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陆地，它东、北、南三面濒临太平洋及其附属海域，西面濒临印度洋，陆地面积达768.23万平方公里，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总面积的25倍。1788年它成为英国殖民地，曾经是英国最大的领地之一。当时，英国政府对于扩张新的领土并不感兴趣，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并非刻意为之。

17世纪初欧洲人已发现澳大利亚。在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做着黄金梦，掀起了寻找“黄金岛”和“未知的南方大陆”的探险热潮，他们到达了太平洋。据葡萄牙史家记载，他们的探险家在航程中发现了“南方大陆”，但没有提出到达澳大利亚的直接证据。不过有一些间接证据，证明葡萄牙人可能远远地看到过“南方大陆”。当葡萄牙人寻找“未知的南方大陆”时，他们的对手西班牙人也在行动。1567年11月19日，西班牙派出了第一支寻找“未知南方大陆”的探险队。探险队由西班牙航海家阿·迪·门达纳（lvaro de Mendaa）率领。门达纳从秘鲁出航一直向西航行，在大洋上漂流了几个月，到达了他称之为圣伊萨伯尔岛的一个小岛。在这里，他花了6个月进行勘察，发现这不是一块大陆，而是由许多小岛组成的一个群岛。他认为这些岛屿很像神话传说中所罗门国王的奥费尔金矿，故命名该群岛为“所罗门群岛”。1595年，秘鲁总督门德萨派门达纳再次率探险船远航，目标是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永久殖民地。但这次探险失败了，四艘船中损失了两艘，唯一的成就是在太平洋上发现了马克萨斯群岛。

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在寻找“南方大陆”。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对寻找黄金极感兴趣，而当时传说南方大陆盛产黄金，就于1605年11月派遣探险船“杜夫根号”（DugfKen）去新几内亚。160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杨茨（William Yansz）乘坐“杜夫根号”到达澳大利亚北端约克角半岛的西部海岸，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儿就是澳大利亚，便将登陆的地方命名为基尔威尔角（Caps Keerweer）。他发现这里既无黄金，也无香料，是一个“一无可取”的地方，于是未作进一步的探索便返航了。公正地说，威廉·杨茨是第一个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欧洲人。[185]

1642年，荷兰航海家埃贝尔·塔斯曼（Abel Janszoon Tesman）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委托，再去寻找“南方大陆”。11月底，他在南太平洋发现了一块陆地，就以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范·迪门的名字，将它命名为范·迪门地区（Van Diemen's Land）。[186]在返航途中，他又发现了新西兰。第二年，塔斯曼再次奉命出航，他在澳大利亚北部沿约克角半岛向西航行，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中部的威廉斯河一带，并把这一带的海岸都绘入了海图。不久人们开始用“新荷兰”来称呼澳大利亚的西北部，以后这一名称又用来泛指整个大陆。但是由于他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既没有金银，更没有财宝，所以荷兰人未对澳大利亚作进一步的考察。

对于南方大陆的最终发现是由英国人完成的，但英国人对于南方大陆的探险活动较晚，是在荷兰人放弃了对南方大陆的探险以后才开始的。第一个访问“新荷兰”的英国人是威廉·丹皮尔（WilliamDampier），1688年1月，丹皮尔和一小伙海盗在东南亚为了躲避荷兰和英国的军舰，向菲律宾东、印度尼西亚南方向航行，抵达帝汶（Timor）后向南，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上岸，并在此居住了三个月。[187]他把他观察到的情况记录在《航海日志》上。1699年，在英国海军与皇家学会资助下，丹皮尔率领“罗巴克号”（Roebuck）考察船到澳大利亚北部考察，回国后，他在伦敦发表《新荷兰航行记》，很快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书中再次渲染了“新荷兰”的荒凉、贫瘠，并把当地的土著人描述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著作，因此这本书关于澳大利亚荒凉不毛的叙述不仅影响了英国，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

18世纪中叶，带着对控制这个区域的憧憬，英法两国重新对这里发生兴趣。两国派往这个海区的许多船只的名称就表明了其目的，例如：地理号（Le Geographe）、自然号（Le Naturalise）、努力号（Endeavou） 、发现号（Discovery） 、调查号（Investigator）。这些远航的发起者都是两国政府及科学院，随行的有自然史学家、天文学家、地貌画家、生物画师，等等，他们用新的航海仪器进行测试，提供新的制图，对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进行描述、收集和分类，寻找那些可以培植利用的植物。

七年战争法国被打败，失去了加拿大等大片殖民地。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法国政府加紧寻找“南方大陆”，并多次派遣考察队到太平洋活动。这些活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担忧，为抢在法国人之前找到“南方大陆”，保卫和谋求英国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利益，英国也加紧了探险活动。1767年初，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学会决定派一个探险队去南大洋寻找“南方大陆”，海军上尉詹姆士·库克（James Cook）有幸被选中。库克本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而且还是成就卓著的天文学家、海图测绘家和航海营养学家。1758年他曾随英国皇家海军参加夺取魁北克的战斗，此后几年，他一直在北美东北部海岸航行，考察了新斯科舍、纽芬兰、诺森伯兰（Norhumberland）等地，为顺利完成这次探险奠定了基础。1768年，库克携同一队由海军军人、水手和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乘坐“努力号”探险船于1768年8月26日从普利茅斯港启航，离开英国。库克还约请植物学家、后来出任皇家植物园园长的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以及生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同行。

1769年10月7日，探险队终于见到了陆地，这就是新西兰。库克率探险队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环航新西兰，并进行了考查，证明它是由南北两个岛组成的，并宣布新西兰为英国领土。此后探险队沿澳大利亚东海岸北上，穿过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

