许多好处,如果美国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人口和粮食生产上迅速增加,很可能我们与它们的贸易利益要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39]
历史的演进不仅证实了这一预测,它甚至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脱离母国而独立的美国成了英国最重要的商品市场和贸易对象,1783年以后,英国向美国的出口比殖民地时期的最高贸易额还要大。[140]
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与母国关系的这种巨大变化,要比任何一本教科书对英国人帝国观念的冲击都要大。从那时起,亚当·斯密关于控制殖民地的政治和商业无利可图的观点,不再只是理论家在书斋里的离经叛道与标新立异,它开始在议会、内阁登堂入室,并对整个社会舆论产生影响,“贸易跟着国旗走”(Trade Follows the Flag)这一重商主义时代的信条也开始动摇。
深受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的小皮特,在首相任内向着开放贸易迈出最初的一步:削减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与法国签订了降低关税率的《英法通商条约》(1786)。人们有理由据此推断,如果不是法国大革命和反法战争的爆发,英国将会继续沿着开放贸易的方向走下去。
18世纪末英国人帝国观念上的这种变化,在第二英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经过20余年反对法国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英国的海外属地得以继续扩大,但打开帝国版图人们会发现,英国新获得的地方几乎全是关系到贸易通畅和帝国安全的战略要地:南非的开普敦;印度洋上的锡兰、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岛;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圣卢西亚、多巴哥;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伊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北海的赫尔戈兰岛(Heligoland)。
有学者在分析帝国扩张原因时指出:“到18世纪末,英国建立帝国的热情冷却下去了,但帝国本身却由于对法国的战争而扩大。”[141]这一解释显得过于简单,英国将如此众多的岛屿纳入帝国版图,与同时期英国人对帝国扩疆拓土热情的下降并不矛盾。
反法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英国得以占有这么多地方的重要原因,但应当看到的是,对殖民地价值的失望和怀疑,对商业利益和贸易市场的追求,不但不会影响英国人去占领具有军事与战略意义的要地,相反会更加促进这一过程,因为贸易是英国的生命线,而安全的贸易则是英国最大的利益所在。
1860年,帕默斯顿在一份名为“贸易的保护”备忘录中写道,“贸易不应由加农炮弹来是强制实行,这也许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没有安全贸易就不可能繁荣,没有物质力量的保护,安全是得不到的”[142];“‘和平、安全、贸易’是英国任何一位外交大臣必须坚持的三个主要原则”[143]。
因此,英国高度重视它所占领的战略要地,高度重视帝国苦心经营起来的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的贸易通道,除了伊奥尼亚群岛于1863年交给希腊,赫尔戈兰岛1890年与德国东非一块殖民地相交换以外,英国不仅将所有这些属地连同历史上已经占领的殖民地和军事要塞、贸易据点一起保留下来,而且在19世纪上半期继续其对全球战略和交通要道的控制与占领,以确保帝国本身与贸易的安全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Aden),1841年占领香港岛,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25年里,英国已经将对亚洲商业扩张意义重大的战略要地占领完毕。从好望角到印度和中国的海上通道上,一批英国属地连点成线,它们和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一起,构成了保证帝国贸易安全的强大屏障,以及对周围落后国家与地区进行商业渗透的重要据点。
英国这种在海上不受挑战的霸主地位,与同时期因推行自由贸易而进一步加强的经济霸权之间,形成了天然的伙伴关系,它们相互携手,相得益彰,是英国开拓和经营“非正式帝国”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由于同时拥有军事和经济霸权,英国在进行帝国经济扩张时,显得是那么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进行正式的兼并”[144],成为19世纪人们最常见的帝国政策。
所谓非正式扩张手段,是相对于用武力征服并实施英国直接统治的方式而言,并非意味着对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的排斥。非正式手段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永远只有一个: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取得贸易特权,进而控制落后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对西方资产阶级当时的形象和历史使命作过最生动的描述: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5]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作总体的分析论证,并没有具体单指哪一个国家,但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它正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资产阶级近乎本能的经济扩张欲望和创业冲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特性,成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迅速形成世界体系的强大动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迁,急于获得廉价的食品以供养快速增长的工业人口,急需获得新的商品市场以满足工业品的出口需求,事实上,英国的经济生长与运行已经与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密不可分。因此,与贫弱国家签订不平等的贸易条约无疑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扩张手段。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英国的海军炮舰和经济优势紧密结合,共同构成无法抗拒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慑力,一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弱小落后国家被轻易地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成为自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尽管具体做法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英国基本是以和平方式缔结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而在庞大的殖民帝国之外又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英帝国。
从维也纳会议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间,英国真正参与其中的只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英布战争(1899—1902)。两次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尝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被迫割地、赔款、打开国门的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如果从英国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只是规模很小的军事行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像是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海岸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
翻开整个19世纪中期英帝国商业扩张史,鸦片战争并不是特例,更具典型性的是武力的威胁。1851年,当英国的意愿在西非海岸土著人那里受阻时,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对土著人首领冷冷地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拉各斯(Lagos)[146]离海很近,而在海上是我们英国的军舰和大炮。”[147]很多情况下,只需几艘在近海游弋的英国军舰和政府的警告性话语,就足以迫使对方屈服退让。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活动,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看来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148]
