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皮尔在推行自由贸易时，对殖民地的利益没有过多的考虑，那么，他对自由贸易与英国繁荣强盛之间的关系却非常明了。在皮尔看来：廉价而丰富的外国食品能够保证英国工业与商业的优势，因为它将促进英国资本的增加，而资本的增加反过来又将保持英国的工商业优势。因此，“‘前进’必须成为帝国的座右铭，英国必须充分担负起上帝所赋予她的使命。英国是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主要联结点，她在财力、创造性、声望以及海军力量上超过所有的国家，不必惧怕竞争”[80]。

皮尔之所以对自由贸易必将给英国带来商业繁荣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并非由于“反谷物法同盟”对自由贸易的极力倡导与鼓吹，而是由于英国自身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工业优势。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40年，的确是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工业革命在各个领域迅猛发展，其巨大成就让世人瞩目惊叹。以发展速度最为惊人的纺织工业为例，1815年后的25年里，它以每年6%—7%的比率增长，到1837年已吸收英国全部工业劳动力的30%，其产品占了整个英国出口产品的70%。[81]整个19世纪中期，质优价廉的英国棉纺织品始终牢牢占据着世界市场。

英国人欢欣鼓舞地面对蒸汽时代的来临，一些眼光睿利的人已经预感到工业化将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冲击。1830年，利物浦勋爵与曼彻斯特铁路公司司库亨利·布思（Henry Booth）的一番话，最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英国人对未来的预见：“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机械的法则——整个19世纪的哲学——将广为传播。世界已接受了新的推动力。时代的浪潮就像一条新世界的巨大河流，浩浩****，一路奔腾，汹涌澎湃，不可阻挡。”[82]当时，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自由贸易主义者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具有共识的：不列颠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足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业产品，因此，有资格同时更有需要占据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在英帝国贸易与经济扩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炮舰政策”应运而生。所谓“炮舰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以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为后盾，在全世界扩展英国的商业贸易和势力范围，并维护帝国的权威。由于1815年之后强大的第二英帝国已经形成，在以欧洲强国为主的国际竞技场上英国已没有真正的对手，因此，炮舰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张帝国的版图，而是获取对于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贸易特权或政治控制权。同时，英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而且往往只需炫耀一下停泊在近海的军舰与大炮就能奏效，因此炮舰政策通常又被称作“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

英国海军与英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扩张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在与各欧陆劲敌几个世纪的争斗中，英国正是凭借着海军力量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抢夺了大量殖民地与军事要塞，在建立起庞大的第一英帝国的同时，掌握了对海洋的控制权。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之后，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更为巩固。“海上霸权自始至终是英国的扩张、英国对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影响、以及英国作为一个大国存在的条件。英国海军所保卫的贸易通道，不仅仅是道路，而且是英国的命脉。”[83]

历代英国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皇家海军就没有英国的对外贸易与海外殖民地，没有海上霸权也就没有帝国的声威与安全。对政治家们来说这几乎就是一条自然法则。例如，在1842年的政府预算中，皮尔为了弥补因降低关税而减少的政府财政收入，不得不开征会招致反对的个人所得税，但他却没有削减英国皇家海军的费用。1845年，当通往自由贸易之路进入最后关头时，皮尔甚至与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背道而驰，在财政预算中要求增加海军军费100万英镑。[84] 1903年，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骄傲地指出：“大英帝国是浮在不列颠海军军舰之上的。”[85]在所有关于英国海军与帝国关系的评论中，这句话不仅形象生动，同时也最为精辟。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期，由于“不列颠帝国的大部分处于一种实力——政治权力的真空之中”[86]，英国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商业贸易以及工业化上都发展到顶峰，成为无可匹敌的全球性强国。在国际舞台上，英国不仅同时担当着海上霸主、工业霸主和最大殖民帝国的角色，而且将其海军的绝对优势与强大威慑力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正是由于英国占压倒优势的海军舰队，列强之间“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斗争在整个19世纪失去了全部意义。

然而，英国推行炮舰外交最为突出的年代，却是在19世纪中期。研究英帝国史的学者们通常认为，“1835―1860年是炮舰外交和海军干涉的时代”[87]。炮舰政策之所以集中体现在19世纪中期并非偶然，它恰好印证了英国海军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英国放弃传统重商主义原则，逐步废止垄断与保护，彻底实现自由贸易的年代，也是英国稳居头号工业强国地位而没有对手的年代，英国要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拓展贸易机会和商品市场。如果说自由贸易已成为最代表英国利益的康庄大道，那么，炮舰政策则是攫取和保护这种利益的制胜法宝。