1770年4月19日，他们到达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巴斯海峡入口，然后沿海岸向北航行。他们发现澳洲大陆十分贫瘠，如同“瘦弱的母牛”，其“瘦骨嶙峋的胯骨”从杂草中凸起。[188]4月28日，“努力号”驶入一个宽阔的海湾，岸边满是“从未见过的优良草场”。海湾可以为各种船只提供避风场所。[189]随行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等花了一个星期时间采集那些欧洲科学界闻所未闻的植物、鸟类和动物标本，他们发现这里并不像其他人所描写的那样荒凉凄惨，因而库克把这一海湾命名为“植物湾”（Botany Bay）。在此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向北航行，期间多次登上海岸，在树上刻上标记。最终，在大陆东北端走完了东海岸2 000公里的全部航程，并绘制了海图，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英国占有从南纬38度到南纬10度的全部海岸区，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库克写道：澳大利亚的东边并不像别人所描写的那样荒凉，“在这块广阔的地方，毫无疑义，大多数谷类、各种果类和根茎等等，都一定能够生长茂盛……而且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饲料，足以饲养能够运入的所有牲口”[190]。同时，他对土著人也作了一系列详实的描述。在这次航行中，他总共测绘了8000公里的海岸线，确定了岛屿和大陆的界限，解开了“南方大陆”之谜。可以说，库克是澳大利亚之父。

“南方大陆”的发现预示着澳大利亚土著社会的结束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澳大利亚将一步从原始社会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库克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一个土肥草茂的地方，但是库克发现澳大利亚后，既未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也没有任何其他英国人到那里去拓殖。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安置英国国内日益增多的罪犯，这块古老的大陆才引起英国人的注意。

向海外流放犯人是英国解决国内罪犯问题的一种做法。1679年《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mendment Act，1679）第14条就曾规定：任何犯重罪的人均可在法庭上提出去海外服流刑以代替其他刑罚，法庭可予以核准。[191]171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法案，将这项法律系统化。1717年英国开始向北美殖民地遣送流放犯人，而此时美洲殖民地以及种植园异常需要劳动力。人口贩子从政府手中以每人5英镑的价格把犯人接收过来，然后再以每一犯人20英镑的价格卖给北美南部的种植园主。通常，处以流刑的盗窃犯被送到殖民地服刑7年，窝藏赃物者要被判处14年流刑，如果有人在服刑期满前回国，他就会被处以死刑。[192]

北美各殖民地人民对这种流犯体制早已深恶痛绝，北部的一些殖民地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议，有些殖民地的立法机构还通过法律严禁把北美变成英国的犯人安置地，但英国凭借母国地位否决这类法案，所以向北美殖民地流放犯人的做法得以维系下来。1750—1775年，平均每年有1000名流放犯被遣送到英属北美殖民地，主要是送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193]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英国共向北美殖民地输送了大约4.9万名罪犯，他们是18世纪白人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194]

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向殖民地输送罪犯的进程受阻，作为权宜之计，英国政府把判处流刑的罪犯临时关押在停在泰晤士河上的废船上。1783年美国取得战争胜利，推翻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也结束了英国向北美运送罪犯的行动。然而，此时的罪犯却增多了，监狱和囚船中的犯人拥挤不堪，关押罪犯的废船已成了罪恶的渊薮，肮脏混乱，瘟疫蔓延，犯人因为不堪忍受而频频发生暴动，直接危及社会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埃德蒙·伯克于1786年在议会里发表演说，呼吁下院关注“被判处流刑的那些不幸的人的悲惨处境”[195]。在伦敦著名的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有一处牢房里拥挤了558名犯人，这个数目恰好与英国下议院的人数相等。[196]而且伯克认为，流放制度使“窃贼和穷凶极恶的匪徒没有区别，所有的罪犯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因此“整个刑罚制度有巨大缺陷”[197]。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如何处理这些罪犯也像处理效忠派一样，成了英国政府的棘手问题，为此英国朝野展开了激烈争论，英国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有人建议在西南非洲海岸建立一个流放殖民地，英国政府曾派人到那里考察和选择安置地点。1787年，英国政府把几百名犯人流放到非洲的冈比亚（Gambia），但是这里的气候以及地方疾病很不适宜人们生存，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先发生饥荒，又发生瘟疫，犯人死亡率很高，这意味着，将罪犯送到冈比亚等于将犯人处以死缓，到1791年，这些人中只剩下64人了。[198]朝野上下大为不满，伯克曾在议会里大发议论，批评政府对流放犯处置不当，把犯人送到了一个无法活下去的地方，并说：“地狱之门日夜向这些罪犯敞开着。”[199]

第一个提出在澳大利亚安置流放罪犯的人是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1779年他向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把植物湾辟为流放地，他认为那里是流放犯人最好的地方，他说：“植物湾距英国有7个月航程，土著居民可能不会反抗。尽管那里大部分土地比较贫瘠，但足以养活相当一批人。由于该地距欧洲人所居住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相当遥远，罪犯逃跑将十分困难。”他认为，到那里拓殖的人，每人可以得到一年的粮食及必需品，这块殖民地不久就会变成英国的市场。[200]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英国政府重视，而且在此后几年中英国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流放犯的问题没有解决，效忠派问题又使英国政府头痛。伯克在下院强烈呼吁要注意那些被判处流刑的不幸的人的悲惨处境。[201] 1783年8月，曾随库克航行的詹姆士·玛丽亚·马特拉（James Maria Matra）致函国务大臣悉尼（Lord Sydney），主张让效忠派移民到新南威尔士。他认为那里没有白人移民，处于荒芜状态，在那里效忠派可以找到一块避难处。此外，还可发展与东方的贸易，战时可威胁西班牙、荷兰的殖民地[202]，他认为这可以“弥补丢失美洲殖民地的损失”。