在打开日本的大门时,英国甚至连海军的武力威胁都没有使用,就搭上美国人的顺风车达到了目的。1853年,美国派出四艘军舰抵达日本,要求开港通商。次年日本幕府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下田、函馆,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英国与俄国、法国、荷兰立即照此办理,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58年,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英国也再次和俄国、法国、荷兰与日本签订了性质相同的条约。这些强加在日本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几乎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以及《北京条约》内容的翻版:日本同意增辟开放港口与城市,列强得在日本派驻外交使节,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议定关税权,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可永久居住和自由贸易,等等。
除了直接动武和武力威胁,英国还利用施加政治影响等手段,来引诱贫弱国家与之建立名义上的友好关系,乘机缔结不平等的条约。例如,1836年、1857年英国与伊朗签订的条约,1838年、1861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虽然在内容上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它们都共有一个核心内容,那就是英国从中得到的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如购置土地、开设工厂以及商品免征关税等等。
英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商业渗透和政治控制,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对于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拉丁美洲,英国早就抱有野心。19世纪初西属拉美相继爆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为英国扩大在拉美的势力与影响,以经济控制取代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天赐良机。外交大臣坎宁对格拉斯哥的商人们说:“现在西属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它将是英国的。”[149]
英国以拉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支持者的立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823年,法国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支持下出兵镇压了1820年西班牙革命,坎宁先向法国发出不得干涉西属拉美殖民地的警告,又向美国提议发表一个反对神圣同盟干涉的联合声明。美国人拒绝了这个建议,却单独以总统国情咨文的形式发表了“门罗宣言”,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大国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任何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干涉,都只能被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行为。
“门罗宣言”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遏制神圣同盟、支持拉美国家独立的作用,从道义上为美国在新独立的拉美国家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无力阻挡神圣同盟国家的武装干涉,真正有此实力并在实际上起到威慑作用的是英国海军。因此,坎宁决不愿美国坐享其成。他以备忘录形式发表了与法国驻英大使的会谈内容,好让拉丁美洲国家确认英国才是它们的保护人[150],1824年又正式承认了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的独立,以抵消美国的影响。
英国与神圣同盟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坎宁的外交谋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拉美国家对英国充满感激,独立运动著名领袖玻利瓦尔说:“只有英格兰——海上的霸主,才能保护我们反对欧洲反动派的联合力量。”[151]而坎宁自己则在下院不无自豪地宣称:“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用以改变旧世界的力量对比。”[152]
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支持,为英国商品和资本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西属拉美宣布独立前,1807—1814年英国输往拉美的商品平均每年只有40万英镑,1815年在整个英国的出口中,拉丁美洲大约只占到5%。[153]独立后英国商品输入迅速攀升,1822—1824年间猛增到590万英镑,1825—1827年又进一步上升到660万英镑,英国对拉美国家的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
英国对拉美资本输出的速度也同样惊人,1822年英国分四次购买了拉丁美洲国家发行的债券365万英镑,1824—1825年又分10次购买了债券1747万英镑。到1825年底,英国在拉美的投资已超过2 000万英镑,是同时期英国在美国投资的3倍。[154]
在拉美国家取得彻底打败西班牙殖民军的胜利之后,英国的资本投资更多采用直接贷款的方式,贷款额在19世纪中期直线上升,以巴西为例:1852年以前,英国对巴西的贷款为250万英镑,而1858—1871年的十几年间就翻了几倍,达到1575万英镑。[155]
大量英国商品和资本的涌入,对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凭借着自己无可抗拒的经济霸权,英国顺利实现了对拉丁美洲市场的占领,并一直保持着在拉美的商业与投资优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有来自美国势头很猛的竞争,英国在拉美的投资仍然占着上风,拉丁美洲国家始终是英国非正式帝国最有价值的成员。
1865年,英国人无比自豪地宣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材和森林,大洋洲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白银给我们,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西印度群岛遍布我们的咖啡、蔗糖和香料种植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在美国南方,现在已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温暖地区。”[156]
在19世纪的海外经济扩张中,“海上霸主”“世界工厂”以及“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使英国得以遵循这样一个格言:“如果可能就实行非正式控制的贸易,如果必要就实行直接统治下的贸易。”[157]英国在逐步扩展正式帝国版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展非正式帝国的范围,将自己的经济触角尽可能地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成功地绘出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这一19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画面。
著名的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对近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扩张作过非常精炼的概括:“我们称之为经济帝国主义的那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这种倾向:一方面通过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强权关系来推翻现状,另一方面用经济控制方式而非征服领土来做到这点。……经济帝国主义是获取和维持对别国统治的一种不显眼的、间接的、然而相当有效的手段。”[158]
一部1815年到1870年的英帝国史,实际上就是英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大行其道、长足发展的历史。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英国国内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也是英帝国运用其经济霸权和海军霸权,在全球扩展帝国版图、势力范围和商业优势的过程。贸易自由的原则,伴随着英国的米字旗,伴随着英国的商品与资本,伴随着英国的海军炮舰,也伴随着帝国的势力与声威,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19世纪英帝国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响亮的口号。
【注释】
[1] Klaus 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 Frank Cass & Co.Ltd.1963 p.208.