在炮舰外交上，最充分地体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人意欲征服世界的雄心，和海上霸主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傲慢：英国需要的是贸易机会与特权，追求的是进入全世界市场的自由，如果有落后国家不愿给予这种自由，那么就强迫它给予，或者是用外交威胁手段，或者是直接动用武力，用皇家海军发射的“24磅重的道德力量”[88]，直至达到目的。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家，大多支持并积极推行帝国的炮舰外交政策，但要论其中最为忠实自觉并成绩斐然者，则非帕默斯顿莫属。帕默斯顿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对19世纪不列颠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政治家”[89]。帕默斯顿又是个跨越时代的人物，他漫长的政治生涯反映了英国政治从保守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历程，也折射出步入鼎盛时期的英帝国耀眼的光辉。

帕默斯顿本名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1802年继承其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和同时代的许多英国贵族政治家一样，帕默斯顿也是以托利党立场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并大约从20年代后期起转向自由主义。他于1807年进入议会下院，1809年起先后在托利党政府海军部和陆军部任职，曾长期担任陆军部军务大臣（secretary-at-war），至19世纪20年代成为托利党内坎宁派的重要成员。

帕默斯顿赞成议会改革运动，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1828年拒绝进入威灵顿内阁并离开托利党。1830年格雷组建辉格党内阁，帕默斯顿担任外交大臣一直到1841年（除了1834年底至1835初的第一届皮尔内阁）。在1846—1851年的罗素内阁中，帕默斯顿再任外交大臣。1852年至1855年任阿伯丁内阁的内政大臣。从1855年到1865年，除了1858—1859年保守党的短期执政，帕默斯顿始终担任自由党内阁首相直至去世。在同时代的政治家中，帕默斯顿对欧洲事务与英帝国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历史学家因此称“19世纪中期是帕默斯顿的时代”[90]。

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帕默斯顿公开宣称：“除了那些涉及到自身政治或商业的特殊利益，英格兰的真正政策，就是成为公正与正义的支持者。”[91]在长期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任期内，帕默斯顿将英国的自由主义国际形象推进到新的境界，他支持比利时从荷兰取得独立，对波兰的民族起义表示同情，与法、西、葡结盟以抗衡俄、普、奥“神圣同盟”，避免卷入美国内战，允许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进入英国，等等。帕默斯顿曾在议会宣称：如果大陆国家向英国提出驱逐流亡者的要求，“他们将遭到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不列颠政府从来不愿意为他国内部的安全而操心”[92]。

尽管帕默斯顿的举动多出于“均势外交”中制衡列强的考虑，甚至仅是一种姿态，但无疑都符合英国的利益，这不仅为帕默斯顿赢得了个人声誉，也“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自由主义的斗士”[93]。然而，帕默斯顿的政治实践，更多的是与保卫英国的贸易权利和商业利益，以及捍卫帝国的权威相联系。帕默斯顿是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他把自由贸易称作“伟大的自然法则”，是“万能上帝之下的国际法”。[94]他对英国向全世界扩展贸易的行为充满道德上的自豪感，认为“为了使人类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商业用一只手引导着文明，另一只手引导着和平，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95]。因此，“商业是文明的最好先锋”[96]。

美国史学家戴维·罗伯茨（David Roberts）这样评论帕默斯顿：他是“一个爱国心很强的英国人，一个工商业和海军举世无敌的国家的外交大臣。他把英国的传统利益时时放在心上，但他的外交政策也不免对英国的强国地位和大国偏见很敏感。他动不动就准备派遣军队，无时不在考虑维护英国的尊严，尤其是当他的外交胜利赢得了有爱国狂的国会或舆论的喝彩时”[97]。

应当说，这一评价恰如其分。由于帕默斯顿在积极运用武力维护英国及帝国的利益上不遗余力，他的名字几乎成了英国“炮舰政策”的代名词和同义语，19世纪中期的英国外交也鲜明地打上了帕默斯顿的烙印。

帕默斯顿是个帝国观念极强的政治家，在他的外交考虑中，保卫印度的安全，保卫英国通往印度航线的安全，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战略目标。为此，他将英国外交的重点放在与沙皇俄国在近东与中东的争斗上，千方百计地遏制俄国领土与势力的扩张。例如1839年发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1841年联合法、普、奥与俄国签订阻止其控制黑海海峡的《伦敦海峡公约》，1856年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等。但同时，对于大英帝国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对于所谓英国保卫其臣民利益的责任，帕默斯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衷与执著。