悉尼十分重视他的建议，但他认为犯人问题要比效忠派问题更严重，因此倾向于把犯人而不是把效忠派分子送到那里。[203]

马特拉的建议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国务大臣悉尼接见了他，并同他讨论这个建议。马特拉表示愿意修改他的计划，因而在他的计划里加上一个附件，着重论证在“新荷兰”收容犯人的可能性。英国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新的法案，授权政府可根据枢密院令在任何地方流放罪犯。[204]但此时英国政府还无暇顾及此事，所以迟迟没有采取行动。1785年皮特宣称：“由于迫在眉睫的公众事务，此项解决仍未作出。”[205]1783—1784年，英国政府曾试图劝说美国南方种植园主购买罪犯，但没有成功[206]，后来在非洲西南部设立流放地的试验也遭到失败。以后，英国政府曾考虑将罪犯送到新斯科舍、纽芬兰，或洪都拉斯，但都受到抵制，对此格内维尔说：“我们没有法律，也无权强迫殖民地或纽芬兰接受流放犯。”[207]而考虑到流放地既要与世隔绝，又要容易看管罪犯，还必须很快能获得生存物资，这在英国所控制的殖民地中甚少。最终，英国大臣们不得不接受班克斯等人的计划。

1785年海军将领乔治·杨格（Sir George Young）向政府呈交了一个在新南威尔士建立效忠派和流放犯的移民殖民地的详细方案，他认为，这块拓殖地会成为与中国贸易的一个港口，必然会引起国内的注意，而且为了海军的利益，可以在新西兰种植亚麻。[208]有了杨格将军的促进，再加上在非洲西南海岸建立流放地以失败告终，英国政府才下决心在东澳大利亚建立流放殖民地。

1786年8月，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悉尼向议会提交《计划要点》（Heads of a Plan），正式提出把东澳大利亚的植物湾作为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地；他指示海军部、财政部供应相当数量的船只，把750名罪犯连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必需品和农具运往植物湾。[209]同年12月6日，英国议会听证会正式确定在新南威尔士建立流放地，枢密院也颁布了同样的命令。国王乔治三世为此颁布了特许状，授权在新南威尔士建立刑事法院。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ip）上尉被任命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第一任总督及驻地司令官，在任命的同时还划出新南威尔士的领土管辖范围：北迄约克角，南到塔斯马尼亚南端，西至东经135度线，东到大海。这片领土有现在澳大利亚的一半大，但不包括“新荷兰”。这说明英国当时还没有吞并整个澳大利亚的计划。1787年5月13日，菲利普上尉率领一支舰队从英国直奔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历史就进入了流放殖民地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英国人进入澳大利亚拓殖，从形式和内容上看，确实有殖民的色彩。澳大利亚虽然是由英国政府直接派人组建的殖民地，但其最初的目的却并不是要在澳大利亚建立北美式的自由移民殖民地，也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扩张帝国，而仅仅是把它作为羁押英国罪犯的流放地。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国内罪犯“安全问题”，所以离得越远越好。在英国人的眼里，新南威尔士的作用与英伦岛上的监狱相同，因而，澳大利亚拓殖的动机与第一英帝国有很大的不同。

北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英国朝野对于殖民地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受亚当·斯密等人帝国思想影响，当时英国许多人都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负担，他们对于建立新的殖民地的热情大大减少。何况当时澳大利亚路途遥远，荒无人烟，这对于“贸易优先于统治”的英国人来说，自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所以库克发现澳大利亚之后，英国政府对之并不重视。后来有人多次提议到澳大利亚开辟殖民地，英国政府的动作仍十分迟缓，这说明英国政府对于在澳州开辟殖民地并不热心。如果不是令人头痛的流放犯问题，英国政府在当时是不会到这么一个贫瘠、荒凉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前往新南威尔士的各种英国人也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殖民者，而分别视己为前来新南威尔士任职的官员、服役的军人，或服刑的罪犯。英国政府关心的也不是经济发展或地域扩大，而是如何使这里的官员和罪犯能生活下去。所以，新南威尔士流放殖民地是英国本土监狱容量的延伸与扩大，其性质不同于英属印度殖民地和加拿大殖民地。[210]

英国选中澳大利亚为流放殖民地，主要是由于澳大利亚与世隔绝，十分封闭，囚犯很难逃跑，看管犯人的费用也会很少。[211]当然，这只是他们最初的考虑，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创建的初期，由于条件恶劣，这里看管犯人的成本比在国内监狱还要大，这是决策者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这期间有人提议在英国本土建立流放地，使罪犯在国内改造自新，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行不通，而且当时在英国也无法找到廉价的看管犯人的场所。对于议会下院委员会所认为的“罪犯殖民地费用巨大，必须证明确实有政治、商业利益补偿”的观点，皮特也不同意。[212]费用问题是英国政府设立新的流放地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所以，直到1791年英国首相小皮特还在下议院说道：“没有人会对将不可救药的罪犯遣送出国而质疑”，而且，“再也找不到比这种遣送犯人更为便宜的方法”。[213]