[2]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山东大学翻译组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页。
[3]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 London 1981 p.49.
[4] James Williamson The Old Colonial Empire London 1965 p.424.
[5] James Williamson The Old Colonial EmpireLondon1965p.246.
[6]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42.
[7] James Williamson The Old Colonial EmpireLondon1965p.425.
[8]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1688—1988Longman1990 p.246.
[9] Bernard Semmel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30.
[10]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Cambridge1963p.144.
[11] K.B.Smellie Great Britain since 1688 A Moder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p.187.
[12] 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 Longman 1986 p.21.
[13] 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7页。
[14] 同上书,第109页。
[15] Bernard Semmel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23.
[16]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London1981p.50.
[1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388.
[18] JamesS.Olson&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6 p.334.
[19] MarcusR.P.Dorma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IILondon 1904p.300.
[20]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1783—1833London1939 pp.238—239.
[21] MarcusR.P.Dorma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II London 1904p.297.
[22]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18th Century Macmillan 1982 p.242.
[23] 查尔斯·格雷维尔时任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秘书。
[24] Lucy Brown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Trade Movement 1830—42 Oxford1958p.1.
[25] Huskisson SpeechesVol.2 p.315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390.
[26] Huskisson SpeechesVol.2 p.362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391.
[2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1978 p.30.
[28]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Cambridge 1963 p.138.
[29]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258.
[30] James 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Macmillan 1965 p.255.
[3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6页。
[32] 同上书,第177页。
[33]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T.Fisher UnwinLondon1910p.239.
[34]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 1996 p.442.
[35]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1688—1988Longman1990 p.233.
[36]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London 1981p.233.
[37] 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Fontana PressLondon1996 p.59.
[3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1982p.87.
[39] 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 Longman1986p.24.
[40] 艾瑞克·霍布思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41]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Oxford1996p.118.
[42] 转引自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高坚、昌甫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43] D.G.Wright Democracy and Reform 1815—1885Longman1986p.119.
[44]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London 1927p.402.
[45] G.M.Young&W.D.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 London 1956p.404.
[46]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London 1927 p.401.
[47] G.M.Young&W.D.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 London1956p.419.
[48] 1833年英国宣布在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西印度群岛蔗糖的生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49]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1982p.81.
[50] G.M.Young&W.D.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 London 1956p.25.
[51]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T.Fisher UnwinLondon1910p.150.
[52]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 59.
[53] Keith Robbins John BrightLondon1979p.33.
[54]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 59.
[55] R.K.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Harper&RowPublishers 1980p.273.
[56]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 Heinemann London 1982 p.60.
[57] John Prest Lord John Russell Macmillan1972p.427.
[58] G.M.Young&W.D.Handcock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London 1956 p.406.
[59] G.M.Young&W.D.Handcock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London 1956 p.408.
[60] 钱乘旦:《英国保守主义的特征及其演进》,载《西洋史集刊》第三期。
[61]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67.
[62] G.M.Young&W.D.Handcock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London 1956 pp.140—142.
[63] J.S.Olson and 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6p.1058.
[64]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1763—1919 London1927p.403.
[65] 除了格雷内阁和皮尔内阁,德比在20年代的坎宁内阁和戈德里奇内阁均任陆军与殖民副大臣。
[66] KennethN.Bell&W.P.Morrell 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 p.332.