然而，历史学家们认为，与其说帕默斯顿关心的是英国商人的利益，不如说他关心的是事件所涉及的原则——关乎到英国国家利益和帝国权威的原则。1846年，在给当时的香港总督戴维斯爵士（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98]的信中，帕默斯顿写道：“我必须说，不管哪里的英国臣民处于危险中，英国的军舰就不仅应当被派往该地，而且只要有保护英国利益的需要，它还将维持在该地的存在。”[99]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唐·帕西菲科事件”上，帕默斯顿把英国人那种有强大海军和工业优势作后盾的霸道与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是一个葡萄牙犹太人，因出生在直布罗陀而获得英国国籍。1847年他在希腊雅典的住宅被当地示威民众烧毁，帕西菲科向希腊政府索赔遭拒，引发英希两国之间的冲突。帕默斯顿以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为由，将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实行封锁，扣押了一部分希腊船只，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希腊赔偿帕西菲科的损失3.1万英镑。英国的行动又招致与法国的外交纠纷，因为法国、俄国与英国都是希腊独立的保证者，1850年法国撤回驻伦敦大使以示抗议。

帕西菲科并非地道的英国人，希腊又是一个1830年刚刚获得独立的弱小国家，对英国的利益和安全并没有构成威胁，帕默斯顿如此大动干戈，态度如此强硬蛮横，在国内引起很大非议。上院对帕默斯顿表示了谴责，首相罗素决定在下院进行信任投票，这给了帕默斯顿捍卫自己立场的机会。1850年7月，下院针对政府的希腊行动进行了四天的辩论。

帕默斯顿为辩论作了精心准备，翻阅了外交部文件不下2000份。根据记载，帕默斯顿的发言从1850年7月25日晚9时45分开始，到次日凌晨2时20分，在将近五个小时的长篇演讲中，他将唐·帕西菲科事件说成是“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原则、英格兰的重大利益及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100]，为自己的政策作了极为成功的辩护。帕默斯顿的传记作者巴林·佩伯顿（Baring Pemberton）称：这次“严肃的、说理的”演讲，“是帕默斯顿政治生涯中最伟大的一次”，赢得了包括反对者在内的交口称赞，会场内欢呼声不断。其中最具鼓动性也最受欢迎的一段，后来成了最能代表帕默斯顿炮舰外交政策的名句：

……决定女王陛下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则，以及使我们一定要向我们的海外国民提供保护的责任感，对于那些执掌英国政府大权的人，是正确的、适当的指南与向导。如同古罗马人宣称“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受侮辱一样，一个英国臣民，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将充满自信——英格兰警惕的眼睛和强大的臂膀将保护他免受任何不公。[101]

帕默斯顿“充当了那个时代英国人的代言人”[102]。他的精彩演讲不仅在议会获得巨大成功，更受到议会外英国民众和众多海外英国人的欢呼，他将英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类比，极大地丰富了英国人对帝国权威与荣耀的想象空间，因此被罗素在议会辩论中誉为“真正的英国大臣”（the Minister of England）。[103]

历史学家们指出：对同时代的外国政府来说，帕默斯顿是一个爱干涉的、专横的恃强凌弱者，是19世纪“丑陋的英国人”（Ugly Englishman）形象的代表。德国人甚至把帕默斯顿与魔鬼相连：“如果魔鬼有一个儿子，他必定就是帕默斯顿。”[104]

在国内的批评者看来，帕默斯顿的意志过于强硬，无论对内阁还是对女王都不够顺从，例如时任枢密院秘书的查尔斯·格雷维尔就在日记中对帕默斯顿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在讨论涉及如此重大利益的问题时，他的语调里有一种浮躁，一种无可怀疑的自负与轻率，这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危险的人。”[105]

但在帕默斯顿敬慕者的眼里，帕默斯顿是永远准备为捍卫英国臣民利益与外国政府进行正义争吵的“约翰牛”（John Bull）。[106]帕默斯顿则否认自己恃强凌弱，认为即使是小国也要为它们的行为负责，“一个政府越是弱，它的傲慢和不正义就越不可宽恕”[107]。

如果说炮舰政策在帕西菲科事件中的运用，突出表现了帕默斯顿对大英帝国威慑力的追求，那么，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则是帕默斯顿用坚船利炮直接打开其他国家的国门，迫使其对英国开放贸易的典型例证。相比较而言，保卫或攫取英国的贸易权利，更是炮舰政策的题中之义。