从本质上讲，流放是绞死小偷或者在英国修建监狱拘禁他们之外的另一种方式。因为罪犯需要看管，所以政府就派了四个连的水兵一同前往。既然当地没有政府，那就建立军事管制。小皮特等人关心的是解决紧迫的流放问题，他们并未预见到将来的后果。当时即使有人高瞻远瞩，意识到澳洲最终会有美好的未来，但建立这个殖民地的初衷确实不是国家战略。后来，随着澳大利亚养羊业的发展以及矿藏的发现，澳大利亚出现了“淘金热”，大量的移民涌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经济得以发展，为一个新国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英国为了安置令人头痛的流放犯而设置了澳大利亚殖民地，但无意中却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

在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下，菲利普很快就组织了一支押送犯人的船队，1787年5月13日该船队离开英国普茨茅斯港，历时8个多月，于1788年1月20日到达植物湾，从此开始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这支船队被命名为“第一舰队”（First Fleet），由11艘帆船组成，其中巡洋舰1艘，护卫舰1艘，运粮船3艘，运输船6艘，运载着种子、秧苗、耕犁、马牛羊、禽类，以及可供食用两年的食物。船队共有千余人，包括水兵160人，军官51人，随行妻子27人，儿童19人，菲利普上尉的助手9人，水手443人。其余的是犯人，共759名，其中男性568人，女性及儿童191人。[214]囚犯中年纪最小的是扫烟囱的9岁小男孩约翰·赫德森，他因偷了一块布料和一把手枪而入狱；最老的是82岁的布贩多萝茜·汉德兰德，她因作伪证而入狱。[215]

英国政府并不重视这次远航，随行的51名官员大都没有受过法律及政务训练，总督菲利普、副总督罗斯（Lieutenant Major Rose）等都是海军军官。士兵中没有人会耕作，随行人员中没有木匠，没有人会监督罪犯。菲利普费了好大劲，才多买了一些药品、食物、衣服等，并又找了一条船，稍稍缓解舰队的拥挤状况。他甚至没有得到手下人员的详细名录，船队中也没有律师。[216]英国报纸对此事只是简短报道，都未作评论。《伦敦记事》（London Chronicle）5月15日发表一则消息，宣布在5月13日运送流放犯的船队将离港驶向植物湾。[217]可见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影响。

经过八个月的航行，1788年1月20日第一舰队抵达植物湾，菲利普对植物湾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这里并不如班克斯所说的那样美好。由于正值盛夏，这里草木枯黄，土地呈现干燥、贫瘠的面貌，而且海湾太宽阔，缺乏淡水，没有可以避风的地方，海湾内水位较浅，不适宜大船进出。第一次栽种的菜秧很快就枯萎了，斧子砍在弯曲的树根和树枝上时，随即就变钝。铁锹一触到薄土层下边的砂岩就断掉。牲畜要么走失，要么死掉。于是他们决定另觅去处，他率领一个小队调头北上，在大约10公里处发现一个比植物湾略小的海湾，能同时停泊1000艘主力舰，是个天然良港。岸上淡水充沛，适合人类居住。菲利普决定把流放地转移到这里，并以国务大臣悉尼的名字命名，这就是今天的悉尼港。1月26日菲利普率全体人员在悉尼湾举行升旗仪式，这样，一个新的殖民地就出现了。

菲利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他将犯人编为若干队，指挥军民和犯人展开了殖民地的建设工作。首先要解决住处：清理地面，建造掩蔽所；砍伐树木，张搭帐篷。官员、军人和犯人都住在用旧帆布搭制的帐篷里，总督亦住在帐篷中。总督的办公室是用木、石建造的小房子。解决住处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以后，就把船上的各种物资和牲畜搬到陆地上来。同时，遵照政府指示，菲利普派海军中尉金（Phillip Gidley King）率一批犯人东渡大海去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亦把那里辟为犯人移民据点。

在创建流犯殖民地的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粮食不能长期自给。刚到澳大利亚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凉，而且流放犯大都不善于劳动，也不会种庄稼。官员曾经尝试种植蔬菜，但没有成功，结果只剩下日益减少的咸肉。[218]由于粮食主要从母国运来，一旦补给延误，殖民地就会出现饥荒。1789年庄稼长势不好，播下的谷种又为蚂蚁和田鼠吃掉。1789年11月英国派出的运输船“监护人号”（the Guardian）在好望角失事，两年多的时间内英国没有再向澳大利亚运送补给品[219]，1790年3月，运粮船“赛里乌斯号”在诺福克岛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使新南威尔士已出现的饥馑更为严重。

殖民地居民遭受到严重的饥饿威胁，被迫采取了粮食定量制度，1790年，每人每周所分到的食品仅有2磅不新鲜的咸肉，2.5磅面粉，2磅大米，可见食品短缺的程度了。此时，一律平等分配，不分男女老少，连总督也没有特权，他甚至把自己仅有的半袋面粉也上交给了公共仓库。在这个饥馑年代，人们争夺食物，连懒汉也拼死力争。食物严重短缺，导致坏血病、痢疾流行，犯人死亡率很高。在最饥馑的年代，“男人卖掉他们的囚衣——蓝色的粗绒布夹克、黑亮的裤子，以购买一点面包，而他们则像土著人一样赤身**工作；女人为生存也被迫去卖**，一些重罪犯就死于饥饿”[220]。据1790年菲利普总督的报告：930名男犯中已有311人死亡，450人生病。[221]所以，许多军官都非常沮丧，一名殖民地军官这样写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难怪菲利普曾哀叹：“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拓殖地的首批拓殖者会像这里那样孤立无助。”[222]殖民地的外科医生写道：“这是令人生畏的地方，唯有诅咒之声大行其道。”[223]