[67]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1765 to the PresentLondon 1996p.65.
[68]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977pp.263—264.
[6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403.
[70] JamesS.Olson and 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1996p.460.
[71]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1765 to the PresentLondon 1996 p.26.
[72] M.ConradA.FinkelC.Jaenen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PeoplesVol.IToronto 1993 p.427.
[73]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403.
[74]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Stewart Limited 1977p.263.
[7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第185页。
[76] 同上书,第178页。
[77]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18 th Century Macmillan 1982 p.248.
[78]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1页。
[7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86页。
[80]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30.
[81]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1688—1988LongmanLondon 1990 p.233.
[82]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 p.25.
[83]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 1940p.ix.
[8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p.408—409.
[85]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15.
[8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8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18.
[88]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9 p.108.
[89] He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 p.76.
[90] R.K.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Harper&RowPublishersNew York 1980p.301.
[91]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1954p.iii.
[92] 转引自王荣堂编著《英国历代首相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93] JamesS.Olson&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6p.1084.
[94]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War and Diplomacy Cambridge 1928 p.54.
[9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96]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99 p.107.
[97]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鲁光桓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98] 即中文文献中的“德庇时”,为第二任香港总督,1844—1848年在任。
[99] Peter Lowe Britain in the Far East Longman 1981 p.17.
[100]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p.127.
[101]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London1954p.180.
[102] 转引自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188页。
[103] John Preset Lord John Russell Macmillan 1972 p.316.
[104]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1815—1933MethuenLondon1934 p.42.
[105] MurielE.Chamberlain?Pax Britannica?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4—1914 Longman1988p.74.
[106] “约翰牛”成为英国人的绰号有一个历史过程。据称该名字最早被提及是在16世纪。1712年,英国首次出现漫画人物。
[107]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26.
[108] M.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Cambridge 1951 p.3.
[10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396.
[110] M.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Cambridge 1951p.5.
[111] 即中国清代历史文献中的“渣甸”。威廉·渣甸早年作为商船上的外科医生就职于东印度公司,后专门从事在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包括鸦片贸易),1832年创办后来声名显赫的“怡和洋行”,香港至今有渣甸街、渣甸坊、渣甸山等以其姓氏命名的地名。
[112]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1 p.105.
[113] Peter Lowe Britain in the Far EastLongman1981p.10.
[114]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81p.45.
[115] Parl.Pap.1840 VII 359 Q.479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 1940p.401.
[116] 转引自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17] 即中国清代历史文献中的“斯当东”。小斯汤顿12岁时曾跟随其父参加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很快掌握了中文,成为著名的中国通,并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斯汤顿曾官至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再次来华。
[118] 转引自刘蜀永《香港的历史》,第18页。
[119] 即中国清代历史文献中的“律劳卑”。此译名带有明显贬低歧视之意,内皮尔本人得知其含义后十分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侮辱,并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因此拒绝与两广总督卢坤会面。
[120] 张立平编著:《外国著名外交家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121] William Conrad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Oxford 1937p.27.
[122] Peter Lowe Britain in the Far East Longman 1981 p.10.
[123] Daniel R.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Oxford 1981 p.46.
[124]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1815—1933MethuenLondon1934 p.35.
[125] JoelH.Wiener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1689— 1971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elsea House.
[126]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 The Batchworth Press London 1954 p.249.
[127] JoelH.Wiener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pp.2736—2744.
[12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p.135.
[129] Ibid.p.135.
[130] He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 p.80.
[131] 转引自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186页。
[13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1994p.174.
[133] P.F.Clarke Lan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 Cambridge 1971 p.28.
[134]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ain ' s Imperial EpochEnglewood Cliffs1970p.87.
[135] 霍布思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59页。
[136] MarkR.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11.
[137] 霍布思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55页。
[138] J.Gallager and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139] MarkR.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94.
[140]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16.
[141] 戴维·罗伯茨:《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295页。
[142]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ain's Imperial EpochEnglewood Cliffs 1970 p.37.
[143] Arthur Willert Aspec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p.2.
[144] Anil Seal ed.The Decline 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2 p.4.
[1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146] 拉各斯为今尼日利亚首都。
[14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18.
[148]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89页。
[149]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58.
[150] 法国大使向坎宁保证法国无意对西属拉美国家采取行动。
[151]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19.
[152] 转引自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120页。
[153] EricJ.Evans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 1870Longman 1986p.199.
[154]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57.
[155]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156] 张立平编著:《外国著名外交家列传》,第112—113页。
[15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7.
[158]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