英国拓展中国贸易市场的愿望由来已久。对于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巨大而陌生的东方帝国，英国最初显然是试图通过派遣使者的方法，来谋求贸易关系的建立与扩大。1793年，第一位英国全权大使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800多人的高级使团，携带乔治三世的信及大量礼品，以祝寿名义来到中国，觐见了清朝乾隆皇帝，提出通商、派驻使节和割占舟山附近一小岛作为英商存放货物及居住地的要求，但遭到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断然拒绝。

马嘎尔尼的首次使华虽然无功而返，但英国人却清楚地看到了庞大中华帝国的外强中干，对清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中国海防的虚弱更是印象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国之间这第一次的官方交往，已经埋下了几十年后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海岸**的伏笔。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表面起因是林则徐大刀阔斧的禁烟行动使英国鸦片商人遭受了损失，实质上却是英国借机实现其彻底打开中国市场的野心所致。对中国的贸易一向是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长期以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一直受到严格限制，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却越来越大，饮茶的习惯逐渐从贵族上流社会进入寻常百姓阶层，茶叶也从奢侈品成为英国人的一种生活必需品，议会甚至专门通过法令，要求东印度公司始终保持有一年的茶叶储备。[108] 18世纪中期起，中国在对英贸易中开始处于出超地位，以至于一位中国地方官对皇帝夸口：“只须凭借茶叶，陛下就能控制住英国人。”[109]

对中国贸易的现状使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极为不满，乾隆皇帝对马嘎尔尼使团通商要求的拒绝，被同时代的英国人看作是“傲慢”和“反商业主义的”。[110]为打开中国市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东印度公司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从1797年起成为印度唯一的鸦片制造商，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生产鸦片，再通过私人身份的英国商人偷运进中国，形成了印度提供鸦片、中国用茶叶来换取、公司再将茶叶输往英国国内的“三角贸易”。1813年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但议会允许公司继续控制对中国的贸易，这使鸦片走私的规模与数量都急剧上升，向中国走私鸦片成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生意。1830年威廉·贾丁（William Jardine 1784—1843）[111]从广州写信给苏塞克斯的一个朋友，敦促他投资鸦片贸易：“我已经计算过，在好的年份，鸦片的毛利有时高达每箱1000英镑。……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绅士的投机买卖。”[112]

1833年，英国议会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营权，由政府向中国派出常驻商务总监。此后，参与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大增，鸦片走私活动也愈演愈烈，1800年至1818年，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为2000箱，1820年以后鸦片贸易增长了四倍多，到1836年已猛增至3.4万箱。[113]失去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对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兴趣丝毫不减，因为鸦片贸易的收入已占英属印度财政总收入的1/7。[114]

英国官方对于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183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在给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的训令中写道：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因为英国臣民违反中国的法律而采取干预行动。[115]

与此同时，英国人彻底进入中国市场、并夺取中国领土作为东方贸易据点的野心也在急剧膨胀。1830年，47名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船长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派代表长驻北京，至少要“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的决定，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116]。同年，曾参加过马嘎尔尼使团并长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议员斯汤顿（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117]在议会发言中进一步提出：在取消对贸易的限制时，如果不能由王国政府建立国家间的直接联系，那么在中国沿海岛屿建立贸易中心，以摆脱中国当局的控制，将是可取之策。[118]此后，几任驻华商务总监在向外交大臣提交的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占领“天然极适合各种商业用途”的香港岛的建议。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被取消后，英国商人对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迫不及待。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内皮尔勋爵（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119]声称：“大不列颠的商人希望与整个中国通商，他们在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前是不会安心的。”[120] 1834年，60多名在华英商向国王呈交请愿书，要求派出三艘军舰和一位全权大使去中国炫耀武力，向中国人“表达这样的概念：英国军舰可以毫不费力地拦截中国的内外贸易，并俘获中国所有的武装船只”[121]。1835年，一只英国蒸汽商船来到广东，要求准许在广东与澳门之间的珠江上航行，被广东地方官员拒绝，违反禁令后遭到炮击而被迫撤退。

这次挫折使英国商人更加急切地渴望政府的支持，他们继续向政府请愿，要求派遣远征军，以惩罚中国人。此时英国政府大臣们的立场已发生变化，尤其是一向以厉害著称的帕默斯顿。他在1833年任命内皮尔为驻华商务总监时，还曾经希望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但不要与中国发生冲突[122]，而现在已“确信对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去进行”[123]。