为了减轻悉尼的粮食压力，三周后，菲利普总督又指示中尉菲利普·金把200名犯人送往诺福克岛。但后来由于开往那里的运粮船沉没，该岛也出现了大饥馑，幸而殖民者在该岛发现了大量的海鸥，人们靠捕杀海鸥才得以渡过难关。第三批舰队抵达之后，危机才得以缓解。对悉尼湾内陆的玛拉塔肥沃土地的开垦，保证了殖民地的生存。到1792年底菲利普因病返回英国时，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种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面积已经达到600公顷，一片郁郁葱葱。此外，海湾内可以捕鱼，昆布兰平原可以放牧。到1792年，这里的生存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这一年到任的新南威尔士保安团（New South Wales security corps）司令官发现：“令我异常震惊的是，我原以为随处可见的岩石不见所踪，环顾四周皆是硕果累累的果园。”[224]

流放殖民地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缺乏工匠及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劳动力。这里的犯人多为无业游民，其中不少人无劳动习惯，更不用说有生产经验和技术了，只有靠皮鞭的压力，他们才肯干活。最早到达殖民地的一批犯人中，只有12名工匠。所以直到严冬到来时他们才造好两座仓库以存放货物。很长一段时间里殖民地都没有像样的住所，1792年9月才开始建造永久营地，但18个月之后仍未建好。那些毫无技术的第一批殖民者种植的农作物都未长成，经总督再三向英国政府请示，政府才派来50名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在他们的指导下，犯人们在悉尼附近开荒种田，后又在巴腊马特河（Parramatta River）西岸辟出大约2000英亩农田。这里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所以庄稼长势良好，加之政府鼓励农民移居该地，还把一批勤劳的释放犯人迁移到这里耕作，这样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犯人殖民地基本做到粮食自给，为殖民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犯人逃亡和土著居民的袭击也给殖民地带来巨大困难。政府有关方面曾指示：“开启与土著人的相互关系，理解他们的情感，乐见我国臣民与他们和睦、友好相处。”[225]殖民地初期，对于土著人，菲利普总督起初执行友善政策，向土著人赠送礼品以表达善意，对手下骚扰土著人的行为予以惩处。但效果并不明显，土著人经常来袭击，甚至连菲利普本人也曾被土人的长矛刺伤。白人殖民者遂借机大肆屠杀土著居民，大约有3000名土著人四处逃散。一名海军军官写道：“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交往，既不频繁，也不友好。”另一名军官写道：只要土著人“认为我们剥夺了他们的居住地，他们必定视我们为敌”[226]。

随着流放犯人不断被送到澳大利亚，以及自由移民逐渐增加，澳大利亚的人口也不断增加。1790年6月3日“朱利安尼夫人”号（Laddy Juliana）运来221名女囚犯。1790年第二舰队装载1017名犯人开往新南威尔士，但在途中死去1/4。[227]1791年又运来200名犯人。从1792年到1813年，除了1794—1796年、1804年以外，英国每年都要向澳大利亚运送300—700名流放犯；1788年1月26日到1824年，共有37606名流放犯到达澳大利亚。[228]1792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已经增长到3108人，诺福克岛的人口也有1115人。[229]尽管此时英国政府不断向澳大利亚运送供给品，但流放殖民地的困难局面仍未彻底改变。

与北美殖民地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殖民地纯粹是英国政府为安置流放犯而设立的，因而在殖民地建立的最初一段时间，这里的统治方式带有军事性质。总督以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法案和英国政府颁布的特许状为依据，掌握军政大权，他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有权授予土地、控制商业、赦免罪犯、招募兵员；有权统率军队、保护移民、惩处罪犯、发布命令和法规。新南威尔士没有议会来限制总督[230]，总督既是军队首长，又是行政、立法、司法首脑，他仅对英国政府负责。

英国议会并未赋予流放地殖民者任何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1787年的特许状曾授权总督发布旨在有效地治理移民区的命令，这样总督就实际上行使了立法权。1823年英国议会颁布《司法条例》，决定在新南威尔士成立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和立法工作，立法委员会成员由英国殖民大臣任命。条例还规定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区，这以后澳大利亚殖民地才开始从罪犯流放地转向正常殖民地，而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纯粹是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监狱”而存在。

流放制度的首要内容是强制劳动。最初，犯人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罪犯们被安排伐木，修筑道路，建造房屋、营房，垦荒等。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罪犯被派往自由移民的农场干活，劳动条件十分艰苦。澳大利亚的开发就是从罪犯的劳动开始的。鞭刑是对罪犯进行管训的最主要的方法，通常是当众鞭打几十下乃至上千下，其场面惨不忍睹，可能会使“任何一个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参观的人都会认为，英国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231]。但殖民地的官员认为：“最能说服人去工作和遵守秩序的办法便是鞭挞。”[232]

尽管澳大利亚有充足的地方可以满足英国安置犯人的需要，但没有英国的支持，它很难生存。[233]殖民地创建初期，大约一半的男人，3/4的女犯及所有的儿童都需要政府支持，投向殖民地的经费好像是个无底洞。经济问题成了殖民地管理的主要问题，殖民地建立最初五年已耗费英国4万英镑，平均每个罪犯花费13—14英镑，到1798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234]1800—1804年，英国政府大量的钱花在建造码头，修筑道路之上。而此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犯人共4930人，如果把这些人关在英国，花费会少得多。[235]因此在1800年，英国政府曾考虑放弃这块殖民地。

菲利普总督不久就认识到一个成功的殖民地不能只靠罪犯来做先锋，他一直希望引入家庭及自由民拓殖者，他曾说：“我不希望用罪犯来奠定帝国的基础。”[236]1789—1792年的大饥馑使菲利普相信，如果殖民地只是依靠犯人在政府农场、公路和公共建筑物上编队劳动，它就不能发展。他认为，只靠流放犯的劳动和母国的供给是不可能使该殖民地存在下去的，因而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应大力鼓励居民结婚。女犯如果被求婚，就应给其自由，已婚男犯如果申请将其妻子家庭接来新南威尔士，也应鼓励并不收取任何费用。[237]他还制定了维持和发展流放殖民地的新方针：吸引自由民到新南威尔士来，把罪犯指派给他们当工人；把土地授予官员，由罪犯来耕种；把土地赐给那些勤奋劳动，愿意接受这种恩惠的已释犯人。[238]

这些政策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土地授予，即把土地授予军政官员和从母国来的自由移民，并以犯人作为他们的劳动力。1792年，新南威尔士保安队的官员被授予了土地。1795年，零零星星来了一些自由拓殖者。到1819年，有1/3的军人决定留在新南威尔士，不再返回母国，他们大都已经拥有大片的牧场或农场。此外，也把土地授予刑满释放的犯人，通常为30—50英亩，军官和文职官员都有权征调流放犯到自己的农场干活。这一方针的推行，促成了以农牧业为内容和以土地恩赐制以及犯人劳动指派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到1800年，新南威尔士已经有350个小农场，开垦耕种了7000英亩的土地。[239]

流放制度的另一个内容是对犯人的释放政策，主要是提前释放、赦免和假释等。布里斯班总督执政时期制定了一个有关提前释放犯人的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被判处七年流刑者，有四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释放证；凡被判处14年流刑者，有六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取释放证；凡被判处终身流放者，有八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释放证。不愿返英或不能立即返英的释放犯，一般会赐给土地。大部分释放犯被安置到豪克斯布里河流域，那里土地肥美，宜于发展农牧业。对于那些一贯表现良好但又不够发给赦免证的犯人，政府发给假释证，免除他们的强制性劳役，允许他们在所属警区内出卖劳动力，政府不再提供生活费和住宿，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对犯人的这些宽厚政策在流放犯殖民地时期起了巨大作用，使澳大利亚殖民地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经济。同令人毛骨悚然的惩罚制度相比，这种宽大的释放政策对罪犯的改造以及日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不少刑满释放的流放犯后来成了澳大利亚的富商巨贾，在促进澳大利亚殖民地经济发展和政治演进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陆续从英国运去澳大利亚的成千上万的犯人，是一支巨大的劳动大军。如何安置他们以及安排他们做什么活，是殖民当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安置，政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许多农场，例如在悉尼附近，在巴腊马塔、纽卡斯尔、温莎、巴瑟斯特和范迪门等地，都兴办了农场。政府利用犯人的劳力发展农业，把安置犯人同解决吃饭问题结合起来，由此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经过拓殖者艰苦的努力，新南威尔士逐渐克服了经济困难，殖民地也逐渐稳固。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也建立起来，如纽卡斯尔的煤矿以及各地的面粉厂、木材厂、屠宰场、采石场、制砖厂、石灰窑、造船厂，等等。这样既为安置犯人开辟了新天地，又发展了殖民地的工矿企业。1791—1792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已经粗具规模，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也已开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澳大利亚殖民地属于新开辟的殖民地，贸易垄断现象在这里并不存在，许多人都加入澳大利亚的贸易中来。1792—1800年，澳大利亚贸易额超过50000英镑。[240]1792年6月“大西洋号”军需船从加尔各答驶来，10月，第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也来到澳大利亚，11月，从英格兰来的商船带来了银币，此后，澳大利亚同英国、加尔各答、爱尔兰、美国的贸易逐渐开始。1792年开始，以政府为主导的零售商店计划就已经提出。1797年国务秘书接受了这项计划，开始在殖民地建立零售商店，一些小规模的私人冒险者也出现在市场上。[241]

奠定澳大利亚在英帝国中重要地位的是1802年开始大规模养殖绵羊。澳大利亚养羊业是与英国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纺织业成了英国经济的先导部门，英国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而欧洲大陆由于本身工业的需要，对英国羊毛输出量下降。1797年，曾任新南威尔士保安队上尉的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引进了一些西班牙种的美利奴羊，这是澳大利亚养羊业的开始。

约翰·麦克阿瑟（1766—1834）1766年生于英格兰，1789年任新南威尔士保安团上尉，1793年他和其他军官一样被授予土地，在巴拉马塔创办农场。因与总督不和，他于1804年退役，1805年被赐5000英亩土地，因经营牧羊场而发财。他早在1792年就意识到，澳大利亚殖民地需要各种物品，为此，就必须在殖民地生产可供出口的物品，作为进口的交换。他写道：“在距离地球其他文明地区如此遥远的这个小小居民点，是不会有最终成功的希望的，除非它能生产一种用于出口的原料。这种原料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242]他预见到澳大利亚将从英国不断扩大的羊毛市场获利，并对母国的繁荣做出贡献。[243]他认为这种出口产品应该是羊毛，因此从1795年起便常年雇佣30—40人饲养家畜。1797年，他设法从好望角购买几只西班牙种绵羊，获得成功。