显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市场，占领香港岛，将其发展为“好望角以东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并成为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基地，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好几年，就已经是英国政府和商人的共同诉求。可以说，即使没有清政府的禁烟行动，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也终究会发生，因为中国这个巨大市场所具有的潜力与商业前景，对于刚刚完成工业革命亟待获取更大市场的英国人来说，其**力是不可抵御的。事实上，拥有坚船利炮、正走向自由贸易的英国，雄心勃勃地意欲征服整个世界，对于中国市场，绝对是志在必得，林则徐的禁烟行动恰好提供了一个派遣远征军以保卫英国臣民利益的理由。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以及贸易主权都遭到严重破坏。1842年的《南京条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英国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清政府不仅被迫同意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白银2100万两、五口通商，而且丧失了对中英间贸易税率的决定权。1843年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又将英国在华特权进一步扩大：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英商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权利。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终于被不列颠军舰的大炮轰开。

十几年后，英国对在华所获利益已经不能满足，借1856年的“亚罗号”（the Arrow）事件发难，联合法国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签订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极大地扩展了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与特权。《天津条约》除了规定中国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赔偿英法军费各200万两白银之外，还规定：外国公使可进驻北京；增开10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游历、传教和经商。《北京条约》增辟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并将赔偿英法两国的军费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在这两次战争中，帕默斯顿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和战争中担任外交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期和后期担任首相，采取的立场非常强硬。然而，和“帕西菲科事件”相比，对华战争在英国国内遇到的反对要强烈得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写文章谴责鸦片走私活动，称“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在战争中，许多人认为，帕默斯顿的座右铭始终是“我的国家，不管它对还是错”。对此，帕默斯顿强硬地回答：“不列颠的利益就是北极星，是英国政府的指导原则。”[124]

第二次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在英国引起了内阁危机。1857年2月26日至3月3日，议会就政府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站在帕默斯顿对立面的不仅有保守党议员，还有许多自由党人，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在发言中强调“基督教的原则”和“人类的正义”，呼吁人们投票来阻止在中国发生的“不幸”“犯罪”和“暴行”，“将仁慈与和平，不列颠的正义和英国人的明智，作为讯息传向世界最遥远的角落”。[125]一直鼓吹国家间自由贸易、和平通商的“曼彻斯特学派”主要成员科布登，则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该议案在下院以263票对247票获得通过后，帕默斯顿立即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在竞选中，帕默斯顿积极为炮舰政策和对华战争辩护，声称“一个在广州掌权的傲慢无理的野蛮人，侮辱了英国的国旗，违反了条约的规定，为在华英国臣民的头颅提供奖赏，制定了以谋杀、暗杀和下毒来摧毁英国人的计划……”[126]如此，他为战争披上了捍卫帝国荣誉和国际法尊严的外衣。

帕默斯顿一向极富演讲才能，细读他1857年3月在议会关于“亚罗号”事件的辩论发言，人们会发现，他的演说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满**，可以说是滔滔雄辩。[127]英国历史学家西曼评论道：“帕默斯顿的演说如此有效，以至于任何人只要站在野蛮的中国人一边反对英国的殖民地总督，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128]

帕默斯顿的强硬立场在议会遭到反对，但却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几乎普遍的支持，自由党赢得了自1832年以来最壮观的选举胜利，保守党的席位从290个下降到256个，皮尔派从45个降到26个[129]，而曼彻斯特学派则受到重创，科布登和布莱特等人再次丢掉议席。对此，帕默斯顿不无得意地写道：“上届议会中许多讨厌的家伙已经被扔了出去。”[130]

在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帕默斯顿对海军炮舰威力的认识也许是最充分的。历史学家曾指出，帕默斯顿心里念念不忘的永远是英国海军。在他看来：“外交官和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131]以蒸汽为动力的海军铁甲舰船，服务于英国在全世界进行商业扩张的目的，成为自由贸易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忠实的守护神。同时，它还是帝国势力与声威的象征。1850年9月，帕默斯顿在下院发表演讲：

……那些像中国、葡萄牙、西属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到十年就需要狠揍它们一顿，以便让它们老实一些。警告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它们的头脑太肤浅，接受不了超过这一时限的印象。他们对言语并不留意，在他们屈服以前，必须让他们不仅看到棍子，而且要实际感受到棍子打在肩上的滋味。[132]

这段霸气十足的话，可以说是19世纪中期英国炮舰外交政策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