麦克阿瑟夫妇居住在巴拉马塔附近的伊丽莎白农场，农场以麦克阿瑟夫人的名字“伊丽莎白”命名，主要种植小麦和水果等植物。伊丽莎白·麦克阿瑟将这里比作“英国花园”。到1800年，有1500名定居者住在巴拉马塔附近地区，这里大部分土地适合放养牛羊，而不太适合种植庄稼。1801年，麦克阿瑟积聚了1000英亩以上的土地和1000只以上的绵羊。[244]1802年11月他回到伦敦向工厂主展示他的种羊，此时，拿破仑战争正严重地阻碍欧洲羊毛的供给。1804年，班克斯建议在新南威尔士授予麦克阿瑟100万英亩土地，以便让他成立公司生产高质量羊毛，即使失败了，对殖民地也有好处。[245]枢密院委员会审查了班克斯的建议后，同意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展养羊业，但授予的土地的规模有所缩减。澳大利亚总督根据伦敦方面的指示，赐给麦克阿瑟5000英亩土地饲养美利奴细毛羊，1805年，麦克阿瑟又从英格兰的克尤皇家繁殖场搞来7只美利奴公羊和3只母羊，进行饲养试验，取得了优良品种。经过长期努力，到1822年，麦克阿瑟已经能往英国输送68吨上等羊毛，其质量可与欧洲产的最好羊毛相比，这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英国特别需要优质羊毛。[246]从这以后，澳大利亚兴起了大规模的养羊业，并获得巨大成功。

澳大利亚东部地区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养羊业，在南纬35—25度之间有一片长以千公里计的大牧场，这里降雨量适中，气候温和，既没酷热，也没有欧亚大陆上的严寒。这些优越的条件使澳大利亚的养羊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30年代，大批的羊群出现在东澳大利亚和范迪门。

养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的一个主要经济部门出现，引起英国的重视，改变了人们对流放殖民地的观念。人们意识到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提供原料、进行投资和销售工业品的场所。英国的政策不知不觉中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把大批资本投资于这里的细羊毛生产，不少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也移民到这里，经营牧场，政府也开始鼓励小资本家向澳大利亚移民。这样出现了“牧羊业大跃进”（the Great Sguatting），牧羊人随着日益增多的羊群向内陆推进，距离东海岸越来越远。19世纪20年代，牧场主从昆布兰平原迁移出来，所延伸的范围已经距离悉尼250公里。[247]所以说，养羊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

此后，规模巨大的牧羊公司和牧场像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牧羊业开始迅速发展。这与澳大利亚羊毛出口逐年迅速增长有很大关系。1810年开始羊毛出口，仅为167英镑，第二年就猛增了1000余倍，出口了17.5万英镑。[248]澳大利亚羊毛在英国市场的占有率持续增加，从183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25%，再增加到1850年的50%。这个时候，澳大利亚羊毛的销售额达到每年200万英镑，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羊毛是维持澳大利亚一个世纪繁荣和增长的主要产品。[249]随着澳洲羊毛走俏国际市场，牧羊业日趋繁荣。1821年，澳大利亚已经有21万只绵羊，30年代增加到100万只，到1840年拥有1600万只羊，人均40只。澳大利亚成了真正的“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汉考克教授所说：“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最后成为一个自由国家。”[250]

澳大利亚也引起了法国的注意，18世纪末法国经常派探险船来澳大利亚。为了防止法国的渗透，1788年英国宣布占领东经135度以东至沿海的地区，其中包括塔斯马尼亚。19世纪初期，澳大利亚总督派了一个由犯人、士兵和移民组成的小规模探险队到达塔斯马尼亚岛南端，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1804年，金总督派人在该岛北端建立了殖民区。这两块殖民区的移民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犯人。后来又在塔斯马尼亚西海岸发现了麦夸里港，并把重要的流放犯移往那里。这样，澳大利亚又出现了第二个流放犯殖民区即塔斯马尼亚，起名叫范迪门殖民区（Vandiemen'Land）。182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将范迪门殖民区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建立单独政府和七人组成的立法会议，议员由英王指定。殖民区的第一任总督是乔治·阿瑟上校。同时还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总督的参谋机构，以及司法机构高等法院。

塔斯马尼亚殖民区建立与巩固之后，英国殖民者随即将视线转向澳洲大陆的西部地区。在拉伦克·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出任总督三年后，欧洲移民发现了一条跨越山脉沿东海岸而下的道路，便纷纷踏上了这条道路。从海岸上看去，这条山脉就像昆布兰平原天际边的一条深蓝色的长线，于是被命名为蓝山山脉。1814年罪犯们修筑一条横越蓝山的公路，打开了蓝山西部大平原的大门。19世纪2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开始向内陆腹地发展，殖民者的注意力也投向澳大利亚西部。

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的最初30年时间里（1788—1821），人口逐渐增加，经济迅速发展。据总督麦夸里报告，1810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为11590人，绵羊25888只，开垦种植土地7 615英亩。1821年10月，澳大利亚人口已经达到38778人，绵羊290158只，开垦种植土地32267英亩。[251]在1819年全澳大利亚白人人口中，犯人及其后裔占3/4以上[252]。近30年时间里，澳大利亚的拓殖者们在这个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崭新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巩固。悉尼的城市建设也粗具规模，已经有“第二罗马”之称。阿诺德博士（Dr.Arnold）这样评论道：30年前，这里完全是森林，但是到了1810年，一个人走进悉尼街头，好像走在大城市；在海滨，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豪华、优美的英国式的最好的餐桌。政府大厦装修精美，窗明几净，大厅悬挂着镶嵌鲜花的彩旗，就好像在英国那样。[253]1817年，麦夸里总督建议采用“澳大利亚”这一名称来命名澳洲大陆，取代以前使用的“新荷兰”。1818年1月26日，为庆祝殖民地创立30周年，麦夸里宣布这一天为公共假日，还举行了庆祝舞会。此后，周年庆祝日成为每年一次的节庆日。[254]

在新南威尔士流放犯殖民地创建的最初30年内，与流放制度以及单一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严格的军人管制，总督长期由海军军官担任，总督以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法案和英国政府颁布的特许状为依据，掌握了政治、军事、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绝对大权。总督之下设立副总督，负责殖民地行政工作的是行政秘书。司法机构有军事法庭、刑事法庭和民事裁判法庭。由于总督的权力由英国议会决定，再由殖民大臣转授，因此总督对英国政府负责，受母国政府的遥控。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有完全的立法权，并通过内阁中的殖民大臣把权力转给总督。所有这些决定了总督必须唯母国政府之命是从，这与旧帝国时期有很大不同。在英国眼里，澳大利亚总督既不是一级政府官员，也不是它的代表，而是一个“严厉的监工”。但随着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产生，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犯人人数减少，自由移民增多，澳大利亚已经向移民殖民地发展了。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开始反对总督的专制统治，要求对原来的统治体制进行改革。反对专制的斗争和自治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说来，在1823年以前主要是反对总督专制，此后主要是争取自治。

政治斗争最初集中在罗姆酒贸易和对待犯人的政策这两大问题上。罗姆酒是一种烈性甜酒，菲利普总督在职时禁止销售这种酒，认为酒是导致犯人第二次犯罪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殖民地动乱的根源之一。1792年菲利普总督因病去职，新任总督迟迟未能到来，结果几年之中政权落到了保安团军官格罗斯等人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大搞商业活动，搞罗姆酒贸易，贱买贵卖，发了大财。1807年，约翰·麦克阿瑟就曾经购买378加仑罗姆酒，加入水后变成447加仑，出售后获得的利润是154%。[255]罗姆酒在殖民地销路极广，饮酒风气给殖民地社会带来极大的灾害，许多人的劳动所得大部分消耗在罗姆酒上，以至把劳动工具、衣物、家产都作为买酒的抵押。

1806年8月，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出任澳大利亚总督。布莱曾随库克到过澳大利亚，也曾在威尔逊海军大将手下作战，立有战功。但是布莱为人呆板固执，好争辩，脾气暴躁，语言粗野，态度骄横。他一上任便用强硬的手法严厉禁止用烈性酒交换钱物，并将麦克阿瑟等一批违法军官逮捕入狱。布莱总督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军官、士兵和市民的不满，他们走上街头议论布莱的专横。1808年1月，在新南威尔士保安团司令乔治·约翰斯通（George Johnston）带领下军官发动政变，逮捕了布莱总督，释放了麦克阿瑟。总督被逮捕后，政权便落到了以约翰斯通为首的一批军官手中，麦克阿瑟任新南威尔士秘书官。这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有名的“一月政变”，又称罗姆酒暴动（Rum Rebellion）。“一月政变”是澳大利亚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地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向以总督为首的专制制度展开的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总督的权力开始削弱，为后来的自治运动开辟了道路。

英国政府得知“一月政变”的消息后大为震惊，急忙召回约翰斯通，给以革职处分。后来约翰斯通以平民身份返回悉尼，靠办农场为生，受到当地人民的尊重。布莱再也未被授予公职。“布莱事件”使英国政府感到，必须选择一个为人宽厚的陆军军官担任总督，并率领一支陆军前往澳大利亚，以取代由海军组成的新南威尔士保安团，否则不可能控制局面。这样便任命陆军上校麦夸里为新南威尔士新总督。麦夸里原为第73团团长，在军界服役达30年之久，名望高，资历深，为人“仁慈而坚定”。1809年12月，麦夸里率领700名士兵到达悉尼，1810年1月，新总督麦夸里宣誓就职。新总督上任后解散了保安团，很快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300名原保安团官兵被吸收到73团，400名被遣送回国。

麦夸里采取大量吸收移民和全面开发殖民地的政策，在越过蓝山后，他大力开发大平原。因而在他执政期间，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南威尔士人口增长了3倍，达到了4万人。他遵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对犯人采取宽厚政策，并给予那些有技能的释放犯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对那些普通的释放犯予以适当安置。他说：“当一个人获得自由之后，他以前的身份应当被忘却，不要对他本人产生不利影响”。[256]麦夸里总督动用专断权力，赦免表现良好的罪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的刑释人员被任命担任公职，并在总督府受到招待。他认为：“这个地方应当成为每一个合格的刑释人员的家园，并且是幸福家园。”[257]

但是麦夸里总督依然采取总督专制政策，独断专行。1815年后，殖民地繁荣对自由移民产生很大吸引力，但麦夸里并不鼓励他们移居该地，这种做法使自由移民很不满。加上他对自由移民违法者严厉制裁，因而引起一部分自由移民的不满。这种局面使英国政府感到，不能再用原来的统治方法来治理澳大利亚，必须建立一个咨议性的立法机构，才能避免殖民地再次发生不测事件。

因此，1823年英国议会颁布《新南威尔士法案》（The New Wales Act，1823），这个法案赋予新南威尔士制定法律的权力，法案规定成立立法会议，成员5—7人，由英王任命。决定在新南威尔士成立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和立法，立法委员会成员由英国殖民大臣任命。条例还规定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在新南威尔士设立高等法院，采用陪审团制来审判案件；范迪门殖民区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建立单独殖民区，设副总督，受新南威尔士总督控制。法案虽然保留了总督的权力，但是他毕竟要受这一法案条文的约束。因此，1823年《新南威尔士法案》是澳大利亚政治转型的开始。澳大利亚本土化是随着这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并逐渐形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发展的基本特征。[258]